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北匪患猖獗——中央军委作出剿匪决定——下达西北剿匪指示——大剿匪开始——陕西剿匪——处决匪霸周寿娃——甘肃剿匪——宁夏剿匪——清剿匪首的斗争——抓住“贺兰王”——青海剿匪——新疆剿匪——平息西北匪患
新疆和平解放，标志着大西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五省区全部解放了。但是，解放后的大西北，匪患十分猖獗。这些土匪特务疯狂地进行暴乱破坏活动，残杀人民群众和地方干部，袭击地方区乡政权和人民解放军小分队，破坏交通、毁坏通信设施，抢劫公路运输车辆和江船，放火投毒，极大地危害着新生的人民政权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因此，在彭德怀的领导下，第一野战军、西北军区对大西北的土匪进行了大清剿，揭开了西北解放战争的最后一幕。
大西北解放后，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残部的骨干分子，同国民党特务一道，纠集溃散官兵、惯匪、流氓、地主和反动会道门首领等，组织了土匪武装。当时，西北全区较大的股匪就有470余股，约13万余，被裹胁群众约9万人，其中陕西160股，3万余人，主要活动在陕南、关中地区；甘肃140余股，3万余人，分布于临夏、陇东、陇南及河西走廊地区；青海105股，1.5万余人，主要活动于大通、门源、贵德地区；宁夏的贺兰山区有股匪24股，约3300余人；新疆50股，5万人，主要活动在北疆；在青海、甘肃、新疆、四川交界地区也有股匪活动。
青海是西北匪患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兰州战役以后，青海境内的马步芳残部尚有5万人，校以上军官就有千人以上，他们大都携枪乘马分散逃蔽，秘密纠集成股，有计划有目的地发动反革命暴乱。1949年12月5日，马步芳残部骑兵第8旅旅长马英股匪5000人袭击大通县城；7日，马成彪聚匪700人攻陷门源县城；8日，马步芳残部团长韩海如纠集土匪300余人占领小峡、平安驿；10日，哲马禄、马彦纠集土匪700人攻占湟中；13日，韩有福纠集马步芳残部胁迫群众1500余人，在循化查加沟暴乱。一时间，匪患四起，猖獗至极。
1950年1月4日，马步芳残部新编军参谋长马忠义（马老五）、骑兵第14旅旅长马成贤、第100师师长马呈祥、国民党西宁市市长韩进禄等20多个军官在化隆卡里岗召开军事会议，成立匪“新编第82军”，马忠义任军长，阴谋组织暴乱。2月23日，民和的土匪首领马希统、马中福和甘肃临夏漏网之匪纠合千人，在甘肃、青海交界的王家台子暴乱，被我第1军一部、第4军一部消灭。马忠义、马全彪600余人，流窜到循化西北的五道岭、民和峡门等地。1951年5月，青海贵德昂拉地区的土匪头子项谦纠集匪特1980人，裹胁群众6700人，进行叛乱。
1949年10月中旬，盘踞甘肃临夏地区的阿里马免和马步芳残部军官马金山、马保匪部约3000人，和“大陆忠义救国军西北回民支队”铁秀戈、马积福匪部近1000人，围攻临夏、定西。在两个月内，打死打伤群众200余人，烧毁民房1800多间。1950年5月，甘肃平凉发生1万多人的反革命武装暴乱事件。1950年河西走廊匪特4000人猖狂活动。
宁夏土匪主要有马绍武、张廷芳、郭栓子股匪，他们组织所谓“仁义军”、“贺兰剿共总部”，盘踞同心城两南的五当山、麻黄沟、惠安堡一带，烧杀抢劫，猖獗一时。
陕南解放后，国民党川陕鄂绥靖公署主任王凌云及国民党在陕南的特务组织，窜至川陕边的大巴山，收罗胡宗南的溃逃官兵、惯匪及其他反动武装，共3万余人，编为新编第4、第5、第8军、“鄂陕边自卫总队”、“川陕边人民自卫军”等匪部，王凌云自任总指挥。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全国各地区匪情十分重视，适时作出了坚决剿灭土匪的决策。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明确指出，在南方，人民解放军的任务是消灭国民党的反动武装力量等，在乡村中则是首先有步骤地展开清剿土匪的斗争。后来，毛泽东又指出：“当前全国人民的任务是迅速肃清残余反动力量与有步骤地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防的建设。剿匪是肃清残余反动力量的一个重要部分，又是保障实施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国防建设的先决条件。”(1)5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注意防止敌人破坏，加强肃反和剿匪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区加强肃反和剿匪的工作，并作出了具体的部署。6月25日，新华社发表了题为《消灭麻痹倾向，扑灭特务匪徒》和《保护人民祖国的财产》的两篇短评，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新解放区的广大乡村，派遣大批特务，勾结当地反革命和地主恶霸分子，利用封建会门，组织土匪，烧杀淫掠，祸害人民，甚至袭击区村政府机关和地方人民武装，扰乱人民解放军后方的事实。指出：“不彻底肃清这些特务匪徒，社会秩序和人民生活将无法安定，各项革命工作将很难推进。”因此，各级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要“采取坚决的而又谨慎的步骤，进行周密细致的组织工作，来镇压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捣乱。”(2)8月6日，新华社又发表了《肃清特务土匪巩固革命秩序》的社论，指出：在解脱国民党暴政的压迫之后，特务土匪便是人民当前最主要和最可恶的敌人，而肃清土匪，安定民生，则成为各界人民共同的迫切要求。