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解放新疆：决战西北解放战争1945～1949

打开进军新疆的通道——翻越祁连山——抢占张掖——酒泉敌人的起义——兵临玉门关下——新疆敌分化成二派——毛泽东关注和平解放新疆——“你到新疆就是演红娘”——中共中央联络员到新疆——张治中致电陶峙岳、包尔汉——《新疆问题和平解决意见书》——毛泽东与包尔汉的电报往来——张治中再做工作——曾震五见彭德怀——尖锐复杂的斗争——新疆和平解放的障碍消除了——和平起义通电的发布

第一野战军解放兰州、青海、宁夏以后，基本上歼灭了青海马步芳部和宁夏马鸿逵部，而胡宗南残部则抑留在秦岭山区，这样，整个大西北就主要剩下新疆的问题没有解决了。

在兰州、青海、宁夏解放以后，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及防守景泰、靖远的敌第91、第120军撤往甘肃河西走廊。

河西原有国民党军第8补给区和河西警备总部等单位，现在加上逃窜而来的两个军等，便有敌4万余人。

敌第91、第120军撤至古浪后，先在乌鞘岭布防，幻想第一野战军主力南下入川，无力顾及河西，可再喘息一段时间。但当他们获悉第一野战军将立即西进时，遂于9月1日在古浪以北之双塔堡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步兵乘车，骑兵掩护，继续向西撤退，企图利用第一野战军步兵难以追上汽车的困难，退至玉门地区。

甘肃河西走廊，亦称甘肃走廊，地处内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的连接地带，东邻黄土高原，南依祁连山脉，西近塔里木盆地，北靠北山山地，是祁连山脉与北山山地间的狭长地带，因地处黄河以西，形如长廊而名。该地区因是沟通内地与新疆的交通要道，自古为咽喉要地。早在唐汉时期，著名的“丝绸之路”就由这里通过，是中国联系中亚、西亚和欧洲的主要陆上通道，也是内地通往新疆的惟一要道。

为防止溃散之敌退入新疆，增加进军新疆的困难，同时打开进军新疆的这一通道，第一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于8月31日发布进军河西走廊的作战命令，决定以第2兵团及第1兵团部率第2军奋力追歼河西走廊之敌。其部署是：

——第1兵团第2军自青海西宁，沿西（宁）张（掖）公路挥师北上，翻越祁连山直取张掖；

——第2兵团沿兰（州）新（疆）公路及其右侧地区西进，其中第6军为右路，绕乌鞘岭和腾格里大沙漠边缘的大靖西进，第3、第4军附第一野战军炮兵团、战车营为左路，直取武威、酒泉。

9月4日，第2兵团按预定计划，由兰州附近出发，沿兰新公路追击西逃之敌。

由于逃敌军心涣散，指挥混乱，大有不击自溃之势，因而进军途中未遇到什么抵抗，所到之处敌人纷纷投诚或逃窜。

黄新廷率领的第3军由享堂、河桥驿向永登及以西前进，先头部队第9师解放永登后，跨越乌鞘岭，解放安远驿。

张达志率领的第4军由安宁堡、沙井驿沿兰新公路向永登方向前进，9月8日进占大通堡、大柳树，溃散永登以西的骑兵第8旅第25团残部投诚。

罗元发率领的第6军由哈家咀（树屏）、小涝池向松山、大靖前进，进至古浪以东松山时，敌第120军第191师骑兵团800余人，在团长带领下投诚。

9月12日，第2兵团作出攻占古浪、进军武威的作战部署。9月13日，第2兵团全线出击，第6军沿兰新公路东侧，取道大靖、土门子向武威前进；第3、第4军继续沿兰新公路经古浪向武威挺进。由于在我军尚未发起攻击时，敌先行逃走，第3军顺利进占古浪，9月14日，第6军进占大靖。至9月15日，第2兵团各部队即进至武威以南及以东地区。9月16日，第4军侦察部队于武威以南之李家庄地区击溃敌第173师骑兵团后，占领武威。9月17日，第3军第9师先头部队第25团也到达武威。在武威附近地区，敌第91军骑兵团、第246师骑兵团和甘肃保安3团、4团、武威自卫队等共7500余人投诚。

9月18日，第2兵团全部集结武威以北地区。为促使酒泉地区之敌起义和投诚，第2兵团决定集中各军骑兵部队组成兵团骑兵支队共800余骑，以及兵团战车营和1个步兵营加强6门山炮，分乘20余辆汽车，组成快速部队，由第3军军长黄新廷率领，于9月21日由武威出发，向张掖挺进。在此期间，第3军先头部队于9月19日进占永昌。第4军先头部队经17天急行军，行程700余公里，于9月21日进占山丹。国民党军联勤第8补给区监护营及第173师溃兵600余人，携马300余匹，在山丹以西的东乐镇投诚。9月22日，第4军第10师解放了民勤。

对于王震率领的第1兵团，早在兰州战役前夕，毛泽东就曾在给彭德怀、张宗逊并告贺龙、习仲勋的电报中指出：在以三个兵团全力攻取兰州时，“王震兵团从（黄河）上游渡河后，似宜迂回兰州后方，即切断兰州通青海及通新疆的路并参加攻击，而主要是切断新疆的路，务不使马步芳退至新疆，为害无穷”。兰州解放后，毛泽东又于8月30日在给彭德怀、张宗逊的电报中指出：“请你们考虑青海、宁夏两方面暂缓进兵，先占张掖、武威，再占青海、宁夏。如何，盼复。”

