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的天人二分对认识论的贡献

墨子是中国哲学家中较早意识到认识论作用的人之一,他把方法论作为一种论辩手段加以系统化、规范化。张永义先生评价墨子是“中国思想史上明确建立系统方法论的第一个人”。墨家思想在论证过程中呈现出了精细化的趋势,开始了“从一段包含具体内容且特殊性的论证思维到形式的且具普遍性的逻辑思维的过程”,这些内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三表法”,另一是“察类明故法”。

“三表法”更为注重实证或证伪,“察类明故法”更强调理性分析和推导。将两者结合起来,可以体会到墨子在经验和理性两方面建立系统认识论的努力。

(一)三表法

“三表法”并未真正出现在墨子学说中,它实际所指的是以“三表”或“三法”之名出现在《非命》篇的为言谈所立的“法仪”。“法仪”即今天所谓的“标准”。墨子认为:“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上至王侯将相,下至百工,做事情都要有个标准作为依据。那么,谁才能作为人们效法的标准呢?墨子认为是“天”。整体来说,“天”具有普遍有效性、客观性、明确性和长久性。这也是墨子坚持“莫若法天”的理由。

什么是“三表法”呢?墨子提出:“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意即说话或做事要做到“三表”,即考究其本源、探索其原因和审察其效用。考察本源就是考究先贤、圣人、帝王的行事,考究先人们的间接经验,即“以史为鉴”,以史为标准;探索原因指的就是审察每个人所见所闻的实情;审察效用是指观察对国家刑事政策和人民的影响。后两者实际上就是观察人民的情况,了解人民的实践活动。墨子指出要研究历史和现状。“发而为政乎国,察万民而观之”的意思就是考察言行对国家和人民的影响,即是否对国家和人民有利。这是从言行产生的实际效果来检验言行是否正确,“效果”是检验言行是否正确的重要标准。

墨子的“三表”,实际上可归结为经验和实际效果两方面。前者是实施标准,后者是价值标准。与事实一致,就是真理,否则就是谬论;如果是积极的、有用的,就是有价值的,反之则为没有价值。事实标准和价值标准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转化。

显然,墨子的“三表法”强调正确思想的标准在于以经验为本,在于能够实践,在于能够利国利民。“法仪”和“三表法”是墨子哲学的特殊认识论,它通过外在的“天”构建其主体思想,是其主体思想实践化的重要一步。墨子在中国首次提出了对认识进行检验的问题,以及检验的标准问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www.xing528.com)

(二)察类明故法

“察类明故法”是墨子认识事物的一种理性方法,它强调对事物的综合观察,通过综合观察积累丰富的科学思想和政治思想材料。“察类”,强调观察,经过一定的分析和推理,可以达到“明故”,即了解所讨论问题的原因、依据和根源。

《墨子·非攻下》记载了一个嗜好战争的君主与墨子的对话。君曰:“以攻伐之为不义,非利物与?昔者于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此皆立为圣王,是何故也?”墨子回答时将“攻”和“诛”进行了明确分类,“攻”是侵略战争,“诛”是讨伐战争。墨子将“类”作为一个认识论概念,这是他的首创。通过对“类”的划分,可以更好地把握事物的内涵和外延的确定性,保持语篇语义的一致性。

墨子也对观察事物的方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墨子·经上》云:“见,体,尽。” 然后解释说:“见,时者,体也。二者,尽也。”孙中原先生如此理解:“《墨经》中表示整体、全面的范畴有兼、二、尽、俱等,表示部分、一面的范畴有体、特、或、偏等。它们既是本体论的范畴,表示存在的性质,又是从认识论的概念,表示观察思考的方法。”墨子的“体”和“尽”是相对而言的,无论整体观察还是局部观察都是非常必要的,二者可以相互印证,从而使观察的结果更加深入和全面。墨子在这里还提到了“时”,他已经意识到观察的长期性和连续性问题。观察的方法为人类的理解提供了直接的感性体验,但这并不是真正的目的,重要的是了解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的内在规律,即“明故”。

墨子认为,正是不懂得使用类推法进行类比,才导致了行为和认知的偏差。他说:“古者有语‘谋而不得,则以往知来,以见知隐。’谋若此,可得而知矣。”(《墨子·非攻》)此“以往知来”意为“根据以往推知未来”,运用了类推法;“以见知隐”意为“根据可见的现象推知隐微的本质”,由现象看本质,便是“明故”。

墨子的认识论具有高度的系统性、严密性和逻辑性,为科学认识的发生提供了前提条件。后期墨家在逻辑学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为我们认识墨子的思想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正是因为墨子把天人分为主体和客体,他才有可能客观地、公正地、不带主观情绪地分析自然,并使成熟的工具理性得到了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