因此，发动大批干部和革命的工人、学生下乡，配合人民解放军的武装力量，动员广大农民，肃清土匪特务，推翻反革命恶霸分子的统治，安定秩序，发展生产，并进而有系统地有步骤地进行各种社会改革，便必然成为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10月1日，朱德在天安门广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大典上，向全军发布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工作员，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3)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决定开展大规模剿匪斗争的同时，还确定了剿匪的方针和政策。新华社在6月25日发表的两篇短评中提出：“对于查获的特务匪徒，应按情节轻重采取分别对待的办法，对那些被胁迫参加，真心悔改的分子，可宽大处理，给以自新之路；对那些作恶多端，不知改悔的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分子，应该发扬人民民主政权的威力，严加惩办，为民除害。”(4)新华社在8月6日的社论中又要求各地在剿匪过程中，必须抓紧时机，建立统一领导，有计划地配备力量，确实掌握情况，展开全面而又有重点的清剿，不怕疲劳，不畏艰苦，长途奔袭，连续追歼，务期一网打尽，斩草除根；必须发动群众，争取一切社会力量，组织剿匪反霸的统一战线，使整个斗争成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在一切实行剿匪的地区，必须做到肃清潜匪，收尽匪枪，捕尽匪首，瓦解匪众，摧毁匪特指挥机关，打倒通匪窝匪的反动恶霸。要求参加剿匪的部队不要打击溃战，而要打歼灭战，必须与政治斗争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必须城乡结合，全面展开而又有重点地进行，以免土匪特务利用空隙，流窜城市与乡村之间。担任剿匪任务的部队，必须进行短期的政治和政策教育，确立为民除害，为民服务的决心，成为顽强的战斗队和能干的工作队。必须军政结合，剿抚兼施，确实掌握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原则，打击和瓦解土匪，最后达到消灭土匪的目的。对付武装的土匪特务，一定要采取主动的军事行动，予以沉重打击；同时必须展开政治攻势，宣传人民政府处理土匪问题的政策，并通过各种社会关系，特别是自新土匪和土匪家属，利用各种形式，对土匪进行瓦解争取工作。对于土匪分子，必须区分首从，采取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办法，对于作恶多端，死不改悔分子，予以坚决镇压；对于作恶不多的胁从分子，予以自新机会；对立功自赎的分子，则可予以宽大待遇。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5)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西北地区剿匪斗争也十分重视。当甘肃的临夏、平凉，青海的大通、门源，新疆的迪化、景化等地发生大规模武装暴乱时，中共中央多次在电报中指出：“匪特暴乱同回民的群众性武装骚乱纠缠在一起”，因此，“暂时在军事上以防御为主，政治上积极进行分化瓦解和招抚工作”，“对挑拨民族仇杀的汉族匪特头子，应公开镇压”。在对新疆剿匪的指示中说：“乌斯满匪首与美特有关系，应坚决消灭之”。
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彭德怀为西北地区的剿匪斗争作出了正确的指导。1950年1月，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关于西北工作情况”的报告指出：国民党反动派土匪有计划地在我解放区内，组织所谓“游击队”，故在新解放区，首先第一步要进行剿匪肃特反对土豪劣绅、封建势力的斗争。5月23日，第一野战军前委下发了《关于剿匪问题的几点指示》，指出：“匪特有乘我军队要集中力量生产、防务空虚与我地方工作某些弱点，大施活动之阴谋。为此我应特别重视，在剿匪部队进行动员，提高警惕，并注意以下各点：（1）各剿匪部队、驻防部队，应以镇压反革命活动，维持地方治安为主要任务。只有在维护地方治安许可条件下，才尽量抽出部队去生产，不能因生产而放松剿匪，剿匪部队可减免生产任务。（2）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人民解放军对于反革命的武装叛乱，应坚决镇压。在实行坚决镇压的同时，丝毫不放松政治瓦解工作，特别是经过军事打击后，政治争取工作更为重要。只有个别的纯出于群众性的误会，或因我工作缺点、错误而造成群众性的骚乱时，才着重政治上去解决。总之，须按对象，使军事清剿与政治瓦解密切配合起来，并按进剿的情况，灵活的运用军事、政治力量，以达到镇压叛乱，孤立与捕捉匪首，争取群众的目的。（3）根据上述精神，对少数民族中反革命的武装叛乱，也应坚决镇压，但为了避免历史上民族间相互屠杀的惨剧，应特别注意争取少数民族广大人民，把对反革命事件的态度与对少数民族人民的态度分开，镇压与打击的只是反革命的叛乱事件与反动分子，对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绝对保护其利益，不容丝毫侵犯。发动少数民族人民，配合解放军肃清匪特，为此须在剿匪部队中，作深入的动员，尊重少数民族信教自由与切身利益，团结少数民族人民共同剿匪。（4）军队须抽调一批干部做地方工作，对我地方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须在群众中进行自我批评的揭发工作，但不能说反革命活动的起因是由于我工作缺点，须把工作缺点的性质与反革命活动的性质严格分开，教育群众对我工作缺点应取的态度与正当办法。……”
为剿灭西北地区的土匪，在彭德怀、习仲勋等的领导和指挥下，西北军区部队先后出动了2个兵团部、11个军部、39个师、70个团，共14万余人的兵力，在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5省区内，展开了大规模的剿匪斗争。
当时，陕西境内土匪主要有：陕南的“豫陕边区挺进军”王凌云匪部，陕北的高怀雄、段宝珊等股匪。
