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政治斗争导致的中国东林书院事件及特色制度

书院是从唐宋至明清时期就存在的一种重要而特殊的教育组织形式,它们是私人或官府聚会讲授和学习知识的重要地方。

(一)书院发展简史

书院本是藏书之处,印刷术的发明为藏书提供了便利。真正具有聚徒讲学性质的书院于五代末期基本形成,分官方和私人。官方书院起初偶尔为皇帝讲经提供场所,或者为官方修书和校书。私人书院最初为私人提供读书的书房,张九宗书院是最早的私人书院,于唐贞观九年建立。到了宋朝,已有真正意义上的教育组织,主要培养学生参加科举考试。

湖南岳麓书院(图片来源:摄图网)

北宋初年,战乱平息,社会经济发展,统治者鼓励民间兴办书院,讲学的私人书院大量兴起。睢阳(应天府)、岳麓、白鹿洞、嵩阳、石鼓、茅山、象山等书院陆续出现,据考证,两宋书院达二三百所之多,最为著名的要算睢阳(应天府)、岳麓、白鹿洞、嵩阳等书院。仁宗末年,北宋前期较有影响的书院全部消失。南宋时期,由于官学和科举日益败坏,朱熹等理学家为了传播理学,培养“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才,张栻、朱熹、吕祖谦、陆九渊等学者开始修复书院,书院又开始日益兴盛发达。这些书院设立于山野僻静之所,因而书院的主持人被称为山长或者洞主。书院往往是一方学术中心,大多由当世著名学者举办,吸引各地读书人前来求学。当时的许多知名学者、大儒都曾在各地书院讲学,如朱熹、吕祖谦、陆九渊等,听讲者可以是四方学士,可以问难、论辩,不管是听者,还是讲者,对每一次教学活动都非常重视,在教学、学术研究以及学校管理方面有许多建树和创意,在古代学校中具有一枝独秀的地位。从景定元年(1260年)起,通过科举考试或者太学毕业的官员可以成为各国书院的首领,朝廷控制书院。

1279年,元朝统一中国后,为巩固统治秩序,一方面为缓解民族矛盾,一方面为加强对思想、教育领域的控制和管理,元世祖下令广设书院,民间自建也立为书院,创建书院296所,将书院推广到北方,缩短了南北文化的差距。他还颁布了几项保护书院和庙学研究的法律和法令,并将书院视为官方学校,书院山长即院长也被定为学官,由政府委派,成为朝廷官员,领取俸禄,而且官方严格控制教授和学正等职务,这是书院官学化的开始,从此书院讲学开始无争鸣、无辩论。

明成化、弘治时代以后,书院逐渐兴复。从嘉靖年间到崇祯帝即位,天下书院时废时兴。明末激烈的政治斗争,东林书院因为涉嫌讽刺朝政,得罪权贵,被以魏忠贤为首的奸党设谋陷害,大批东林党人惨遭杀害,造成了“东林书院事件”。据统计,明代书院总数达到1000所。明朝的书院分为两种:一种是重考试的考课式书院,与官学相同,它与官学、科举紧密结合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教育制度的重要特点,书院因此逐渐失去其特色;另一种是重授课、教研结合的讲会式书院,王守仁、湛若水等各学派注重学术自由,相互讲课、提问、辩论。

清初统治者控制书院,不让其发展,担心书院成为前明文人讽议朝政、纠集谋反的场所,造成了书院的沉寂和荒废。顺治和康熙年间,清王朝的统治日渐巩固,重兴书院的呼声高涨,清政府因势利导,积极兴办书院,把管理权牢牢掌握在官府手中,使得书院官学化,并明令禁止私创书院。绝大多数书院成为以考课为中心的科举预备学校。乾隆时期,官立书院剧增。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令书院改为学堂,书院就此结束。

总体上,书院经历了从非政府主导到官民合作,从官民合作再到完全官学化的发展过程。

(二)书院的特点

纵观书院的发展历程,教学内容、教学形式、管理体制等方面,都体现了与官学、私学不同的特点,可以看出它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重要教育机构。

1.培养符合传统道德的士君子(www.xing528.com)

书院为古代官学教育提供了补充。针对官学教育功利的现实,古代儒家学者提出了最早的素质教育口号,即不求名利,而是培养人的知识和美德。朱熹在《白鹿洞规》中确立了以“五教”为书院的教育方针,以为学、修身、处事、接物为要目,按照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步骤,培养学生树立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道德、行为操守,这也是历代书院乃至封建教育所共同执行的总体原则。