西宁刚一解放，王震即率第1兵团部进入西宁市区，和第2军军长郭鹏、政治委员王恩茂一道做进军河西走廊的准备工作。

在第2军的党委会上，对西进是该走大路，还是翻越祁连山的问题，产生了不同的意见。王震参加了第2军的这次党委会，在会上，他认真地听过大家的意见以后说：“要讲痛快，那当然走平路最好。我们从这里出发，再返回河口，从那里顺着兰新公路前进，沿路碰上零星敌人，打点把子仗，天亮启程，天黑宿营。多舒服，多正常啊！可是你没算算，我们从这里绕到河口，比翻越祁连山要多走五六天的路程。等我们赶到民乐、张掖，敌人早已乘坐留在酒泉的一千多辆汽车逃到新疆去了。到那时，我们再跟着逃敌的汽车跑，在没有人烟的戈壁滩上追击敌人，一路挨着饿，忍着渴，冒着风，顶着雪，再在几千里的戈壁上饿死几个，渴死几个。将会是个什么局面呢？我们现在从西宁前进到门源，翻过祁连山，虽然艰苦一点，我们走的是弓弦啊！二百多公里的路，可能艰苦。那里海拔高，可是咬牙坚持，用两天半或三天的时间，就可以翻过山到达民乐嘛！我们这支当年经过长征的部队，而今在没有敌人追击堵截的情况下，翻不过祁连山吗？一下山我们就直接插到民乐县境，那将是什么形势呢？到那时我们和六军二兵团的同志们会合在一起，把敌人解决了，坐着汽车开进新疆，明年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闻到新疆的稻米香了。那当然是我们亲手种出来的。”⁽¹⁾

9月10日，王震率第1兵团部和第2军由西宁附近地区开始北进。第5师为前卫，第6师为后卫，第4师为本队。9月12日，前卫第5师越过大板山、渡过大通河，攻占大通、门源，然后顶风雪、冒严寒，开始攀越祁连山。山区气候奇特，瞬息万变。上午还是晴空万里，日丽风和，下午就突然下起了雨来。战士们衣衫被淋湿了，背包也沉甸甸的，泥巴沾在鞋底上，越走越吃力。到了夜里，狂风呼啸，气温骤降，转眼间军衣就被冻硬了，像穿上了铁甲，在行走中发出响声，越往上走越是艰难。9月14日，进入终年积雪、荒无人烟的祁连山区，15日，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祁连山高峰。沿途荒无人烟，又突遇狂风暴雪和冰雹袭击，由于部队缺乏防寒用具，许多指战员还光着脚，穿着单衣，加上高山缺氧，行军异常困难，冻死、冻伤200余人。但是，第5师指战员以惊人的毅力战胜狂风、大雪、奇寒等严重困难，仍冒着严寒奋勇前进。第2军广大指战员们的这种英雄气概，使王震深受感动。他在祁连山为这次壮行吟诗一首：“白雪罩祁连，乌云盖山巅。草原秋风狂，凯歌进新疆。”

经过两天半的艰苦跋涉，第2军终于于9月15日翻过海拔4000多米的祁连山，越过110公里的荒芜草原。经28小时的连续行军，于9月16日进占祁连山麓的俄博。溃逃到这里的敌人，正要抢劫财物，突被第5师截断后路，顿时乱作一团，纷纷举手投降。

9月16日10时，第2军军长郭鹏、政治委员王恩茂给王震发出了一份电报，说：“十四团十四日由寺湾向卧包前进中，因气候恶劣，整日雨雪交加，狂风不止，战士全身湿透，冻死一百三十人，冻坏脚不能行走者一百余人。五师直及十三团15日由寺湾向卧包前进中，同样气候恶劣，掉队一百余人。部队因雨天行军费鞋颇多，十四团有四百余人打赤脚。……”王震接到这一电报后，即于当日15时给郭鹏、王恩茂发出了回电，并向彭德怀作了报告。电报指出：“（一）十四日五师通过祁连山脉，与风雪狂风交加的恶劣气候斗争、奋勇前进中，已经前后通过了祁连山的无人区与气候恶劣区，这是为配合二兵团截断周（嘉彬）黄（祖勋）匪后路，全歼该匪的胜利前提。谨向全体英雄们致亲切慰问，其牺牲的百余指战员们的尸体请设法掩埋。（二）请令五师在民乐以南地区集结休息，用白洋买牛肉炖烂饮食，相机挺进，袭占张掖或其东西，青甘段上要固守。（三）军直、四师俟天晴继续前进，组织吉普通过，收容。”

彭德怀接到王震率部翻越祁连山的报告后，当晚就给王震发出了一份电报，赞扬第2军翻越祁连山，截击敌人有功；号召全军学习第2军这种不怕困难，在风雪交加的气候中奋勇前进的精神，并向英勇牺牲的烈士们致敬志哀。

