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史記》自成書至今，已兩千餘年，備受世人推崇，歷代研究者多有之。清代，樸學昌盛，學者考證經、史、子、集，創獲良多。梁玉繩廣搜元典及其歷代研究著作，詳加考辨，耗費二十年，五易其稿，撰成《史記志疑》一書，共三十六卷，規模恢弘，匯集前人成説，斷以己意，或訂正《史》文，或疏釋《史》文，考證《史記》諸多問題，乃有清一代《史記》研究之代表。《史記志疑》是繼《史記》三家注之後，爲最系統、最全面的《史記》研究專著，其考辨範圍甚廣，用力甚勤，辨證精確，主體識見超邁前人。
錢大昕序《史記志疑》曰：“仁和梁君曜北，生於名門，擩染家學，下帷鍵户，默而湛思，尤於是書，專精畢力，據經、傳以駮乖違，參班、荀以究同異，凡文字之傳譌，注解之傅會，一一析而辯之。從事幾二十年，爲書三十六卷。名曰《志疑》，謙也。河間之實事求是，北海之釋廢箴肓，兼而有之，其在斯乎？至於斟酌群言，不没人善，臣瓚注史，廣搜李、應、如、蘇，范寧解經，兼取江、徐、泰、邵，分之未足爲珍，合之乃成其美，洵足爲龍門之功臣，襲《集解》、《索隱》、《正義》而四之者矣！”[105]孫志祖序《清白士集》曰：《史記志疑》“網羅群籍，務求其是，爲士林推右”[106]。錢泰吉校勘《史記》，奉《史記志疑》爲準繩，其《跋〈史記志疑〉》云：“余方校勘史公之書，將奉此書及嘉定錢先生《考異》、高郵王先生《雜志》爲準繩焉。王先生亦謂《志疑》所説，有錢氏未及者，而校正諸表特爲細密也。”[107]林紓云：“錢竹汀之《考異》、梁玉繩之《志疑》、王懷祖之《雜志》，均精核，多所發明。而梁氏成書至三十六卷，論黄帝一事幾千言，其下歷舉異同，良足以刊《史記》之誤。”[108]梁章鉅云：“彙合群説，檢尋較易，其析疑辨譌，則梁曜北所撰《史記志疑》盡之矣。”[109]周中孚評《史記志疑》云：“諫庵以《史記》百三十篇愆違疏略，觸處滋疑，乃采裴、張、司馬之解，搜今昔名儒之論，兼下己意，以成是編。於各篇中，俱摘取正文，分條詳考，據經、傳以駮乖違，參班、荀以究同異，凡文字之傳譌，注解之傅會，一一析而辨之，甄釋探討，實事求是，能於《集解》、《索隱》、《正義》而外，自成一家言，庶幾子長之忠臣矣。”[110]傅斯年説：“此《史記志疑》者，於矛盾之端，錯簡之處，增考之迹，訓詁之義，皆致其疑。因其疑可見其真。”[111]又説：“所疑諸端，條理畢張，此敢於疑古之精神，已可以作範後昆矣。”[112]陳直嘗論及研究《史記》之著作時説：“清代至近世，有專著者約十餘種，以梁玉繩《史記志疑》最爲精核。”[113]皆給予《史記志疑》極高的評價。
《史記志疑》一書撰成，遂爲梁氏之後研究《史記》者所尊信，如張文虎《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沈家本《史記瑣言》、郭嵩燾《史記札記》、李笠《史記訂補》、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王叔岷《史記斠證》、韓兆琦《史記箋證》、中華書局修訂本《史記》（2014年版）等，足見世人對其書的肯定。至如林春溥《戰國紀年》及《古史紀年》、陳逢衡《竹書紀年集證》、王先謙《漢書補注》、黄汝成《日知録集釋》、諸祖耿《戰國策集注匯考》、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等，皆大量引用《史記志疑》之説，可見其書之影響。
當然，批評者亦有之。清人錢馥曾撰寫《〈史記志疑〉識疑》共二十三條，載入《小學盦遺書》卷二，[114]專門探討《史記志疑》有疑義者，辨正梁氏之誤。
《史記志疑》在辨正問題之時，往往過於尊信經書。例如，當《史記》與《左傳》有異之時，梁氏一概信從《左傳》，據經改史。王叔岷説：“梁氏迷信經典，凡史公記春秋時事，與《左傳》不合者，梁氏皆以爲非。史公通達，博採史實，保存古史資料甚多，其功績非迂儒所解。他年有暇，當撰《史公記春秋時事溢出左傳考》一篇，以彰史公取材之識度也。”[115]又説：“凡《史記》與《左傳》不合者，梁氏往往以《史記》爲誤，此迷信經典之過也。”[116]李人鑒説：“梁玉繩《史記志疑》偏信《左傳》，凡《世家》所云不同於《左傳》者，悉以爲《世家》誤。其説實未可從。”[117]則是兩人均已注意到梁氏有此病。
清人李慈銘曾批評《史記志疑》曰：“梁氏《史記志疑》，竹汀錢氏亟稱之。其考訂訓詁，固多可取，而頗多錮於學究識見，强解三代以上之事。”[118]近人陳乃乾採信李氏之説，[119]此亦是梁氏一病。
