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志疑》一書，内容包羅萬象，梁玉繩閲讀《史記》，凡有疑問處，皆摘字注解，一一考辨，很難將其書之内容機械地劃分爲若干類。今爲講解之便，姑勉而爲之，舉例予以説明。
1．考訂《史》文
（1）校勘文字
其一，譌文。例如，《史記志疑》在《高祖本紀》設立“立故趙將趙利爲王以反”條，曰：“（韓王）信本《傳》云‘立趙苗裔’，《漢紀》云‘趙後’，則‘將’乃‘後’字之誤。其後爲陳豨將守東垣也。”[27]
其二，脱文。例如，《史記志疑》在《樊酈滕灌列傳》設立“攻下黄”條，曰：“《漢書》作‘下外黄’，此缺‘外’字。”[28]
其三，衍文。例如，《史記志疑》在《韓信盧綰列傳》設立“漢兵擊斬陳豨將侯敞、王黄於曲逆下”條，曰：“《史詮》謂‘王黄’二字衍，是也。下云‘生得王黄’，《樊噲傳》云‘虜王黄’，則非斬矣。”[29]
其四，倒文。例如，《史記志疑》在《天官書》設立“水澹澤竭，地長見象”條，曰：“此文傳寫錯誤，當依《漢志》作‘水澹地長，澤竭見象’。”[30]
其五，錯簡。例如，《史記志疑》在《魯周公世家》設立“文王日中昃不暇食，饗國五十年”條，曰：“此疑錯簡，當在前文‘祖甲饗國三十三年’之下。不然，既叙《多士》又忽復述《無逸》，恐無此文理。”[31]
（2）考證史實
其一，史事。例如，《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子貢遊説諸國，存魯、亂齊、破吴、彊晉、霸越，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史記志疑》在《仲尼弟子列傳》設立“田常欲作亂於齊”條，洋洋灑灑，力辨其誕，言曰：“子貢説齊、晉、吴、越一節，《家語·屈節》、《越絶·陳恒傳》、《吴越春秋·夫差内傳》並載之，昔賢歷辨其謬。《古史》曰：‘齊之伐魯，本于悼公之怒季姬，而非陳恒。吴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吴、齊之戰，陳乞猶在，而恒未任事。所記皆非，蓋戰國説客設爲子貢之辭以自託於孔氏，而太史公信之耳。’《通鑑外紀》曰：‘齊、魯交兵數矣，一不被伐安能存哉？田氏弱齊，一當吴兵安能亂哉？吴不備越而亡，勝齊安能破哉？四卿擅權，晉以衰弱，修兵休卒安能彊哉？越從吴伐齊，滅吴乃强，此安能霸哉？十年之中，魯、齊、晉未嘗有變，吴、越不爲是而存亡，遷之言華而少實哉。’《日知録》二十六曰：‘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當伐魯之年，僅十三四歲耳，而曰請行，豈甘羅、外黄舍人兒之比乎？’方氏《補正》（即方苞《史記注補正》——引者注）曰：‘春秋時，郡小於縣，定二年《傳》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是也。此曰發九郡兵，則爲後人所設之詞明矣。’余謂，可駁者不止此，陳氏憚高、國、鮑、晏，何以欲移兵伐魯？子貢使齊在哀十五年魯與齊平之後，爲成叛故，何得强相牽引。伍子胥死於戰艾陵後，是時尚未賜屬鏤，何云子胥以諫死？《左傳》吴獲國書等五人，何云獲七將軍？黄池之會距戰艾陵二年，何言吴王不歸以兵臨晉？會盟争長，吴先於晉，何云晉敗吴師？會黄池歸與越平，在哀十三年，越滅吴在哀二十二年，何云會黄池歸與越戰不勝見殺？越滅吴稱霸，在孔子卒後七年，何云子貢之出，孔子使之？五國之事會，與子貢無干，何云子貢存魯、亂齊、破吴、彊晉、霸越？自哀八年齊伐魯，至二十二年吴滅越，首尾十五歲，何云十年？傾人之邦，以存宗國，何以爲孔子？縱横捭闔，不顧義理，何以爲子貢？即其所言，了無一實，而津津道之。《子胥傳》亦有句踐用子貢之謀，率衆助吴等語，豈不誕哉！《墨子·非儒下篇》謂‘孔子怒晏子沮尼谿之封于景公，適齊欲伐魯，乃遣子貢之齊，勸田常伐吴，教高、鮑毋得害田常之亂，遂勸越伐吴，三年之内，齊、吴破國’。其爲六國時之妄談可見，孔鮒《詰墨》辨之矣。或曰《弟子傳》皆短簡不繁，獨《子貢傳》榛蕪不休，疑是後人闌入，非《史》本文也。”[32]