活动在陕南的“豫陕边区挺进军”系由胡宗南部溃退到陕、鄂、豫、甘、川5省交界的秦岭、大巴山地区的残余部队、散兵游勇，以及地方土顽和土匪拼凑组成的。王凌云任总指挥，下属新编第4、第5、第8军共3个军9个师，加上“川陕救国军”、“川陕边区人民自卫军”、“青年义勇救国军”、“鄂陕自卫总队”、“陕南暂编总队”等大小股匪3万余人，号称“十万地下军”，妄图建立所谓“敌后根据地”。
1949年12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军兼陕南军区，向王凌云匪部盘踞的通江地区开进。28日，第19军第55师两个团采用长途奔袭、大胆迂回包围的战术，每天疾进100多里，兵临万源、通江城下，守敌不战而降。1950年1月2日至12日的11天内，第55师多路出击，全面搜剿，先后于平溪坝、长坪、苦草坝、鸡背梁等地全歼该匪，俘王凌云和军长徐经济、季凌云、李学正及副军长崔振山。
此时，第55师获悉国民党第127军第310师正由巴中沿南江北逃，即令第164团追歼该匪，兵分两路，昼夜兼程240里，21日到达南江以东官路口，与敌激战1小时，全歼敌1700余人。
与此同时，第19军第57师和汉中军分区在孙家坪、黄官岭等地俘获西安绥靖公署第3纵队司令姬守礼、“川陕救国军”副司令罗友三等以下3400余人，迫使敌保安第4旅旅长谭华初率领1000余人投降。
1月17日，安康军分区独立第7团在镇坪元木沟歼灭“川陕边区人民自卫军”790多人，俘匪司令柯玉珊。
至1950年1月21日，陕南部队共歼匪50余股，17730余人，缴获各种炮167门、各种枪17900多支、电台47部。
随后，陕南军区部队进一步发动群众，开展政治攻势，清剿小股土匪，先后争取匪特21股、6000余人投降。
7月初，第19军第57师集中12个连的兵力，在陇南第7军一部的支援下，连续进剿40天，彻底消灭了“忠义救国军”、“反共救国军”等反动武装。
安康军分区抽调2个团、10个独立营的兵力，会同江北剿匪指挥部、第55师1个团，在陕南开展彻底清匪剿特活动。至8月初，陕南山区土匪基本肃清。
陕北的土匪是流窜在陕（西）绥（远）交界的高怀雄、段宝珊、张世华等股匪千余人。榆林军分区第39、第40团、骑兵连和独立第2师第5团，联合伊盟部队经3次连续进剿，至1950年6月底，将该匪歼灭于东乌审地区，共歼土匪1340人，其中匪众投降820人。
在陕西剿匪中，还处决了罪大恶极的匪霸——周寿娃。
周寿娃，外号“周狼”，陕西省商县大荆周岭人。他在占据大荆一带的10多年间，伙同其爪牙杀害无辜群众300余人，罪恶多端。奸污妇女，烧、杀、抢、掠，残害民众，无恶不作。西安解放后，1949年6月19日，周寿娃率部进驻红岩寨、马角山一带，保安第6旅旅部警卫营300多人，也先后进驻两岔河，并在大荆、腰寺两镇火速摊派小麦800多石，指定专人，采取暴力手段，加紧催收，妄图负隅顽抗。周寿娃扬言：“要枪有枪，要粮有粮，打他几年游击怕啥，我就不相信共产党能坐天下。”
1949年6月30日晚，商洛军分区部队和洛南支队，先后抵达两岔河西边的七里店和大龙庙麻村一带。洛南支队侦悉匪敌警戒疏忽，队长蔡兴运便命张青山连绕道登上马角山高地，严防匪敌外援，自己带领第2连趁匪敌熟睡之际，冲了进去，于7月9日黎明前，一举歼灭保安第6旅300多人，俘匪敌参谋长孙英以下1160多人，击毙击伤匪敌副旅长姜炳功以下百余人。
与此同时，商洛军分区第5团向盘踞在秦岭庙一带的周寿娃匪部发起了猛烈攻击，战斗进行了约半小时，土匪四处逃窜，但因他们都是本地人，人熟地熟，很快分散隐蔽了起来。周寿娃在其所属武装逃散之后，即躲进东箭子沟李有娃家，后由李有娃、李文福护送，翻化岔岭，直达渭南油火川李忙庄家隐藏起来，后又由李文福护送到郑州隐蔽了起来。
大荆地区解放后，周寿娃的残余势力继续在腰寺、大荆两岔河一带残害人民。仅1950年2月至4月，大荆、腰寺一带就发生抢劫案24起。当地党政军对这一问题非常重视，亲自研究布置对这一带的搜山剿匪工作。商洛公安处侦察科长韩彬、县公安局长杜景，带领工作队，深入大荆山区，指导剿匪工作，先后抓获了护送周寿娃去渭南的李有娃等一批土匪，后由李有娃引路，地、县公安部门在渭南油火川找到隐藏过周寿娃的李忙庄。最后，终于在1950年6月28日将周寿娃抓获，并于这一年的12月30日在商县南门外丹江河滩召开万人大会，处决了周寿娃，全县人民拍手称快。
甘肃省是以回汉族为主的多民族居住地区，历史上曾多次发生一些回汉民众矛盾事件。甘肃解放后，青宁二马残部和国民党特务勾结惯匪武装，利用民族间的矛盾，大肆挑拨民族关系，以“保教、保枪、保命”为口号胁迫大批回族群众为匪作乱。
临夏地区是甘肃匪患严重的地区之一。1949年12月9日，第4军第11师奉命开赴临夏地区，接替第1师防务，担负剿匪任务。第11师师长郭炳坤、政治委员高维嵩、副师长武志升、代参谋长雷宗林、政治部主任刘昌汉，率部于12月12日由陇西出发，18日抵达临夏地区。这时，临夏各地的土匪乘我部队换防之机，数日内就发展到1000人以上，并有继续蔓延之势。加之群众因受土匪的欺骗煽惑，对剿匪政策不很了解，造成恐惧心理，纷纷逃至深山树林，从而给剿匪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第11师经过短时间的准备后，决定于1950年元旦前夜集中优势兵力，展开划区剿匪：第33、第35团在东乡，负责剿灭马保股匪；第31、第32团在西乡，负责剿灭马八娃、马英贵股匪。战术上采取分进合击，穷追猛打的手段，指战员以“不怕严寒，不怕爬山扑空”的精神，对土匪实施围剿。
1月初，第31、第32团以迅猛的动作翻过荒无人烟、冰封雪压的南贫大山，出其不意地首先在土墩、牛头墩一带聚歼马八娃、马英贵股匪百余人，打击了土匪的嚣张气焰。接着以政治攻势，迫使马英贵、马拉寺、长毛等匪首率900余人投降。
5月，第11师兼任临夏军分区，统一指挥临夏地区之独立团、营、回民支队和各县人民武装。第4军为便于剿匪指挥，将驻临夏地区的军骑兵团、第12师第34、第35团统归第11师指挥。至7月，第31、第32团先后在西乡消灭了李元虎股匪后，又对马子龙、张斌、马二不都等股匪实施了连续进剿，击毙匪首张斌；第33、第35团对东乡马保、马明义等股匪连续合围，迫使其残部窜过洮河，被河东部队击散；第4军骑兵团、第32团、第34团、第35团各1个营在岷县独立营的配合下，对康乐县赵凯成股匪进行了连续合围进剿，歼灭土匪200余人。到8月，基本上消灭了临夏地区的大股土匪。
在进剿大股土匪的同时，第11师还抽调了班、排、连干部200余人，组成5个武装工作队进驻乡村，发动群众，配合大部队清剿匪特，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在大股土匪消灭以后，第11师根据股匪变散匪，由公开变隐蔽，由中心区转移到边远区和公开组织匪徒不成转入封建会道门的活动特点，转入了分片包干驻剿的阶段。经过一年多的时间，第11师共进行大小战斗621次，歼匪9000余人，消灭了临夏地区的土匪，安定了临夏地区的社会秩序。
