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世表第一
（帝舜）瞽叟生重華，是爲帝舜。（2/490/1/5[1]）
《史詮》謂：“‘是爲帝舜’上缺‘重華’二字。”（1/284/9）
按：今依《三代世表》之文例，凡同格内文字不重文，非同格内文字則重文。“瞽叟生重華是爲帝舜”九字因在同格内，故無需重“重華”兩字。考本《世表》有云：“（帝俈）蟜極生高辛，爲帝俈。”[2]則“爲帝俈”上不重“高辛”二字。又云：“（帝俈）高辛生后稷，爲周祖。”[3]則“爲周祖”上不重“后稷”二字。又云：“（帝槐）主癸生天乙，是爲殷湯。”[4]則“是爲殷湯”上不重“天乙”二字。又考本《世表》有云：“（帝俈）蟜極生高辛。高辛生放勛。”[5]又云：“（帝堯）放勛爲堯。”[6]再如：“（帝舜）顓頊生鯀。鯀生文命。”[7]又云：“（帝禹）文命是爲禹。”[8]諸字不在同格内，故重文。
《史詮》不深究《世表》之文例而致有此誤，梁氏又盲從其説。
從黄帝至桀二十世。（2/494/1/1）從黄帝至湯十七世。（2/494/2/1）從湯至紂二十九世；從黄帝至紂四十六世。（2/500/4/1）從黄帝至武王十九世。（2/500/5/1）
黄帝至桀何止二十世，即依《史》所書世次數之，亦是二十一世，非二十世也。（1/285/11）湯至黄帝之世次不可考，即依《史》數之，亦是十八世，非十七世也。（1/285/3）湯至紂乃三十世，非二十九也；而黄帝至紂之世次不可考，依《史》所書，亦當作四十七世，非四十六也。此皆誤。（1/287/5）若依《史》數之，黄帝至武王乃二十世，不得言十九。夫周自后稷至武王尚不止十九世，况起自黄帝乎？（1/287/9）
按：瀧川資言及李景星兩人辨此，亦與梁氏之説同，[9]三人所叙世次皆較《世表》多一世。
周法高辨此《世表》有云：“都是自次一世起算。若照通行的算法，則應增多一世。”[10]又云：“瀧川氏不明此理，所以便誤會了。”[11]施之勉曰：“諸數世次處，史公或離身數，或連身數。黄帝至桀二十世，是離身數也。”[12]又曰：“黄帝至湯十七世，亦是離身數也。”[13]又曰：“湯至紂二十九世，黄帝至紂四十六世，皆是離身數也。”[14]施氏所謂“離身數”[15]，即從次一世起計之，與周法高之説同。《世表》稱“黄帝至武王十九世”，雖世次遠不止十九，然依《史》所書，此亦是離身數也。沈家本曰：“從黄帝至桀二十世，不數黄帝爲二十。從黄帝至湯十七世，不數黄帝爲十七。從湯至紂二十九世，從黄帝至紂四十六世，不數湯與黄帝爲二十九、四十六。”[16]所説亦同。
帝太戊，雍己弟。以桑穀生，稱中宗。（2/496/3/1）
殷有三宗，《表》于太戊書稱中宗，于武丁書稱高宗，而獨不書太甲之稱太宗，不亦疏乎？至《竹書》以太戊爲太宗，祖乙爲中宗，恐不可信。（1/286/4-5）
按：《世表》稱太戊爲中宗，誤，梁氏不當信之。《竹書》稱祖乙爲中宗，當是。
王國維論“中宗祖乙”曰：“《戩壽堂所藏殷墟文字》中有斷片，存字六，曰‘中宗祖乙牛吉’，稱祖乙爲中宗，全與古來《尚書》學家之説違異。惟《太平御覽》引《竹書紀年》曰：‘祖乙滕即位，是爲中宗，居庇。’今本《紀年》注亦云：‘祖乙之世，商道復興，號爲中宗。’今由此斷片，知《紀年》是而古今《尚書》家説非也。《史記·殷本紀》以大甲爲大宗，大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此本《尚書》今文家説。今徵之卜辭，則大甲、祖乙往往並祭，而大戊不與焉。卜辭曰：‘□亥卜貞，三示御大乙、大甲、祖乙五牢。’又曰：‘癸丑卜□貞，求年於大甲十牢，祖乙十牢。’又曰：‘丁亥卜□貞，昔乙酉服
御。大丁、大甲、祖乙百鬯、百羊，卯三百牛。’大乙、大甲之後，獨舉祖乙，亦中宗是祖乙非大戊之一證。《晏子春秋·内篇諫上》：‘夫湯、大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亦以祖乙與大甲、武丁並稱。”[17]今從王氏此説。
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惠王二十五）（晉獻公二十五）伐翟，以重耳故。（2/585/2/5）
僖八年《左傳》：“晉敗狄於采桑。虢射曰：‘期年，狄必至。’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復期月。”杜注以晉敗狄爲前年事。則伐翟在晉獻二十四年，《春秋》失書，此與《世家》並誤在二十五年，蓋讀《左傳》未審耳。（1/333/10-11）
按：晉伐翟，《十二諸侯年表》及《晉世家》載於獻公二十五年，當是。
考僖公八年《左傳》云：“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爲右，以敗狄於采桑。梁由靡曰：‘狄無耻。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18]杜預注曰：“（敗狄于采桑）《傳》言前年事也。”[19]又曰：“（復期月）明期年之言驗。”[20]俞樾辨此，嘗云：“僖八年《傳》：‘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爲右，以敗狄于采桑。’杜注曰：‘《傳》言前年事也。’案：《傳》文追叙往事，自有體例，如云‘會于夷儀之歲’於鄭子國之來聘也，皆其例也。此《傳》‘晉里克帥師’數語，初無追叙之詞，杜乃云‘言前年事者’，蓋以虢射曰‘期年狄必至’，故以此爲前年事耳。今按：下文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杜注曰：‘明期年之言驗。’然‘復期月’三字不可解。‘復’字何義？杜亦不言也。愚謂采桑之役，自在本年，《傳》文承‘八年春，盟于洮’之下，則此役必在二三月間也。虢射曰‘期年狄必至’，而狄人即於是夏伐晉，正見以示弱之，故爲狄所輕。虢射雖能料事，然云‘期年’猶失之太遠也。下云‘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復者反也，歸也。言晉人自采桑歸，僅期月耳，而狄師已至矣。”[21]
竹添光鴻《左傳會箋》引有俞氏此説，王叔岷《史記斠證》又轉引竹添氏《會箋》，遂誤會“愚謂”爲竹添氏，曰：“《左傳》僖八年云云，如杜注，‘復期月’三字不可解，誠如俞説。竹添氏（實是俞樾——引者注）不從杜説，以爲采桑之役，在本年二三月，狄人即於是夏伐晉，其説極是！然於‘復期月’三字，雖有解説，仍未得其義。竊謂‘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報、復互文，復亦報也。謂報采桑之役，報僅期月而已，以證虢射所料期年之太久也。然則《年表》、《世家》晉伐狄並書在晉獻二十五年不誤，杜氏讀《左傳》未審，非史公未審。梁氏未細繹文理，遂誤從杜説耳。”[22]
魯僖公八年春，當晉獻公二十五年，晉伐狄，敗狄於采桑，梁由靡欲乘勝大克狄人，里克僅欲懼之而已。是時，里克爲帥，晉師依帥言，無乘勝逐北。虢射認爲，此乃晉示狄弱之舉，期年狄必至，報此役。然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事在同年夏。春（二三月間）至夏，不過期月而已，故《左傳》言“復期月”，以明虢射料期年爲太久。杜預誤讀《左傳》文，坐實虢射“期年”之言，而謂《左傳》乃追叙前年事。若依杜預之説，晉伐狄，敗狄於采桑，事在魯僖公七年，當晉獻公二十四年，而狄伐晉，報采桑之役，據《左傳》文，事又在魯僖公八年夏，當晉獻公二十五年，則下文“復期月”三字不可解矣。晉伐狄，敗之采桑，而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事在同年，間隔期月而已。《十二諸侯年表》《晉世家》並書晉伐狄在晉獻公二十五年，其文不誤。
（襄王五）（秦穆公十三）丕豹欲無與，公不聽，輸晉粟，起雍至絳。（2/588/2/6）
《史詮》謂：“‘丕豹’上脱‘晉飢請粟’四字。”是也。但豹是請伐晉，不云無與晉粟。（1/334/14）
按：今考僖公十三年《左傳》曰：“冬，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丕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23]止言丕豹請伐晉，不云無與晉粟，此當是梁説所本。
然考《史記·秦本紀》曰：“晉旱，來請粟。丕豹説繆公勿與，因其饑而伐之。”[24]《國語·晉語三》云：“晉饑，乞糴於秦。丕豹曰：‘晉君無禮於君，衆莫不知。往年有難，今又荐饑，已失人，又失天，其有殃也多矣。君其伐之，勿予糴。’”[25]則是丕豹既言伐晉，又言勿予晉粟也。《左傳》文蓋從略耳。梁氏失考。
（靈王十七）（齊靈公二十七）晉圍臨淄。晏嬰。（2/638/2/4）
《史詮》曰：“‘圍’下缺‘我’字，‘臨淄’下衍‘晏嬰’二字。”（1/360/10）
按：梁氏所見《史》本“晏嬰”二字下尚有“大破之”三字，文與今本異，故有此論。