其二，典制。例如，《史記志疑》在《殷本紀》設立“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亂”條，言曰：“一代有一代之禮，殷道親親立弟，周道尊尊立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若殷亦立子，周亦立弟者，權耳。此殷、周殊禮也。故文王當伯邑考死，雖有伯邑考之子在，舍之而立武王，先儒以爲殷禮，孔子曰立孫，自爲周言之耳。”[33]此論商周之世襲。又如，《史記志疑》在《封禪書》設立“唯雍四畤上帝爲尊”條，言曰：“秦舊有六畤而言四者，《索隱》謂是密畤、上下畤、畦畤，西、鄜二畤不在雍，故别祀不數。則《正義》引《括地志》以鄜畤、吴陽上下畤爲四固非，而下文‘西畤、畦畤，祠如其故’語，必西畤、鄜畤也。‘畦’字誤。畦畤在櫟陽，亦不在雍，而列於四畤之内者，以白帝合於炎、黄、青爲四，故高帝增黑帝而五也。”[34]此論秦漢之封禪。再如，《史記志疑》在《周本紀》設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條，言曰：“當依《書·牧誓序》以‘虎賁三百人’爲斷。考《周禮》虎賁氏之官，其屬虎士八百，安得有三千之多？古車戰之法，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至臨敵制變，更以甲士配車而戰，一車實有百人，每乘以虎賁一人爲右。武王時尚侯國，未備六軍，故《牧誓》稱‘司徒、司馬、司空’三卿。百乘爲一軍，一卿主之，是以車三百乘，虎賁三百人。”[35]此論兵制之車戰。《史記志疑》所論典章制度甚夥，又如官制、禮樂、律曆、郡縣、貨幣、疆域等，皆有所論及。今限於篇幅，舉一隅以賅其餘。
其三，天文地理。例如，《史記志疑》在《天官書》設立“角、亢、氐，兖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虚、危，青州；營室、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冀州；觜觿、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荆州”條，言曰：“本《書》于‘中宫’條内，謂‘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是以北斗言分野也。此云‘角、亢、氐，兖州’等，是以二十八宿言分野也。下文甲、乙、丙、丁之占，是以日時言分野也。‘秦候太白’諸語，是以五星言分野也。‘界華、夷爲陰陽’，是以畢、昴、天街言分野也。夫列宿主十二州，而斗之七星亦各有屬，奚獨杓、衡、魁三星而已乎？天街分國陰陽，理固有之，即上文所稱‘昴、畢間爲天街。其陰，陰國；陽，陽國’也。然謂畢、昴二星主華、夷，實未所聞。若五星占候以及支干日時之配合，並與二十八宿言分野同義。《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則分野之法，自古傳之。《左氏》《内》、《外傳》載伶州鳩、董因、士弱、子産、裨竈、梓慎諸人所論，確然可證。但竊有疑者，二十八宿俱生主中國，故《漢·藝文志》歷家有《海中二十八宿國分》、《臣分》各二十八卷，豈日星只在中國而不臨四夷哉？疑一。以宿配州，或多或少，地廣者星反少，地狹者星反多，疑二。《淮南·天文訓》、《漢書·地理志》以郡國配二十八宿，嗣後言分野者雖有異同，遞爲祖述。唐李淳風、僧一行更闡發無遺，而獨不宗《史記》，疑三。占地于天，必天應乎地而始驗，乃楊州在南而牛、女在北，青州在東而虚、危在北，冀州在北而昴、畢在西，雍州在西而井、鬼在南，往往相反而不相應，疑四。故宋周密《癸辛雜識》以分野爲疏誕也。蓋州郡有廢置，封國有變遷，安得以屢改之地占不改之星，而星一日移一度，一月移一次，又安得以無定之星占常定之地，前賢之言分野者甚衆，余取三説焉。康成《周禮注》曰：‘九州諸國中封域，于星亦有分焉，其書亡矣。堪輿雖有郡國所八度，非故數也。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孔仲達《春秋傳正義》曰：‘分郡國以配諸次，徒以相傳爲説，其源不可得聞。’明蘇伯衡《平仲集·分野論》曰：‘分野視分星，古不謂地，鄭氏云“星土星所主土”是也。國在此而星在彼，彼此若不相配，而其爲象未嘗不相屬。’”[36]此論二十八宿、十二州。《史記志疑》所考除此而外，尚有不少關於地名、河渠變遷問題等，不再一一詳舉。