甘肃陇东地区的土匪也较猖獗。1949年9月，清水县张家川特务分子马云山在四川接受胡宗南的指示，窜回平凉、化平、固原、西吉、海原、隆德等地操纵惯匪、特务、恶霸等，组织了“忠义救国军”，拼凑了2个旅、19个团，共8000余人，裹胁群众5000多人，于1950年5月8日在平凉举行武装暴乱，攻打平凉县城。西吉、海原的千余匪徒也举行暴乱，策应平凉匪乱。叛乱期间，土匪杀害干部群众100多人，致伤237人，抢去枪33支，子弹2337发及大批财物。
为了迅速平息平凉匪乱，甘肃省成立了平凉剿匪指挥部和工作委员会，省委副书记孙作宾任工作委员会书记兼剿匪指挥部政治委员，省军区副司令员徐国珍任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兼剿匪指挥部司令员。5月18日，甘肃省军区以骑兵2个团、警卫第2团1个营，向张易、张化等土匪活跃地区进剿；以回民骑兵团，在固原一带展开清匪，给予土匪沉重的打击。
土匪遭打击后，即由公开转为秘密分散活动，我军随即转入分散驻剿，至7月底，击毙匪首马云山，俘匪首李福林等以下1561人，彻底平息了匪乱。
在此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第4军各一部，在河西走廊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剿匪斗争。1949年底，溃散在河西走廊武威、张掖等地的国民党第90军军长黄祖勋残部约千余人分散隐蔽活动。第4军派第10师、第11师两个团前去征剿，俘匪1345人。1950年初，河西走廊尚有土匪7股，2853人，主要活动在酒泉、玉门、张掖、敦煌等地。第3军第7、第8、第9师各抽调一个团的兵力及军骑兵大队共3000余人参加围剿，歼匪近400人。然后，转入分散清剿，肃清了河西走廊地区的土匪。
宁夏的剿匪是从1949年12月开始的。这个月的中旬，中共宁夏省委召开了省委常委及驻宁夏部队领导人会议，部署剿匪工作，决定由第19兵团第65军负责清剿黄河以北贺兰山一带的郭栓子股匪，宁夏军区和独立第1师负责清剿黄河南部山区股匪。宁夏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区政治委员潘自力对大家说：“把剿匪工作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这是我们总结前一段工作的经验教训，下了很大决心才确定的。……我们的剿匪斗争就是为了彻底肃清残敌，巩固我们建立的政权，也可以说是人民解放战争的继续……”(6)
宁夏南部，地处陕甘宁三省交界处，山多沟深，地形复杂，交通不便，利于土匪活动。山区的同心、海原、固原地区共有大小股匪20余股，共500余人，小至三五为群，大至一二百人，其中，以马绍武、张海禄为首的两股匪徒为最大，其他股匪多直接受其指使。
马绍武曾任“同、海、固反共游击大队”大队长。1949年7月，他率匪徒在固原县王家湾打死打伤我游击队战士20多人。同年8月在甘肃会宁县抢劫我边区政府长枪50余支，打死打伤我战士各1人。宁夏解放后，他害怕被歼灭，于1949年12月，曾向我军假投诚，1950年元月即叛变为土匪。他纠集200余匪徒，盘踞同心县高崖子西南的庙山，自称“小台湾”，公言反共到底，干尽了坏事。
为歼灭马绍武股匪，1949年12月25日晚，宁夏军区副司令员黄罗斌、参谋长牛化东和独立第1师师长李治洲率部队从灵武出发，避开公路，绕东山根的荒芜小路连夜急行军，于第二天拂晓赶到了豫旺地区，隐蔽于山村休息。接着又以两个夜晚急行军200余里，按时到达了庙山附近。
原准备从东、西、北三面向庙山包抄过去，但因地形不熟，不得不在距庙山不远的王家团庄找了三个当地向导。不料，这三个人中，有两个是通匪的，带着部队转来转去，结果延误了战机，向导则乘机溜走了。此时，天色微明，山上土匪凭借居高临下的地形和工事，首先开火，发起攻击。我军炮兵连立即开炮，骑兵迅速向庙山东南方向围截，第1、第2营分两路向南北两侧延伸包围。战斗中，我炮兵连只用3炮就摧毁了马绍武部的指挥所，匪徒们一窝蜂似的仓皇逃窜。这时，我军轻重机枪和冲锋枪一齐射向匪群，不到3小时就结束了战斗，共击毙匪徒30余人，击伤20余人，活捉10人。溃散的残匪一部分由马青云、李少俊带领向高崖以西地区逃窜，一部分由郝福祥带领向豫旺方向逃走。匪首马绍武和中队长李成富也受伤潜逃。为了不给匪徒以喘息之机，我军迅速封锁了交通要道，挨村逐户地进行搜捕。
马绍武受伤后，和李成富逃到了杨家湾一老乡家里，因我军步步紧逼，搜捕甚严，他们不得不转移隐藏地点，最后逃到了川口地区。我剿匪部队边侦察边追捕，数九寒天，北风刺骨，整整7天7夜，追捕部队日行百余里，中履冰凌，连续锳过10多条小河，克服了许多困难，农历腊月24日，终于在川口地区一个破窑洞里，捉住了马绍武和李成富。接着，对两股残匪展开了全面围剿和政治争取工作。2月中旬，在海原和盐池地区歼灭了马青云股匪20余人；下旬在豫旺地区击毙了郝福祥等4人，至3月上旬，基本上肃静了同心地区的马绍武股匪。
宁夏军区和独立第1师活捉了马绍武和李成富后，为了争取更多的土匪投降，就把李成富放了。但是，李成富却毫无悔改之意，又纠集王彦福投奔张海禄。
李成富外号“李大瓜子”，我军抓了他两次都把他放了，然而，他又上山继续为匪。群众对此做法很不理解，并产生了疑虑，再也不敢报告匪情了。鉴于这种情况，只有第三次抓到李成富并予以严办，才能平息民愤和解除群众的顾虑。否则，剿匪工作将会陷入被动。但是李成富自己也很清楚，如果再被抓住，绝对难逃。因此，他的行动变得更为诡秘，我部队多次根据密报搜捕，都扑了空。牛化东参谋长在高崖镇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向群众保证说：在三天内一定将李成富捉拿归案。会后，他带领部队一面抓紧搜捕，一面召开各种形式的调查会和谈心会，深入发动群众。到了第三天，一个叫金明好的阿訇报告：“李成富今晚在他姘妇家过夜。”
当天晚上，牛化东组织了一个精干的小分队，由金明好带路，直奔李成富姘妇家，抓住了他。第二天，当押着李成富送往高崖镇指挥部时，沿途群众都十分高兴地说：“解放军说到做到，真是天兵神将，再狡猾的土匪也逃不出解放军的手掌！”由于李成富作恶多端，死不改悔，群众一致要求公审处决。经宁夏省委批准，在高崖镇召开了公审大会，当场枪毙了李成富。
