在我国的历史文化中,地方志占有重要的地位。但专为陵墓修志,却不多见。清代曾为炎帝陵四次修志。
康熙初,酃县人罗士彝撰《炎陵述古》 (又称《鹿坡山志》 ),为炎帝陵有志之端。康熙六十年(1721) , 酃县教谕彭之昙撰《炎陵初志》四卷。 《述古》、 《初志》所辑史迹,多为后来修纂县志与陵志所收录。
道光八年(1828),由县令沈道宽主持,宁乡人王开琸、长沙人毛国翰,撰《炎陵志》八卷,设帝纪、陵庙、祀典、碑碣、山川、诗赋、杂说等七门,将古史近迹,钜典懋仪,佚文轶事,详考载备。道光十八年(1838),县令俞昌会再举重修。其《例言》云: “兹编盖主王本(道光八年王开琸撰本) ,而类述特加详悉。 ”全书10卷,约6万字。
《(重修道光)炎陵志》卷首载道光八年本序、 《炎陵初志》序、目录、例言。另附陵庙全图、山川图、 (神农)种谷图像、尝药图像、庙祀图像、大祀陈设图、陵殿新图、香使公馆图等8幅。
《帝记》 (二卷) ,载有从68部明代以往经史诸子中选录的有关神农炎帝德业、世系及论述136段。其中卷二在引文后,以“按语”形式对古史传说中关于神农炎帝的名号、著述、形象、世系、后裔等众说纷纭的问题,博引曲证,比较辨析,求同存异。
《陵庙》卷,附寺、坊、公馆、亭、台。此卷对炎帝陵墓、庆甲至小帝(传说中炎帝的继位之裔)诸墓,引经据典,加以考证。并将宋代以来炎帝陵庙以及奉圣寺、崇德坊、天使公馆、县官斋宿馆、宰牲亭、飞香亭、味草亭、咏丰台等附属建筑之沿革、规制,陵区保护之饬令等,历考载籍。
《祀典》卷载宋代以来炎帝陵祭祀制度;清代炎帝陵大祀与春秋时祀礼仪。并附载陈设、祭器、祭品、仪程、乐章,及大祀、时祀存留经费等。(www.xing528.com)
《碑碣》卷(二卷)收录清代顺治八年至道光十六年“御祭碑”碑文30篇。明洪武四年至崇祯初“御祭碑”碑文14篇并述及立碑之处;载历代记事碑、题词碑及墓道碑、墓碑等杂碑始末。对存碑之书体、款识均详载明备。
《山川》卷,选录“实为灵区呵护”的山川古迹、名胜奥境42处。
《纪咏》卷(二卷),选录论、记、考等4篇,乐章、歌、赋各1篇,以及颂扬帝德、陵庙、祀典、碑碣、古迹、山川等内容的诗63首。
《 (重修道光)炎陵志》引古籍百余部;涉传说人物与历史人物200余人(不含引书及诗文作者);载古史传说中炎帝神农遗迹、炎陵山水名胜及其他地名200余处;载存炎帝陵诗、文、题词等130篇;著录历代对炎帝陵的祭祀及修葺,因而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与文物信息。不仅是研究炎帝、炎帝陵、炎帝文化的重要历史文献,而且也是研究民族民俗文化、地理环境的重要史料。所载祭祀礼仪、陵庙及附属建筑的修葺、名胜古迹的历史风貌等,对于炎帝陵风景名胜区的建设与保护、祭祀文化的传承,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20]
除专修陵庙志之外,明清两朝纂修的《酃县志》 (四种)设《炎陵》卷。明《(嘉靖)衡州府志》、 《(万历)湖广总志》;清《(康熙)衡州府志》、 《(康熙)湖广通志》、 《(乾隆)湖广通志》、《(乾隆)衡州府志》、 《(嘉庆)湖南通志》、 《(光绪)湖南通志》等,均载有“炎帝墓”、 “炎帝陵”等内容,并于《艺文》卷收录《祭炎帝陵文》以及相关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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