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以降,中国文化总体上已显示出走出中古文化故辙的动向,孕育了部分近世文化因子,有学者将其称作近古文化期。
地主-自耕农经济和文官政治相互结合。唐代中叶以降,领主庄园经济破产,地主-自耕农经济定型;赋税制度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两税法代替租庸调制为开端,以后宋明几代的赋税改革,越来越明确地把朝廷对平民的直接经济关系确定下来。科举制度实行后,门阀贵族淡出政治,官吏直接从地主和自耕农中考选,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流动性。
市井文化大肆兴起。唐宋以来,实物经济式微,货币(包括纸币)大量流通;宋朝还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城市的主要功能开始转向,由单纯的政治中心和军事堡垒演变为经济和文化的集散地。随着工商业的繁荣,市民阶层兴起,市井文化趋于活跃,反映市民生活及其情趣的小说、戏曲,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别具一格。如果说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构成中国文学主流脉络,那么中唐以后其媚俗的一脉(如戏曲、小说等)便由潜隐转为显露。
儒学思想复兴。酝酿于唐中叶、彰显于宋明的理学,在某种程度上是儒家人文理性的复归,尤其是阳明心学已初具个人主义的内涵;宋学的怀疑精神和清代考据朴学的实证精神,触及实证科学的底蕴;另外,文人、官僚、地主或商人合为一体,形成所谓士大夫阶层,他们的审美情趣、人格理想、道德观念主导了全社会的价值规范,对其后乃至今天的精神生活仍有影响。(www.xing528.com)
民族文化的气质从汉唐的雄强外拓转向宋明的精致内敛。唐以后,在日益强化的君主集权格局之下,官僚政治实行文武分离、扬文抑武之策,虽然防止了武装割据和篡权,却导致国防劣势,也使民族文化的气质和国民性格发生变化。与此同时,中国周边民族却日渐崛起,走向与华夏本土文化相抗衡的道路。尽管最终都沿袭、传承了中原农耕文化,但是后进民族的一再军事征服所造成的破坏,无疑也阻碍了中国文化原发式近代转型的可能。
唐中叶以降的文化转折,决定了一千年来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和大体走向。有识者多重视两宋文化,如严复认为,“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2]这一阶段构筑了西方资本主义侵入中国的文化背景,也是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基础和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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