考《史記·齊世家》曰：“（靈公）二十七年，晉使中行獻子伐齊。齊師敗，靈公走入臨菑。晏嬰止靈公，靈公弗從。曰：‘君亦無勇矣！’晉兵遂圍臨菑，臨菑城守不敢出，晉焚郭中而去。”[26]此《十二諸侯年表》曰：“（靈王十七）（魯襄公十八）與晉伐齊。”[27]又曰：“（靈王十七）（晉平公三）率魯、宋、鄭、衛圍齊，大破之。”[28]且《魯表》《齊表》《晉表》依次爲二欄之三、四、五格。今據此知，晉率魯、宋、鄭、衛共圍齊，齊師敗。若依《史詮》之説，《齊表》“臨淄”下衍“晏嬰”二字，則“大破之”三字爲齊大破晉，是與史實相反矣。《齊表》内“晏嬰”兩字當非衍文，文有脱誤耳，且“大破之”三字不當在《齊表》内，恐因下格《晉表》内之“大破之”三字而誤衍入《齊表》，或此三字當補入上格《魯表》。
錢大昕、王念孫所見《史》本“晏嬰”下均有“大破之”三字。錢大昕曰：“《齊世家》：‘靈公走入臨淄。晏嬰止靈公，靈公弗從。’此文（即《十二諸侯年表》——引者注）當有脱誤。”[29]王念孫云：“《齊世家》曰：‘晉使中行獻子伐齊。齊師敗，靈公走入臨菑。晏嬰止靈公，靈公弗從。’此文（即《十二諸侯年表》——引者注）‘晉圍臨淄’下，傳寫殘缺，僅餘‘晏嬰’二字。其‘大破之’三字，則因下一行《晉表》内‘圍齊，大破之’而衍。《晉表》以晉爲主，故言‘圍齊，大破之’。《齊表》以齊爲主，齊爲晉所破，則不得言‘大破之’，故知此三字爲衍文也。明程一枝《史詮》反以‘晏嬰’二字爲衍文，謬矣。”[30]王叔岷曰：“景祐本、黄善夫本、殿本，‘晏嬰’下皆有‘大破之’三字，《考證》本無‘大破之’三字，蓋從王説（王念孫説——引者注）删之。據《齊世家》，《表》‘晏嬰’下疑本作‘止靈公’，涉下格《晉表》而誤爲‘大破之’耳。”[31]崔適校此《表》作：“靈公二十七年，齊師敗，靈公走入臨淄。晏嬰止靈公，靈公弗從。”[32]按語曰：“毛本止作‘晉圍臨淄、晏嬰’六字，監本‘晏嬰’下有‘大敗之’三字，皆誤。今依《世家》正。”[33]崔氏之校雖改動甚多，却與史實相合。另，周尚木辨此駁王念孫曰：“王以‘晏嬰’二字爲殘剩字，甚是。以‘大破之’三字爲衍文則非。此‘大破之’三字，乃上格《魯表》‘與晉伐齊’句下之語而錯入此格者。晉圍臨淄之役，在魯襄公十八年，魯預其事，敗齊師，故《魯表》云‘大破之’耳。蓋抄寫《表》文，行格最易錯亂，若重寫，則因字數不多，極易發見，故知其非衍文也。”[34]周氏之説甚得情理。中華書局修訂本《史表》魯襄公十八年“與晉伐齊”[35]四字下亦當補“大破之”三字。
（敬王二十七）（晉定公十九）趙鞅圍范、中行，鄭來救，我敗之。（2/672/2/5）
“我”字衍。（1/380/3）
按：梁氏讀“鄭來救我”爲句，故以“我”字爲衍文。
“我”字當下屬“敗之”爲句，不爲衍文。“我”謂晉，實即趙鞅，“我敗之”即趙鞅敗鄭也。考此《十二諸侯年表》有云：“（敬王二十七）（鄭聲公八）救范、中行氏，與趙鞅戰於鐵，敗我師。”[36]知鄭救者爲范、中行氏，而《晉表》“我敗之”，亦即《鄭表》所載趙鞅敗鄭師於鐵之事。
（敬王三十二）（宋景公二十九）侵鄭圍曹。（2/675/1/8）
《史詮》謂今本誤“曹”爲“魯”，是也。蓋《表》中“曹”字有誤作“晉”者，魯桓十六年“會曹伐鄭”作“會晉”也。有誤作“魯”者，魯定十二年“衛伐曹”作“伐魯”，及此年“侵曹”作“侵魯”也。但考《春秋》哀七年無宋侵衛事，則“衛”字當衍。或曰晉魏曼多侵衛，宋必以師從，故《表》書之，然無據。（1/381/11-13）
按：梁氏所見《史》本“侵鄭圍曹”作“侵鄭衛魯”，故有此論。
梁氏所據《史》本“曹”誤作“魯”，《史詮》已有説。然而，梁氏所據之本，“圍”字又譌作“衛”，此乃聲之誤也。梁氏不知，故以“衛”字爲衍文。“或曰”云云，尤爲臆説。杭世駿、郭嵩燾所見《史》本亦均譌作“侵鄭衛魯”。杭世駿曰：“《世家》不載，《春秋》‘春，宋皇瑗帥師侵鄭’，無侵衛、魯之文，‘秋，宋人圍曹’，則魯當是曹。是年，晉曼多帥師侵衛，則侵衛當是晉事。”[37]郭嵩燾曰：“以上下文證之，‘衛魯’當是‘圍曹’之誤。金陵本作‘圍曹’，是。”[38]考此《十二諸侯年表》云：“（敬王三十二）（曹伯陽十四）宋圍我。鄭救我。”[39]今據此《曹表》可知，《宋表》當作“圍曹”。考哀公七年《左傳》曰：“宋人圍曹。”[40]魯哀公七年，當宋景公二十九年，亦可證梁氏所見本《史》文“衛魯”乃“圍曹”之誤。
六國年表第三
（威烈王十三）（齊宣公四十三）伐晉，毁黄城。（2/707/2/8）
“敗”字誤，當依《田完世家》作“毁”。（1/399/16）
按：張文虎校曰：“毁，各本譌‘敗’，《世家》作‘毁’。依《志疑》改。”[41]梁氏所見本《史》文作“敗黄城”，其依《田完世家》校作“毁”，張文虎、今本《史記》均從梁氏之校，實爲不妥。
張文虎所據各本皆作“敗”字，適證《史》文原作“敗”，不作“毁”。瀧川資言亦據梁氏之校作“毁”字，[42]水澤利忠曰：“毁，景、井、蜀、耿、慶、中統、彭、毛、凌：敗。”[43]亦可證《史》文原作“敗”。
敗、毁同義，敗即毁，故無需據《田完世家》校改《年表》之文。今考《戰國策·秦策四》“乘毁魏氏之威”高誘注：“毁，敗也。”[44]《説文》曰：“敗，毁也。”[45]又考《吕氏春秋·謹聽篇》“亂之定，敗之成”高誘注：“敗，一作毁。”[46]《淮南子·泰族篇》“折枹毁鼓”[47]，而《要略篇》則作“敗鼓折枹”[48]。《莊子·天下篇》曰：“未敗墨子道。”[49]《經典釋文·莊子音義下》曰：“未敗：敗，或作毁。墨子是一家之正，故不可以爲敗也。崔云：未壞其道。”[50]敗、毁，同訓爲壞。《史》作“敗”字，乃其舊文。中華書局修訂本《史表》作“敗黄城”[51]，篇末“校勘記”曰：“伐晉敗黄城。‘敗’，原作‘毁’，據景祐本、紹興本、耿本、黄本、彭本、柯本、凌本改。按：本書卷四六《田敬仲完世家》：‘宣公四十三年，伐晉，毁黄城，圍陽狐。’‘敗黄城’即‘毁黄城’，作‘敗’蓋存古本之舊。”[52]甚是。
（安王二十四）齊威王因元年。自田常至威王，威王始以齊彊天下。（2/715/5/8）
威王之名，《年表》《世家》及《魯仲連傳》並作“因齊”，《國策》作“嬰齊”，必誤。蓋時有田嬰，决無君臣同名之理，而身爲齊君，不當以“齊”爲名。考《莊子·則陽篇》有田侯牟，《釋文》曰：“司馬云齊威王也，名牟，桓公子。案《史記》威王名因，不名牟。”據《釋文》，則《史》原無“齊”字。《穰苴傳》：“因爲齊威王。”尤可互證。（1/407/11-13）
按：今本《史》文作“齊威王因”，而梁氏所見本《史》文作“齊威王因齊”，梁氏以“齊”字爲衍文，故今本從其説而删。
梁氏所據《經典釋文》引《史記》曰“威王名因”，或是《釋文》脱“齊”字，或是陸氏所見《史》本脱“齊”字，故不得爲據。梁氏又引《穰苴傳》云“因爲齊威王”，此“因”字原屬上爲句，梁氏句讀有誤，亦不得據此而判定齊威王名因而非因齊。
瀧川資言認爲《釋文》引《史記》“奪一‘齊’字”[53]。王叔岷曰：“《通鑑》‘因齊’亦同。此文（即《田敬仲完世家》——引者注）及《年表》、《魯仲連傳》既皆作‘因齊’，則《莊子釋文》稱《史記》‘威王名因’，‘因’下蓋脱‘齊’字，未足以證《史記》原無‘齊’字也。至如《司馬穰苴傳》所云‘至（田）常曾孫和，因自立，爲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爲猶及也。前人不解‘爲’字之義，而讀‘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爲齊威王’爲句，遂不可通。梁氏摘取‘因爲齊威王’五字，以證威王名因，真大謬也。”[54]趙生群師説：“《史記》卷六四《司馬穰苴列傳》：‘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爲齊威王。’《索隱》：‘此文誤也，當云田和自立，至其孫，因號爲齊威王。故《系家》云田和自立，號太公，其孫因齊，號爲威王。’《司馬穰苴列傳》云‘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爲齊威王’，此處‘因’非人名，梁氏理解文義有誤。”[55]陳直辨《田完世家》“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嘗曰：“《愙齋集古録》卷九、十一頁，有陳侯因資敦，蓋‘嬰齊’爲正體，‘因齊’及‘因資’爲假借字。”[56]諸説可證齊威王名因齊。
今考《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有“頃侯嬰齊”[57]，《趙世家》有“趙嬰齊”[58]，是知古人多以“嬰齊”爲名，嬰齊即因齊。齊威王名因齊（嬰齊），當以有“齊”字者爲是。今本《史表》不當删“齊”字，而修訂本《史表》校作“齊威王因齊”[59]，已補“齊”字，甚是。
（烈王三）（齊威王六）魯伐入陽關。晉伐到鱄陵。（2/717/2/8）
《表》與《世家》皆云：“晉伐。”亦混，晉孝公僅食端氏一城，其國已分，豈三晉同伐齊乎？《通鑑》作“魏伐”也。（1/409/14-15）
按：《史》作“晉伐”，《通鑑》作“魏伐”者，晉即魏。