在翻越祁连山时，王震一直随第2军行动。早在兰州第一野战军司令部讨论这次挺进河西走廊战役时，王震就说：“我率二军从青海出发，翻越祁连山，取捷径直插河西走廊，堵截西逃敌人。”彭德怀考虑到王震这两年身体不太好，便劝他随第6军沿兰新公路走，说：“部队翻过祁连山要吃很大的苦。你近两年身体不大好，我看你个人就随六军一起出发吧！”王震并没有同意，他对彭德怀说：“红四方面军在那样恶劣的条件下都翻过了祁连山，今天又有汽车坐，还有什么要紧。在胜利后的今天，再走走当年西路军战友们走过的险路，会长精神添力量的。”开始王震乘坐吉普车攀登祁连山，当部队爬上4100米高峰，见有体弱的战士晕倒路旁时，他的车就专门收容晕倒的战士，自己跟随部队徒步行军，共同经历了饥寒交迫的艰苦行程。他后来在总结这次行动时说：“我们应该永远记着胜利是怎么来的，我们应该永远记取人民战士的英勇功绩。这次过雪山中，有很多战士当他迈出左脚时，他脑中还想着毛主席，奋勇前进，追击敌人，消灭敌人，当他迈出右脚时，他就英雄式地倒下了。”⁽²⁾

9月17日6时，第5师第14团指挥两个营，突然出现于甘肃民乐城下，迅速将兰州逃至民乐的敌骑兵第15旅旅部及第32团残部包围。民乐守敌猝不及防，经一小时战斗将其全歼，毙敌副旅长董毅，俘旅长王子喧、团长黄耀中以下400余人，攻占民乐县城。

民乐距张掖约50公里，民乐之战后，逃至张掖的敌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深感危机，立即抽调公署警卫团乘车驰援，妄图配合逃至六坝的第120军第245师第735团阻止第1兵团继续北进。

张掖是塞上江南，虽时已初秋，但尚有春意。敌人逃至张掖后，打算在此喘一口气，以苟安一时。

9月18日，第5师在三堡地区击溃企图增援民乐的西北军政长官公署警卫团，并在追击中全歼第245师第735团，俘团长唐知仙以下300余人，毙伤200余人，缴获汽车6辆。

为抢占张掖，切断敌周嘉彬的第120军、黄祖勋的第91军两部的逃路，第5师又从六坝出动，通过30公里沙漠，对张掖实行包围攻击。9月19日，第5师进至张掖新湾时，得悉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机关已经西逃，而沿兰新公路西逃的第120军第245师2个团，正向张掖撤退。第5师决心乘其人疲马乏之时发起攻击，经10多分钟的战斗，即将逃入张掖南关之第245师第733、第734团以及保安第3团2个连全部歼灭，俘团长、副团长以下700余人，缴获战马400余匹。9月19日20时，郭鹏、王恩茂等在给王震等并报彭德怀、张宗逊的电报中说：“五师于本日十三时攻占张掖，全歼敌二四五师七三三团、七三四团，俘敌四百多人，内有七三四团团长刘培裕、副团长洪作春。另七三三团团长张如旭闻亦已被俘，但未查出，缴获骡马四百多匹，汽车十二辆（稍为修理即可使用）。……我五师主力现集结张掖，构筑必要的防御工事，以一个营车运向西追击，一方面求得在追击中再歼一部敌人，一方面查明酒泉方面情况。在张掖之我军，并注意堵歼可能尚未通过张掖之黄（祖勋）匪。昨日六坝战斗仅一小时许，我伤亡九名，今日张掖战斗仅十几分钟，并未见伤亡，敌士兵均不愿跑了，丧失了斗志。部队急需补充鞋子和棉衣，因通过草地，雪雨行军，鞋又大部破了，许多战士打赤脚。”

9月21日，王震率领的第1兵团和许光达率领的第2兵团在河西重镇张掖会师后，继续挥戈西进。

此时，逃到河西走廊西端的敌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机关、后勤单位，以及第91、第120军残部，已溃不成军。战斗部队仅有5个师，除第231师组织完整、人员充实外，其余4个师都已零零落落，仅有500至千余人，人数较多的第246师，也只有2300人，士气极为低落。再加上几个独立团和地方部队，根本无法支撑局面。在地理条件上，河西走廊没有可以利用的关隘和可以固守的坚固城池；后勤保障上，已面临枯竭，官兵3个月无饷，国民党广州政府空运的100万银元滞留汉中，兵员和物资得不到补充；敌内部已分崩离析，矛盾日益尖锐，不可能再有组织地进行大规模的抵抗。因此，当第1、第2兵团先头部队兵临高台、酒泉时，国民党军队中的顽固派首领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参谋长刘任、第91军军长黄祖勋等都已先后出逃，主和派将领掌握了军权，不得不酝酿投诚起义。

在这种有利形势下，为争取和平解决河西地区之敌，第一野战军坚决贯彻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双管齐下的方针。一面是大军急速西进，一面是通过多方关系，做政治争取工作。

毛泽东还于9月21日致信张治中说：“关于周嘉彬、黄祖勋两将军，自向甘、凉、肃州退后，现至何地不明。已电彭德怀将军注意与该两将军联络，不采歼灭方针而采改编方针。要紧的是，除由迪化派代表去兰州谈判外，周、黄自己应迅速主动派代表去兰州谈判，表示诚意。”⁽³⁾张治中接信后，于9月22日迅速将此信内容转告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新疆警备总司令兼河西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

在陶峙岳的安排下，国民党第8补给区司令曾震五于9月21日从迪化赶至酒泉，与第1兵团第2军第5师师长徐国贤、政治委员李铨、副师长何家产会见，要求暂停攻击高台。接着，又于当天赶往张掖求见王震，表明和平解放河西的愿望。当晚，王震派第2军第5师副参谋长刘振世，到高台国民党军第246师防地，与正在此间积极组织起义的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彭铭鼎、第246师师长沈芝生会谈。