杀了李成富，但是，土匪头子张海禄还没有抓住。张海禄原是马鸿逵部的一个军官，解放后窜到同心、海原一带，纠集溃逃的国民党军的散兵游勇，并与海原惯匪李彦良、杨伯义合并，号称500余众，编为1个团，下辖8个队，张海禄自封为团长。张海禄既懂军事，又会指挥，且熟悉地形，尤其是他会运用政治手腕迷惑和收买人心，比一般土匪更为阴险狡猾。他手下的一帮匪徒大多是一些反动军官和兵痞，善骑马，以夜间活动为主，一夜可以转移三四个地点，他们采用游击战术，能迅速疏散、隐蔽。因此，要想彻底肃清这股土匪，是有不少困难的。
面对这股土匪，宁夏军区和独立第1师采取了连续作战、跟踪追击、不给喘息机会的战法，进行紧逼包抄。
1950年6月12日黄昏，我部队得知张海禄正在西同抢劫乡政府，打死了乡长的弟弟的消息后，立即以骑兵、步兵4个连的兵力，分3路包围了过去。但是，张海禄却早已转移了，部队扑了个空。14日，我部队侦察到张海禄在黄谷川一带抢劫，又立即派骑兵、步兵9个连的兵力，分4路围剿，张海禄又提前逃出了包围圈。
我追剿部队虽然两次都扑了空，但已盯住了张海禄的踪影。于是，由独立第1师参谋长带领骑兵、步兵4个连的兵力跟踪追击。从海原县兴仁堡追到甘肃的靖远、打拉池，后又追回海原县，前后追了8天8夜，行程千里，张海禄终于逃回了老巢——海原黄谷川。
匪徒们已被追得精疲力竭，无处可逃，只得纷纷缴械投降。但是，张海禄却逃到山上去了。为了抓住张海禄，我部队一连几天，采取篦梳式搜山，始终没有发现其踪迹，但已把黄谷川封锁得如铁桶，使张海禄无法再逃了。
搜捕还在继续进行，包围圈越来越小了。一天，搜山部队在山坡上发现一个背筐的小孩，神色紧张地往山上爬，筐里有五六个大锅盔，引起了战士们的怀疑，便把这个小孩带到连部询问，开始小孩不敢说实话，一口咬定是自己上山割草用的干粮。经过反复教育启发，他才承认是给土匪送饭的，并表示愿意带路。搜山部队马上组织一个排，在小孩的指引下直奔土匪隐藏的地点。在一条长满齐腰深茅草的山沟里，小孩指着一个比井口稍大的山洞说：“土匪就在里面。”通过喊话，土匪们都怕死，只好先扔出武器，一个个挨着爬了出来，张海禄等八个匪徒就这样被抓获了。至此，宁夏南部山区的股匪全部被肃清。
在肃清宁夏南部山区股匪的同时，第19兵团第65军在黄河以北贺兰山区一带对以郭栓子为首的股匪也进行了清剿。
郭栓子的真实姓名叫郭永胜，郭栓子是他的乳名，宁夏惠农县米家村人，是贺兰山区的惯匪，有“贺兰王”之称。在宁夏地区抢劫行凶已达20多年。马鸿逵曾以重兵对他进剿多次，但未剿灭，只好封他为“贺兰山警备司令”。
宁夏解放时，郭栓子见大势已去，便率领手下的五六十名保安队员向人民解放军假投诚，并伪装进步，但暗地里却与国民党特务联系。1950年3月5日，他借口保安队要上山打柴，把部队拉上了贺兰山又成了土匪。
郭栓子上了贺兰山后，组成了“贺兰剿区总部”，自封为司令，下辖4个队。1队活动在王全口地区；2队是郭栓子股匪的骨干力量，开始活动在北岔口、简象子北山，经我军打击后，又分散潜伏；3队为游击队，昼伏夜出，游击于潮湖堡、归得沟；4队则活动于整个南北长渠地区。
在短短的几个月里，郭栓子股匪就连续袭击了我第194师教导旅、第582团团部、第583团侦察班等，使我伤亡了140多人，损失武器80多件。
为了壮大力量，郭栓子还与张海禄、李成富、张廷芝、杨沙虎等股匪南北策应，精心策划了一个攻打黄渠桥的计划。事前，郭栓子先派金廷全、马英德等匪徒到惠农、平罗一带秘密潜伏，侦探我驻军和人民政府的情况。然后，郭栓子亲自在下营子、将军庙、目洪寺等地分别召集哥老会头子、反动旧军官和地痞流氓等开会，号召他们煽动落后群众配合他们攻打黄渠桥。
4月16日清晨1时，郭栓子在辛庄子西滩内集合了百余人，每人胳膊上系一条白布作为标记，一部走元渠，一部走普渠，兵分两路将黄渠桥包围。当郭栓子派匪徒杨玉和先潜入镇子侦察时，被我哨兵发现，连喝三声不应，当场开枪击毙。我第582团驻黄渠桥部队听到枪声，立即吹号紧急集合，对土匪进行了猛烈还击，经两小时激战，匪徒们被击溃，四散而逃。
面对郭栓子股匪的一系列罪恶活动，宁夏人民群众迫切盼望人民解放军剿灭这股土匪。为了警告郭栓子，潘自力又亲自给郭栓子写了封信，指出当土匪是没有出路的，迟早要被人民解放军消灭掉。只有悬崖勒马，尽早向人民解放军投诚，才是他惟一的出路。但是，郭栓子根本不听这一套，变本加厉进行罪恶活动。他把百余匪徒改编为“贺兰山黑虎军”，自任司令，张绪绪为副司令，下编两个大队，张绪绪兼第一大队长，谢占魁为第二大队长，经常分散活动。后来，郭栓子与美蒋反动派的“西北反苏讨共委员会”联系上了，“贺兰山黑虎军”又被改编为“中国国民党西北反苏讨共救国军”，下设两个旅，分别由杨格娃、谢占魁任旅长，郭栓子为司令官。
5月6日，我第580团发现郭栓子带40余名土匪在归德沟一带活动，立即命令第1营奔袭该匪。第1营指战员于5月7日凌晨出发，以前后夹击之势对郭匪进行突然袭击。在沙窑的陶家羊圈与匪徒接火后，土匪马上溃逃，第1营追击了30余里，消灭土匪10多人，但是，郭栓子化装逃跑了。
7月31日夜，郭栓子股匪窜至阿拉善旗一带，围攻阿拉善旗首府定远营，杀害蒙汉干部，劫去电台武器等许多物资。第583团团长赵永胜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带领第1营迅速乘车前去围剿，给了土匪迎头痛击，使定远营得以解围，但是，郭栓子还是没有抓到。(www.xing528.com)
原来，郭栓子狡猾得很，他为了防止内部出问题，他从不和大股土匪住在一起，只带几个亲信单独行动，有时一夜转移好几个地方，所以，要想抓住他是非常困难的。
转眼已到8月下旬了，宁夏省军区召开了党委会，对清剿郭栓子股匪的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一致认为，对这股土匪必须下最大决心，用最大力量进行清剿。潘自力说：“现在已是秋季了，郭栓子股匪仍没有被消灭掉。如果这样拖下去，党和军队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不仅要受到影响，而且革命事业还可能遭受意想不到的损失。等冬季一到，贺兰山冰天雪地，部队在山地清剿困难会更大。所以，我们必须下最大决心，在冬季前无论如何要把郭栓子这股土匪彻底消灭干净！”(7)
最后，军区党委决定：抽调第193师侦察分队，第194师第581团、580团第1营，第195师4个步兵营共8个营、2个骑兵连的绝对优势兵力，从9月10日开始对贺兰山大举进剿，务必于11月底前全歼郭栓子股匪。