《论语·子路》云:“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这是儒家对“士君子”的基本要求,具体表现为两方面:一是“行己有耻”,即要有羞耻心,要懂得用道德规范约束自己;二是“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即士要有家国情怀和家国担当。培养上可“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下可“行己有耻”维护自身尊严的士君子是书院的重要目标。朱熹在《蒙童须知》中,从饮食起居、穿衣鞋履、读书写作、语言发展、扫地打扫等方面为子孙后代立下规矩,目的是要求子孙后代从小事开始逐渐提高完善自己的人格,培养符合儒家道德行为的人才标准——士君子。

2.提倡学术独立、学术自由之风

古代官学受国家政治动荡的影响很大,隋唐以后到清朝末期,教学内容注重科考,对学生个人的道德修养和学术能力关注远远不够。古代很早就开始创办私学,书院促进了官学的发展,是私学制度发展的结果,弥补了官学之不足。

书院在教学组织上比较自由,根据自己的需求聘用山长或讲师,如果学生不在国家的官方学校系统中,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书院。讲师和学生都可以在各个书院自由流动,不分地区或学派。书院教育一般采取论辩问难形式开展启发式教学,启发学生思考,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以学生自学、自修为主,通过学生自己读书去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讲师针对学生所提出的疑难问题进行讲解,允许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老师之间相互问难论辩,让学生通过讲会和学习融会贯通,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自学能力、创新能力和批判分析能力,围绕问题去探究真理,获得真正的学问。书院的一大特色是讲会制度。惜阴书院、东林书院和关中书院是明代著名的讲会书院,讲会制定了《学约》《会约》《会规》等详细制度。讲会制度兴盛于明代,以书院为中心,由志同道合的人组成,类似于近代的学会组织。讲会大大提高了书院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力。书院还可以共同管理,轮流主持,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学术教育活动。

南宋时期,儒学和书院互相促进,一大批学术大师涌现,同时出现了新儒学——理学,比如理学大师朱熹、陆九渊、吕祖谦等,都曾将书院作为自己开宗立派的场所,形成宏大的学术流派。包容万千和海纳百川的书院,所倡导的独立创新精神正是现代教育所欠缺的。

3.引领学术思潮、促进文化传播

书院是思想活跃、理论新颖、受关注度很大的地方。书院提倡学术自由,使其可以集中很多志同道合的人,产生很多引领潮流的思想,他们对国家政治、社会潮流都有很大的影响。顾宪成书写的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无人不晓,东林书院因抨击执政、抵制阉党而闻名,被人称作东林党,这些都体现了书院对政治的参与。

首先,书院面向所有学子,不问出身、不分国籍,一律采取孔子无差别的教育思想。清代求是书院招考章程规定:“无论本省外省,凡年在十二岁以上,十六岁以下,身家清白,气宇沉静,资质敏悟,气体充实者……取具绅士切实保结,听候传考。”这种招生方式,对文化的普及和学术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改变了官学禁止异地学生到本地求学的规定。其次,书院的讲会、问难、论辩往往都面向所有在场的师生,让文化快速地在师生之间传播起来。1175年,以朱熹、陆九渊为首的两大新儒家学派,在江西铅山的鹅湖寺举行重要的学术大辩论。辩论的核心集中在认识论和世界观等问题上。这场大辩论持续了整整三天,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的美谈。此外,书院还有很多藏书以及刻书,对文化的传承和保留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书院藏书的主要来源有三种:一是皇帝赠书;二是书院自己刊刻;三是官员和私人赠书。

书院教育主要以儒家的“四书”“五经”及理学大师的著作、语录、注疏为教学内容,一方面培养了一部分通过科考进入官僚体制的官员,一方面培养了大部分学子,最后回到民间去发挥他们的中坚力量,把学到的知识和文化传播到他们的村社。通过这些到书院学习过的官员和民间学子们,以儒家文化为纽带,让众多有识之士联系起来,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担负着管理村社、育人、引领思想的责任,避免官僚体制过度扩张,促进了国家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各民族的团结。

书院一直发展到清代,在中国古代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与官学、私学形成鼎足之势,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遗产中的瑰宝,有力地推进了文化教育的进步和发展。针对学术的发展和中国古代人才的培养,书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对于当代和现代都具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