刘振世原是国民党整编第29军参谋长，后在瓦子街战役中被俘，经过教育，进步很快。他和彭铭鼎是好朋友，两人相见，故旧重逢，自然十分高兴。刘振世向彭铭鼎传达了王震关于驻高台、酒泉一带的国民党军队原地待命，听候改编，并确保玉门油矿安全的命令。彭铭鼎当即明确表示，愿意接受人民解放军提出的条件，命令第一线部队撤回酒泉附近，待命通电起义。

由于和平解放河西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第一野战军即令前线部队停止进攻。

9月24日，在彭铭鼎、曾震五、河西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汤祖坛等人的率领下，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和第91、第120军残部，以及第8补给区司令部、河西警备部司令部、整编第42师第231旅等部，共3万余人在酒泉起义。9月25日，第2军第5师由高台、张掖等地乘车进入酒泉，受到各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由第3军军长黄新廷率领的快速部队到达老君庙，顺利接管了玉门油矿；接着第5师一部进驻安西、敦煌等地。此时，额济纳旗防守司令也宣布与国民党脱离关系，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领导。至此，河西走廊地区全部解放。

9月27日，王震、许光达等率第1、第2兵团进驻酒泉，直接领导对起义部队的改编工作。为保证起义部队改编工作的顺利进行，成立了酒泉军事管制委员会，朱辉照任主任，高闻天任副主任。

9月28日，王震、许光达等在酒泉召集起义部队营以上军官开会，宣布改编起义部队的基本原则和要求。随后，第2兵团参谋长张文舟宣布改编命令：原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河西警备总部所属部队和机关、学校共15629人，由第2兵团负责接收改编；原第8补给区所属部队、单位共11714人，由第1兵团负责接收改编；原保安部队和地方武装共5000余人，由酒泉军管会负责接受改编。在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制度对起义部队进行改编的过程中，各级军政干部认真贯彻上级的指示精神，深入细致地开展工作。10月4日，酒泉起义部队的改编工作基本完成，开始移交接收，所编12个团、3个营及文工团、军乐队、电影队、印刷所等，分别编入第3、第4、第6军和第2兵团直属单位。⁽⁴⁾

至此，西北五省已解放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青宁二马已被聚歼于嘉峪关内，第一野战军10万大军集结酒泉、安西之线，兵临玉门关下，打开了进军新疆的必经通道，直叩新疆大门了。

新疆地处中国西北边陲，地域辽阔，幅员广大，面积有160余万平方公里，约占中国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是中国面积最大的一个省。新疆四周高山环绕，从东北至西向南依次有阿尔泰山、天山、帕米尔高原、昆仑山、阿尔金山等。由于天山横贯中部，又在北部和南部地区形成了准噶尔和塔里木两大盆地。盆地的中部均为浩瀚的沙漠，水源奇缺，气候干燥，沙漠的边缘多为戈壁荒漠，盆地的边缘多为草原。

新疆又是一个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地区，有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回等共13个民族的430万人。

当时，国民党军在新疆的兵力和部署主要是：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率部驻迪化，直属骑兵第4旅辖2个团驻莎车，骑兵第9旅辖2个团驻喀什，独立骑兵第8、第9、第10、第11团分驻迪化、杜温克勒、焉耆、绽福寺等地区；整编第42师师部驻疏勒，第65旅驻阿克苏、第128旅驻焉耆；整编第78师师部驻景化，第178旅驻哈密，第179旅驻迪化，第227旅驻绥来；整编骑兵第1师师部驻迪化，第6旅驻吉昌，第7旅驻奇台；总兵力共7万余人。

在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先后基本解放以后，新疆军政当局在外有第一野战军重兵压境，孤立无援，内部矛盾重重的情况下，分化成了两派。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参谋长陶晋初、副总司令兼整编第42师师长赵锡光、联勤第8补给区司令曾震五和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省政府秘书长刘孟纯、迪化市市长屈武等，赞成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主张，积极主张弃暗投明，举行起义。

另一派是以整编第78师师长叶成、第79旅旅长罗恕人、整编骑兵第1师师长马呈祥、新疆省政府副主席穆罕默德·伊敏，以及原新疆省政府主席麦斯武德、省政府秘书长艾沙和阿山公署专员乌斯满、哈密公署专员尧乐博斯等为代表的反动势力，他们在美国驻迪化副总领事马克南的策划下，妄图以其掌握的大部分兵力，阻止人民解放军进驻新疆。

从国民党军驻新疆的兵力和部署来看，其7万人分为3个师9个旅，以及新疆联勤总部和空军地勤分驻天山南北各战略要地的部队。叶成、马呈祥、罗恕人还掌握着大部分兵权，驻守北疆，是新疆和平解放的主要障碍。陶峙岳和赵锡光所能掌握的部队，主要是迪化的警卫团、警备营、新疆军官训练班以及驻守南疆的整编骑兵第9旅、整编第42师等部队，是和平起义的可靠力量。