其四，姓名字號。例如，《史記志疑》在《五帝本紀》設立“（黄帝）姓公孫名曰軒轅”條，言曰：“公孫非姓也。黄帝乃少典國君之後，故稱公孫。軒轅是其號，《漢·律曆志》：‘黄帝始垂衣裳，有軒冕之服，故天下號軒轅氏。’然則黄帝何姓？曰：姓姬。《國語》晉胥臣云：‘黄帝以姬水成。’蓋炎帝之所賜也。黄帝何名？曰：不可考已。《路史·後紀》載帝名字，皆讖緯雜説，不足信耳。”[37]又如，《史記志疑》在《高祖本紀》設立“（劉邦）字季”條，言曰：“季乃是行，高祖長兄伯，次兄仲，亦行也。《史》以‘季’爲字，與《索隱》以‘季’爲名，並非。若‘季’是字，則張釋之何以字‘季’乎？高祖名邦，與兄名喜弟名交同，《索隱》引項岱謂即位易名，非。論史例，帝名于《本紀》之首宜一見，《藝文類聚》十二引《史》曰：‘高祖諱邦字季。’恐不可信，蓋所引多删改也。”[38]
2．疏釋《史》文
《史記志疑》雖以考訂《史記》之錯譌爲其主體，然亦有不少篇幅是對《史記》之申述、疏釋。例如，《史記志疑》在《殷本紀》設立“封紂子武庚禄父以續殷祀，令修行盤庚之政”條，言曰：“武庚之封，何以不告其遵成湯之法，三宗之道，而云盤庚之政乎？《吕子·慎大篇》：‘武王命周公旦進殷之遺老，問衆之所説，民之所欲。殷遺老曰：“欲復盤庚之政。”武王于是復盤庚之政。’《史》蓋本此。”[39]此是申述《史》文之來源。又如，秦始皇遣徐福入海求仙藥，《史》一作“福”，一作“巿”，《史記志疑》在《淮南衡山列傳》設立“又使徐福入海”條，言曰：“徐巿又作‘福’者，‘巿’與‘芾’同，即‘黻’字，語轉又爲‘福’，非徐有兩名，故《始皇紀》作‘巿’，而此作‘福’，《漢書·伍被傳》、《抱朴子》《用刑》、《極言》二篇，並作‘徐福’。”[40]此是考《史》之異文。又如，《史記志疑》在《項羽本紀》設立“王九郡”條，言曰：“項羽王梁楚九郡，《史》、《漢》皆不詳，注家亦略。《史詮》謂：‘泗水、碭、薛、東海、臨淮、彭城、廣陵、會稽、鄣九郡。’然臨淮郡，漢武帝元狩六年置。彭城郡，宣帝地節元年置。廣陵國，非郡，武帝元狩五年更江都國爲廣陵，中間爲郡止三年。鄣郡之置，未知何時，秦無鄣郡，豈羽置之乎？《經史問答》言：‘秦于楚地置十郡，項王以漢中封高祖，九江封英布，南郡封共敖，長沙爲義帝都，而自得東海、泗水、薛、會稽、南陽、黔中。秦于梁地置三郡，項王以河東封魏豹，而自得碭、東郡。凡得郡八，據《史記》益以楚郡，適得九郡之目。’然秦無楚郡，恐是誤會《楚世家》之文。南陽、黔中，中隔數國，豈能遥屬於楚？程、全兩説俱難信。惟錢宫詹大昕《漢書考異》謂《史》稱九郡者，據當時分置郡名數之，引《高紀》六年封荆、楚二王地作證，以泗水、東陽、東海、碭、薛、鄣、吴、會稽、東郡爲九，甚確。”[41]項羽王九郡，《史記》無詳載，三家注亦無説，故梁氏論之。《史記志疑》一書，有不少篇幅是爲申述、疏釋《史》文而作，今舉三例如上。
3．闡明《史》例
《史記志疑》一書，有些内容旨在揭示《史記》之文例。例如，《史記志疑》在《韓長孺列傳》設立“韓安國爲梁使，見大長公主”條，言曰：“安國凡兩見長公主。一救僭警蹕事，是安國爲中大夫時；一解殺袁盎事，是安國爲内史時。《史》分載《梁孝王世家》及此《傳》，乃互見之法，非不同也。或疑《史》誤分一事爲二者非。《古今黈》亦謂是前後兩事。”[42]論此以明《史》文有互見之法也。又如，《史記志疑》在《建元以來侯者年表》設立“（義陽）侯衛山”條，言曰：“凡嗣侯見在者，則加‘今’字；其始封之君見在乃初侯也，故不加‘今’字。”[43]論此以明《史表》兩題“今侯”、“侯”字之區别。
《史記志疑》一書，對於《史》文失例之處亦多有指正。例如，《史記志疑》在《孝景本紀》設立“以御史大夫綰爲丞相，封爲建陵侯”條，言曰：“盧學士云：‘封爲建陵侯，五字衍。’余謂，依《史》例當云‘以御史大夫建陵侯綰爲丞相’，衍‘封爲’二字。”[44]又如，《史記志疑》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設立“（煑棗）（孝惠）七、（高后）八、（孝文）一”條，言曰：“此謂革朱在位年數，孝惠時七年，高后時八年，文帝時一年也。但《漢表》云朱以孝惠七年薨，嗣子有罪不得代，至文帝二年始以它子紹封，中間曠絶十年。則此所書妄矣，當衍去‘八’字、‘一’字，而高后格内補書曰‘嗣子有罪，不得代’，《表》例也。”[45]梁氏據《史》例以正《史》文。
4．其他問題(www.xing528.com)
（1）闡明“太史公”之含義