沈家本曰：“晉，魏也。魏自稱晉。”[60]錢大昕曰：“《十二諸侯年表》始於共和，共和以前則《三代世表》紀之，終於周敬王四十三年，孔子歿後二年，故《序》云‘自共和訖孔子’。其時惟陳、曹先亡耳。史公以《六國表》繼之，晉、衛附於魏，鄭附於韓，魯、蔡附於楚，宋附於齊，各述其後事，以續前表，文簡而法密矣。三家分晉，魏得晉之故都，故魏人自稱晉國，《孟子》書，梁惠王、周霄皆云‘晉國’，而韓、趙則否。史公以晉附魏，蓋以此。”[61]王念孫曰：“晉即魏也。三家分晉，魏得晉之故都，故魏人自稱晉國，而韓、趙則否。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强焉。’周霄曰：‘晉國亦仕國也。’周霄，魏人。《魏策》載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河山之險，豈不亦信固哉？’王鍾侍王，曰：‘此晉國之所以强也。’是晉即魏也。”[62]梁氏不明此理，其“三晉同伐齊”云云，乃臆説。
魏滅晉，魏分晉都而有之，故魏亦稱晉，猶韓滅鄭，韓亦稱鄭之比，故《六國表》之《魏表》附晉事，《韓表》附鄭事。史公往往以晉代魏，以鄭代韓。今考此《六國年表》曰：“（顯王五）（秦獻公二十一）章蟜與晉戰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63]是時晉滅已久，故瀧川資言曰：“晉言魏也。”[64]再考《魏世家》云：“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鄴。”[65]瀧川資言曰：“鄭即韓。《韓世家》云：‘（哀侯）二年，滅鄭，因徙都鄭。’大梁即魏。鄴，當作鄰。”[66]
考此《六國年表》云：“（顯王二十）（韓昭侯十）韓姬弑其君悼公。”[67]梁氏辨此曰：“余謂韓姬乃别一韓大夫，非韓玘也。悼公非韓君也。考三晉遷晉静公於屯留，後之十二年鄭取屯留，鄭即韓。静公遷爲家人，又歷十一年爲昭侯十年，疑悼公即静公，至是被弑也。”[68]梁氏知鄭即韓，却不知晉即魏，亦不善類推矣。
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3/759/5）
“讀”字未安，豈讀《受命譜》乎？（見《漢書·年表序》中）然文義未全，與《高祖功臣表序》云：“余讀高祖侯功臣。”同一語病。（1/455/4-5）
按：考《史記·惠景間侯者年表序》曰：“太史公讀列封至便侯。”[69]《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曰：“余讀高祖侯功臣。”[70]梁氏不明“讀”字之義，故謂史公有語病。
今考《詩·墻有茨》“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毛傳曰：“讀，抽也。”[71]又考《太玄·玄瑩篇》曰：“抽，理也。”[72]《史記·太史公自序》“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裴駰《集解》引徐廣曰：“紬音抽。”[73]司馬貞《索隱》引如淳云：“抽徹舊書故事而次述之。”[74]引小顔云：“紬謂綴集之也。”[75]讀，義訓抽繹、理董、綴集。史公抽繹、理董、綴集秦楚時之舊書故事，故曰“讀秦楚之際”；抽繹、理董、綴集漢初列封故事，故曰“讀列封至便侯”；抽繹、理董、綴集高祖時之侯功臣故事，故曰“讀高祖侯功臣”。
《説文》“讀，籀書也”，段玉裁曰：“竹部曰：‘籀，讀書也。’讀與籀，疊韻而互訓。《庸風》傳曰：‘讀，抽也。’《方言》曰：‘抽，讀也。’蓋籀、抽古通用。《史記》‘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字亦作紬。抽繹其義蕰，至於無窮，是之謂讀。故卜筮之辭曰籀，謂抽繹《易》義而爲之也。《尉律》：‘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諷謂背其文，籀謂能繹其義。太史公作《史記》，曰‘余讀高祖侯功臣’，曰‘大史公讀列封至便侯’，曰‘大史公讀秦楚之際’，曰‘余讀諜記’，曰‘大史公讀《春秋曆譜諜》’，曰‘大史公讀《秦記》’，皆謂紬繹其事以作表也。”[76]段説良是。《史》文自安，其義亦全。
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第五
（高后二）（常山）七月癸巳，初王義元年。哀王弟。義，孝惠子，故襄城侯，後立爲帝。（3/817/2/20—818/1/20）
《漢表》義以十月癸丑立，與《史·吕后紀》合，《紀》書義爲王在十一月前也，此“七月”乃“十月”之誤。但考《通鑑目録》是年十月辛酉朔，無癸巳、癸丑，若七月則兼有之，未知孰是。或云“癸亥”之誤。“皇子”二字衍。“哀王弟”三字宜置“義孝惠子”下，“立爲帝”上缺“後”字。（1/480/16—481/2）
按：梁氏所見本《史》文作：“（高后二）（常山）七月癸巳，初王義元年。皇子，哀王弟。義，孝惠子，故襄城侯，立爲帝。”《史》文與今本有異，故有此論。今本《年表》已據梁説校改，但梁説有可商之處。
此《年表》作“七月”，可信，梁氏反而誤從《漢表》作“十月”。今考《漢書·異姓諸侯王表》曰：“（高后二年）不疑薨，謚曰哀，無子。十月癸丑，王義始，故襄城候。”[77]《史記·吕太后本紀》曰：“（吕太后）二年，常山王薨，以其弟襄城侯山爲常山王，更名義。十一月，吕王台薨，謚爲肅王，太子嘉代立爲王。三年，無事。”[78]《漢表》言“十月癸丑”，《吕后紀》止言義爲王在十一月前，不言爲七月或十月也。今據《通鑑目録》，高后二年十月辛酉朔，無癸巳、癸丑，而七月則兼有之。由此知，義爲王必在七月，不當在十月也。《漢表》“十月”恐是“七月”之譌。若問：癸巳、癸丑，當以何者爲是？曰：不可詳考矣。梁氏所引“或云”亦臆説，不足信。張文虎曰：“《漢書·吕后紀》二年‘秋七月，恒山王不疑薨’，是即封義之月，則七月不誤。《史（·吕太后本）紀》書於十一月前，蓋淺人不知漢初仍秦以十月爲歲首，妄移七月於前。夫七月後之十一月，則當入下年矣。”[79]《漢書·吕后紀》於高后二年“七月”止書“恒山王不疑薨”事，不書義爲王事，若僅據此而立論，尚有缺憾。今考《漢紀·高后紀》曰：“（高后二年）秋七月，恒山王不疑薨，立襄城侯弘爲恒山王。”[80]《史記·吕太后本紀》曰：“（高后四年）五月丙辰，立常山王義爲帝，更名曰弘。”[81]恒山即常山，弘即義，則《漢紀》已明係襄城侯義爲常山王在高后二年七月。
梁氏又認爲此《年表》“皇子”二字爲衍文，今本《年表》據以删，且修訂本《史表》亦據梁説删，[82]可從。
今據前引《吕太后本紀》知，常山王義立爲帝在高后四年五月丙辰，故梁氏謂此《年表》“立爲帝”上缺“後”字，今本《年表》則據梁説補。修訂本《史表》則無“後”字，[83]篇末“校勘記”曰：“（立爲帝）張文虎《札記》卷二：‘中統、游本無此三字。’按：疑‘立爲帝’三字當在（高后）四年‘五月丙辰’下，錯簡在此。本書卷九《吕太后本紀》：‘五月丙辰，立常山王義爲帝，更名曰弘。不稱元年者，以太后制天下事也。以軹侯朝爲常山王。’本卷代王十八年（孝文元年）云‘爲文帝’。”[84]
（孝景前六）（濟北）武王胡元年。（3/845/1/7）
《漢表》胡在位五十四年，天漢三年始薨，不應稱謚，此後人妄改“今王”爲“武王”也。《表》例，凡諸王未卒稱今王，諸侯稱今侯，猶稱天子今上矣。（1/491/10-11）
按：佚名氏《史記疏證》引《史詮》曰：“子長作《表》例，凡諸王侯未卒者不稱謚，則曰今王、今侯，猶稱武帝爲今上也。《表》中有王侯存而稱謚者，乃褚生增改之耳，非《史記》原文也。”[85]與梁氏説同。
趙生群師説：“武王，當爲‘式王’之譌。蓋後人改‘今王’爲‘式王’，又誤作‘武王’也。《漢書》卷一四《諸侯王表》：‘孝景六年，（濟北）成王胡嗣，五十四年薨。’《漢表》作‘成王’，亦‘式王’之形譌。《漢書》卷一五上《王子侯表上》五據、富、平、羽康、胡母五侯皆云‘濟北式王子’。《漢書》卷四四《濟北王傳》：‘濟北貞王勃者，景帝四年徙。徙二年，因前王衡山，凡十四年薨。子式王胡嗣，五十四年薨。子寛嗣。十二年，寛坐與父式王后光、姬孝兒姦，誖人倫，又祠祭祝詛上，有司請誅。’《史記》卷二一《建元已來王子侯者年表》‘（胡母）濟北貞王子’《索隱》：‘自陪安侯不害已下十一人是濟北貞王子，而《漢表》自安陽侯已下是濟北式王子，同是元朔三年十月封，恐因此誤也。’”[86]若增改《史表》之人爲時人褚少孫，恐不致誤改濟北王謚號，故趙師之説更可信。
考《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有土軍“武侯宣義”[87]，《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則作“式侯宣義”[88]。又考《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有煑棗“康侯武”[89]，《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則作“康侯式”[90]。此皆武、式二字易亂之證。
