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私塾教育概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概论

私学,与官学相对,是中国古代私人创办的学校。私学丰富了教学内容,填补了官学的空白,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做出了重大贡献。首先,私学是教育的特殊场所,打破了政教结合的官教体制,使教育成为独立的民间活动;其次,它改变了学校教育为官府垄断,西周以来“学在官府” 的局面,扩大了教育对象;最后,私学使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得到新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促进了教育理论的发展。

(一)私学教育发展简况

私学产生于春秋时期,兴盛于战国中期。到战国七雄争霸之时,“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成为常态。官学因政治斗争日渐衰微,不能满足社会各阶层对人才的需求,于是私人养士大量出现,私学和“从师”之风盛极一时。至战国中期,诸侯争霸加剧,养士之风更盛,私学蓬勃发展。春秋战国的私学开辟了中国古代教育史的新时代,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和传播,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新局面,大量卓越的教育专著问世,涌现出了大批教育家、思想家,比如孔子、孟子、荀子,他们是民间私学大师。儒家思想道德教育核心主张“仁政”“礼治”,强调教育在社会和人格形成中的作用。

秦朝私学受挫,废百家而独重法家。汉初政府倡导私学,实行“休养生息”;汉武帝私学开始复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东汉末,私学到了压倒官学的局势,教学内容多传授儒家古文经学,同时出现了蒙学。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道、佛、玄四家名士云集弟子讲学,私学的规模庞大,学生成百上千,堪称战国之后,私学的再度复兴繁荣。

唐宋时期,科举制日臻完善,官学强盛至极,虽然高、中级私学的发展受到限制,但是层次较低的蒙学却获得发展。此时,道教盛行,一个道教学校就是一个道观;儒家则以家族、门徒的形式举办私学。宋代,书院成为私学的一个重要场所,规模宏大,硕学巨儒,青年学子,内容充实,恒久长存,影响很大。南宋的蒙学开始分化出族塾、冬学、村学、义学等各种形式。到元代,私学继续蓬勃发展,特殊私学比如庙学、社学呈现出一幅繁荣景象。

明清时期的私学,除蒙学之外,呈现出与以往朝代不同的特点,高级私学的发展也呈繁荣之势。不过,清初的高级私学也会受到当时政府文教政策的限制。

(二)私塾教育

私塾是我国古代开设于家庭、宗族或乡村内部的民间幼儿教育机构。它是私人所办的学校,是我国古代私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私学发展过程中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私塾是私家学塾的简称。古人将私塾称作学塾、教馆、书屋、乡塾、家塾等。私塾产生于春秋时期,在漫长的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除秦朝曾短暂停废外,私塾与官学并驾齐驱。

1.私塾的特性

追根溯源,私塾是从更早的“塾”发展起来的。塾作为具有教育意义的机构最早见于“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礼记·学记》),此处的“家”当为二十五户人家组成的“闾”。在民间,由德高望重的长者对居于闾内的乡邻进行监督审查,并施行教化。这使得“塾”成为一种民间教育机构而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家有塾”作为一种设立教育组织形式的思想,为后来的私学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表现为这一思想逐渐演化成私学的一种发展模式——“私塾”模式。

“私塾”是从“家有塾”的范畴中发展而来,但不同于“塾”,它已成为一种专门性的民间私学教育机构,且这种专门性的民间私学教育机构在古代教育过程中逐渐演化出多种类型。从广义上讲,私塾是一种私学发展模式,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私塾的本质特性体现为:

首先,私塾是由私人组织的、设于民间的教育机构,具有民间自为性和普遍性。当时,政府组织的学官极少深入社会底层,无法顾及民众的教育需求,官学发展规模和接纳的学生人数相对有限,且往往受到政治变换的影响;而私学的设立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满足民间教育的需求,且整体上相对于官学要稳定得多;另外,私学组织结构较为简单,广泛存在于乡野民间,这种广泛性更加促进其整体的稳定性,保证了民间教育的连续性。