《史記志疑》在《五帝本紀》設立“太史公曰”條，言曰：“太史公之稱，《補今上紀》及《自序傳》注引桓譚《新論》云‘東方朔所署’，又引韋昭云‘遷外孫楊惲所加’，又引衛宏《漢儀注》謂‘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爲令，行文書而已’，又引虞喜《志林》謂‘古主天官者皆上公，自周至漢，其職轉卑，然朝會坐位猶居公上，其官屬仍以舊名尊之’。考《史記》遷死後稍出，至宣帝時始宣布，東方朔安得見之，《索隱》非之矣。《遷傳》有楊惲祖述其書之語，韋昭所本，《索隱》亦從之。但一部《史記》均稱太史公，惟《自序》中‘遷爲太史令’一句稱令，然《正義》引《史》作‘公’，疑今本傳譌，或依《漢書》改，豈盡惲增之耶？《索隱》以爲姚察非之矣。蓋太史公是官名，衛宏漢人，其言可信，《西京雜記》、《隋書·經籍志》、《史通·史官建置篇》、宋三劉（敞、攽、奉世）《兩漢刊誤》並同衛宏也。或問：晉晉灼《漢書·司馬遷傳》注曰：‘《百官表》無太史公在丞相上，衛宏不實。’《索隱》亦言宏謬。又宋宋祁《筆記》曰：‘遷與任安書，自言“僕之先人，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若其位在丞相上，安得此言？’唐顔師古《遷傳》注謂：‘遷尊其父，以公爲家公之公。’宋吴仁傑《兩漢刊誤補遺》謂：‘遷父子官令而云公者，邑令稱公之比。’諸説然否？曰：非也。漢官之不見于《表》者甚多，不獨太史公。况宣帝已改爲令，屬于太常，表固宜無之，奈何據以駁衛宏乎？《史記》中太史公，大半遷自稱之，不皆指其父，何尊之有？《後漢書·鄭康成傳》載孔融告高密縣立鄭公鄉云：‘太史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此尊之説也，而東吴顧氏炎武《日知録》二十卷譏之，縣公僭稱，他人呼之猶可，自號則不可。明于慎行《讀史漫録》以爲：‘朝會立處。在人主左右，以記言動，如唐、宋螭頭記注之制，非爵秩之位，乃朝著之位。前人多誤釋。惟《正義》以虞喜爲長，而《志林》實與《漢儀注》相通明，戲弄而倡優畜之，正以其在人主左右耳。’至宋蘇洵《嘉祐集·史論》議遷與父無異稱爲失，更不然。《史記》祗《天官書》‘太史公推古天變’及《封禪書》兩稱太史公，《自序》前篇六稱太史公，指司馬談，文義顯白，餘皆自謂。蘇氏何所疑而譏其失哉！”[46]錢大昕論此曰：“太史公是官名，遷父子世居其職。衛弘漢人，其言可信，而後人多疑之。予謂‘位在丞相上’者，謂殿中班位在丞相之右，非職任尊於丞相也。虞喜謂‘朝會坐位猶居公上’，蓋得之矣。子長自言‘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與《漢儀注》云‘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者正合。《史記》一書，惟《自序》前半稱太史公及《封禪書》兩稱太史公，指其父，餘皆遷自稱之詞。小司馬、小顔以爲尊其父者，非矣。”[47]論及“太史公”一語在《史記》書中具體所指，[48]梁氏、錢氏略同。
（2）考證《史記》書名之變化
《史記志疑》在《太史公自序傳》設立“爲《太史公書》”條，言曰：“《漢·藝文志》亦云：‘《太史公》百三十篇。’又云：‘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蓋史公作書，不名《史記》，《史記》之名，當起叔皮父子，觀《漢·五行志》及《後書·班彪傳》可見。蓋取古‘史記’之名以名遷之書，尊之也。”[49]梁氏續此又考證《史記》之漢唐研究簡况，曰：“曩賢多注《漢書》僂指三十餘家，而注《史記》者甚少，延篤、徐廣、鄒誕生、劉伯莊俱作《音義》，别有《音隱》五卷，莫詳其人，並佚不傳，惟經裴參軍等引用，什獲一二。裴氏《集解》與小司馬《索隱》、張長史《正義》附見於《史》，僅止三家，甄釋探討，庶幾子長忠臣，然屢涉誤端，瑕瑜相準。《唐·藝文志》許子儒、王元感、徐堅、李鎮、陳伯宣均注《史記》，又子儒《音》三卷，李鎮《義林》及裴安時《篡訓》各二十卷。考《索隱後序》小司馬已罔睹許注，則唐初遂亡，《宋史·志》祗載伯宣注，是元感諸儒所篡亡於宋代。而馬氏《通考》言伯宣注殘缺，今並殘本不可得。柳宗元《龍城録》稱漢末大儒張昶撰《龍山史記注》，未之見也。《後序》謂隋柳顧言善此史，劉伯莊先人常從受業，隨手記録，伯莊緣以作《音義》，張嘉會亦善此史，小司馬少從之學，因成《索隱》，柳、張二公之旨，殆絶而不絶矣。”[50]
（3）裁斷《史記》記事之時限