（孝景前七）（臨江）十一月乙丑，初王閔王榮元年。景帝太子，廢。（3/845/2/23—846/1/23）
“帝”下“子”字衍。（1/492/4）
按：梁氏所見本《史》文作“景帝子、太子廢”，與今本異，故有此論。今本《史表》據梁氏之説删“帝”下“子”字。梁氏之説有未盡處。
考此《年表》曰：“（孝景前七）十一月乙丑，太子廢。”[91]景帝太子廢爲臨江王，故汪越曰：“有自太子廢爲王者，景帝太子之爲閔王，封於臨是也。”[92]又嘗考此“太子廢”三字，曰：“廢爲臨江王。”[93]今本《年表》“景帝太子，廢”當作“景帝太子，廢爲王”，須補“爲王”兩字，意謂臨江閔王榮以故景帝太子廢爲王。上引此《年表》孝景前七年“十一月乙丑，太子廢”，其文正在上格，故此格若不補“爲王”兩字，則與上格文意相重，又與此格“臨江”之文無關涉。趙生群師校此作“廢爲王”，曰：“《史記》卷五九《五宗世家》：‘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爲皇太子，四歲廢，用故太子爲臨江王。’卷一一《孝景本紀》：‘七年冬，廢栗太子爲臨江王。’卷四九《外戚世家》：‘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爲臨江王。’卷二二《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廢太子榮爲臨江王。’”[94]中華書局修訂本《史表》正作“景帝太子，廢爲王”[95]，篇末“校勘記”曰：“景帝太子廢爲王。‘爲王’二字原無，據景祐本、紹興本、耿本、黄本、彭本、柯本、凌本、殿本補。”[96]有版本爲依據，當無疑義。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蒯成）鄲，（孝景）中元年，封緤子康侯應元年。《索隱》：“緤子紹封鄲。案：《漢志》屬沛郡，如淳引闞駰《州志》音‘多’。”（3/927/1/7）
鄲縣屬沛，蘇林音“多寒翻”。音“多”者非也，説在《經史問答》。（2/555/10）
按：全祖望《經史問答》云：“問：鄲侯周緤，蓋沛郡之鄲縣也。《史》《漢》注皆音‘多’，而沈繹旃曰讀如字。何也？答：繹旃之考正《史》《漢》，皆見之於《水經注》中，甚有佳者，如‘鄲’字之音，足發二千年之謬。《漢書·周緤傳》引蘇林注‘鄲音多寒翻’，則固讀如字也。《史記·周緤傳》亦引林注，但云‘音多’，則斷脱去下二字，而《史》《漢》二《侯表》所引亦然，《漢志》引孟康之言亦然，《水經注》所引亦然，則竟讀作‘多’字矣。然古小學書中無此音，自丁氏《集韻》出，添一條曰‘鄲音當何反’，則更無有疑之者矣。繹旃抉其謬而發之。”[97]
如全氏所云，《史記·周緤傳》及《史》《漢》二《侯表》引蘇林注，《漢志》《水經注》引孟康注，皆作“音多”，獨《漢書·周緤傳》引蘇林注作“多寒翻”，恐此《漢傳》衍“寒翻”二字。王叔岷曰：“《漢傳》鄲侯，蘇林曰‘音多，屬沛國’，明監本‘音多’下有‘寒反’二字，乃不明古音所妄加，非蘇林音本作‘多寒反’也。‘鄲’從單聲，單在寒韻，多在歌韻。寒、歌二韻，古聲相近，故鄲音多，全氏《經史問答》之説不足據。”[98]考《漢書·地理志上》沛郡“鄲，莽曰單城”孟康曰：鄲“音多”[99]。王先謙引段玉裁曰：“鄲之音多，其音古矣。《史記·周緤傳》、《史》《漢》二《侯表》、《水經注》皆同，《集韻》《類篇》本之，不可易。”[100]引徐松曰：“全氏《經史問答》據《漢書·周緤傳》引蘇林‘鄲，多寒翻’以駁之，非也。毛本無‘寒翻’二字。”[101]則《漢書·周緤傳》衍“寒翻”二字，且衍文從明監本來，全祖望據此誤本而致有此誤説。今本《漢書·周緤傳》“景帝復封緤子應爲鄲侯”蘇林曰：鄲“音多”[102]。亦無“寒翻”二字。《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鄲”顔師古注：“鄲，沛之縣也。音多。”[103]《百官公卿表下》“鄲侯周仲居”顔師古注：“鄲音多。”[104]皆是其證。
王念孫云：“《水經·淮水注》曰：‘苞水，東逕鄲縣故城南，漢景帝中元年，封周應爲侯國。音多。’沈氏繹旃曰：《漢書·周緤傳》‘封（周）緤子應爲鄲侯’蘇林音‘多寒反’，讀如邯鄲之鄲也。《史記·周緤傳》亦引蘇音，則但曰‘音多’。《漢志》引孟康之音亦曰‘多’，丁度遂造爲‘當何反’之音以附會之。觀酈注，則六朝本已如是，不始於小顔、小司馬也。念孫案：沛郡鄲縣之鄲，蘇林、孟康皆音多，‘多’下‘寒反’二字乃明監本妄加之也。今考景祐本、汪本、毛本《周緤傳》注並作‘音多’，獨明監本有‘寒反’二字，而沈氏遂爲其所惑。凡《漢書》注中所引漢魏人音，皆曰‘某音某’，或曰‘音某某之某’，未有曰‘音某某反’者。明監本《地理志》‘鮦陽’下，孟康曰‘鮦音紂紅反’，此《傳》‘鄲侯’下，蘇林曰‘鄲音多寒反’，皆不類漢魏人語，則‘紅反’、‘寒反’四字，明是監本所加。考鄲縣之鄲，蘇林《周緤傳》注、孟康《地理志》注、酈道元《（水經·）淮水注》、顔籀《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注、《百官公卿表》注、司馬貞《高祖功臣侯表》《索隱》，皆音多，自是舊讀如此，非有脱文。《史記·周緤傳》《索隱》引蘇林正作‘音多’，則本無‘寒反’二字明矣。《地理志》之鄲縣，孟康音多，正與蘇音相合，豈亦脱去‘寒反’二字邪？且蘇林在孟康之前，若蘇音‘多寒反’，而孟音‘多’，則後人當兩存其音，不當獨用孟音也。今諸家皆音‘多’，而不音‘多寒反’，則蘇、孟同音可知。又《高紀》‘上自東至邯鄲’，‘邯鄲’二字皆無音，而鄲侯之鄲獨有音，則其‘音多’而不音‘單’又可知。《水經注》‘音多’，即本於蘇、孟，乃云‘六朝本已如是，不始於小顔、小司馬’，則豈酈、顔、司馬及丁度所見本及景祐本、汪本、毛本皆不足據，而唯明監本爲足據邪？沈氏之意，徒以單在寒韻，多在歌韻，鄲從單聲，不當讀如‘多’，此明監本所以加‘寒反’二字也。不知寒、歌二韻古聲相近，故單聲之字多有轉入歌韻者，並有轉入哿、箇二韻者。《説文》‘驒，從馬單聲’，而《魯頌·駉篇》‘有驒有駱’之‘驒’，音徒河反。《説文》‘奲，富奲奲皃，從奢單聲，丁可切’。鼉字，《説文》亦從單聲，而《淮南·主術篇》‘水殺黿鼉’已與犧、羆爲韻（犧古讀若訶，羆古讀若波，説見《唐韻正》）。又《爾雅》‘癉，勞也’，癉音丁賀反。《小雅·大東篇》‘哀我憚人’，《小明篇》‘憚我不暇’，‘憚’字並音丁佐反。《四牡篇》‘嘽嘽駱馬’，《説文》引作‘痑痑駱馬’，丁可切。凡此皆單聲之字而轉入歌、哿、箇三韻者也。其寒韻中字，非從單聲而轉入歌、哿、箇者則不可枚舉，又何疑於‘鄲’之音‘多’乎？而全氏謝山《經史問答》且謂沈説足發二千年之謬，不知明監本加‘寒反’二字乃二千年未有之謬也。”[105]王説甚精，足釋人疑，故全録如上，毋煩辭費。
（棘陽）（高祖）七年七月丙申，莊侯杜得臣元年。（3/932/1/3）
是年七月無丙辰，疑月誤，或六月，八月。（2/561/1）
按：梁氏所見本《史》文作“七月丙辰”，字與今本異，故有此論。
梁氏疑七月爲誤，當作六月或八月。實非月誤，而是日誤。今本《史表》作“七月丙申”，甚是。梁氏所見本《史表》誤“丙申”爲“丙辰”。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同誤作“丙辰”[106]，水澤利忠曰：“辰，景：申。”[107]高祖七年七月戊寅朔，是月有丙申，無丙辰。[108]今考《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曰：“（棘陽嚴侯杜得臣）（高祖七年）七月丙申封，二十六年薨。”[109]始封在高祖七年七月丙申，是其證。
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
（軑）（孝惠）二年四月庚子，侯利倉元年。（3/978/3/3）
《漢表》作“黎朱蒼”，則此缺“朱”字。蓋侯姓黎，名朱蒼也。倉、蒼古通，黎之與利，語音有輕重耳。故《水經注》三十五引作“利倉”，但《百官表》書“吴利”，似姓吴名利。其在位年數亦與《侯表》不合，疑《百官表》誤。《通志·氏族略》又云：“來氏，本作郲，軑侯來蒼。”則以氏來名蒼，未知何據，豈以“朱”譌“來”作姓，而以“利”爲謚耶？（2/612/3-6）
按：周壽昌嘗辨《漢表》“軑侯黎朱蒼”，言曰：“《史表》，黎朱蒼作利蒼，利與黎，同音有輕重耳。《水經·江水三》注從《史表》亦作利倉。《百官表》作吴利，尤誤。《通志·氏族略》引作來蒼，則脱黎字。而朱、來字，轉寫譌也。”[110]實與梁氏同誤。
考此《侯者年表》“二年四月庚子，侯利倉元年”，司馬貞《索隱》云：“《漢書》作軑侯朱倉，故長沙相。”[111]今本《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作“軑侯黎朱蒼”[112]，《漢書·百官公卿表下》作“軑侯吴利”[113]。又考《後漢書·來歙傳》“來歙字君叔”，王先謙引惠棟曰：“《漢·功臣表》有軑侯來蒼。”[114]今本《史表》作利倉、《漢表》作黎朱蒼，司馬貞《索隱》引《漢表》又作朱倉，而《通志》、惠棟所見本《漢表》又作來倉。