叶成、马呈祥、罗恕人的关系极为密切。马呈祥原是骑兵第5军军长。他的这支部队开始属马步芳的亲哥哥马步青所部，不但封建，而且顽固，有一定的战斗力。后来，马步芳调马步青为柴达木屯垦督办，马步青无法抗拒，只得交出兵权。马步芳得到骑兵第5军后，便提拔自己的外甥马呈祥做了军长。马步芳以为吞并了骑兵第5军，控制了青海和甘肃两省，再图谋新疆，便可成为“西北王”了。因此，当蒋介石下令调骑兵第5军入新疆时，马步芳自然求之不得。骑兵第5军调入新疆后改编为整编骑兵第5师，后又改为整编骑兵第1师，驻地在乌鲁木齐老满城，习惯上仍称为“骑5军”。

青海解放后，马呈祥一度心神不定，不知如何是好。陶峙岳每天都用卧车把他接到自己家中，备下清真饭菜，耐心地做说服工作，但仍毫无效果。不久，马呈祥便同叶成、罗恕人结成了反对和平起义的联盟。叶成是蒋介石的同乡，又是蒋介石的学生，在委员长侍从室里工作过，掌握着北疆的全部兵力。他忠于蒋介石，但能力不强，只知聚敛黄金。罗恕人是个军统特务。叶成、罗恕人为胡宗南系，但罗恕人与马呈祥私人亲善，勾结甚密，而叶成则俯仰其间。这样，国民党军驻新疆部队的这三个人，以马呈祥为中心，罗恕人实为主谋，就成为公开声明反对和平起义的顽固派。

中共中央、毛泽东对和平解决新疆问题非常重视。早在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就明确指出，解决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的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的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问题，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

在西柏坡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王震把一份主动请缨率部到最边远最艰苦的新疆去的报告交给了毛泽东。王震说：“我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一切需要去的边疆去，到新疆去！那里需要解放，那里需要开发，那里更需要发展经济。”

这天晚上，在作为会场的小俱乐部里为与会代表举行晚会，演唱京剧《红娘》。王震没有去看戏，和彭德怀、古大存在任弼时那里聊天后，便一个人找了个安静的地方看起了文件。这时，毛泽东走了进来，问他为什么不去看戏？王震回答说：“我没有艺术细胞啊！”毛泽东坐了下来说：“今晚台子上演的是《红娘》。这出戏你应该去看，那红娘总是全心全意给人家做好事，很可爱。这出戏里红娘是主角，你到新疆就是演红娘，唱主角，为那里的各族人民去做好事。”停了一会儿，毛泽东又说：“演红娘要有很高的艺术技巧，她在台中间大家都跟她转，不像演老夫人，只在台上摆那么两下子就行了。”⁽⁵⁾

当全国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刻，毛泽东充分考虑到新疆的历史和现状，为使新疆各族人民免受战争创伤和损失，作出了争取和平解放新疆的决策。4月28日，南京解放不久，毛泽东就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的问题。看样子，此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张治中等人现在决定留（北）平，并向我方靠拢。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问题这件事，我们或须考虑通过张治中的帮助去做。”因为张治中原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并兼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在西北地区特别在新疆有较大的影响。5月初，毛泽东、周恩来又委托张治中经绥远向新疆转发电报，劝导陶峙岳、包尔汉和陶晋初、刘孟纯等，努力维持新疆政局稳定，准备走和平起义的道路。

5月23日，毛泽东要求第一野战军年底前占领兰州、宁夏、青海，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并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

6月下旬，中共中央派出以刘少奇为团长的代表团去莫斯科，进行中苏关系谈判。斯大林告诉刘少奇，美国企图将马步芳、马鸿逵撤至新疆，组织“大伊斯兰共和国”，如果这个阴谋得逞，对中、苏均不利，建议加速向新疆进军。中共中央得悉后，遂将原定明春开始经营新疆的计划，提前到当年冬季进行。

8月4日，毛泽东转发彭德怀关于进军新疆时间安排的电报中说：“8月底或9月初可能占领兰州，那时即可准备进取新疆。”

8月6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又一次明确地提出，关于兼取政治方式解决西北问题的方针。在谈到新疆问题时，毛泽东说：“陶峙岳现在动摇，有和平解决新疆的意向。我们认为应利用张治中组织新疆军政委员会，以张治中为主席，我们的人（是否王震去新疆）为副主席，再加伊犁方面一人为副主席，以为过渡机关。”

这时，正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期间，为促进新疆军政当局和平起义的工作，中共中央派邓力群以中央联络员的身份，携带专用通信器材来到新疆。

8月15日，邓力群抵达伊宁后，立即同“三区”临时政府领导人阿合买提江·卡斯米、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伊斯哈克伯接触。

“三区”指新疆北部的伊犁、塔城、阿山三个地区。1944年9月，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人民，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尼勒克和伊宁先后发动了武装起义。同年冬，成立“三区”革命临时政府，并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军。1945年9月，民族军解放了伊犁、塔城、阿山地区。其后，“三区”革命力量配合全国人民解放战争，有力地打击和钳制了新疆国民党军队，动摇了国民党在新疆的反动统治。

邓力群同“三区”领导人接触后，建立了“三区”同中共中央及西北战场彭德怀之间的联系，向中共中央及时汇报了新疆的有关情况。同时，他向“三区”领导人转达了中共中央对“三区”革命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及对“三区”领导人的关怀；并奉中共中央之命，邀请“三区”派代表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将毛泽东起草的一份邀请信交给了阿合买提江·卡斯米。邀请信的全文如下：