《史記志疑》在《太史公自序傳》設立“自黄帝始”條，言曰：“《史》始黄帝。”[51]又設立“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條，言曰：“七年者，自太初之元至天漢三年也。觀《報任安書》，史公征和中尚存，其《史》成於天漢，而實以太初爲限，《漢書·遷傳贊》謂‘《史》訖天漢’，張守節《正義序》、吴仁傑《刊誤補遺》從之，殊失考。史公《高祖功臣表序》云‘至太初’，此《傳》云‘漢興至太初百年’，又云‘至太初而訖’。他若荀《紀》、《後書·班彪傳》及《史通》《六家篇》、《古今正史篇》皆云‘訖太初’，即《漢書·敍傳》亦云‘太初以後，闕而不録’，則《遷傳》讚辭，明屬妄談，蓋誤以李陵之降爲斷，復見諸處後人增加之語，遂認《史》不終太初矣。”[52]又設立“至于麟止”條，言曰：“史公作《史》，終於太初而成於天漢，其殁在征和間。一部《史記》惟《自序傳》後定。其曰‘至太初而訖’者，《史》作始於太初元年，即以太初終也；曰‘論次其文，七年遭禍’者，明未遭禍以前已爲《史記》，至是乃成也。若所稱‘麟止’者，取《春秋》絶筆獲麟之意也。武帝因獲白麟改號元狩，下及太初四年凡二十二歲，再及太始二年凡二十八歲，後三歲而爲征和之元。太始二年更黄金爲麟趾褭蹏，蓋追紀前瑞焉，而史公借以終其《史》，假設之辭耳。”[53]梁氏斷定《史記》記事始於黄帝，訖於太初，[54]基本可信。
（4）探討《史記》之亡缺
《史記》在流傳中存在亡缺，《史記志疑》對此亦有論述。東漢衛宏最早提出《史記》有殘缺，但其解説穿鑿不可信。衛宏認爲《史記》於武帝時已被删削，《史記·太史公自序》裴駰引衛宏《漢書舊儀注》曰：“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陵降匈奴，故下遷蠶室。有怨言，下獄死。”[55]衛宏這種削書説不可信。《史記志疑》在《今上本紀》設立“孝武皇帝者，孝景中子也”條，駁之曰：“史公《自序》曰：‘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紀》。漢興五世，隆在建元，作《今上本紀》。’可知《紀》中必不作毁謗語，祗殘缺失傳耳，豈削之哉！且《封禪》、《平準》諸篇，頗有譏切，又何以不削？而其餘八篇，不盡是譏切，非關怒削，又何以俱亡？”[56]余嘉錫亦曰：“衛宏東漢初人，作《漢舊儀》四篇，以載西京雜事。其時，班氏父子書未成，揚雄等續《太史公書》蓋亦傳播未廣，宏無所據依，故其所著書，頗載里巷傳聞之辭。如所作詔定《古文尚書序》，謂伏生使其女傳言教晁錯《尚書》及此所記司馬遷事皆是也。考之《漢書》，遷之得罪，坐救李陵耳，未嘗舉以爲將，亦無下獄死之事。則其言武帝怒削《本紀》，自屬譌傳，不可以其漢人而信之也。”[57]張大可説：“若司馬遷當世，其書已被削，爲什麽宣帝時楊惲宣佈《太史公書》隻字未提及。後於衛宏的班氏父子云十篇缺，亦隻字不提削書説。故范文瀾斥之曰：‘無稽之談，不足爲據。’”[58]後於衛宏，班氏父子謂《史記》十篇缺，有録無書，爲多數學者所接受。《後漢書·班彪列傳上》載班彪之言曰：“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删《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黄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59]班固《漢書·司馬遷傳》曰：“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十篇缺，有録無書。”[60]《漢書·藝文志》“《太史公》百三十篇”條，班固又自注曰：“十篇有録無書。”[61]班氏父子語焉不詳，所謂“十篇缺”，於其“缺”字之字義及十篇之具體篇目、亡缺時間等，皆無明言，故後世學者紛論歧出。[62]《漢書·司馬遷傳》“十篇缺，有録無書”顔師古引張晏曰：“遷没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63]張晏所論十篇篇目，後世學者多有探討，或存、或缺、或殘。梁玉繩不讚同張晏之説，而是認爲班氏父子所謂“十篇缺”之“十”字，乃“七”字之譌誤，《史記》所亡實七篇，非十篇，其言曰：“今讀《孝景紀》，所書惟大事，另一體格，後世史家作帝紀，多祖此例，且有《漢書》所無者。宋真德秀録《景紀論》於文章正宗，亦以爲史公之筆，夫豈他人所能僞哉！