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农炎帝建都创制-神农炎帝文化

神农炎帝成为天下共主之后，先后以伊、耆两地为国（方国），并相继在陈与曲阜建立都城，即古籍所谓“初国伊，继国耆”， “居陈，迁曲阜”， “都于陈”， “营都于鲁”。〔9]从此，神农炎帝在更大的格局之下，以超常的智慧和魄力，迈开文明创制、与时俱化的步伐。

中心聚落 农耕制度的确立，促进了农业聚落的诞生和繁荣。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口迅速增殖并相对集中。这时，大型聚落应运而生，制陶、纺织、琢玉等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部落间的交易活动日趋频繁；观天记时、祭祀天地神灵等原始宗教活动，有了固定的场所和专司人员。这些变化，为“城”的孕育创造了条件。

炎帝部落联盟的形成，催生了“中心聚落”（都城） 。

中心聚落是处于中心地位的大型聚落，往往建成功能齐全、规模较大的“城”，与周围的中小型聚落形成主从关系的聚落群体。中心聚落的出现，预示着社会生产达到了一定水平，社会组织的发展将要进入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即母系氏族社会走向衰落，父权制社会逐步兴起。

神农炎帝先在“陈”地（今河南省淮阳县）建都，“征伐”补遂部落之后，将“都”迁至曲阜。 《乾坤凿度·乾凿度》云：“神农氏建治于鲁，今泰山东曲阜县也⋯⋯今乐台在鲁，教农台在顿者也。”

神农炎帝部落在东迁途中，曾与补遂部落发生冲突。补遂，又作斧遂、辅遂。大概是以打制石器、烧制陶器见长的半游牧部落。 《战国策·秦策》 ：“昔者神农伐补遂。 ”高诱注：“神农，炎帝号也。补遂，国名也。 ”银雀山汉墓竹简《孙膑兵法·见威王》亦云：“神戎战斧遂。 ”注：“神戎，即神农。斧遂或作补遂。 ”冲突的原因、经过不详。唯《路史·后纪》载： “补遂不㤨，乃伐补遂而万国定。 ”“不㤨”，有“不恭”之意，可能指补遂部落有凌侮其他部落之举。而所谓“伐”、 “战”，只不过是威慑而已。

“都”是联盟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都城的建立，标志炎帝部落联盟由“行国”成为“居国”。

《路史·后纪》云：神农“课工定地，为之城池”。 《事物纪原》 ：“城池之设，自炎帝始矣。 ”我们无法找到文献资料来描述炎帝都城的情况，但可以从同一考古文化时期的材料中看到它的影子。

湖南澧县城头山有大溪文化城址，平面呈圆形，内圆直径约310米，城内面积约7. 6万平方米，四个方向各有一城门，大致相互对应。城墙外侧有护城河环绕。由自然河道和人工河道相结合而成，形成天然屏障或运输通道，具有供水、护城、航运为一体的功能。城内中央部位有高约1米，南北长约60米，宽约30米的夯土台基。〔10]可能是祭坛的台基。

仰韶文化郑州西山城址，城内面积约3万平方米，规模不大。城垣形制不规整，总体形状近似圆形。城垣建筑采用小板块逐层逐块依次夯筑。城内布局，中部、东部为居住区，发现房屋基址200余座、窖穴和灰坑2000多个；城垣外西部与北部为墓葬区，发现墓葬200多座。〔11]

城头山古城建于6000年前，西山城址亦距今5000多年，像这样的城址还发现多处，遍布我国东西南北。有的遗址面积达到十几万、二十几万，甚至百余万平方米。〔12]

《汉书·食货志》 ：“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十万，而无粟不能守也。”这段话虽然是说“神农之教”强调“粟”的重要，但从中也可窥度神农都城不仅规模较大，而且功能齐备。

以火纪官《南齐书·百官志》云： “建官设制，兴自炎、昊”。说设官立职的事，伏羲、炎帝时期就有了。

《竹书纪年统笺》：炎帝神农氏“有火瑞以纪官。命官分制。”《汉书·百官公卿表》谓： “《传》述其官，以为宓羲（伏羲）龙师龙名，神农火师火名”。

所谓“以火名官”，即以“火”之名称谓官职，划分职责。

神农炎帝设立春官、夏官、秋官、冬官、中官。 “春官为大火，夏官为鹑火，秋官为西火，冬官为北火，中官为中火”〔13]。大火、鹑火、西火、北火、中火是古代的星辰名称。以春、夏、秋、冬四季标志性星辰名任命的职官，分别负责观察各星辰的出现时间，以确定“四立日”的起始，发布不同季节的农事、祭事等时令。

与此同时，设立“五正”：以柱为农正，共工为水正、工正，祝融为火正，分别管理耕播、治水、工（制）作和烧荒垦地等职事。(www.xing528.com)

