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教育特点及影响

漫长的历史发展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视教育的民族,中国先民创造出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古代教育。孔子主张人性论和情理并重的思想,子思以情释性,孟子主张性善论,荀子主张性恶论,董仲舒进而发展为性善、情恶和性三品,后来汉儒普遍坚持圣人无情说。教育思想前期为百家学说,后期统一于儒家六经。前期办学形式以私人聚众讲学为主,汉武帝立太学后,官学和私学并行,但私学盛于官学。选士制度前期为礼士养士,后期为察举制;前期士人为邀主宠各立名节,后期士人为朝廷立名分而各立名节,再由朝廷察举授官。最终,教育思想具有多元融合的特点。^[1]

(一)政教合一

“政教合一”是指政治和教育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具有一致性。在中国古代,教育从未离开过政治,教育为政治服务。“政教合一”也指政府部门和教育思想的合一,教育思想体现在政府各个部门。在古人关于教育的论述中,反复强调了这一特点,尤其是第一层意思。如“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礼记·乐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论语·子路》);“圣人之治,藏于臣不藏于府库,务修其教不治城郭”(《韩非子·十过》);“夫受绳墨者,无桓剖之木,染道训者,无邪辟之人。饰治之述,莫良乎学”(葛洪《抱朴子·崇教》)。可见儒道法杂各家均把教育视为治国之本。汉代起“独尊儒术”,而“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汉书·艺文志》),更是把教育视为治国之本。

正是由于历代王朝统治者把教育视为治国之术甚至治国之本,教育受到统治者们的重视,这对中国古代教育的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最能表现出“政教合一”特点的如下:

1.官府教育

在中国古代,统治者们通过教育政策来控制教育,通过政府办学校来进行教育,设置教育管理机构来管理教育。教育就是一种政治手段,使得教育成为政府的一项主要业务,即官府教育。由于历朝历代的具体情况不同,官府教育又有着不同的形式。

中国古代教育制度是与为入朝做官做准备的竞争性考试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尧舜时代“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西周“学在官府”、春秋战国“用士养士制度” 和秦代“以吏为师”都是官府教育的早期形式。尧舜统治时代不仅标志着中国古代政治、社会与知识三方面发展到先进阶段,而且被看作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盛世,类似于罗马帝国历史上的安东尼时期。夏商两朝开始设置学校和学院,开始有高等学校和初等学校之分。周朝时教育行政由中央政府专设官员进行管理,“举贤任能”进入公共管理岗位的选举制度,包括对候选人和已经在朝服务者的考核。西周的教育既重视实用技能,也重视道德品质,既重视武术训练,又重视文化知识,既重视内心情感修养,又重视礼仪规范,因此,西周教育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到汉代,汉武帝兴太学以养士,以中央政府名义兴办太学,继承周朝时候的教育理念,任贤选能,同时重视选举,兴办太学,培养官员,开始了封建社会官立大学的官府机构。到东汉质帝时,太学生达三万人之多。汉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朝廷颁布了地方官学制度,地方官学开始确立和发展。另外,在汉代还兴起了“宦学事师”制度,即可以一边做官一边学习的“在职生”制度。

汉代的太学、地方官学和宦学事师构成了当时教育的主体,后世一直沿用了汉代官府教育的这几种主要形式,这几种占主导地位的教育形式基本上持续到清末。从此,汉朝的儒家教育成为当时的正统教育,而且在教育内容、教育形式、教育制度、教育设施等方面为整个封建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隋朝继承汉代教育,设置了专门的教育长官和独立的教育行政机构,从而加强了对教育的控制和管理。隋唐以后,还创办了一些学科的专科学校,官立大学规模扩大,地方官学逐渐加强,一些地方官学学者可进入官立大学学习,或直接参加选官考试。各个业务部门的宦学事师也有所发展。

官府教育的一个重要举措或实现路径就是各级各类学校的教科书一律由帝王以国家名义颁定,并通过国家选拔官吏进行考试时的出题内容只依据钦定教科书来出题,从而控制了全国学校必须选用钦定教科书作为教材。最典型的教科书是“经” 书,如“五经”,汉以后,由“五经”到“九经”,最后发展到“十三经”,为此学校还必须采用钦定的统一版本。元代后连经书的注释也要统一钦定,甚至专业性极强的专科学校也要采用钦定教科书,如唐代设立算学后,唐高宗召令李淳风、梁述等人注释《算经十书》,“书成,高宗令国学行用”(《旧唐书·李淳风传》)。这一举措,把中国古代一直存在的“私学”也纳入了教科书,私学从而成为官府教育与官学的补充学校。