新疆伊犁特别区人民政府阿合买提江先生：

我们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以及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即将取得全中国的胜利。包括全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解放军各野战军、各解放区、国内各少数民族及海外华侨在内的新的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经过慎重筹备之后即将在九月内召开全体会议。此届全体会议将制定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选举自己的全国委员会外，并须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随着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新疆的全部解放已为期不远。你们的斗争即将获得最后的成功。我们衷心地欢迎你们派出自己的代表五人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如蒙同意，请于九月上旬到达北京。谨此电达，并希赐复。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主任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　北平

毛泽东在这封信中，郑重地把三区称作“特别区”，肯定了三区革命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取得成功的意义，同时明确指出了三区革命的性质。“特别区”就是指解放区。三区政府领导人阅信后，都非常高兴，立即以阿合买提江的名义拟了复电：

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主任

敬爱的毛泽东先生：

您的来信收到了，信中所提的问题是我省全体人民长期以来所盼望的。

我们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伟大胜利也是我省和世界人民的伟大胜利！所以，我们以最高的热情向敬爱的毛泽东先生表示致谢，并派代表前往北平，参加人民新政治协商会议。

顺致

敬礼

特别区人民的代表

阿合买提江·卡斯米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日

大家拟好给毛泽东的复电后，研究确定了去北京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名单。由阿合买提江任代表团团长，代表团成员有民族军总司令伊斯哈克拜克、省政府（联合政府）副秘书长阿巴索夫、民族军副总司令达列力汉、汉族知识分子罗志。邓力群向中共中央汇报了代表团组成人员，中共中央复电表示同意。经过两天的周密准备，代表团定于8月23日启程。

9月3日传来噩耗，阿合买提江所率领的代表团座机，在途经伊尔库茨克飞至扎巴依喀勒山附近，因气候恶劣不幸撞山坠毁，机上17人全部罹难。

邓力群将有关阿合买提江一行座机失事的消息电告中共中央，后收到中共中央复电，电文首先对阿合买提江一行的不幸遇难表示沉痛哀悼，然后指示另派代表团赴北京，三个人也行，由赛福鼎率团火速启程。

9月上旬，彭德怀向中央军委报告了进军新疆的计划，拟在占领玉门以后，由王震率领第2军和第6军向新疆进发，争取在12月底以前分驻南疆和北疆。

为促进和平解放新疆的进程，9月8日，毛泽东又亲自约见张治中将军，告诉他人民解放军已经决定由兰州和青海分两路向新疆进军，希望他以个人的名义致电新疆军政负责人，尽早认清形势，顺从民意，率部起义。毛泽东对张治中说：“你是前西北军政长官，新疆军政当局都是你的部下，只要你去电，新疆方面是会照办的。”张治中听了毛泽东的话后兴奋地说：“我早有此意，不过我在五月间曾接陶峙岳、包尔汉来电问候我的情况以后，音讯就断绝了，现在我还不知道怎样和他们取得联系。”毛泽东说：“我们已经在伊宁建立电台，你的电报可以先拍到伊宁再转迪化，我可以告知在伊宁负责的邓力群同志。”

9月10日，张治中遵照毛泽东指示，致电陶峙岳、包尔汉，晓以大义，嘱即行动，并对今后部队安排作了详细指示。电报说：“治于六月二十六日发表声明，由北平新华社播出，谅已接悉。今全局演进至此，大势已定；且兰州解放，新省孤悬，兄等为革命大义，为新省和平计，亦即为全省人民及全体官兵利害计，亟应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在中央人民政府未成立前，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领导。治深知毛主席对新省各族人民、全体官兵、军政干部，常表关切，必有妥善与满意之处理。治已应邀参加即将召开之新政协会议，并承毛主席面商希望治能返新一行。当允如有必要，愿听吩咐。甚望兄等当机立断，排除一切困难与顾虑，采取严密部署、果敢行动，则所保全者多，所贡献者亦大。”⁽⁶⁾他特别叮嘱陶峙岳，对此一适应时代保全军民之革命行动，必须考虑周到，部署严密，使能稳健地顺利完成。

9月10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一份电报中，进一步明确了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方针。他说：“陶峙岳、赵锡光等已准备与我们和平解决，新疆主席包尔汉已派人至伊犁附近接洽和平谈判，我们已令邓力群率电台日内进驻迪化，故新疆已不是战争问题，而是和平解决的问题，今日我们邀张治中正式谈了，请他帮助解决新疆的问题，并在新疆方面担负工作任务（尚未提到具体职位），他表示愿意听候驱策做什么事也可以，他谈新疆尚有六万军队，数万党政后勤，共约十万人左右，我们认为应该设立西北军政委员会，统辖西北五省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工作，以彭德怀为主任，习仲勋、赵寿山、张治中、邓宝珊四人为副主任，办公地点在兰州或西安，以张治中为新疆军政委员会主任，王震及少数民族的二人至三人为副主任（或须加上陶峙岳），以为新疆的过渡机关，实权掌在我们手里，你可偕王震去迪化主持一时期，尔后可往来于甘（肃）新（疆）之间，以上方案大体是否可行，请考虑电复。”

9月13日，邓力群电告中共中央，准备携带张治中电报，秘密前往迪化，向陶峙岳、包尔汉进一步阐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主张和政策。