學者多認爲《史記志疑》底本選擇不精，使其考辨白費了很多氣力。賀次君點校《史記志疑》之時，曾説：“梁玉繩作《志疑》所依據的是明萬曆四年（1576）吴興凌稚隆《史記評林》，即所稱湖本。這個本子重在評論，於史文却不甚注意，刊刻時校讎不精，錯誤較多，其中許多錯誤並無版本的因襲關係。梁氏少有用其他版本與湖本比較，凡是湖本自誤的，大都歸咎於《史記》本身，一一疑而辨之。我們今將湖本與金陵本（即中華書局二十四史點校本《史記》的底本）的異文附注在他所出的史文各條下面，就可看出他所欲改正的字句，和金陵本正相同。他當時如果依據另外一種較好的本子，就能省却不少篇幅。”[120]今人譚漢生曾爲《史記志疑》撰寫提要，亦説：“梁氏所據本爲明萬曆四年吴興凌稚隆《史記評林》本，即所謂湖本。此本刊刻不精，錯誤較多，而梁氏未曾參考更多的《史記》版本，故所謂《史記》之誤，多爲湖本之誤。”[121]張新科、俞樟華兩人評《史記志疑》説：“依據明凌稚隆的校讎不精、錯誤較多的所謂湖本進行辨正，他所提出的問題，有時就不一定是《史記》本身的錯誤，這個不大不小的技術上的失誤，使他白費了很多力氣。”[122]皆認爲凌稚隆《史記評林》質量很差，梁玉繩不應據以作底本。
凌稚隆《史記評林》是“評林類”《史記》的典範，學界對凌氏之書的評價不高，當與其爲世之通俗本的地位有關，誠如張興吉所言，“國内學者對明代《史記評林》本的研究存在著嚴重的不足”[123]，由於“《史記評林》版本近乎通俗本的地位”[124]，是以“國内學者大多忽視它的存在，從而導致中國學者對《史記評林》的研究，一直處於比較低的水平”[125]。今人多貶低凌氏之書，但明末清初，此書能大行其世，勢必不至於如此低劣。
凌稚隆輯校《史記評林》一百三十卷，是以柯本，即明嘉靖四年（1525）金臺汪諒刻、蒲田柯維熊校本爲底本，校勘質量已屬上乘。《史記評林》“凡例”有云：“《史記》刻本自宋元迄今不下數十家，但近時見行者，杭本無《索隱述贊》，白鹿本無《正義》，陝西本缺《封禪》、《河渠》、《平準》三書。惟金臺汪本，蒲田柯氏所校，頗少差謬。兹刻以宋本與汪本字字詳對，間有不合者，又以他善本參之，反復讎校，庶免亥豖魚魯之獘云。”[126]是其證。今之學者多認爲柯本之底本即南宋黄善夫本，[127]而黄善夫本是現存最早的三家注合刻本。黄善夫本雖間有譌誤，但柯氏校訂之時，已經有所改正。[128]《史記》的明末諸版本中，柯本相對是最好的本子，故《史記評林》以其爲底本，而柯本的譌誤，《史記評林》又有所改正，故《史記評林》又勝過柯本。[129]考《書目答問》史部“《史記評林》一百三十卷”條曰：“明凌稚隆刻本，較勝他坊本。”[130]范希曾補曰：“此本之可取在正文及注校刻不苟。”[131]錢泰吉《甘泉鄉人稿·校史記雜識》有云：“《史記》明刻本《集解》《索隱》《正義》皆備者，以震澤王氏、莆田柯氏本爲善。《評林》本，吴興淩稚隆刻，藏書家不以爲重。今以乾隆四年殿本校勘，乃知勝明監本多矣。‘凡例’言‘以宋本與汪本（當即柯本）詳對’，非虚語也。梁曜北先生撰《史記志疑》亦以湖本爲據。”[132]鄭之洪論《史記評林》曾説：“凌氏對史注均作校勘，許多考訂有獨到見解，不僅勝過明柯維熊本，而且許多地方不比南宋本差。明陳仁錫的《史記評林》、清梁玉繩的《史記志疑》都是依據凌本。由於有上述特點，凌本是評林本中的佳乘，影響很大。”[133]諸人對凌氏書的評價很高，梁玉繩以其爲底本，自有道理。
賀次君曾論及凌氏《史記評林》，言曰：“凌氏此本，清代藏書家多不重視，蓋以其不脱明代評論之舊習，凡文章之品題，不過争文句之繁簡，論進退之當否，雖逐斷批注，率多未當，但於此本校勘考訂精確處，則未正視之也。……凌氏以柯刻爲藍本，又以宋本參校之。……而《史》文及注，往往有勝於柯本及南宋、元、明諸刻者。……蓋曾以宋刻與柯本參校，擇其善而從之者。三家注方面各本皆有錯字，凌氏特能加意校勘，其精審之處足以訂砭它本之譌漏。……蓋《史記》一書，經二千年之傳寫翻刻，錯亂已甚，舊注幾經分析合併，亦失其舊，凌氏獨留心校勘，有裨史學良多，後陳仁錫刻《史記評林》，清梁玉繩撰《史記志疑》，皆以此本爲依據，故不能以其名爲評林而輕視之也。”[134]賀氏之論，與其在《史記志疑》“點校説明”中所評，前後何至相反如此。賀次君又批評梁玉繩“少有用其他版本與湖本比較”，但我們翻檢《史記志疑》，屢有“毛晉《集解》本作某”、“毛本作某”、“毛《集解》本作某”、“《索隱》本作某”、“王本作某”、“明監本作某”、“南監本作某”、“倪本作某”等語，亦證賀氏之語有失公正。賀氏再批評梁氏“凡是湖本自誤的，大都歸咎於《史記》本身”，但我們翻檢《史記志疑》，其書關於“附案”之體例，曾有“凡湖本有傳寫舛誤及句讀錯者爲附案”一語，且其書屢言“湖本某譌某”、“湖本有譌字”、“湖本失刻某字”、“湖本脱某字”、“湖本譌刻”、“湖本誤倒”、“湖本誤增”等，亦知梁氏曾對凌稚隆《史記評林》作有校勘，而非盡歸咎於《史記》本身。賀次君又用金陵書局本《史記》，對比梁玉繩《史記志疑》所欲改正的湖本之文，説“他所欲改正的字句，和金陵本正相同”，以證明“他當時如果依據另外一種較好的本子，就能省却不少篇幅”。但問題是，同治年間張文虎校刻金陵書局本《史記》，曾大量引用《史記志疑》，賀氏顛倒了兩者之間的先後順序，若以金陵書局本對比《史記志疑》之校，兩相符合，恰恰説明了梁玉繩校改的正確，是張文虎採用了梁氏成果。張文虎《〈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跋》有云：“所記異同，大半取資於錢校本，其外兼採諸家緒論，則梁氏《志疑》、王氏《讀書雜志》爲多。”[135]此處所謂的“錢校本”，即錢泰吉校本，而錢泰吉校勘史公之書，又曾奉梁氏《史記志疑》爲準繩，前已言之。兩者關係若此，故不得據金陵書局本以非難梁氏。