此外，还任命若干“专司”。命白阜“度地纪脉”，以“正其制”；命司怪“主卜”，巫咸、巫阳“主筮”；命刑天（郴夭） “司乐”；僦贷季“立方书”， “理色脉”；赤冀（亦作赤粪、赤粪若）“创捄敛为杵臼，作耝、耨、钱、镈、梋、鬻、井、灶”；以屏封（丙封） “作穗书”，颁发政令；以赤松子为雨师， “制请求雨之法”。

刻画符号陶片（山东大汶口出土）

大溪文化刻画符号（湖北宜昌杨家湾）

符号纪事 最早的记事制度始于伏羲。 《周易·系辞下》云：“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垂宪象。八卦、结绳是伏羲氏发明的记事方法。

最初，神农炎帝沿袭“结绳记事”之法。郑玄《周易注》 ：“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 ”有考古研究称：“仰韶文化时代，各居住中心都有一所结绳挂藏室。 ”〔14]说明结绳记事在当时已经普及。后来，记事量大了，不仅名目容易混杂，而且虚假的东西随之产生。 《说文解字》说了这件事：“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

仰韶文化刻画符号（陕西半坡、姜寨）

随着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日益扩大，“记事”的范围越来越宽，内容越来越丰富。有些政令必须广泛传播，仅凭“结绳”的办法已不能满足需要。于是产生了记事符号“书契”、 “穗书”。

《周易·系辞下》云：“上古结绳记事，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 ”《字源》：“炎帝因嘉禾作穗书”。 《路史·后纪》：神农“命屏封作穗书，以同文攽令。”

传说，有一年风调雨顺，禾苗茁壮，甘泉喷出，瑞兆频现。羊头山的先民种植的谷子一秆长了八个穗子，大家啧啧称奇，赞为“嘉禾”。先民将谷穗献给炎帝，炎帝看了也很高兴，于是因势利导，命屏封作“穗书”，即用一种一看即懂、形似谷穗的符号颁发了一道著名的政令：壮年男子必须耕种，青年女子必须织布。否则，天下就要挨饿、受冻。〔15]

书契、穗书是什么样子，不得而知。考古资料显示，仰韶文化时期的确存在大量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有研究认为，有关农业的文字大都从“辰”，其起源就与使用“蜃（即蚌）镰” （以蚌壳为镰）作收割工具的文化时期以农业为主的部落有关。

其实，在部落内部以符号记事的时间，应早于神农炎帝时期。距今8000年的秦安大地湾人，在彩陶内壁上刻有表示数字的符号；在大约同一文化时期的贾湖遗址，一些甲骨上也刻有象形符号。而在西安半坡、临潼姜寨、湖北宜昌杨家湾等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则发现较多的彩绘纹饰和文字符号。在距今7000年前的蚌埠双墩遗址出土的陶片上，发现600多个刻画符号。有学者认为，这些符号具有一定表意、计数和简单的记事功能，是一种地域性的刻画符号，亦可称为处于前文字阶段的符号体系〔16]。

颁布政令“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此神农、黄帝之政也。 ” 〔18]说神农、黄帝晓谕大义，实行“德政”，没有赏罚也可以劝善止邪。因而最初的“政”，多为颁布历法与强调农事。也有带约束性的行为准则。这些准则，在古籍中被称作“神农政典”、 “神农之政”或“神农之制”、 “神农之法”、 “神农之禁”。

神农《政典》曰：“惟天生民，惟君奉天，惟食丧祭，衣服教化，一归于政”。 “正天时因地利，惟厚于民；民为邦本，食惟民天。农不正，食不丰；民不正，业不专。惟民有数（即法），惟食有节，惟农有教，林林生人，无乱政典。 ”〔18]

神农炎帝禁止在繁殖时节伤害生灵。 《六韬》云：“神农之禁，春夏之所生，不伤不害。”

神农炎帝制定“荒政”，即凶荒时的救济之法。 《管子·揆度》载：“神农之数曰：一谷不登，减一谷，谷之法什倍。二谷不登，减二谷，谷之法再什倍。夷疏满之。无食者予之陈，无种者贷之新。故无什倍之贾，无倍称之民。”大意说：一谷减收，谷物将贵十倍。二谷减收，将再贵十倍。为平衡丰歉。神农的办法是：没有吃的，发给陈谷（储备粮）；缺少种子的，借给新谷。由于推行“救荒”之政，因而没有贵十倍的粮价，也没有“倍称”（借一还二）的百姓。 “农夫敬事力作，故天毁地凶，早泆（涝）并作，而亡（无）有入于沟壑乞请者。”〔19]

为后人津津乐道的还有“男耕女织”制度。考古资料显示，距今7000年前后，开始出现男女分工，即男人以渔猎为主，女人以采集为主。至神农炎帝时期，“男耕女织”既是性别分工模式，也是一种严厉的制度和政令。 《吕氏春秋》、 《淮南子》等都有男必耕、女必织之说，并强调是“神农之制”、 “神农之法”。

这种分工制度，影响了中国农业社会数千年历史，成为农耕文化的鲜明符号。在古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中， “男耕女织”，被视为合理的社会分工、浪漫的田园情调、美满的小农生活而加以咏歌。“牛郎织女”的神话、戏剧，即是其中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