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社会经济：农耕经济的主体

东亚大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生态环境,孕育了华夏民族以农耕经济为主的经济生产形态。

(一)农耕文明的发祥地和重心迁移

四五千年前,兴起于黄河中游地域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较为充分地展现了新石器时代华夏民族从渔猎经济向农耕经济过渡的历史风貌,而中华农耕文明就在这气候适宜、土壤肥沃的黄河中游地域开始形成。与此同时,处在长江中下游的屈家岭文化和处在钱塘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也显示了华夏先民在该处辛勤耕耘、繁衍生息的痕迹。

夏商周时期,农耕经济已成为中原华夏民族社会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王世纪·击壤之歌》)反映了这一时期先民日常生活生存状况以及从事农业生产的繁忙景象。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优势,政治家们争相进行一系列政治经济制度改革,而这些改革都与促进农耕经济密切联系。其中最为著名且改革比较成功的就有:管仲的“相地而衰征”为齐国强盛奠定雄厚基础;魏国李悝的“尽地力之教”为列国仿效;商鞅变法的“耕战”政策使秦军所向披靡。统一六国后,大一统的秦帝国更是把“重农固本”作为治国的根本之策。

中华民族的农耕经济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同时产生并发展,但因两地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异,适于耕作的农作物和耕作工具也显得不同。黄河流域的黄土层,细腻而疏松,适宜运用木石铜器的农具,适宜栽种粟、稷等旱作物;而那时生产力发展落后,木制和石制农具是主要耕作工具,农业生产就首先在黄河中下游达到了较高水平,这也就使得黄河中下游地区成为中国上古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铁制农具和牛耕获得了普及,中国的农耕区域开始向南扩展,土肥水美的长江流域为此逐渐得到发展。尤其是秦汉大一统的形成,统一的政治经济制度更为农耕区域的南移创造了有利条件。魏晋以降的数百年间,迫于战乱,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耕男女大批南迁,并将农耕作物和农耕技术带到了新迁地区;中国农耕区的中心,逐渐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和江南地区转移。而长江流域优良的自然气候条件和生态环境,很快也显示出发展农耕经济的巨大潜力,遂成为朝廷的经济支撑。隋唐以后,长江中下游区域迅速成为京城和边防粮食、布帛的主要供应地,谚语“苏杭熟,天下足”和“湖广熟,天下足”即反映了唐宋以来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事实。

牛耕提高了生产力(图片来源:摄图网)

(二)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的长期对垒与融合

当黄河流域和黄河流域以南农耕文明日益发展的时候,中国西北部和北部正繁衍生存着剽悍善战的游牧民族。游牧民族世世代代“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史记·匈奴列传》),以畜牧、狩猎为主要经济来源。流徙不定的游牧生活,往往不能按时按质地保障他们的生存生活之资,这促使他们经常南下劫掠,给中原的农耕民族造成很大的威胁。一旦某一游牧部落出现了具有政治远见和号召力的领袖,游牧民族短暂的经济劫掠便发展为大规模的征战,有的甚至入主中原,建立起混合游牧经济和农耕经济的王朝。

土地是中原民族农耕生活方式建立的固定基础,安定是农耕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秦汉以来,面对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侵扰,尽管出现了汉武帝、唐太宗和明成祖远征漠北的军事行为,但都是短暂的,因为农耕与游牧这两种经济类型和生产方式,决定了处于先进经济状态的中原农耕民族始终处于被动防御状态,而经济文化落后的游牧民族则常常处于攻击态势。(www.xing528.com)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虽长期对垒,但两者又通过迁徙、战争、和亲、互市等形式,实行经济文化的互补和民族的融合。北方游牧民族勇猛善战、狂放粗犷,富于流动性与创新性,成为中原稳健儒雅的农耕文化的补强剂。战国时期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和汉唐时期开通西域的丝绸之路,是中原农耕文明博取游牧文明的精妙结晶。

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整体较为落后的游牧民族,向中原农耕民族学习先进的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和文化技术,促使其自身社会形态的变化。尤其是以征服者身份进入中原农耕区的游牧民族,在先进优裕的农耕文化氛围中,往往“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出现农耕化趋向。譬如,西晋时期的“五胡乱华”后建立的十六国、满族建立的清朝等,在中原建立政权后,游牧民族都采用了华夏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这一趋向的结果,不但充实了农耕文明的内涵,同时也促进了中原农耕经济向周围的扩散和多种经济的交融。

农耕与游牧作为东亚大陆两种基本的经济类型,是中华文明两个彼此不断交流的源泉,它们几乎在华夏民族形成之初就开始相互融合、互为补充,历经数千年的发展演变,汇成气象恢宏的中华文化。

(三)农耕经济体制下的多元经济成分

以农耕文明为主导的中华文明,有着不可割断的历史延续性。

一方面,中国农耕经济的发展,始终保留着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经济成分,而不是纯粹的、单一的。譬如,远古时代的村社经济,一直潜藏于农耕经济中,到宋元明清演变为乡村经济,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乡族组织和宗法观念。夏商周三代以来的奴隶制经济,也长期并存于农耕经济之中,直至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明代,江南士大夫拥有大量土地和僮奴,形成江南“富家大族役使小民,动至千百,至今佃户苍头有至千百者”(明·于慎行《谷山笔麈》卷四)的局面。贵族分封制度,从三代形成以来,尽管秦汉以后有所变化,但历代不绝,如明代的藩王勋戚经济就成为明代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华夏民族的农耕经济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紧密联系。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农耕经济,并不单单只含有农业生产这一经济因素,而是包含着手工业、商业等多方面的经济成分。士、农、工、商的社会分工由来已久,并且不时相互变换。中国的个体家庭经济,几乎一开始就与商品市场有着一定的联系,尽管最初体现为物物交换。早在战国时,孟子就指出农家“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孟子·滕文公上》),是“天下之通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更是真实反映了中国古代农耕经济的多元化结构。

到了封建社会晚期,商品性农业和为市场而生产的手工产品更是在农耕经济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明清之际的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比较发达,棉花、桑蚕的生产,是农家经济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食租为特征的中国地主,在广置田产从事农耕经济的同时,对工商业生产也保有浓厚的兴趣。

显然,中国农耕经济在保留自身主要地位的同时,包容着工商业等多种经济成分,既扩充了内部的活动空间,使自己始终保持着一定的简单再生能力,也适应时代的变化,维系着中华农耕文明的长流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