《史》《漢》當以作“利（黎）倉（蒼）”或“來（郲）倉（蒼）”者爲是，利、黎同，來、郲同，倉、蒼同，且利（黎）、來通用。此侯姓利（黎），又通作來，名倉。
司馬貞《索隱》引《漢表》作朱蒼，今本《漢表》作黎朱蒼，朱乃來字之譌，且今本《漢表》黎、朱誤衍其一。趙生群師云：“朱，當爲‘來’之譌。《通鑑》卷四一《漢紀三十三》胡《注》：‘《姓譜》：郲，子姓，商之支孫，食采於郲，因以爲氏，後避難去邑。《漢·功臣表》有軑侯來蒼。’《通鑑》卷一七七《隋紀一》引《姓苑》同。《隋書》卷三三《經籍志二》著録《姓苑》一卷，何氏撰。《舊唐書》《新唐書》皆有《姓苑》十卷，何承天撰。《新唐書》卷一九九中《儒林傳中》：‘宋何承天有《姓苑》二篇。’則何氏當爲劉宋時人也。”[115]又云：“《漢表》作黎朱蒼，朱字當爲來之譌，黎、朱二字，當衍其一。今《史記索隱》作朱倉，疑後人據《漢書》改。”[116]陳直曰：“（軑侯利倉元年）《索隱》：《漢書》作軑侯朱倉。今本《漢書》作黎朱蒼。一九七二年長沙馬王堆發掘一號漢墓爲軑侯妻辛□之墓。七三年又發掘二號墓出有長沙丞相、軑侯之印、利倉等三印，足證《史記》記載利倉姓名之正確，《漢書》之黎朱蒼則爲誤文。”[117]王叔岷曰：“蒼、倉古通。今本《漢表》作黎朱蒼，朱當是來之形誤，蓋一本作黎倉，一本作來倉，傳寫因並竄入黎、來二字耳。《通志·氏族略》作來蒼，正一本作來蒼之證也。《史表》作利倉，利、黎、來並聲近通用。”[118]一本作黎倉，一本作來倉，王説甚確。《史表》、馬王堆漢印作利倉，《姓苑》、《通志》、惠棟所見本《漢表》作來倉，皆是王説之證。
今考《朱子語類》曰：“來字音黎。”[119]《毛詩古音考》曰：“來音利。今讀來有萊、賴二音，古有三音。”[120]《爾雅·釋邱》“陳有宛邱”，邵晉涵曰：“淮南有州黎邱者，州黎即州來。古者來、黎音同。”[121]利（黎）、來，古音同。《史》《漢》或作利倉，或作來倉，隱公十一年《春秋經》曰：“公會鄭伯于時來。”[122]《公羊傳》來作黎，[123]此乃利（黎）、來通用之證。利（黎）倉即來倉。
（郊）吕后兄悼武王身佐高祖定天下，吕氏佐高祖治天下，天下大安，封武王少子産爲郊侯。（3/980/2/2）
“郊”當作“洨”，説在《吕后紀》。（2/614/5）
按：考此《侯者年表》“郊”《索隱》云：“一作洨，縣名，屬沛郡。”[124]又考《史記·吕后本紀》悼武王“子産爲交侯”[125]，梁玉繩云：“交，當依《漢·諸侯王表》作洨，縣在沛。此作交，《惠景侯表》作郊，與《漢書·（王子侯）年表》作汶，皆誤。”[126]梁氏所稱《諸侯王表》實乃《王子侯表》之誤，所稱《王子侯年表》實乃《外戚恩澤侯表》之誤。陳直嘗辨此《年表》云：郊侯吕産“郊侯，《漢表》作洨侯。《齊魯封泥集存》十五頁有‘郊侯邑丞’封泥，則本《表》是而《漢表》非也”[127]。
郊、洨，俱諧交聲，當得通用，《史》《漢》互作即爲證。交、洨、郊乃同字，止記音耳。汶，洨之譌。錢大昕曰：“《地理志》沛郡有洨縣，《史記》作郊侯，郊與洨同。《恩澤侯表》作汶，字形相涉而譌也。”[128]吴卓信曰：“《史記·惠景間侯表》吕后元年‘封吕産爲郊侯’，《索隱》曰：‘郊，縣名，屬沛郡。一作洨。’今據本《志》（即《漢書·地理志》——引者注）沛郡‘洨，侯國’，洨與郊同，《史表》是也。本書《外戚侯表》作‘汶侯吕産’，蓋以字形相似而譌，師古即音問，汶是水名，在齊魯境内，不在沛也，略不考正于《史表》，疏謬極矣。”[129]所言甚是。
（蓋）侯偃。（3/1023/2/7）
《漢表》蓋侯王信薨，頃侯充嗣，又侯受嗣。雖不書充、受薨嗣之年，而傳位三世甚明。此止書二代，年名並異，則所謂偃者，充耶？受耶？（2/650/13-14）
按：今考此《年表》曰：“（蓋）（孝景）中五年五月甲戌，靖侯王信元年。五。”[130]又曰：“二十。（武帝）元狩三年，侯偃元年。八。（武帝）元鼎五年，侯偃坐酎金，國除。”[131]又考《漢書·外戚恩澤侯表》曰：“（蓋靖侯王信）（孝景）中五年五月甲戌封，二十五年薨。”[132]又曰：“（武帝）元光三年，頃侯充嗣。”[133]又曰：“侯受嗣，（武帝）元鼎五年坐酎金免。”[134]《史》《漢》頗有出入，今分析如下：
若據《漢表》“元鼎五年坐酎金免”句，似《史表》侯偃即《漢表》侯受，故張文虎曰：“《漢表》王信封二十五年薨，自中五年盡元狩二年，其數正合。乃中間又書‘元光三年，頃侯充嗣’，則信止十三年矣。下格書‘侯受嗣，元鼎五年坐酎金免’，似即以受當偃，既不著充在位年數，又失受嗣封年，而與信二十五年之數自相違異。”[135]以侯偃當侯受，《史》《漢》之文全不可解。
實乃《漢表》侯充即《史表》侯偃，《史表》失書侯受一代。因侯充即侯偃，故《漢表》頃侯充嗣之元光三年，當依《史表》作元狩。今據《史》《漢》所載，蓋靖侯王信孝景中五年封，二十五年薨，此二十五之數，爲孝景朝五年，武帝朝二十年。孝景中五年（前145）侯信立，至元狩三年（前120）侯充（偃）嗣立，前後恰二十五年。孝景後元三年（前141）薨，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即位，則侯信在孝景朝五年，在武帝朝二十年，《史》《漢》皆合。若依《漢表》作“元光三年”（前132），侯充（偃）嗣立，則侯信在位僅十三年耳。今據《史表》，侯充（偃）在位八年，於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坐酎金國除，自武帝元狩三年嗣立，至元鼎五年國除，前後恰爲八年，此即侯充（偃）在位年數。元鼎五年，侯充（偃）國除，侯受嗣立，《史表》之所以誤遺侯受一代，當是因侯受嗣立不滿一年，旋即被免，其嗣封及免均在元鼎五年，故《史表》不載，止記侯信、侯充（偃）二代耳。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衆利。（3/1038/3/1）
《漢表》與此同，《衛霍傳》作“終利”，古字通。《索隱》謂：“《表》在陽城姑莫，後以封伊即軒。”然《漢表》無“陽城”二字。姑莫屬琅邪，蓋衆利是姑幕（莫、幕同）縣之鄉名，“陽城”疑“城陽”之譌，城陽與琅邪不遠，故《晉志》姑幕屬城陽郡也。（2/668/10-12）
按：考此《侯者年表》“衆利”，司馬貞《索隱》云：“《表》在城陽姑莫，後以封伊即軒也。”[136]今本《史表》作“城陽”，而梁氏所見本《史表》則作“陽城”，今本當是據梁説改。
衆、終，古字通。《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衆利侯郝賢，姑莫”，錢大昭曰：“姑莫，即姑幕，琅邪縣。衆利，《霍去病傳》作終利。案：衆與終，古字通。《易·雜卦》‘大有衆也’，荀爽本衆作終。《士相見禮》‘衆’皆若是，注云‘今文衆爲終’。《史記·五帝本紀》‘怙衆賊，刑’，徐廣曰‘衆，一作終’。”[137]是其證。
梁氏謂姑莫屬琅邪，衆利是姑幕縣之鄉名，此説當是。考《漢書·地理志上》所載，琅邪郡有姑幕縣。[138]又考《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載“（衆利侯伊即軒）侯輔宗嗣，始元五年薨，亡後，爲諸縣”，錢大昭曰：“上文‘衆利侯郝賢’下注‘姑莫’，即姑幕，琅邪縣。蓋元狩元年分姑幕之衆利鄉爲侯國，始元五年國除而置諸縣也。諸亦屬琅邪。”[139]亦以衆利爲姑莫縣一鄉名。
梁氏懷疑陽城爲城陽之譌。今本《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衆利侯郝賢”下注，只有姑莫，無陽城。[140]考《漢書·地理志上》所載，可知：漢代琅邪郡有姑幕縣；潁川郡有陽城縣；汝南郡亦有陽城縣；南陽郡之“堵陽，莽曰陽城”，亦是縣名。[141]漢代稱陽城者，皆爲縣，無陽城郡，故全祖望云：“《索隱》曰《表》在‘陽城姑幕’，今本無‘陽城’二字，《地志》無。”[142]即是謂漢代無陽城郡。漢代亦無城陽郡，只有城陽國。今考《漢書·地理志下》“城陽國”，有“縣四：莒、陽都、東安、慮”，無姑莫縣。[143]此《年表》《索隱》引《漢表》謂衆利“在陽城姑莫”，然而漢代姑莫屬琅邪郡，而陽城與姑莫又皆爲縣名，無陽城郡，故“在陽城姑莫”一語全不可解，若作“在琅邪姑莫”尚可通。梁玉繩、全祖望所見本及今本《漢表》皆無“陽城”兩字，可從。《史表》《索隱》引《漢表》“陽城”二字，乃是衍文。趙生群師辨《索隱》引《漢表》曰“在陽城姑莫”，嘗引王先謙曰：“陽城，二字衍，國除後封伊即軒。姑莫作姑幕，琅邪縣。”[144]引錢穆曰：“陽城，二字當衍。”[145]趙師又説：“《漢書》卷一七《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作‘姑莫’，無‘陽城’二字。且依《漢表》文例，不當有此二字。《通鑑·漢紀十一·武帝元朔六年》‘封賢爲衆利侯’胡《注》：‘《功臣表》衆利侯食邑於琅邪郡姑幕縣。’《漢書》卷二八上《地理志上》姑幕縣在琅邪郡。考文公十二年《春秋經》曰‘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杜《注》：‘城陽姑幕縣南有貟亭。貟即鄆也。’蓋後人加‘城陽’二字於‘姑莫’前，今本倒作‘陽城’。”[146]