《將相名臣表》惟缺前序，自高祖元年至太初四年完然具存，天漢已下後人所續，亦如《建元侯表》之類，非本《表》有未全也。《律書》即是《兵書》，《易》稱師出以律，而古者吹律以聽軍聲，所以名律爲兵，《索隱》已嘗論之，觀本書及《自序》可見，烏得以爲闕乎？《傅靳傳》非史公不能作，其叙事簡而有法，與《曹相國世家》、《樊酈滕灌傳》同一體例，孟堅仍其文，少所删潤，其闕安在？蓋《史記》凡缺七篇，‘十篇’乃‘七篇’之譌。……七篇者，《今上本紀》一，《禮書》二，《樂書》三，《曆書》四，《三王世家》五，《日者傳》六，《龜策傳》七。”[64]將《孝景紀》、《將相名臣表》、《律書》（即《兵書》）、《傅靳傳》四篇看作司馬遷原作，如此一來，張晏所列的十篇只剩下六篇，梁氏又加上《曆書》，凑爲《史記》亡書七篇説。[65]
（5）探討《史記》之續補
《史記》出現亡缺，自有續補，《史記志疑》對此亦有論述。司馬遷書既然有亡缺，而今本却是各篇俱在，且有記事於太初之後者，則必經有後人之續補。因《史記》之亡缺問題尚難以解决，故此書之續補問題亦多紛雜、歧義。《史記志疑》對《史記》續補問題的論述分見於下：《三代世表》設立“張夫子問褚先生”條，言曰：“褚少孫，元、成間俗儒也。所續《史記》，此篇乃其首製。徒見《世表》訖於共和，天位久虚，人臣攝政，遂以其事與霍光相類，因附論焉。霍氏所出微，而持權甚盛，故造爲‘契、稷無父’之説以神之，妄引《黄帝終始傳》有人生白燕鄉之謡以驗之。誠小司馬所謂‘言之不經，蕪穢正史’者也。”[66]《建元以來侯者年表》設立“右太史公本表”條，言曰：“六字褚生所改。孫侍御云：‘《史表》原文必如《惠景侯表》之例，云“右元光至太初若干人”。’又海西、新畤二侯並封於太初之世，史公不當遺之也。至此下當塗至陽平四十六侯，亦皆褚所續，非但侯位多有遺闕，其編録之誤，不可指計。”[67]《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設立“天漢元年”條，言曰：“天漢已下至孝成鴻嘉元年，皆後人所續。以《漢書》校之，大半乖迕。”[68]《禮書》設立“禮由人起”條，言曰：“史公《禮書》惟存一序，此下皆後人因其缺而取《荀子》續之。自‘禮由人起’至‘儒、墨之分’及‘天地者生之本’至末，是《荀子·禮論》，中間‘治辨之極’至‘刑錯而不用’是《議兵篇》答陳囂語，而末段又割截《禮論》，横加‘太史公曰’四字以作論，尤爲乖陋。”[69]《樂書》設立“太史公曰：余每讀《虞書》”條，言曰：“《樂書》全缺，此乃後人所補，託之太史公也。”[70]《曆書》設立“昔自在古”條，言曰：“史公《曆書》缺，惟存前序，然篇首‘昔自在古’至‘難成矣’百餘字，乃《大戴禮·誥志篇》孔子稱周太史之語，而倒亂先後，改易字句，不可解。”[71]《曆書》又設立“曆術甲子篇”條，言曰：“此乃當時曆家之書，後人因本《書》之缺，謬附於《史》，增入太初等年號、年數。其所説曆法仍是古四分之術，非鄧平、落下閎所更定之《太初曆》也。起焉逢攝提格太初元年，至祝犁大荒落建始四年，所載歲名與《爾雅》全别，不止與《天官書》異者有四也。《史》訖太初，而叙至成帝建始，非妄續之的證耶？其他所算餘分或大餘小餘，並篇末述干支之名，多有差脱，不復詳辨。蓋太初定曆，别有成書，史公作《史》時未經録入，孟堅作《志》載《三統》而又不載《太初》，其法遂無傳矣。”[72]《封禪書》設立“其後五年，復至太山修封，還過祭恒山。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岳、四瀆矣”條，言曰：“史公載武帝太初三年禪石閭後，即總叙所興諸祠，而以方士候神終焉。此前後三十三字乃後人妄增，《史》訖太初，安得叙至天漢已下乎？蓋《漢志》欲終武帝事，故連言云‘其後五年，復至泰山修封，還過祭恒山。自封泰山後，十三歲而周遍於五岳、四瀆矣’。下又兩言‘後五年’以終之。《補今上紀》者不知斷限，謬割《漢志》以續《本紀》，並增《封禪書》，遂令文義隔絶，注家豈未之察耶？或曰後人不知《補紀》者是從截取《漢志》來，反認爲《史記》本文，因而增入此《書》也。”[73]《外戚世家》設立“褚先生曰”條，言曰：“此所續爲褚生極筆，非他蕪陋可比。惟言武帝年七十生昭帝，昭帝立時年五歲是誤耳。”[74]《楚元王世家》設立“王純立”條，言曰：“此下二十七字後人妄續，當削之。而其所續又與《漢書》異，《漢書》言純子延壽嗣位，以謀反爲後母父趙長年所告自殺，此言純爲中人告王反，謬矣。”