《史記評林》問世之後，因其輯録了大量的評論資料和校勘相對精審，深受歡迎，翻刻不斷，對當時的學界産生了重大影響。明末常熟毛氏汲古閣校刻《史記集解》、清乾隆年間校刻武英殿本《史記》、同治年間校刻金陵書局本《史記》、日人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水澤利忠《史記會注考證校補》，[136]以及中華書局修訂版《史記》（2014年版），皆以《史記評林》作爲重要的參校本，亦見此書的校勘價值。當然，因爲受到凌稚隆本人學力的限制，加以屢次刻印在時間上的倉促，《史記評林》尚存誤刻、譌字，此不必爲其諱言，但整體上説，《史記評林》仍不失爲一部校勘精審的善本。梁玉繩《史記志疑》以凌氏書爲底本，因其是當時最爲盛行的《史記》版本，既然受衆最多，故其譌誤當然有訂正的必要，一如今人之訂正《史記》譌文，多以最盛行的中華書局點校本《史記》爲標靶，可以説梁氏《史記志疑》不僅是《史記》，亦是《史記評林》的功臣。
學術發展不止，學理愈加精密，一人學識究竟有限，凡學術著作皆有瑕疵，《史記志疑》亦不能例外。梁玉繩《史記志疑》一書在具體的考辨中仍存有失誤，故糾正梁氏之誤是筆者撰寫此書最重要的内容。筆者對《史記志疑》進行詳細的梳理，發見其錯誤，並一一爲之辨析，以使此書更爲可信，亦使與《史記》研究相關之諸多問題愈辨愈明。我們的目的不是爲了否定其書之功績，而是爲了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史記志疑》之成就與不足。《史記》内容廣博，材料來源複雜，對其進行校勘、考訂均有較大的難度。《史記志疑》一書，其可資取的内容遠多於錯誤。金德建認爲《史記志疑》“確能於三家注外，自成一家之言，惟小疵在所不免”[137]，此語頗爲中肯。
【注释】
[1]〔漢〕司馬遷：《史記》卷六，中華書局，1982年，第279頁。
[2]〔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五，賀次君點校，中華書局，1981年，第189頁。
[3]同上。
[4]〔清〕梁玉繩：《史記志疑》自序，賀次君點校，第2頁。
[5]〔清〕梁玉繩：《清白士集》自序，清嘉慶間刻本。
[6]〔清〕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卷一五，黄曙輝、印曉峰標校，第264頁。《販書偶記》史部“《史記志疑》三十六卷”條亦曰：“乾隆五十二年丁未刊。”（孫殿起：《販書偶記》卷五，中華書局，1959年，第103頁）
[7]〔清〕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卷一五，黄曙輝、印曉峰標校，第265頁。
[8]《中國古籍總目》史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4頁。
[9]李淑燕：《梁玉繩與〈史記志疑〉研究》，山東大學2005年碩士學位論文；張自然：《〈史記志疑〉研究》，河南大學2003年碩士學位論文。
[10]〔清〕張之洞撰、范希曾補正、孫文泱增訂：《增訂書目答問補正》卷二，第142頁。
[11]〔清〕葉德輝：《書目答問斠補》“《史記志疑》三十六卷”條，江蘇省立蘇州圖書館，1932年，第26頁。
[12]《中國古籍總目》史部第1册，第24頁。《販書偶記》史部“《史記志疑》三十六卷”條亦曰：“光緒戊子餘姚朱氏重校刊。”（孫殿起：《販書偶記》卷五，第103頁）
[13]〔清〕張之洞撰、范希曾補正、孫文泱增訂：《增訂書目答問補正》卷二，第142頁。
[14]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編目録》“《史學叢書》93種1771卷，清光緒廣雅書局校刊”條，上海古籍書店重編，中華書局，1983年，第44頁。
[15]謝國楨：《廣雅叢書》提要，《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第29册，第409頁；謝國楨：《史學叢書（四十三種）》提要，《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第29册，第749頁；陳乃乾：《二十四史注補表譜考證書籍簡目》，《中國歷史文獻研究集刊》第四集，嶽麓書社，1984年，第203頁；李緒柏：《清代廣東樸學研究》，廣東省地圖出版社，2001年，第121頁；趙國璋、潘樹廣：《文獻學大辭典》“廣雅書局叢書”條，廣陵書社，2005年，第78頁。