其次,私塾主要承载民间的启蒙教育,有的也会进行初级经学教育或应试教育,整体上体现出基础性。古代官学体系中基本不存在针对儿童的启蒙教育,因而启蒙教育由私塾承担。学生一般于七八岁左右入学,在私塾中主要学习识字、习字,兼习算术,以具备一定的读写能力和初步的计算能力,为进一步接受专门的高等教育打好基础。

最后,私塾具备一定的组织结构,虽然由私人或民间组织自发处理和运作,规模不一,但私塾必须包括三个方面:塾师、塾生和塾舍。私塾是散布于民间的私立学校组织,其形成和运作完全受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物质条件支配,并由不同条件而发展为不同形式。

2.私塾的种类

作为中国固有的民间办学形式,私塾有悠久的历史。我国私塾基本上经历了三个阶段:两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酝酿发展阶段,隋唐到宋元时期的成型发展阶段,明清时期的鼎盛阶段。

在历史长河里,从私塾的组织结构分析,包括私塾的开办和管理、塾师来源、塾舍开设场地、塾生来源、私塾开办的目的等方面,私塾可被分为家塾、散馆、村塾、义塾和族塾五类。(www.xing528.com)

家塾,是以单家独户或一姓家族为办学主体,以家庭中的子弟为主要教育对象的私塾。家塾通常由贵族、富商、地主、官僚家庭所办,聘请先生在家里专设的学馆中教授子弟,一般不接受外人。教师按照家庭对其子弟的意愿和要求,选用教材和安排课程内容。家塾源自汉代的“家馆”,是最早的私塾形式之一。

散馆,一般是由塾师在自己家中或在外租房设馆,招收学生进行教育的民间教育机构。一般意义上的私塾就是指散馆。散馆源于汉时的“书馆”。散馆规模有大有小,由学生人数决定,塾师多半以此为生,并逐渐成为一种相对固定的职业,并一直延续到清末。

村塾,或称村学、村校、乡学等,是由一个村或几个村的村民联合开办,塾师由村民合请,塾舍由村民提供,开办所需费用由村中公共财政支出,或由村民联合交纳,或由村中专门的学田支付。村塾属于民众集体合力开办的私塾,是“家有塾”的一种具体体现。村塾的设立依托于乡村经济的发展,历代形式或名称不一。汉时有“乡塾”,专于初级经学的传授;隋唐建立村学、村校;宋时村塾遍布乡闾和村落,甚至有冬季开办的“冬学”;元代设立社学,对民众施以道德教化和农桑耕种技术教育。

义塾,又称义学,由私人捐钱建立学田,或者由地方士绅出资主持,利用租金在公共场所设立的私塾。此类私塾的办学费用和塾师的薪资全由开办者提供或开办者提供的学田支付,而入学者不需交纳任何费用就可入读,具有公益性,属于古代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一部分。义塾与村塾、族塾多有交叉,在设置和经费上多有雷同。义塾之称始于元代,之前多称为义学。义学设置于唐代,兴起于宋代。义塾在元明清三代兴盛且一直存在。

族塾,是宗族在家族的宗祠中设立的,以本宗族中的子弟为教育对象的私塾。办学经费和塾师的薪资由族产或宗族所设学田支出,族内子弟无须需支付任何费用,具有族内公益性质。族塾一般立有一定的族规、族训,塾师或由家族中名望较高的族员担任,或由族长聘请专任塾师坐馆施教。族塾是对本族人进行伦理道德教化和传授知识的场所。族塾可看成家族教育与私塾教育的一种结合,起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

3.私塾的教育方式

私塾教育的教学进程如何安排呢?一是识字,即认读方块字。一般几个月或半年之后,读相当于识字课本的“三百千”及《名贤集》《神童诗》,还有各种《杂字》等。识字课本具有句子短且整齐、四声清楚、平仄互对、音节易读的特点,读来琅琅上口,句子读熟了,字也记牢了。结合汉字单音、四声音节的特点,充分发挥儿童时期记忆力超强的能力。突出记忆力的发挥和锻炼,这是我国两千多年以来启蒙教育最有效、最成功之处。