梁氏謂《晉志》姑幕屬城陽郡，因漢代無城陽郡之稱，只有城陽國，且城陽國下屬四縣又無姑莫，則可斷定晉代有城陽郡，且姑幕爲其下屬之一縣，可知漢代琅邪郡之姑莫縣一帶，晉時屬城陽郡。今考《史記·夏本紀》“貢維土五色”，張守節《正義》引《太康地記》云：“城陽姑幕有五色土，封諸侯，錫之茅土，用爲社。”[147]《仲尼弟子列傳》孔子“以其子妻之”，裴駰《集解》引張華曰：“公冶長墓在城陽姑幕城東南五里所，墓極高。”[148]太康，晉武帝司馬炎年號，故《太康地記》又稱《晉太康地記》，而杜預、張華均爲西晉人，故兩人注文及《太康地記》《晉志》皆可證晉時城陽郡下屬有姑幕縣，故曰“城陽姑幕”。
今本《史表》《索隱》引《漢表》“陽城姑莫”當作“城陽姑莫”，但若以晉時地理言之則可，以漢時地理言之則不可。考之於今本《漢表》及漢時地理，其作“城陽姑幕”及“陽城姑幕”者，均不可解。《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衆利侯郝賢”下注，原止有“姑莫”二字，晉人標注“城陽”兩字於“姑莫”旁，是以當時地理言之，而後誤入正文，且又倒文作“陽城”，小司馬所見本《漢表》即此誤本，又弗加深考，故而徑引作“《表》在陽城姑莫”。洪頤煊嘗辨《漢表》“衆利”一文，曰：“衆利侯郝賢，注云姑莫。案：《地理志》姑幕屬琅邪郡，《史表》《索隱》云《表》在陽城姑莫。今《表》無‘陽城’二字，不知小司馬何所據。”[149]其不知小司馬所見本《漢表》乃晉人旁注衍入正文且又倒文者。中華書局修訂本《史表》已删《索隱》“陽城”二字，徑作“《表》在姑莫”[150]，文與今本《漢表》同，甚是。
建元已來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定）敬侯劉越。（3/1101/3/4）
《水經注》五作“劉成”，與《史》、《漢》《表》異。（2/726/3）
按：今考《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任侯“張越”，王念孫云：“《索隱》本作張成，注云‘《漢表》作張越’。”[151]引王引之曰：“《史記》作‘成’者，戉之誤也。戉與越同音，故《漢表》作‘越’。戉與成相似，故《史記》誤作‘成’。隷書戉、成二字極相似。若《史記》本是‘越’字，不得誤作‘成’矣。後人依《漢表》改‘成’爲‘越’，又删去《索隱》‘《漢表》作張越’五字，而《史記》之原文遂不可復考。”[152]則《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原是作張戉，《索隱》本誤作張成，張戉即張越。今本《史表》作張越，乃後人據《漢表》改之也。同理，此《年表》作劉越，不誤。《水經注》作劉成，成乃戉之誤。王引之曰：“成者，戉之譌。戉與越通。隸書戉、成，形極相似，故‘戉’字譌而爲‘成’。《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索隱》曰任侯張成‘《漢表》作張越’，汲古閣所刻《索隱》單行本如是。今本《史記》作張越，乃後人依《漢書》改之。又《建元已來王子侯者年表》定敬侯劉越，《水經·河水注》作劉成。其作‘成’者，戉之譌也。”[153]王氏父子可補梁氏未備。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孝武建元五）行三分錢。（3/1134/3/2）
《漢書·武紀》云：“罷三銖錢，行半兩錢。”又《平準書》、《食貨志》云：“半兩錢法重四銖。”則此言“三分”，非也。（2/751/15）
按：王叔岷曰：“《漢紀》《通鑑》並書‘行半兩錢’，足證此言‘三分’之非。”[154]張文虎曰：“半兩者十二銖，四銖則三分之一，故曰‘三分錢’，不誤。”[155]後者説是。
秦自惠文王立二年始行錢，故《史記·秦始皇本紀》曰：“惠文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二年，初行錢。”[156]秦末楚漢之際，世之流通者即此秦錢。
《平準書》“秦錢重”，司馬貞《索隱》引顧氏據《古今注》云：“秦錢半兩，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157]是知秦錢半兩重十二銖。漢興，爲秦錢重而難用，於是更鑄新錢，而所鑄之錢則屢有變更。西漢一代，前後所鑄者，主要有莢錢、八銖錢、四銖錢、三銖錢、五銖錢五種。
今考《平準書》漢興“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裴駰《集解》引《漢書·食貨志》曰：“鑄榆莢錢。”[158]又考《漢書·食貨志下》曰：“漢興，以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159]此莢錢爲高祖時所鑄。
再考《漢書·高后紀》曰：二年“行八銖錢”[160]。因八銖錢行世甚短，流通仍以高祖時所鑄之莢錢爲主，故《平準書》《食貨志》皆不載行八銖錢事，徑以孝文時所鑄之四銖錢替行莢錢。如《平準書》云：“至孝文時，莢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161]《食貨志下》云：“孝文五年，爲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162]是知孝文五年鑄四銖錢，四銖錢行而莢錢廢。
孝武即位又鑄三銖錢，考《漢書·武帝紀》建元元年“行三銖錢”顔師古曰：“新壞四銖錢造此錢也，重如其文。”[163]《平準書》曰：“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間盗鑄錢，不可勝數。……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164]則知武帝建元元年壞四銖錢，行三銖錢。三銖錢亦如高后時之八銖錢，行世甚短，建元元年始行，建元五年便廢。考之於《漢書·武帝紀》載建元“五年春，罷三銖錢，行半兩錢”，顔師古曰：“又新鑄作也。”[165]此半兩錢行至元狩五年，又改鑄五銖錢。《漢書·武帝紀》曰：元狩五年“罷半兩錢，行五銖錢”[166]。是其證。
五銖錢自武帝元狩五年行世，至漢末王莽始廢。今考《食貨志下》曰：“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云。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黄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莽即真，以爲書‘劉’字有金刀，乃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而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167]王莽居攝期間，大錢、契刀、錯刀與五銖錢並行，王莽即真後，罷去錯刀、契刀及五銖錢，改作金、銀、龜、貝、錢、布等，五銖錢始廢。
莢錢、八銖錢、四銖錢、三銖錢、五銖錢之行世，貫穿西漢一代，西漢帝王實因秦錢重而難用，改鑄新錢。莢錢、八銖錢、四銖錢、三銖錢、五銖錢，止四銖錢又稱半兩錢，故《史》《漢》均稱四銖錢文爲“半兩”，又稱“半兩錢法重四銖”，而莢錢、八銖錢、三銖錢、五銖錢則否，故前引《漢書·武帝紀》言“罷三銖錢，行半兩錢”，顔師古注曰“新鑄作”，明知半兩錢與三銖錢不同，莢錢、八銖錢、五銖錢亦如是。
西漢一代所謂半兩錢，專指四銖錢而言。明乎此，始能了解《史表》“三分錢”之含義。因秦錢半兩重十二銖，而漢錢半兩重四銖，故張文虎曰“半兩者十二銖，四銖則三分之一，故曰三分錢”，其“半兩者十二銖”即秦錢，“四銖”即漢錢半兩重四銖。漢之四銖錢相對秦錢而言又稱“三分錢”。朱伯康、施正康合著的《中國經濟史》有云：“武帝建元元年‘行三銖錢’，五年，‘罷三銖錢，行半兩錢’，或稱‘三分錢’，與文帝時的四銖錢‘半兩’相同。”[168]甚是。
漢代半兩錢，即四銖錢，亦即三分錢，故《史表》云“三分錢”，而《漢書》云“半兩”。今考此《年表》載建元五年“行三分錢”，裴駰《集解》引徐廣曰：“《漢書》云‘半兩’。四分曰兩。”[169]徐廣之説誤。《小爾雅》云“二十四銖曰兩”，蔡雲嘗辨曰：“《史記·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大事記》建元五年‘行三分錢’，徐廣曰：‘《漢書》曰半兩。四分曰兩。’則錢以分計舊已，豈始於唐乾封乎？余謂此非銖分之分，乃分析之分也。案：秦錢重十二銖，故文曰‘半兩’，漢高后行八銖錢，而文曰‘半兩’，則以少半兩爲半兩。至文帝造四銖錢，而文亦曰‘半兩’，名始不符，其實猶賴《大事記》‘三分’之名得通‘半兩’之義，惜爲徐説所混耳。如徐説‘四分曰兩’，半兩止二分，非三分也。且是時，權數無所謂分者，即《淮南子》有‘十二粟當一分’之説，亦非以之代銖也。故知三分者，三分十二銖之重以爲半兩，正與孝文四銖之‘半兩’同，師古以爲‘又新鑄作’者是。蓋當孝文時，即取三分之一爲名矣。”[170]蔡氏之説皆與張文虎合，甚是。惟今吾輩遍考《史》《漢》兩書所載，高后時所行之八銖錢，無文曰“半兩”者，仍如前論，漢代止四銖錢文曰“半兩”。後人不明“三分”含義，多以此《表》作“三分錢”爲誤，[171]特爲之辨正如上。