[16]《中國古籍總目》史部第1册史10100008“《史學叢書》四十三種，清□□輯”條、史10200080“《史記志疑》三十六卷”條，第2、24頁；陳乃乾：《二十四史注補表譜考證書籍簡目》，《中國歷史文獻研究集刊》第四集，第203頁。
[17]〔清〕張之洞撰、范希曾補正、孫文泱增訂：《增訂書目答問補正》卷二，第142頁。
[18]〔清〕梁玉繩：《史記志疑》點校説明，賀次君點校，第3頁。
[19]謝國楨：《廣雅叢書》提要，《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第29册，第410頁；陳乃乾：《二十四史注補表譜考證書籍簡目》，《中國歷史文獻研究集刊》第四集，第203頁。
[20]王民信：《〈史記〉研究之資料與論文索引》，臺北學海出版社，1976年，第23頁；張自然：《〈史記志疑〉研究》，河南大學2003年碩士學位論文。
[21]〔清〕吴慶坻：《蕉廊脞録》卷三，《續修四庫全書》第1264册，第38頁。
[22]〔清〕梁玉繩：《清白士集》孫序，清嘉慶間刻本。
[23]〔清〕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卷五九，黄曙輝、印曉峰標校，第980頁。
[24]〔清〕莫友芝撰、傅增湘訂補：《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四，傅熹年整理，第204頁。
[25]〔清〕錢泰吉：《甘泉鄉人稿》卷七，《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72册，第81頁。
[26]〔清〕梁玉繩：《清白士集》自序，清嘉慶間刻本。
[27]〔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卷六，賀次君點校，第232頁。
[28]〔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三二，賀次君點校，第1342頁。
[29]〔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三二，賀次君點校，第1336頁。
[30]〔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一五，賀次君點校，第786頁。
[31]〔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一八，賀次君點校，第875頁。
[32]〔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二八，賀次君點校，第1214—1215頁。
[33]〔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二，賀次君點校，第57頁。
[34]〔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一六，賀次君點校，第805頁。
[35]〔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三，賀次君點校，第83頁。
[36]〔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一五，賀次君點校，第779—780頁。
[37]〔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一，賀次君點校，第3頁。
[38]〔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卷六，賀次君點校，第213頁。
[39]〔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二，賀次君點校，第68頁。
[40]〔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三四，賀次君點校，第1427—1428頁。
[41]〔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卷六，賀次君點校，第204頁。
[42]〔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三三，賀次君點校，第1376頁。
[43]〔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一三，賀次君點校，第677頁。
[44]〔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七，賀次君點校，第275頁。
[45]〔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一一，賀次君點校，第608頁。
