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是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从流传至今的节日风俗里,还可以了解古代人民社会生活的情境,有助于我们增长知识、领略人文、传承文化、弘扬美德。
中国传统节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其形成和发展显现了中华民族国家历史和文化长期积淀凝聚的过程。它涵盖了中华民族五千年以来的原始信仰、祭祀文化、天文历法、易理术数等人文与自然文化内容,具有深邃丰厚的文化内涵。其起源和发展是一个潜移默化、逐渐完善、逐步渗入社会生活的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文明进化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现代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等研究表明,节日最早源自祭祀文化的产生。人类最原始的信仰包括天地信仰和祖先信仰。无论是天地信仰,还是祖先信仰,都产生了人类初期对自然界以及祖先的崇拜,这种崇拜产生了祭祀活动,这种源自崇拜的信仰活动,表达了对天地和谐共生的“天人合一”的信仰信念。而古老节日正是人们基于原始信仰及原始崇拜而创造的、适应百姓生活的节俗及民俗文化。我们从一些流传至今的节俗及民俗文化活动中还可以追寻出古人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和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文化内涵。
在远古时期的农耕社会里,人们与自然和谐共生,在安居乐业之余渐渐形成了择日祭拜神祖的风俗,便产生了各种定期节日,由拜神祭祖发展出节日宴饮活动,后渐渐形成约定俗成的庆祝方式,即所谓节庆民俗。早期的节日文化和节俗文化,反映的是古人自然崇拜、天人合一、慎终追远、固本思源的人文精神;在一系列的活动中,蕴含了祈神崇德的礼乐文明。
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和传统节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不仅彰显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更是构成了文明国家的基本框架。这种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节礼民俗与天文、历法、数学,以及后来划分出的节气也有很大关联。“天地开辟,万物浑浑,无知无识。阴阳所凭,天体始于北极之野,地形起于昆仑之虚,日月五纬俱起牵牛。四万五千年,日月五纬一轮转。天皇出焉,号曰‘防五’,兄弟十三人继相治。乘风雨,夹日月以行。定天之象,法地之仪,作干支以定日月度,共治一万八千岁。天皇被迹在柱州昆仑山下。”(《春秋命历序》)四季更替、星斗转移的自然变化,使天皇氏有所思考:人民生活在寒来暑往之中,却不知道日月交替,时光流转。盘古虽开了天地,但如何纪年,却未告诉世人。于是天皇氏十二兄弟商议,制定天干地支历法,用来定岁时节候。上古干支历法的出现为节日产生提供了条件。在后来朝代更迭的历史发展演变中,“传统节日”渐行渐成。
中国传统节日的形成,与最早的风俗活动和原始崇拜、迷信禁忌有关;与四季交替、星辰斗转的节气有关。神话传说的浪漫色彩和敬畏自然的原始崇拜,赋予了节日悠远的历史感和深沉的文化感。
早在先秦时期,大部分传统节日就已初露端倪,但还不尽完善。秦统一六国之后,在政治上确立至高无上的皇权,认为“德兼三皇,功过五帝”,权高一切。在高度集中的思想统领下,政治、军事、经济等大权均由皇帝总揽;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制和行政机构并颁布通行全国的秦律,为经济上的土地私有制、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统一车轨和驰道做了保障。封建土地私有制巩固了地主阶级利益,从某种意义上看,它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尤其是文化上的统一文字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文化的发展。(www.xing528.com)
到汉代,中国主要的传统节日已经初步定型。汉代是中国统一后第一个大发展时期,政治思想的稳定、军事经济的稳定、科学文化的发展,为节日的最后形成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唐代是思想和文化发生大转变的时期。多元和谐的社会与文化已成了社会生活的共识。节日节俗在这时也发生了变化,已经从原始祭拜、禁忌神秘中发生了流变,转为娱乐礼仪型,成为真正的佳节良辰,节日变得欢快喜庆,丰富多彩。各种娱乐活动也在节日中出现,并很快流行开来,成为节日风俗的延续传承。特别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历代文人墨客为节日谱写了广为流传、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使中国的传统节日渗透出深厚的文化底蕴。
中国传统节日具有很强的内聚力和包容性,这与我们民族源远流长的悠久历史一脉相承,对中华民族精神弘扬和价值培育具有重要的价值,是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重要精神纽带。
2010年9月启动的由中华文化促进会、节庆中华协作体发起的“将七大传统节日连起来打包申遗”的行动之一——“中华七大传统节日形象标志创作大赛”正式开赛。这是面对各种文化的冲击,对中华传统节日进行主题提炼、内涵宣传的快速切入方式和符号形象的基本编码。希望用这样的方式传承中华传统节日文化,弘扬中华传统节日精神内核。2011年2月24日,中华七大传统节日形象标识,即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我国七大传统节日形象标识正式“出炉”。
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指出:“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任务,对于传承中华文脉、全面提升人民群众文化素养、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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