[75]《齊悼惠王世家》設立“是爲惠王”條，言曰：“此下四十八字後人所續，當删之，且所説孝王景之年與《漢書》不合。”[76]《齊悼惠王世家》設立“是爲頃王”條，言曰：“此下四十四字後人妄續，且年數謚法多誤也。”[77]《曹相國世家》設立“征和二年中”條，言曰：“此下十二字後人妄增，當删。”[78]《梁孝王世家》設立“褚先生曰”條，言曰：“褚生續語可删，且桐葉封應，與《晉世家》異，褚本於《韓詩外傳》，非也，辨見《水經·滍水注》及《漢·地理志》潁川父城注。”[79]《韓信盧綰列傳》設立“子代，歲餘坐法死。後歲餘，説孫曾拜爲龍頟侯，續説後”條，言曰：“此下乃後人所續，當删之。且續於《侯表》者，並其名字兄弟而誤之。續於《列傳》者，亦既誤以曾爲説孫，又誤其坐罪復封之歲。蓋説子興以征和二年代，四年坐祝詛斬，後元元年興弟曾紹封也。”[80]《田叔列傳》設立“數歲爲二千石”條，言曰：“此已下必褚生所增。”[81]《李將軍列傳》設立“李陵既壯”條，言曰：“此下皆後人妄續也，無論天漢間事《史》所不載，而史公因陵被禍，必不書之，其詳别見於《報任安書》，蓋有深意焉。觀贊中但言李廣而無一語及陵可見。且所續與《漢傳》不合，如族陵家在陵降歲餘之後，匈奴妻陵又在族陵家之後，而此言單于得陵即以女妻之，漢聞其妻單于女族陵母妻子，並誤也。且漢之族陵家因公孫敖誤以李緒教單于兵爲李陵之故，不關妻單于女。又杭太史云：‘子長盛推李少卿，以爲有國士風，雖敗不足誅，彼不死，欲得當以報。何云李氏名敗，隴西之士爲耻乎？斷非子長筆。’”[82]《匈奴列傳》設立“且鞮侯單于既立”條，言曰：“此下乃後人所續，非史公本書。《史》訖太初，不及天漢。”[83]《衛將軍驃騎列傳》設立“坐子敬聲”條，言曰：“此下後人所續，非《史》本書。”[84]《衛將軍驃騎列傳》設立“七歲，復以因杅將軍”條，言曰：“此下後人所續。”[85]《衛將軍驃騎列傳》設立“爲光禄勳，掘蠱太子宫，衛太子殺之”條，言曰：“十四字删，後人以征和二年事續入也。”[86]《司馬相如列傳》設立“揚雄以爲靡麗之賦”條，言曰：“此下二十八字當削，《困學紀聞》引江楶曰：‘雄後於遷甚久，遷得引雄辭何哉？蓋後人以《漢書》讚附益之。’”[87]《酷吏列傳》設立“自温舒等以惡爲治”條，言曰：“自此至‘以文辭避法焉’一段，無端横入，不成章法，乃《漢書·减宣傳》尾之語，後人妄取入《史》，而又誤置於此也。蓋《漢傳》减宣已上皆襲《史》原文，田廣明已下孟堅自作，故以斯語結之。且徐勃等阻山攻城，天子遣使者繡衣治盗，事在天漢元年，‘沈命法’更在後，則非史公所撰益明矣。”[88]《酷吏列傳》設立“周中廢”條，言曰：“此下乃後人增入而謬者也。”[89]《滑稽列傳》設立“褚先生曰”條，言曰：“少孫續《傳》六章，惟郭舍人、東方生、東郭先生、王先生四章爲類。但方朔雖雜詼諧，頗能直言切諫，安可與齊贅優伶比。説衛青者《青傳》是寧乘，此云東郭先生，豈東郭即乘耶？至王生從太守就徵，乃宣帝徵勃海守龔遂，《漢·循吏傳》甚明，而以爲武帝徵北海太守王先生請俱，妄矣。且東郭之白衛將軍，王生之語太守，皆便計美言，何謂滑稽？其餘二章，淳于髠已見本《傳》，復勦入獻鵠一節，殊失之贅。况《説苑·奉使》稱魏文侯使舍人無擇獻鵠於齊，《韓詩外傳》十稱齊使獻鴻於楚，《初學記》二十、《御覽》九百十六並引《魯連子》云展無所爲魯君遺齊襄君鴻。所載各異，皆不説髠，毋乃謬歟？若夫西門豹，古之循吏也，而列於滑稽，尤爲不倫。然叙次特妙，非他所續之蕪弱。”[90]《日者列傳》設立“自古受命而王”條，言曰：“《史》缺此《傳》，褚生取記司馬季主事補之，序論亦僞託，然其文汪洋自肆，頗可愛誦。”[91]《龜策列傳》設立“太史公曰：自古聖王”條，言曰：“史公此《傳》亡，褚生補之，而其序則託之史公者也。”[92]關於《史記》的續補問題，包括後人續補的某些文字，梁氏之見解已備録於上。梁氏之見解是否正確，歷來研究《史記》續補問題的學者持有不同的看法，此一問題又涉及《史記》之亡缺，特爲複雜，始終是《史記》研究中的難點。[93]
（6）審定《史記》一百三十篇之篇名及篇次