[46]〔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一，賀次君點校，第26—27頁。
[47]〔清〕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卷五，方詩銘、周殿傑校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87頁。
[48]“太史公”含義之考證，可參看朱東潤：《太史公名稱考》，《史記考索》，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253—260頁；趙生群：《太史公新證》，《太史公書研究》，陝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7—139頁；張大可：《太史公釋名考辨——兼論〈史記〉書名之演變》，《史記研究》，甘肅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1—137頁。
[49]〔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三六，賀次君點校，第1489頁。司馬遷書初稱《太史公》或《太史公書》，後稱《史記》。司馬遷書之稱名問題，可參看朱東潤：《〈史記〉名稱考》，《史記考索》，第261—262頁；程金造：《〈史記〉名稱解》，《史記管窺》，陝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4—46頁；張大可：《太史公釋名考辨——兼論〈史記〉書名之演變》，《史記研究》，第121—137頁；陳直：《太史公書名考》，《文史考古論叢》，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83—189頁。
[50]〔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三六，賀次君點校，第1489頁。
[51]〔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三六，賀次君點校，第1472頁。
[52]〔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三六，賀次君點校，第1469頁。
[53]〔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三六，賀次君點校，第1471頁。
[54]《史記·太史公自序》曰：“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黄帝始。”（〔漢〕司馬遷：《史記》卷一三〇，第3300頁）又曰：“余述歷黄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漢〕司馬遷：《史記》卷一三〇，第3321頁）兩文所述相矛盾，記事之上、下限有不同。《史記》記事始於黄帝，此無甚争論，争論之焦點在記事的下限。今據張大可所考，《史記》記事的下限問題，大致有四種觀點：一、主張《史記》訖於麟止，如揚雄、班彪、張晏、崔適、梁啓超等人；二、主張《史記》訖於太初，如荀悦、劉知幾、梁玉繩、瀧川資言、王國維、朱東潤等人；三、主張《史記》訖於天漢，如班固、司馬貞、張守節等人；四、主張《史記》訖於武帝之末，如褚少孫、范文瀾等人（張大可：《〈史記〉斷限考略》，《史記研究》，第138—161頁）。張大可説：“《史記》斷限，‘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是司馬談效法《春秋》而發凡起例的計劃，‘述歷黄帝以來至太初而訖’是司馬遷修改原計劃以成‘一家之言’的實際斷限。”又説：“‘至太初而訖’乃是一個時代的斷限，並非絶對年代，初爲太初元年，而後發展爲太初四年，附載大事則盡武帝之末。若取絶對年代，當從《年表》，以太初四年爲正。”（張大可：《〈史記〉斷限考略》，《史記研究》，第156頁）又説：“起於陶唐，至於麟止，是司馬談發凡起例的計劃；起於黄帝，至於太初，是司馬遷擴大的計劃。”（張大可：《〈史記〉斷限考略》，《史記研究》，第139頁）張氏將其觀點寫成《〈史記〉斷限考略》一文，發表在《西北大學學報》1983年第2期，同年，吴汝煜《關於〈史記〉寫作目的、斷限及其他》（《徐州師院學報》1983年第2期）、趙生群師《關於〈史記〉的兩個斷限》（《蘭州大學學報》1983年第2期）兩文發表，研究結論相同。趙生群師對此評論道：“1983年，張大可、吴汝煜與筆者在同一時間發表文章，三篇文章不謀而合，得出了完全一致的結論，即：起自陶唐，至於麟止，是司馬談發凡起例的計劃；黄帝至於太初則是司馬遷作《史》的實際斷限。筆者以爲，這一驚人的巧合並非出於偶然。因爲從司馬談父子共同作《史》這一基本立場出發，不僅《自序》有兩個斷限的矛盾可以得到圓滿的解釋，前人的一些不同意見也可以得到較好的統一。”（趙生群：《〈史記〉斷限辨疑》，《〈史記〉文獻學叢稿》，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93頁）