2.官员教育

官员教育与中国古代政治结构分不开,它是官僚政治的直接产物,也是君权至上的一个体现——帝王通过教育来培养忠于自己的官员。中国古代各个朝代的教育政策都十分重视人才选拔和人才培养,选士和教育各个环节互相配合,选拔任用人才的官僚制度和培养人才的教育制度尽量做到统一。

古代南方科举考场——江南贡院(图片来源:摄图网)

西周“学在官府”,春秋《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战国培养大批的“士”,私学勃兴,秦代“焚书坑儒”,唯法独尊,书同文,“以吏为师”,从吏中选拔官员,满足了各国对官员的需要,因而教育也是培养官员的教育。汉代的太学生考试合格,即可任为官员,太学教育即官员教育。但是有资格到太学的学生毕竟是少数,满足不了庞大的官僚体系对官员的需要,因此开创了以儒取士的“察举制”来选拔官员,把教育和选拔人才的制度结合起来,让地主家庭子弟去学习儒家经典。被举者先要受到相当深的教育,有学问,经过考试才能授官(即汉惠帝废除秦始皇所立的“挟书令”,汉文帝允许办私学),这就促进了私学的发展。无论官学还是私学,学生参加学习的目的都是当官,后世通过各种方式由官学或私学中选拔官员。公元606年,隋炀帝杨广创立的科举制,以考试的方式选拔人才,进士科考。隋唐以后,考试越来越严格,科举成为受教育者经过考试做官最正统的仕途,并且主要官员必须经过考试进行选拔,这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一大创举。

科举对古代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科举考试成了教育的指挥棒,科举选官,科举考什么,教育就教什么,政府以科举控制教育,使做官成为教育的直接目标。科举制度使“官员教育”的特点发挥到极致。

(二)伦理教育

中国古代教育非常重视伦理道德,而伦理道德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忠于君王的官员。一般来说,伦理教育包括两个方面:

1.修身正己

修身正己是古代教育的第一要义。儒家将修身正己看作“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根本。孔子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论语·子路》)对修身正己的重视,必然导致对于学习、对于教育的重视,这更使修身正己被提到“人格”“君子”的高度,这也必然使教育向伦理方向倾斜。

帝王对修身正己也极为重视。武则天说过:“夫修身正行,不可以不慎。”(《臣轨下·慎密》)帝王的修身正己可以对付灾异,使之向对人有利的方向转化的最佳方法:面对灾异,“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攘,正下无之”(《史记·天官书》)。

2.忠孝仁义(www.xing528.com)

从西周“六艺”教育中的“礼乐”开始,忠孝仁义在教育中就占据了不可替代的地位。忠君、孝父、重仁义,这是中国古代教育的重要内容,是每个人立足于社会的道德伦理的标志,也是修身正己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是所谓的“三纲五常”教育的出发点,是作为中国古人行为准则的“礼”的具体规定,即伦理教育的关键就是行为准则教育。古人认为,“故学之为父子焉,学之为君臣焉,学之为长幼焉。父子之道得而国治”(《礼记·礼运》)。

伦理教育严重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和中国古人的人格。从积极方面来说,中国古代教育重视道德情操,中华儿女应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和刚直不阿的浩然正气。孔子主张“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论语·微子》),孟子提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人格。古人中“见义勇为”“当仁不让”“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伟大人物史不绝书,谱写出一曲曲惊天动地的英雄篇章,成为至今仍有巨大价值的精神文明财富。这种教育培养形成了中华民族坚持正义、正道直行、崇尚气节等高贵品质。从消极方面来说,这种伦理教育注重尊卑贵贱即隶属关系和道德内省两个方面,从而遏制了人的个性意识和自主创新精神。

正因为伦理教育的消极方面,导致古代中国人只注重讲善恶问题,而讨论真伪问题非常少,从而缺乏推理论证的逻辑思维能力;同时,重视个人修养,“日省吾身”成为中国古人知识分子的价值观,这样直接导致忽视对外在世界的客观认识,他们所得到的知识往往是主观感性的,不是对客观世界本质的反映,这严重影响了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