《史記志疑》對《史記》一百三十篇的篇名有所審定，表明己見。例如，《史記志疑》在《太史公自序傳》設立“作《高祖本紀》第八”條，言曰：“高祖者，臣下總謚號之稱，不可爲典要。《古今考》謂：‘高帝謚號通一“高”字，文帝以後然後號與謚異。’真瞽説已。《尚書古文疏證》四曰：‘太祖其號，高皇帝其謚，《史》忽譌爲高祖，班固正之曰《高帝紀》，但《史》文未盡釐正耳。’《續古今考》曰：‘《高祖本紀》上不書“漢”字，疏也。’”[94]基於此，在“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條，又曰：“高祖，當作‘高帝’。”[95]又如，《史記志疑》在《十二諸侯年表》設立“於是譜十二諸侯”條，言曰：“《表》實十三國，而云十二，《天官書》及《自序傳》亦皆言十二，殊不可解。《索隱》謂‘賤夷狄不數吴’，蘇洵《論史漢》主此説，余深以爲不然。吴爲太伯之後，安得以夷狄外之，此《春秋》三《傳》之謬論耳。如以夷狄外之，則楚亦夷狄，乃進異姓而斥宗親，寧有是理？且《世家》又奚以首吴耶？《天官書》稱秦、楚、吴、越爲夷狄，言四國在戎夷之地，非外之之詞也。”[96]《六國年表》設立“表六國時事”條，言曰：“《表》實列七國，所謂‘七雄’也。《天官書》亦言‘七國相王’，而乃曰六國，蓋與十三侯，《表》稱十二侯同誤已。”[97]基於此，在《太史公自序傳》設立“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二、作《六國年表》第三”條，曰：“十二，當作‘十三’；六國，當作‘七國’。”[98]再如，《史記志疑》在《太史公自序傳》設立“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條，言曰：“《史記》篇題未有名謚兼書者，此必後人妄增，《遷傳》無‘敬仲’二字，《滑稽傳》曰：‘語在《田完世家》中。’尤可證已。《嬾真子》云：‘不謂之齊，不與其篡也。’但史公作《世家》皆書開國之君，彼陳完遭亂奔齊，尚不敢爲卿，何有於《世家》？况斯時齊方鼎盛，奈何以後代之篡，追崇其先祖，齒列諸侯乎？幾等王莽之追王胡公、敬仲矣。是當書曰‘田和世家’。又‘陳’改‘田’在春秋後，《史》謂始於陳完，直稱‘田完’亦非。”[99]
《史記志疑》亦論及《史記》一百三十篇的篇次問題。例如《史記志疑》在《太史公自序傳》設立“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條，言曰：“此當次《仲尼弟子列傳》第七之後，不應在第十四也。”[100]又設立“作《刺客列傳》第二十六”條，言曰：“《史詮》謂：‘《儒林》、《循吏》、《酷吏》、《刺客》、《游俠》、《佞倖》、《滑稽》、《醫方》、《日者》、《龜策》、《貨殖》雜傳也。以類相從，合在後。’此説甚是。蓋十一《傳》當在《司馬相如傳》後，以《儒林》、《循吏》、《酷吏》、《貨殖》、《刺客》、《游俠》、《滑稽》、《佞倖》、《醫方》、《日者》、《龜策》爲次。”[101]
（7）訂正三家注
《史記志疑》雖是摘録《史》文，作有考證，但並不限於《史》文本身，而訂正三家注亦是一項重要的内容。
例如，《史記志疑》在《汲鄭列傳》設立“其先鄭君”條，言曰：“《集解》以鄭君爲當時（即鄭當時——引者注）父，誤已。徐孚遠曰：‘景帝時莊（鄭當時字莊，陳人——引者注）猶年少，鄭君非莊父，或其祖也。’余謂書‘其先鄭君’，則非父明甚。且下云‘交大父行’尤可證。”[102]此是訂正《集解》之誤説。
又如，《史記志疑》在《周本紀》設立“殺譚伯”條，言曰：“《集解》引唐固曰：‘譚伯，周大夫原伯、毛伯也。’《索隱》謂：‘《國語》譚伯，而《左傳》原伯，唐固據《傳》文讀“譚”爲“原”，然《春秋》有譚，何妨此時亦仕王朝，預獲被殺？《國語》既云“殺譚伯”，故太史公依之，不從《左傳》也。’《索隱》甚謬。唐固引《傳》文，正以著‘譚’、‘原’之異，未嘗讀‘譚’爲‘原’，而譚久爲齊桓公所滅，此時安得有之，蓋《國語》誤。小司馬不糾《史》之誤從《國語》，而妄爲之徵。”[103]此是訂正《索隱》之誤説。
再如，《史記志疑》在《孔子世家》設立“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條，言曰：“《正義》訓‘殷’爲‘中’，言《春秋》‘中運夏、殷、周之事’，非也。《史詮》曰：‘據魯者，以魯爲據也。親周者，以周爲親也。故殷者，以殷爲故也。言《春秋》之作，兼魯、周、殷三代之法而運之也。康成云：“《春秋》從殷之質。”是也。《正義》謬。’《史記考異》謂即《春秋》《公羊》家‘王魯親周故宋黜杞’之説，與《史詮》相發。”[104]此是訂正《正義》之誤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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