[55]〔漢〕司馬遷：《史記》卷一三〇，第3321頁。
[56]〔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七，賀次君點校，第278頁。
[57]余嘉錫：《太史公書亡篇考》，《余嘉錫論學雜著》，中華書局，1963年，第17—18頁。
[58]張大可：《〈史記〉殘缺與補竄考辨》，《史記研究》，第166頁。
[59]〔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四〇上，中華書局，1965年，第1325頁。
[60]〔漢〕班固：《漢書》卷六二，中華書局，1962年，第2723—2724頁。
[61]〔漢〕班固：《漢書》卷三〇，第1714頁。
[62]《史記》之亡缺究竟爲何篇章，實乃一甚爲複雜的問題。自班氏父子提出《史記》缺十篇，後世學者針對“缺”字之含義、十篇之篇目，均有大量的討論。今據張大可《〈史記〉殘缺與補竄考辨》及趙生群師《〈史記〉亡缺與續補考》所考，大致有以下五説：一、十篇全亡説，如張晏、裴駰、司馬貞、陳振孫、余嘉錫等人；二、十篇草創未成説，如劉知幾、四庫館臣、梁啓超等人；三、十篇佚而復出，僅亡《武紀》説，如吕祖謙、王鳴盛等人；四、亡書七篇説，梁玉繩；五、十篇未亡説，李長之。各説之理據及其得失，可詳參上述兩文。
[63]〔漢〕班固：《漢書》卷六二，第2724—2725頁。(www.xing528.com)
[64]〔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七，賀次君點校，第279—280頁。
[65]梁玉繩的解釋没有得到今人認同，《史記》“十篇缺”的問題至今都無法取得一致認識。今人受限於材料及方法，已很難將此問題徹底解决。張大可認爲，張晏所云十篇之書，實際情况爲：亡一，即《武紀》；殘三，即《禮書》、《樂書》、《兵書》（亦即《律書》）；存六，即《景紀》（全存）、《將相表》（有後人續）、《日者傳》（褚少孫續）、《三王世家》（褚少孫續）、《龜策傳》（褚少孫續）、《傅靳傳》（全存）（張大可：《〈史記〉殘缺與補竄考辨》，《史記研究》，第162—187頁）。趙生群師認爲，張晏所列十篇確實亡失，今本《史記》此十篇俱在，乃後人補作（趙生群：《〈史記〉亡缺與續補考》，《太史公書研究》，第37—64頁）。
[66]〔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卷八，賀次君點校，第298頁。
[67]〔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一三，賀次君點校，第694頁。
[68]〔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一四，賀次君點校，第756頁。
[69]〔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一五，賀次君點校，第757頁。
[70]〔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一五，賀次君點校，第758頁。
[71]〔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一五，賀次君點校，第764頁。
[72]〔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一五，賀次君點校，第766頁。
[73]〔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一六，賀次君點校，第819—820頁。
[74]〔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二六，賀次君點校，第1150頁。
[75]〔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二六，賀次君點校，第1152頁。
[76]〔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二六，賀次君點校，第1157頁。
[77]〔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二六，賀次君點校，第1158頁。
[78]〔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二六，賀次君點校，第1164頁。