我各路剿匪部队按照严格的保密命令，从9月上旬开始向贺兰山开进，先后到达了指定地段。在宁夏省军区剿匪指挥部的统一部署下，首先将贺兰山各主要山口、隘路、山内交叉要道等严密封锁控制了起来，有的还作了必要的工事，防止土匪逃窜。然后以第194师为主，负责贺兰山的北段，以第195师为主，负责贺兰山的中段，同时进行严密的搜剿合围。
贺兰山往北，山势渐渐变陡，一岭高过一岭。指战员们沿着嶙峋的山道，艰难地向上攀登，他们根据土匪善于住洞钻山的习惯，不放过每一道峡谷、每一个石洞，甚至每一条可疑的石缝都不放过。
密林里搜剿更是困难重重。贺兰山阴坡多是高大茂密的森林，那里浓荫覆盖，终年不见太阳，遍地是枯枝烂叶，像个阴暗冰冷的世界。横生交错的树枝，使人寸步难行。
剿匪部队就这样在贺兰山里钻来钻去，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经过10多天的不断清剿，终于捕获郭栓子股匪的“旅长”杨格娃、副队长吴国梁等14名土匪。从他们的口中得知，在我军大规模清剿下，郭栓子股匪已完全陷入混乱之中，不得不分散行动，妄图伺机逃脱。
土匪分散行动了，剿匪部队决定仍然集中兵力，继续保持对匪围剿的态势，不给土匪以溜走之隙；然后抽出一部分机动兵力，加紧对分散之匪进行搜剿，使他们没有喘息的机会。
转眼秋季快要过去，冬天即将来临。从阿拉善草原吹来的一阵阵寒风，吹落树木上最后的几片枯叶，使贺兰山变成了光秃秃一片。山区的气候变化无常，一阵风雪，一阵冰雹，恶劣的气候给剿匪部队增加了越来越多的困难。
一次又一次的搜剿，各部队仍没有发现郭栓子的踪迹。后来，从一个被俘土匪的口中得知郭栓子家属的隐匿处，即派骑兵小分队将其父母子女等六人搜了出来，并给予了妥善的安置。经过启发教育，他们说出郭栓子仍在贺兰山中。于是，各剿匪部队更加紧了对贺兰山的围剿和搜索。
第584团团长史秉廉、政治处主任刘长治率领两个营，从苏峪口一线向西北方向进行搜剿，但一无所获。9月底，他们又转回贺兰山西面的黄土梁一带搜剿，仍然没有结果。大家心里有些着急了。一天，刘长治和史秉廉商量，到定远营阿拉善旗保安总队去了解一下，看看有没有关于土匪的情况。
定远营离驻地很近，只有二三十里路，刘长治带着一个通信员下了山。
在阿拉善旗保安总队，罗队长向刘长治介绍并没有发现土匪活动的情况，这使刘长治感到有点失望，正要起身告辞，罗队长仿佛突然想起了什么，一把拉住刘长治说：“别急，我们前几天抓住一名散匪，是从贺兰山下来的，他说很早就洗手不干了，我们不妨再审一审，没准对你们有些帮助。”
这是一个瘦小个子，鸠形鹄面，头像个干葫芦，又打哈欠又流泪，一看便知是个大烟鬼。刘长治审他时，他翻来覆去只是说土匪已经分散活动了，他们这一小股在山上没吃没喝，冻得实在受不了，才埋了枪各自逃生，别的什么也不知道。
刘长治仍不放心，决定把这个土匪带回继续审问。
这次由史秉廉亲自审问，他向土匪反复交待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的政策后，土匪说：“我们小分队在分散前，把一挺机枪和20多支步枪埋藏在山上好几处地方，虽然确切地点有点儿说不准，但只要我领你们去，总能把枪找回来。”当再问他还有什么情况时，他打了个哈欠，突然眼珠子一转，说：“对了，我下山时，路过山前一个小村子，正赶上烟瘾犯了，就进村想讨口烟抽，恰巧在一户人家遇见了一个麻子，那人我认识，是郭栓子身边的人，我们开会时见过面……”
史秉廉决定带领第1营，由被俘的土匪带路去抓那个麻子。经过急行军，他们赶到了洪广营的乔家寨子。为了缩小目标，史秉廉派一名精明干练的排长，带20几个战士，随被俘的土匪去抓那个麻子，其他人留在乔家寨子等待。
一切都很顺利，很快就把那个麻子抓来了。没有费什么功夫，这个麻子就承认自己是张绪绪派下山搞粮食的，绰号叫“李六麻子”（李学珍），同他一起下山的还有一个叫张长明的，就住在附近一个村子里。李六麻子说他已下山多次了，没有想到这次刚回来就被抓住了。
很快张长明也被抓住了。
一审问，李六麻子和张长明说，现在山里气候寒冷，土匪们无衣无食，每天只靠打青羊度日，生活越来越难过，情绪十分低落。郭栓子带着几个亲信今天钻山，明天住洞，谁也不清楚他的行踪。现在，张绪绪、黄乱子等匪徒30多人都躲在大峰口以西山沟的树林里。
李六麻子还说：“听说最近各股土匪都要到那里聚集开会，郭栓子也一定会去的。”
当史秉廉要求李六麻子和张长明带路去大峰口抓郭栓子时，他们都吓得低下了头，不敢说话了。
在一再教育下，李六麻子和张长明才同意带路，去大峰口。
漆黑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史秉廉带领第1营的战士们在崇山峻岭的羊肠小道上向北疾步行进。经过一夜50多里路的急行军，终于在拂晓前赶到了大峰口。
大峰口西面有一座骆驼似的山岭，两头高中间凹，高的两头是陡峭的山脊，低突的地方有一块小平地，上面长满了树，这就是郭栓子一伙藏身的地方。由于这个地方正面有树林遮盖，背后是险峻的高山，地势十分隐蔽。
天慢慢地亮了，山林的轮廓也越来越清晰了。突然，从树林里传出几声粗野的吆喝声，接着走出三个缩着脖子、抱着枪的土匪，一个往山顶、两个朝山沟走去。当他们猛然发现山上有人时，吓得惊叫了起来，连滚带爬地窜回了小树林。
一声清脆的枪声划破了宁静的山野。史秉廉一声令下，战士们向土匪开了火。只听轻重机枪、步枪、六〇炮声响成一片，小树林就像开了锅似的，把匪徒们轰得一下子从里面窜了出来，东奔西逃，完全丧失了抵抗力。
一阵激战以后，土匪们都乖乖地缴枪投降了。
这次战斗除被击毙和个别侥幸逃脱外，共活捉了土匪30多人。可是一查郭栓子，都说没有抓到。史秉廉一听就着了急，心想难道这次又让郭栓子逃掉了吗？他估计郭栓子就在被俘的土匪里，就叫出一个年轻的土匪，要他说出谁是郭栓子。这个年轻土匪开始吓得要死，不敢说话，后来，他慢慢地走到一个高个子土匪面前，连眼皮都不敢抬地怯生生说：“他……他就是郭……”
那个高个子土匪抬起了头，气得一张黑脸憋得像个紫茄子，额角上胀起的青筋像一条条蚯蚓在蠕动，恶狠狠地瞪了年轻土匪一眼，嘴里骂道：“婊子儿，作死的！”然后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说：“我就是郭永胜。”史秉廉当即派人把他反剪两手绑了起来。
1950年11月19日，宁夏省人民法院在银川市东教场召开万人大会，公审并处决了以郭栓子为首的土匪头子。