(三)综合教育

中国古代崇尚道德的观念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但是古代教育又是一种综合性教育,包括教育内容、学生实践和社会需要,有利于人在几个方面得到充分发展。

1.“六艺”教育

西周的教育内容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作为一定时期、一定程度的教学内容,一直传承到清代。

“六艺”是以伦理教育为主的教育,“礼”作为一种行为准则,是政治的、道德的、生活方式的教育;“乐”是一种美学教育;“射”和“御”基本上是军事体育教育;“书”和“数”则是语文、数学和科学教育。按今人的研究,“六艺”教育有这样的特点:一是文武并重,诸育兼备,相成相济;二是知能兼求,把知识的传授与技能训练结合起来。显然,“六艺”教育是一种综合性教育,文武并重、诸育兼备的教育思想成为中国古代典型的教育观念,对中国古代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中国古代教育的一大特色。

2.“经学”教育

“经学”指的是儒家经典及对其著作的阐释、研究著作。从汉代起一直到清代,“经学”成为教育的主要内容。汉代的“五经”——《诗》《易》《书》《礼》《春秋》,作为当时教育的标准教科书,到南宋演变为“十三经”。宋代朱熹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称为“四书”,再与“五经”一起构成“四书五经”,作为各类教育钦定的标准教科书,并一直沿用到清末。

经学本身是一种未分化的学问,包括后世属于许多学科的内容,比如历史、天文、农业生产、计时等多门科学知识,经学教育是一种综合教育。中国古人学习经学的目的在于“通经致用”,这更加强了经学教育的综合性。首先,经学家们把经学应用到各个领域,使得各种应用领域也综合起来;其次,为了达到“致用”的目的,某些通经的儒者往往改变原有的经义,增加或者伪造当时新的知识,来证明自己的经义正确,使之更有利于自己,应用领域和新知识进行了综合,进一步促进了教学的综合。当时的教师大都是儒经师,即经学教育家都是通才,他们也是经学教育的结果。可见这种综合教育具有通才教育的某些特点。

(四)实用教育

中国古代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官员,体现了很明显的社会实用价值。古代教育的出发点就是培养符合统治者所需要的社会性实用人才,并且依据这个教育目的来制定教育内容,达到“通经致用”的教学效果,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学目标。

1.实用性

从更深的层次来看,由于中国古代社会的需要,产生了古代这种综合教育并不断发展,教育宗旨为实现和平相处,保障国家安定团结。对于统治者来说要达到“修己治人”的目标,意为修养自己和统治别人,他们受教育的目的就是以文化和德行修养自己,通过自己领导能力和品质的提升去影响他人生活,并以此控制整个社会。对于被统治的臣民来说,他们受教育的目的就是接受统治者的统治,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忠孝仁义之道。家国同构、君权至上的古代社会结构,决定了政府要组织社会的生产生活。这是政府中的官员的职责,负责组织生产生活。于是,教育的一个方面是要培养具有社会生产、生活、经济、政治管理能力的人才;而另一方面,由于君权至上的中央集权制,官员的流动性很大。不管是“察举制”还是“科举制”,由于君权至上,采用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官员流动性很大,读书人可以转化为官员,官员也要根据君王需要而不断被调整职务。如唐代诗人张九龄曾担任校书郎、右补阙、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中书令、宰相等职务。各种不同的官职涉及不同的领域,需要学习不同的知识。古代官员为了应对随时会更换的不同官职,必须精通各种领域的基本知识,所以古代官员都是通才,接受的教育都是综合教育。^[2]

2.区别教育

中国古代教育区分阶层,社会地位高的接受高等教育,社会地位低的接受普通教育,比如王太子、王子、卿大夫及贵族子弟接受高等教育(读写、舞蹈、各种礼仪和音乐),普通学生接受经义、道德、诗歌和算数、射箭、驾御以及其他生活技能。

中国古代教育区分性别,男子可以接受以上所说的综合性教育,而古代女子要遵守“三从四德”,一般不能去学校接受教育,古代女子十岁之后就足不出户,要一直待在家里,学习谦卑有礼,养成听命服从的性格,学会养蚕、缝衣、烧茶汤、备酒浆、事舅姑、纺织、缫丝、女红以及供丈夫驱使这一类的琐事,主要以家务为限。古代女子教育尤其注重女性的德行修养,几乎不对女子进行智力训练。古代女子无才便是德,期望他们做一个“缝衣做饭”“顺从无违”的“贤妻良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