[79]〔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二六，賀次君點校，第1177頁。
[80]〔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三二，賀次君點校，第1335頁。
[81]〔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三三，賀次君點校，第1365頁。
[82]〔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三三，賀次君點校，第1380頁。
[83]〔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三三，賀次君點校，第1389頁。
[84]〔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三四，賀次君點校，第1396頁。
[85]〔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三四，賀次君點校，第1397頁。
[86]〔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三四，賀次君點校，第1398頁。
[87]〔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三四，賀次君點校，第1424頁。
[88]〔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三五，賀次君點校，第1444頁。
[89]同上。
[90]〔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三五，賀次君點校，第1456頁。
[91]〔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三五，賀次君點校，第1457頁。
[92]〔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三五，賀次君點校，第1457頁。
[93]《史記》的續補問題，張大可《〈史記〉殘缺與補竄考辨》《關於〈史記〉續補與亡篇散論二題》及趙生群師《〈史記〉亡缺與續補考》皆詳細地考辨了後人續補《史記》的篇目及内容。張氏《〈史記〉殘缺與補竄考辨》一文，將其考辨結果列爲四表：表一“褚少孫等續《史》篇目内容”，共十二篇；表二“好事者補亡篇目内容”，共四篇；表三“讀《史》者增竄篇目内容”，共十篇；表四“司馬遷附記太初以後事篇目内容”，共十六篇（《史記研究》，第176—184頁）。另，張氏《關於〈史記〉續補與亡篇散論二題》一文，則主要討論了褚少孫續補《史記》的問題及論證了《日者》《龜策》兩篇非補作（《史記研究》，第188—202頁）。趙生群師《〈史記〉亡缺與續補考》一文，針對《史記》的續補篇目及文字，尤其是褚少孫續補《史記》的篇目、時間、特點及馮商續補《史記》等問題多有探討，對褚、馮兩家之外的他家續補《史記》的問題，趙師之文亦提出了頗有價值的看法（《太史公書研究》，第54—62頁）。考證《史記》的續補問題，尚有朱東潤《〈史記〉百三十篇僞竄考》（《史記考索》，第263—268頁）及吴汝煜《〈史記〉的補作者和續作者》（《史記論稿》，江蘇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289—291頁）兩文可參看。
[94]〔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三六，賀次君點校，第1473頁。
[95]〔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三六，賀次君點校，第1475頁。
[96]〔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卷八，賀次君點校，第301—302頁。
[97]〔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九，賀次君點校，第387頁。
[98]〔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三六，賀次君點校，第1474頁。
[99]〔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三六，賀次君點校，第1478頁。
[100]〔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三六，賀次君點校，第1481頁。
[101]〔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三六，賀次君點校，第1482頁。