青海的匪患比较严重。兰州战役后，马步芳残部逃往青海，在大通、门源、湟中、化隆、循化和西宁地区与地方反动势力勾结，形成几股较大土匪。1949年12月，第1军平息了西宁周围地区股匪的叛乱，歼匪4000余人。1950年初，原马步芳部新编军参谋长马忠义纠集20余名反动军官，在隆化成立了“新编第82军”，马忠义自任军长，与民和县匪首马希统、马中福匪部遥相呼应组织暴乱。第1军和第4军一部奉命对股匪展开围剿。从2月下旬开始至7月，各剿匪部队先后进行大小战斗200余次，终将股匪剿灭，马忠义、马全彪、韩进禄等匪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率1000余人投降。
1951年5月，贵德昂拉地区藏民千户项谦在国民党特务操纵下，纠集匪特2000余人，裹胁群众6700余人，公开与人民为敌。青海省人民政府多次派出包括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喜饶加措在内的代表前往谈判，但是，项谦执迷不悟，不断袭击人民解放军武装工作队，包围人民解放军驻地，并阴谋发动更大的暴乱。1952年4月10日，西北军区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一）昂拉项谦匪部，自青海解放以来我即进行政治争取，迄今两年余毫无效果，近派喜饶副主席前去劝说，仍执迷如故，并且不断四出抢劫骚扰人民，袭击我军，更形猖狂。为防匪蔓延，巩固地方治安，同意一军一九五二年四月一日，以三个步兵团、两个骑兵团围剿项匪之方案，立即进行充分准备，争取于五月初完成此全歼项匪之任务。（二）四军派步兵两营、骑兵一团，从同仁方面堵歼，统归一军围剿指挥部一师首长指挥。（三）围剿的具体计划、部署，由一军首长决定并报军区。”4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给西北局并转青海省委、张宗逊、阎揆要的回电：
西北局并转青海省委、张阎：
（一）四月十一日十四时电悉。（二）昂拉匪部经十七次争取，仍怙恶不悛，应坚决予以歼灭。我们原则上同意西北局关于进剿项匪的意见，但要尽力设法引诱项谦部出来，以争取将项匪全部歼灭，并将项谦俘虏后，再给予宽待。我进剿具体部署及诱敌计划请报中央。（三）请将昂拉匪区怙恶不悛事实及政府争取和平解决经过详告中央，以便必要时发给各地供解释之用。
中央
四月十三日
随即西北军区抽调了5个团、8个营和1个大队的兵力，对项谦股匪进行清剿。5月6日，西北军区在清剿项谦股匪的指示中指出：“据进剿部队报告，进剿昂拉战斗自五月二日进攻以来，击毙匪首熊武、马三十五以下共百余人，俘匪首宗务管家以下共百余人，缴步枪二十一支，杨弄账房投降，余大部溃散，仅项谦率百余人由尖巴昂经德钱寺窜至豺狼沟，现正在搜捕中。在匪众遭我严重打击的情况下，我进剿部队应采取政治争取与军事进剿相结合的方针。除军事上严密封锁，防止项谦漏网逃脱，准备足够粮食，继续分区搜剿外，对项谦及其所属百户头人，应宣布只要投降改过，既不治罪，也不动其财产，并准仍任原职。凡俘虏、投降者，经过短期教育后即行释放，使其安心生产；对自动散伙回家的群众，只要不继续为匪，安心生产，一律宽待，不咎既往；对未归头人家属及从匪家属，也可利用其做投降工作，应发动其写信叫回他们的亲人。应发动部队，帮助妇女老幼生产，代匪散未归的群众管理家务，给群众治病，宣传政策，缴获牲畜经调查后退还原主，在群众中揭露外来特务、土匪煽动叛乱的罪恶，充分说明我们是打土匪特务，保护群众利益，而不是打昂拉，启发群众仇视特务土匪，以便通过群众，捉净潜伏匪特和逃亡反动地主恶霸。邻近昂拉各部落，必须注意争取，如项谦逃往某一部落，不必越进某部落穷追，以免引起误会，主要应用昂拉头人及项谦亲属，进行政治工作争取项谦回来，并向其说明，项谦被特务土匪诱骗上当，只要改过认错，决保全其生命财产。”5月10日，中央军委在给西北军区的电报中指出：“同意你们对清剿昂拉予青海军区和四军的指示。”
从5月开始，西北军区剿匪部队经过17天的连续追剿，歼灭股匪1595人，解救了被裹胁的群众，将股匪剿灭。7月11日，项谦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向青海省人民政府投降。7月16日，习仲勋在西北局的电报中对解决项谦问题提出了几点意见：“（一）项谦势穷力孤，走投无路，又因我之正确政策的影响，争取项谦归来的可能性确是很大的，只要将昂拉区的工作做好，不犯错误，就可更快地解决项谦问题。（二）应速派出项谦信任的汉、藏人员向项谦诚恳表示，只要他决心归来，一定对他负责到底，能将项谦问题尽快解决，则对我好处甚多。（三）也许项谦顾虑很大，用回来试探我们。不管真诚与否，均应以诚相待，以恩感化，我想总会收到效果的。但必须知道项谦已是惊弓之鸟，稍一不慎，即有跑掉可能。不管他在什么情况下，采取何种形式逃跑，我都应提高警惕，准备再纵再擒，总要做到他完全信服了我们为止。（四）部队不可全散，务必留下足够的防守兵力，以防意外。”
新疆和平解放以后，乌斯满、贾尼木汗、尧乐博斯等民族分裂分子，在美、英帝国主义分子的支持下，勾结反动军官和惯匪，纠集匪徒6000余人，裹胁哈萨克族群众4.5万人，在新疆地区发动大规模暴乱。这些股匪长于奔袭，善骑射，有一定战斗力。在股匪骚乱严重的迪化、哈密地区，有11个县的社会秩序极其混乱，人心惶惶。1950年3月叛匪围攻伊吾县委机关，破坏道路、桥梁，阻击人民解放军支援部队，残杀干部战士27人，抢走长短枪28支，严重威胁着政权机关和执勤部队的安全。3月13日，中央军委指示西北军区，坚决剿灭乌斯满匪徒，指出：“乌斯满匪首与美特有关系，应坚决消灭之”。为此，新疆军区成立了以王震为总指挥，赛福鼎为副总指挥的剿匪指挥部。在北疆成立了由罗元发任总指挥的前线指挥部，抽调第2、第5、第6、第9军各一部与公安部队、地方武装，共计1.5万人，从4月份开始发起剿匪作战。在向大小红柳峡和前山子进剿作战中，歼灭股匪1000余人。5月中旬，清剿部队发起第二次进剿，在两个多月的追歼作战中，歼灭乌斯满匪部主力，毙俘股匪2700余人，生俘贾尼木汗匪首30余人，迫降1.7万余人，解救哈萨克群众8.6万余人，取得了剿匪作战的初步胜利。
1950年7月中旬，北疆景化、绥来、迪化地区先后发生乌拉孜拜、司迪克股匪暴乱，土匪裹胁16个部落的哈萨克群众2万余人，成立“保卫哈族人民革命军”。北疆剿匪前线指挥部，根据匪乱情况，立即抽调第5、第6、第9军和骑兵第7师各一部，对股匪展开大规模清剿，至11月下旬，进剿部队转战8000余公里，歼股匪7000余人，解救全部被裹胁的群众，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匪首乌拉孜拜、司迪克等被迫投降。