（永光二）二月丁酉，御史大夫韋玄成爲丞相，封扶陽侯。丞相賢子。（3/1152/1/3）
韋元成嗣父爲侯也，而曰因爲丞相封扶陽侯，斯誤之大者。（2/756/9）
按：此《年表》所書不誤。
今考《漢書·韋玄成傳》曰：“本始三年，（韋賢）代蔡義爲丞相，封扶陽侯，食邑七百户。……賢薨，玄成在官聞喪，又言當爲嗣，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爲病狂，卧便利，妄笑語昏亂。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數歲，玄成徵爲未央衛尉，遷太常。坐與故平通侯楊惲厚善，惲誅，黨友皆免官。後以列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廟，天雨淖，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等輩數人皆削爵爲關内侯。……及元帝即位，以玄成爲少府，遷太子太傅，至御史大夫。永光中，代于定國爲丞相。貶黜十年之間，遂繼父相位，封侯故國，榮當世焉。”[172]《史記·張丞相列傳》曰：“韋丞相玄成者，即前韋丞相子也。代父，後失列侯。其人少時好讀書，明於《詩》、《論語》。爲吏至衛尉，徙爲太子太傅。御史大夫薛君免，爲御史大夫。于丞相乞骸骨免，而爲丞相，因封故邑爲扶陽侯。數年，病死。”[173]則韋玄成在宣帝時雖佯爲病狂，仍嗣父爲扶陽侯。其後，又削一級爲關内侯，及元帝時，始由御史大夫代于定國爲丞相，遂繼父相位，封侯故國，知此《史表》所書不誤。考《漢書·外戚恩澤侯表》曰：扶陽節侯韋賢“神爵（宣帝年號——引者注）元年，共侯玄成嗣，九年，有罪，削一級爲關内侯。永光（元帝年號——引者注）二年二月丁酉復以丞相侯，六年薨”[174]。《漢表》“永光二年二月丁酉復以丞相侯”，意即《史表》永光二年“二月丁酉，御史大夫韋玄成爲丞相，封扶陽侯”。
【注释】
[1]依次爲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版《史記》册數、頁數、欄數、格數，下同。
[2]〔漢〕司馬遷：《史記》卷一三，第489頁。
[3]同上。
[4]〔漢〕司馬遷：《史記》卷一三，第492頁。
[5]〔漢〕司馬遷：《史記》卷一三，第489頁。
[6]同上。
[7]〔漢〕司馬遷：《史記》卷一三，第490頁。
[8]同上。
[9]［日］瀧川資言考證、水澤利忠校補：《史記會注考證附校補》卷一三，第343—345頁；李景星：《四史評議》，嶽麓書社，1986年，第18頁。
[10]周法高：《〈史記〉的時間計數》，《中國語言學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5年，第326頁。
[11]周法高：《〈史記〉的時間計數》，《中國語言學論文集》，第326頁。
[12]施之勉：《史記會注考證訂補》，臺北華岡出版有限公司，1976年，第360頁。
[13]施之勉：《史記會注考證訂補》，第361頁。
[14]施之勉：《史記會注考證訂補》，第362頁。
[15]《瞥記》引許周生亦云：“諸數世次處，《史》蓋離身數，而《志疑》悉連身數之，以致悉差一世。”（〔清〕梁玉繩：《瞥記》卷三，清嘉慶間刻《清白士集》本）
[16]〔清〕沈家本：《史記瑣言》，《二十四史訂補》第1册，第335頁。
[17]王國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觀堂集林》卷九，第443—444頁。
[18]〔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一三，《十三經注疏》，第1799頁。
[19]同上。
[20]同上。(www.xing528.com)
[21]〔清〕俞樾：《茶香室經説》卷一四，《續修四庫全書》第177册，第576—577頁。
[22]王叔岷：《史記斠證》卷一四，第531頁。
[23]〔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一三，《十三經注疏》，第1803頁。
[24]〔漢〕司馬遷：《史記》卷五，第188頁。
[25]徐元誥：《國語集解》，王樹民、沈長雲點校，中華書局，2002年，第308頁。
[26]〔漢〕司馬遷：《史記》卷三二，第1499頁。
[27]〔漢〕司馬遷：《史記》卷一四，第638頁。
[28]同上。
[29]〔清〕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卷二，方詩銘、周殿傑校點，第14頁。
[30]〔清〕王念孫：《讀史記雜志》，《二十五史三編》第1册，第531頁。
[31]王叔岷：《史記斠證》卷一四，第564頁。
[32]〔清〕崔適：《史記探源》卷四，《二十四史訂補》第1册，第27頁。
[33]同上。
[34]〔清〕周尚木：《史記識誤》卷上，《二十四史訂補》第1册，第473頁。
[35]〔漢〕司馬遷：《史記》卷一四，中華書局，2014年，第776頁。
[36]〔漢〕司馬遷：《史記》卷一四，第672頁。
[37]〔清〕杭世駿：《史記考證》，《二十四史訂補》第1册，第534頁。
[38]〔清〕郭嵩燾：《史記札記》卷二，商務印書館，1957年，第102頁。
[39]〔漢〕司馬遷：《史記》卷一四，第675頁。
[40]〔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五八，《十三經注疏》，第2163頁。
[41]〔清〕張文虎：《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二十四史訂補》第1册，第98頁。
[42]［日］瀧川資言考證、水澤利忠校補：《史記會注考證附校補》卷一五，第415頁。
[43]［日］瀧川資言考證、水澤利忠校補：《史記會注考證附校補》卷一五，第439頁。
[44]〔漢〕劉向集録、諸祖耿集注匯考：《戰國策集注匯考》卷六，第396頁。
[45]〔漢〕許慎：《説文解字》卷三下，第68頁。
[46]〔戰國〕吕不韋撰、陳奇猷校注：《吕氏春秋新校釋》卷一三，第713頁。
[47]〔漢〕劉安撰、劉文典集解：《淮南鴻烈集解》卷二〇，馮逸、喬華點校，第836頁。
[48]〔漢〕劉安撰、劉文典集解：《淮南鴻烈集解》卷二一，馮逸、喬華點校，第862頁。
[49]〔戰國〕莊周撰、〔清〕郭慶藩集釋：《莊子集釋》卷一〇下，王孝魚點校，第1069頁。
[50]〔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卷二八，第403頁。
[51]〔漢〕司馬遷：《史記》卷一五，中華書局，2014年，第857頁。
[52]〔漢〕司馬遷：《史記》卷一五，中華書局，2014年，第911頁。
[53]［日］瀧川資言考證、水澤利忠校補：《史記會注考證附校補》卷四六，第1129頁。
[54]王叔岷：《史記斠證》卷四六，第1701頁。
[55]趙生群：《〈史記〉斠議（一）》，《文史》2012年第1輯。
[56]陳直：《史記新證》，第99頁。
[57]〔漢〕司馬遷：《史記》卷一八，第897頁。
[58]〔漢〕司馬遷：《史記》卷四三，第1781頁。
[59]〔漢〕司馬遷：《史記》卷一五，中華書局，2014年，第865頁。
[60]〔清〕沈家本：《史記瑣言》，《二十四史訂補》第1册，第361頁。
[61]〔清〕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卷二，方詩銘、周殿傑校點，第14頁。
[62]〔清〕王念孫：《讀史記雜志》，《二十五史三編》第1册，第523頁。
[63]〔漢〕司馬遷：《史記》卷一五，第719頁。
[64]［日］瀧川資言考證、水澤利忠校補：《史記會注考證附校補》卷一五，第421頁。
[65]〔漢〕司馬遷：《史記》卷四四，第1857頁。
[66]［日］瀧川資言考證、水澤利忠校補：《史記會注考證附校補》卷四四，第1107頁。
[67]〔漢〕司馬遷：《史記》卷一五，第723頁。
[68]〔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九，賀次君點校，第416頁。
[69]〔漢〕司馬遷：《史記》卷一九，第977頁。
[70]〔漢〕司馬遷：《史記》卷一八，第877頁。
[71]〔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三，《十三經注疏》，第313頁。