[102]〔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三五，賀次君點校，第1434頁。
[103]〔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三，賀次君點校，第107頁。
[104]〔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二五，賀次君點校，第1137頁。
[105]〔清〕梁玉繩：《史記志疑》錢序，賀次君點校，第1頁。
[106]〔清〕梁玉繩：《清白士集》孫序，清嘉慶間刻本。
[107]〔清〕錢泰吉：《甘泉鄉人稿》卷六，《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72册，第63—64頁。
[108]〔清〕林紓：《桐城吴先生點勘〈史記〉讀本序》，《畏廬續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775册，第612頁。
[109]〔清〕梁章鉅：《退庵隨筆》卷一六，《續修四庫全書》第1197册，第367頁。
[110]〔清〕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卷一五，黄曙輝、印曉峰標校，第264頁。
[111]傅斯年：《故書新評》，《中國古代思想與學術十論》，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232頁。
[112]傅斯年：《故書新評》，《中國古代思想與學術十論》，第230頁。
[113]陳直：《史記新證》自序，中華書局，2006年，第2頁。
[114]〔清〕錢馥：《小學盦遺書》卷二，《叢書集成續編》第92册，上海書店，1994年，第706—707頁。
[115]王叔岷：《史記斠證》卷一五，中華書局，2007年，第609頁。
[116]王叔岷：《史記斠證》卷三六，第1408頁。
[117]李人鑒：《太史公書校讀記》，甘肅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98頁。
[118]〔清〕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由雲龍輯，上海書店，2000年，第207頁。
[119]陳乃乾：《讀書識小録》，《陳乃乾文集》，虞坤林整理，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年，第243頁。
[120]〔清〕梁玉繩：《史記志疑》點校説明，賀次君點校，第3頁。
[121]譚漢生：《史記志疑》提要，《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頁。
[122]張新科、俞樟華：《史記研究史略》，三秦出版社，1990年，第153頁。
[123]張興吉：《元刻〈史記〉彭寅翁本研究》，鳳凰出版社，2006年，第180頁。
[124]張興吉：《元刻〈史記〉彭寅翁本研究》，第181頁。
[125]張興吉：《元刻〈史記〉彭寅翁本研究》，第181頁。
[126]〔明〕凌稚隆：《史記評林》凡例，《四庫未收書輯刊》壹輯第11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26頁。
[127]周録祥：《凌稚隆〈史記評林〉研究》，南京師範大學2008年博士學位論文；張玉春：《〈史記〉版本研究》，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289頁。
[128]周録祥：《凌稚隆〈史記評林〉研究》，南京師範大學2008年博士學位論文；張玉春：《〈史記〉版本研究》，第290頁。
[129]周録祥：《凌稚隆〈史記評林〉研究》，南京師範大學2008年博士學位論文。
[130]〔清〕張之洞撰、范希曾補正、孫文泱增訂：《增訂書目答問補正》卷二，第141頁。
[131]同上。
[132]〔清〕錢泰吉：《甘泉鄉人稿》卷五，《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72册，第51頁。
[133]鄭之洪：《史記文獻研究》，巴蜀書社，1997年，第263頁。
[134]賀次君：《史記書録》，商務印書館，1958年，第162—167頁。
[135]〔清〕張文虎：《舒藝室雜著》甲編卷下，清同治光緒間刻《覆瓿集》本。
[136]周録祥：《凌稚隆〈史記評林〉研究》，南京師範大學2008年博士學位論文。
[137]金德建：《〈史記志疑〉訂正二則》，《文史》1993年總第37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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