从1951年至1952年9月，新疆剿匪部队还在奇台、迪化、木垒、孚远地区追歼谢尔德曼、哈通拜克、季奎、哈依沙、刹尼牙孜等6股土匪。至此，新疆清剿土匪工作基本结束。
1952年底，西北地区的大部股匪基本上被歼灭，为彻底肃清西北边沿地区残匪，西北军区于12月召开了剿匪会议，决定对甘肃、青海、四川边界地区残存土匪马良、马元祥部发起清剿作战。1953年1月21日，西北军区成立了以彭绍辉任司令员、廖汉生任政治委员的甘青剿匪指挥部，并建立了青南剿匪指挥部和甘南藏区工作委员会，调集了骑兵第1师、骑兵第1和第2团、甘肃军区和青海军区独立团、工兵第2团以及西南军区空军第39团，共计126个连，约1.9万人，在西南军区5个团又1个营的配合下，对残匪发动围剿。
3月20日，甘青剿匪指挥部下达了进剿命令：以骑兵第1师并指挥第23团为中央纵队，以骑兵第1团和公安第11团为左纵队，以骑兵第2团、果洛支队为右纵队。
3月27日，各剿匪部队到达预定位置后，马良匪部窜向唐昆地区与刘华初股匪会合，马元祥部逃至巧料地区。3月28日，中央军委给西北军区等发出了一份电报：
西北军区并转剿指，并告西南军区：
据息：马元祥匪部已窜至巧料西北，并拟继续向青海之兴海流窜，马良匪部主力已窜唐昆，似有继续向阿坝或向西逃窜之可能，如此我进剿部队均已扑空，各该匪部与黑水地区之苏永和、傅秉勋等固定之匪大不相同，在我进剿下可能分散流窜；如敌向青海逃窜，将更增加我今后进剿之困难，因马良在青海尚有一定社会基础，我进剿部队也可能因扑空而松劲，这种情况，请予注意。
根据过去剿匪经验，我剿匪部队应以驻剿、清剿与追剿相结合，加强各部之间通讯联络，驻剿部队（主要是步兵）应适当分布，占领城镇要点，构筑工事，防匪侵袭，并派出必要部队，向周围清剿散匪。追击部队（以骑兵组成），跟寻匪踪，猛追、奔袭、反复合围、不怕行军、不怕扑空，不使匪得到瞬息之喘息。在敌山穷水尽时，方被我瓦解歼灭。确实保证部队供给，除自己携带及陆地运输外，应适时组织空军投送，同时加紧修筑通向阿坝公路，这样可与西南进剿部队取得战术上协同，也只有在公路修成后，供应保证无缺时，我才能巩固该区及开展该区工作，且可从经济交流上开展少数民族工作。
并望教育部队要作长期打算，不全歼匪部决不休兵，并特别注意搞好民族政策，团结各少数民族下层群众，争取中、上层分子，并通过中、上层分子进行工作，这些都是取得剿匪胜利的重要关键。虽然主力扑空，但打下了我开展藏民工作的条件。
为协助我剿匪部队及时察明匪部流窜动向，避免扑空，中南技术局应即与西北军区及甘青剿指直接沟通电台联络，波长呼号密本等，由军委技术部发给，为使情报及时，请你们考虑，能否将所收情报直发各追剿团，而前方部队加强对当面情况之搜索，使匪无隙可乘，我能主动进行追剿。
军委
三月二十八日
根据中央军委这一电报精神，3月29日，西北军区调整了剿匪作战部署：骑兵第1师进到唐昆，骑兵第2团进到巧料后，如无消灭土匪之条件时，暂时停止追击，一面进行补给，一面侦察匪情，准备下一步的行动；公安第11团、第32团应在崇路、江岔地区发动群众，捕捉散匪，并应掌握主力，搜剿股匪；工兵第2团立即开始抢修郎木寺至唐昆之公路，务期于短时间先完成便道通车，维持第1师补给。同时指出：“甘青剿匪应以大部运输力量向骑兵第1师追送补给，并将四仓新寺屯粮向郎木寺转运，空投因受天候限制，故无保障，不能仰赖。”“果洛支队应特别注意马良、马元祥匪向果洛地区逃窜，应加强本身警戒，防匪袭击，在现地构筑工事，并与骑一师、骑二团设法联络，如匪西窜时，应坚决堵击，配合主力消灭该匪。同时果洛工委应组织一切力量，发动群众，坚决反对马良、马元祥匪逃窜果洛地区，宣传匪特之末路，积极配合军队剿匪。”“甘青剿指政治部应组织地方随军工作团，在郎木寺一带地区，广泛宣传政策，组织与发动群众，揭露匪特阴谋，配合军队肃清散匪。”
从3月29日至4月19日，各地剿匪部队在追击中歼灭股匪348人，击毙匪首马虎山。5月7日，骑兵第2团、青海独立团在得苦乎沟地区歼灭马元祥股匪大部，击毙匪首马步祥、马希贤、马全彪等69人，俘台湾空降特务程毓杰、匪首马寿山以下43人，马元祥在逃窜中被击毙。5月18日，骑兵第1师追剿部队在郎木寺东南石穴中活捉了马良。至5月23日，清剿部队经过58天的积极追剿，歼灭股匪1300人，基本肃清西北边沿地区的股匪。
5月28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给西北军区、西北局并告西南军区、西南局的电报中说：“此次西北军区和西南军区参加剿匪的全体同志，经过将近两个月的积极作战，不顾饥饿疲劳，昼夜追击搜剿，已击毙匪首马元祥，活捉屡次叛乱之匪首马良，并将各股土匪基本消灭，获得很大胜利，甚感快慰。”
清剿西北地区土匪的斗争，是第一野战军、西北军区进行西北解放战争的继续，也是解放大西北的最后一幕。从1949年9月至1953年10月，第一野战军、西北军区先后投入兵力14余万人。在这场艰巨的剿匪斗争中，第一野战军连同地方部队一道，共歼匪特12.9万余人，其中毙伤1.1万余人，俘虏3.9万余人，投降7.9万余人，缴获各种枪支3.6万支，子弹18.1万发，重炮370余门，炮弹3900多枚，电台72部，牛、马、羊、骆驼等牲畜192万头（匹）。
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参战部队也付出了伤亡4360多人的代价。
随着匪患的平息，大西北黄土高原上的烽火狼烟熄灭了，西北地区的社会秩序安定了下来，各地新生的人民政权得到了巩固，灾难深重的西北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
(1) 华北军区、第三野战军《关于剿匪政治工作指示》，1949年8月10日。
(2)(4)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3)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5) 《建国后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6) 《解放宁夏》，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7) 《解放宁夏》，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