[72]〔漢〕揚雄撰、〔宋〕司馬光集注：《太玄集注》卷七，中華書局，1998年，第191頁。
[73]〔漢〕司馬遷：《史記》卷一三〇，第3296頁。
[74]同上。
[75]同上。
[76]〔清〕段玉裁：《説文解字注》，第90頁。
[77]〔漢〕班固：《漢書》卷一三，第381頁。
[78]〔漢〕司馬遷：《史記》卷九，第401頁。
[79]〔清〕張文虎：《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二十四史訂補》第1册，第105頁。
[80]〔漢〕荀悦：《漢紀》卷六，張烈點校，中華書局，2002年，第82頁。
[81]〔漢〕司馬遷：《史記》卷九，第403頁。
[82]〔漢〕司馬遷：《史記》卷一七，中華書局，2014年，第983頁。
[83]〔漢〕司馬遷：《史記》卷一七，中華書局，2014年，第984頁。
[84]〔漢〕司馬遷：《史記》卷一七，中華書局，2014年，第1044頁。
[85]〔清〕佚名：《史記疏證》卷一三，第148頁。
[86]趙生群：《〈史記〉斠議（二）》，《文史》2012年第2輯。
[87]〔漢〕司馬遷：《史記》卷一八，第958頁。
[88]〔漢〕班固：《漢書》卷一六，第602頁。
[89]〔漢〕司馬遷：《史記》卷一八，第973頁。
[90]〔漢〕班固：《漢書》卷一六，第616頁。
[91]〔漢〕司馬遷：《史記》卷一七，第845頁。
[92]〔清〕汪越撰、徐克范補：《讀史記十表》卷五，《史記漢書諸表訂補十種》，中華書局，1982年，第45頁。
[93]〔清〕汪越撰、徐克范補：《讀史記十表》卷五，《史記漢書諸表訂補十種》，第44頁。
[94]趙生群：《〈史記〉斠議（二）》，《文史》2012年第2輯。
[95]〔漢〕司馬遷：《史記》卷一七，中華書局，2014年，第1012頁。
[96]〔漢〕司馬遷：《史記》卷一七，中華書局，2014年，第1047頁。
[97]〔清〕全祖望：《經史問答》卷九，《全祖望集彙校集注》，朱鑄禹彙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018頁。
[98]王叔岷：《史記斠證》卷一八，第797頁。
[99]〔漢〕班固：《漢書》卷二八上，第1573頁。
[100]〔清〕王先謙：《漢書補注》，第720頁。
[101]同上。
[102]〔漢〕班固：《漢書》卷四一，第2089頁。
[103]〔漢〕班固：《漢書》卷一六，第575頁。
[104]〔漢〕班固：《漢書》卷一九下，第779頁。
[105]〔清〕王念孫：《讀漢書雜志》，《二十五史三編》第3册，第120—121頁。
[106]［日］瀧川資言考證、水澤利忠校補：《史記會注考證附校補》卷一八，第562頁。
[107]［日］瀧川資言考證、水澤利忠校補：《史記會注考證附校補》卷一八，第586頁。
[108]陳垣：《二十史朔閏表》，中華書局，1962年，第12頁。
[109]〔漢〕班固：《漢書》卷一六，第584頁。
[110]〔清〕周壽昌：《漢書注校補》卷八，《續修四庫全書》第267册，第468頁。
[111]〔漢〕司馬遷：《史記》卷一九，第979頁。
[112]〔漢〕班固：《漢書》卷一六，第618頁。
[113]〔漢〕班固：《漢書》卷一九下，第764頁。
[114]〔清〕王先謙：《後漢書集解》，中華書局，1984年，第217頁。
[115]趙生群：《〈史記〉斠議（二）》，《文史》2012年第2輯。
[116]同上。
[117]陳直：《史記新證》，第51—52頁。
[118]王叔岷：《史記斠證》卷一九，第860頁。
[119]〔宋〕黎靖德：《朱子語類》卷七三，王星賢點校，中華書局，1986年，第1871頁。
[120]〔明〕陳第：《毛詩古音考》卷三，康瑞琮點校，中華書局，1988年，第115頁。
[121]〔清〕邵晉涵：《爾雅正義》卷一一，《續修四庫全書》第187册，第201頁。
[122]〔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四，《十三經注疏》，第1735頁。
[123]〔漢〕何休解詁、〔唐〕徐彦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三，《十三經注疏》，第2210頁。
[124]〔漢〕司馬遷：《史記》卷一九，第980頁。
[125]〔漢〕司馬遷：《史記》卷九，第396頁。
[126]〔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卷六，賀次君點校，第238頁。
[127]陳直：《史記新證》，第52頁。
[128]〔清〕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卷六，方詩銘、周殿傑校點，第104頁。
[129]〔清〕吴卓信：《漢書地理志補注》卷二一，《四庫未收書輯刊》肆輯第11册，第276頁。
[130]〔漢〕司馬遷：《史記》卷一九，第1023頁。
[131]同上。
[132]〔漢〕班固：《漢書》卷一八，第685頁。
[133]同上。
[134]同上。
[135]〔清〕張文虎：《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二十四史訂補》第1册，第116頁。
[136]〔漢〕司馬遷：《史記》卷二〇，第1039頁。
[137]〔清〕錢大昭：《漢書辨疑》卷七，《續修四庫全書》第267册，第290頁。
[138]〔漢〕班固：《漢書》卷二八上，第1586頁。
[139]〔清〕錢大昭：《漢書辨疑》卷七，《續修四庫全書》第267册，第291頁。
[140]〔漢〕班固：《漢書》卷一七，第647頁。
[141]〔漢〕班固：《漢書》卷二八上，第1560—1585頁。
[142]〔清〕全祖望：《漢書地理志稽疑》卷六，《全祖望集彙校集注》，第2619頁。
[143]〔漢〕班固：《漢書》卷二八下，引用有删節，第1635頁。
[144]趙生群：《〈史記〉斠議（二）》，《文史》2012年第2輯。
[145]同上。
[146]趙生群：《〈史記〉斠議（二）》，《文史》2012年第2輯。
[147]〔漢〕司馬遷：《史記》卷二，第57頁。
[148]〔漢〕司馬遷：《史記》卷六七，第2208頁。
[149]〔清〕洪頤煊：《讀書叢録》卷一九，《續修四庫全書》第1157册，第731頁。
[150]〔漢〕司馬遷：《史記》卷二〇，中華書局，2014年，第1237頁。
[151]〔清〕王念孫：《讀史記雜志》，《二十五史三編》第1册，第532頁。
[152]同上。
[153]〔清〕王引之：《經義述聞》卷一五，引用有删節，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67頁。
[154]王叔岷：《史記斠證》卷二二，第991頁。
[155]〔清〕張文虎：《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二十四史訂補》第1册，第122頁。
[156]〔漢〕司馬遷：《史記》卷六，第289頁。
[157]〔漢〕司馬遷：《史記》卷三〇，第1418頁。
[158]同上。
[159]〔漢〕班固：《漢書》卷二四下，第1152頁。
[160]〔漢〕班固：《漢書》卷三，第97頁。
[161]〔漢〕司馬遷：《史記》卷三〇，第1419頁。
[162]〔漢〕班固：《漢書》卷二四下，第1153頁。
[163]〔漢〕班固：《漢書》卷六，第156頁。
[164]〔漢〕司馬遷：《史記》卷三〇，第1425—1427頁。
[165]〔漢〕班固：《漢書》卷六，第159頁。
[166]〔漢〕班固：《漢書》卷六，第179頁。
[167]〔漢〕班固：《漢書》卷二四下，第1177頁。
[168]朱伯康、施正康：《中國經濟史》卷上，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253頁。
[169]〔漢〕司馬遷：《史記》卷二二，第1134頁。
[170]〔清〕蔡雲：《癖談》卷一，《四庫未收書輯刊》叁輯第20册，第726頁。
[171]考此《將相名臣年表》孝武建元五年“行三分錢”，陳直曰：“此條前人疑爲誤文，其實非也。漢代以二十四銖爲兩，三分之一兩，則重八銖，即指武帝初期所鑄之‘半兩’而言。又此《表》所序各事，如立大市、關中侯申屠嘉、置谷口邑、置陽陵邑、御史大夫岑邁、行三分錢等條，皆不見於《漢書》，蓋太史公根據當時檔案紀録，最爲可實之材料。”（陳直：《史記新證》，第62頁）陳氏此説雖有可採者，然亦有誤説。二十四銖爲兩，乃是秦代，非漢代。武帝初期所鑄之“半兩”，重四銖，而非八銖。
[172]〔漢〕班固：《漢書》卷七三，第3107—3113頁。
[173]〔漢〕司馬遷：《史記》卷九六，第2688頁。
[174]〔漢〕班固：《漢書》卷一八，第69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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