同一天，中共中央在给邓力群并告彭德怀、张宗逊的回电中说：“（一）同意你去迪化一星期后回伊犁，尔后视情况往来于迪化、伊犁之间。（二）你见迪化当局，除将张治中致陶、包两电原文面交他们外，并向陶、包表示他们应立即派员至兰州与彭德怀副总司令洽商和平解决新疆问题。最好陶峙岳能乘飞机直飞兰州面晤彭副总司令。张治中于新政协开会完毕后亦将往兰州晤陶。如陶自己愿往，或派代表前往，你可与友方商榷，问他们能否派飞机送陶或其代表往兰。（三）陶峙岳所属部队应照原样在各区各县驻防，不要调动集中，待人民解放军入疆分别接防时再行调动集中整编，以免秩序混乱。……”⁽⁷⁾

9月15日，邓力群从伊宁秘密飞抵迪化，住在包尔汉家里，先后同包尔汉、陶峙岳和其他进步人士交谈。邓力群向包尔汉、陶峙岳转交了张治中的电报，并转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主张和政策，希望他们尽快组织起义。

9月17日，陶峙岳、包尔汉等与邓力群会见后，即电告张治中：一俟马呈祥、叶成、罗恕人等离开后，立即通电起义。陶峙岳还致电张治中，回答前电询问新疆的军事、政治、经济等问题，披肝陈言：“新省情况特殊，一切与内地不能等量齐观。除将来补给方面，应请中央妥为筹济外，暂时可渡过严冬，职当负完全责任，决无任何顾虑。今后新省问题，似宜着眼于民族、经济、政治各方面，顺应人心，执行钧座已定之政策，由毛主席审慎考虑，加以领导，为国家奠定百年大计，实为当前之急务。”

9月18日，陶峙岳、刘孟纯交给邓力群一份《新疆问题和平解决意见书》，要求转报中共中央。《意见书》写道：“新疆是中国最西边远的省份，历来由于民族和政治、经济、文化各种特殊的因素，国家对新疆始终没有执行正确的政策，造成历史上迭次的仇杀和变乱。自四年前张文白（张治中）将军莅临新疆和伊犁代表商谈签订了和平条款，改组了省政府，颁布了施政纲领以后，才把新疆问题作一次划时代的解决，中间虽然因为全国政治局面的影响，伊方和政府之间不能继续彻底合作，但在政策上的了解，并没有任何基本上的差别，所以，新疆全省和平的局面才能始终维持，驻在新疆的军队，在张文白将军的领导下，这些年来，一直坚持维护张将军的和平政策为达成本身的任务，而尽其最大的努力。我们始终认为我们的任务主要的不外：（一）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二）保障人民和平安定的生活，（三）军队不作无意义的牺牲。在这个认识之下，我们虽然一向在本着南京政府的正朔，但实质上，我们并不完全遵从南京政府的政策。例如，南京政府反苏，我们却坚决地亲苏；南京政府要战争，我们却坚决主张和平。我们的信念是丝毫不为环境所支配，所影响，这是有其事实可以证明的，新疆在最近、将来必须服从中共的正确政治领导，那是必须而且是惟一可以遵循的道路，这是我们早就体认清楚的，但是我们的看法，新疆的确有其特殊的情形，我们的决策必须是和平的转变，才能顺行地圆满达成我们的任务。基于这一原则，我们经过半年的慎重考虑，当中还经历了多少困难、挫折，终于排除了一切障碍，完成了一切应有的准备，现在已经进入了实施的阶段”。

《意见书》在军事、政治和其他方提出了具体意见。在军事方面提出了十条意见：“（一）驻在新疆的军队决定在本年九月内由陶峙岳将军以新疆或警备总司令的名义，宣布脱离广州政府，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服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二）在宣布转变以前，原有的少数高级将领基于个人的立场，要求将所部交给陶将军领导转变，他们将带少数的干部离开新疆，陶将军已经保证准许他们安全离开，不加以任何阻碍。（三）驻新疆的军队从本年七月份起，就没有得到广州方面的任何接济，全军生活异常艰苦。因此，陶将军不得不以全军东调的姿态，请广州方面发给欠饷和行军费用，预料最近可要到银元和黄金全值约一百八十万元，如果在转变以前，能够全数运到，过去的欠饷可以发清。但是，从十月以后，包括本年度冬服，请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设法补给，因为在新疆这几年来，我们对于地方，从来没有任何不付代价的征发，一切都依靠中央政府直接补给的。（四）军队宣布转变以后，决遵照国内和平协定的规定，全部驻在原来的防地，继续维持地方秩序，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尚未命令如何改编以前，仍由陶峙岳将军负责，以总司令名义指挥，维持防务现状。（五）伊（犁）、塔（城）、阿（山）三区的部队依据和平条款的规定也应该各驻原防，听候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就地改编。（六）转变后的军队，第一步拟改称为新疆边防军，一切组织暂维现状，至正式改时应如何确定他的指挥系统、番号和人事，悉听民主联合政府的命令，但正式改编的工作，希望能延至明年春季办理。（七）在民主联合政府进行改编驻新军队的时候，所有全军的官兵从总司令以上，拟请准许随他们自己的志愿决定去留，凡是自愿脱离军事生活的官兵，有的请民主联合政府负责他们的眷属一起妥为遣送到他们的目的地，并由当地的人民政府予以适当的保护和安置。（八）各级军事人员，除在转变以后有以反动行动为之确据，应予制裁外，其在转变以前在职务上之任何行为，概不加以追究，并一律予以适当保护。（九）在民主联合政府尚未全部接受改编完竣以前，所有新疆境内的部队和军事机关的马匹、械弹、器材及一切辎重，概由陶将军负责，命令各该主管单位妥为就地保管，准备全部移交。（十）在军队未改编以前，所有在新省军政关系仍保持原状，即除政府方面有必须驻军之事件以外，军人概不干预过问政治。”