初步完成识字教育后即开始读书教育。所谓“读”,大声朗读,强调读熟背诵。读的范围,首先是“四书”“五经”。“四书”的诵读次序,没有规定,但《孟子》总是后读。然后再读《诗经》《左传》《书经》《礼记》《易经》等,自然也都要读熟且能背诵。这些读熟的书,为了防止忘记,必须经常温习,尤其是《四书》,本文及朱熹注释都要烂熟于胸,随口引用。这是写作八股文的基础之一。识字辨清四声,能熟练地区分词性,学会对对子,是学作八股文的基本功之二。这时特别强调基础的重要性。

学写八股文,先学“破题”,再学“承题”“起讲”等部分,直到学会写完整的八股形式的文章,谓之“完篇”,这才算初步学会写八股文了。

私塾的教育方法,能真正做到因材施教,因人而异。比如同时十来个学生,不但可以分别按不同程度读不同种类的书,即使学生阅读同一本书,教师也可依据学生不同的理解力和记忆能力,安排他们阅读不同数量的内容,做出不同的时间安排。老师教学生读新句时,用朱红毛笔点短句,读一遍,学生再跟读一遍,读到一个完整的句子时,学生再画一个圆圈。当时读的书,都是没有标点的。老师点句领读、学生跟读之后,便是初步完成了教读任务,然后学生自己去读,一遍又一遍,大概读一两个小时,然后按规定时间到教师前放下书,背转身来背诵。根据不同智力的学生,安排不同数量的学习内容、不同进度的教读办法,十分科学:既保证了智力较差的学生能踏实地慢慢掌握其学习内容,又不限制聪明学生的学习进度。

(三)稷下学宫

稷下学宫是世界上第一所由私家主持、官方举办的特殊形式的高等学府。“稷”是齐国国都临淄城一处城门的名称,“稷下”因学宫地处稷门附近而得名。虽由齐国提供教学活动的经费,但基本上是私学,是当时养士之风的一个缩影。它作为当时百家学术争鸣的中心园地,以齐国稷下学宫为中心,有力地促成了天下学术争鸣局面的形成。

稷下学宫创建于齐威王初年,是齐威王变法改革的产物。稷下学宫于盛世时期曾容纳当时几乎所有的“百家”学派,比如儒、道、法、兵、农、名、阴阳等学派,汇集了天下成百上千的学者贤士,比如孟子、邹子、荀子、申子、淳于髡、慎子(慎到)、尹文子(尹文)、鲁连子(鲁仲连)、驺子(驺奭)等。

当时,所有来到稷下学宫的文人墨客,不分政治思想、学派、国别、年龄和资历,都可以自由发表学术见解,从而使稷下学宫成为各学派聚集的中心。学者们互相批评,相互诘难,相互争辩,相互影响,互相吸收,促成了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影响深远的“百家争鸣”局面。更值得称赞的是,当时齐国的统治者对文人墨客采取了非常宽厚的政策,“不任职而论国事”(《盐铁论·论儒》),允许他们“不治而议论”(《史记·田敬仲完列传》),许多著名学者被封为“上大夫”,享受“上大夫之俸禄”,即上大夫相应的俸养和爵位。因此,稷下学宫具有双重价值,既有学术意义,又有政治意义,它是官办的政治组织,又是官办的学术组织。

稷下学宫的学术博大精深,包含了当时各家各派的思想,广泛涉及天文、地理、历、数、医、农以及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历史、教育、道德伦理、文学艺术等多学科的知识。各个学派相互影响,相互学习,就儒学而言,儒家学者孟子,因长期居齐,思想深受稷下学者的影响。

稷下学者还取得了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参与编撰《晏子春秋》《周官》《管子》等书籍,撰写了《宋子》《捷子》《田子》《蜗子》等著作。这些著作的问世,不仅促进了战国时代思想文化的繁荣,极大地丰富了先秦思想理论宝库,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