邓力群看了《意见书》后，便问陶峙岳和刘孟纯：“这个意见书是不是新疆和平转变有前提条件。”陶、刘回答说：“这个意见书不是新疆实现转变的前提条件，而是实现转变后，他们对今后解决新疆问题所提的意见，何者采纳，何者不采纳，悉由中央决定。”他们还强调说：“这次转变是无条件的。”

9月19日，包尔汉又给毛泽东发了一份电报，全文如下：

毛主席：

解放军胜利完成了人民解放伟大事业，谨致无上之欣祝。此间对新民主主义及尊重少数民族利益之号召，早具坚强之信心及拥护之赤诚，并为之克服困难。经决意与国民党反动政府脱离关系。兹已准备一切力量消灭反动势力，接受领导，俾每一角落共庆新生，以完成贵党所领导的整个中国之解放。特电敬布衷忱，敬祈亮鉴。

包尔汉

申皓叩

几天之后，毛泽东就给包尔汉发来了回电。电文是：

包主席：

申皓电悉，极感盛意。新疆局势的转变及各族人民的团结，有赖于贵主席鼎力促成。尚望联络各方爱国民主分子，配合人民解放军入疆之行动，为解放全新疆而奋斗。特此布复，敬颂勋祺。

毛泽东

申梗

接到毛主席的电报，包尔汉心潮难平。按照毛泽东电报上的指示精神，包尔汉等人为争取和平解决新疆问题更加倍地努力工作。

在这期间，以赛福鼎为首的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新疆代表到达北平。9月19日，周恩来来到了新疆代表团住地，与赛福鼎等人长谈。周恩来在向他们通报了包尔汉、陶峙岳、屈武、刘孟纯、刘泽荣等准备起义投向人民解放军等有关新疆的新动向后，便将新疆“三区”发来的一份电报交给了赛福鼎。

赛福鼎打开电报一看，其中有以“三区”临时政府名义向乌鲁木齐国民党政府提出的要求。其内容是：

1. 将马呈祥、叶成、麦斯乌德、穆罕默德·伊敏、艾沙、尧乐博斯、贾尼木汗、哈德万、乌斯满、哈力伯克、扎克钦、赛义德、艾合买霍加、苏皮伯克阿吉等人列为战犯，没收其财产。

2. 新疆省政府要脱离蒋介石集团，宣布起义。

3. 清除省政府中的穆·布格拉、贾尼木汗、王曾善等反动分子，在民主基础上成立有各民主党派团体参加的新政府，该政府要宣布实行中国共产党的纲领。

4. 新政府要宣布立即实现民主，实现言论、出版、集会、宗教信仰自由，民族、性别诸方面的平等。

5. 关闭省反动军事机关和各地特务机关，立即停止发行反动报刊。

6. 全数释放被国民党关押的所谓政治犯。(www.xing528.com)

7. 保证国民党起义或撤退地区人民的安全，保护档案资料。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之前，毛泽东又与张治中谈话，表示将来还要他到西北去“和彭德怀合作”，做彭副总司令的“副手”。毛泽东在谈话中常流露出幽默感，他当时很客气而幽默地对张治中说：“我们再来一次国共合作吧！”

张治中说：“今天是你的领导，说不上什么国共合作？不过西北人民和部队袍泽常常怀念我，我也常常怀念他们。你如认为我有到西北去一趟的必要的话，我愿意去做彭老总的顾问。”毛泽东说：“你去做彭德怀的副手，委屈了吧？你过去是西北四省的军政长官，现在是副手，委屈了吧？”

为了确保解放新疆，第一野战军前委于9月20日作出重要决定，指出：新疆国民党军有投降、抵抗、逃窜三种可能，如逃窜可能先逃南疆，不得已时骑兵和军官可能逃入西藏。我们的作战方针是，力争敌军投降，充分准备武力解决，防止敌人逃窜。拟以第2军经星星峡、哈密入吐鲁番。第6军经敦煌、阳关击若羌，如敌在七角井、哈密线抵抗时，第6军即由若羌、焉耆迂回敌后围歼之；如敌投降和逃窜，第6军则由若羌击于田。第3军为预备队位于玉门、安西线，如敌在哈密、七角井线抵抗，准备尾第2军前进；如敌向南疆逃窜，则尾第6军追击；如敌投降，则准备回陇南，作入川的准备。第4军位武威与兰州，第1军位青海。

9月20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邓力群并告彭德怀、张宗逊的电报中指出：“蒋介石对新疆必然还要勾引，陶峙岳及其部下还可能观望一下，目前不要强陶立即派代表去兰州，因我军未入新疆，陶派代表去也不能立即解决问题。我们已通知陶派代表，至于是否派及何时派则由陶自己决定，不要催他，事实上新疆局面以暂维现状等待我军入新时解决为宜。”⁽⁸⁾

9月21日，毛泽东又致函张治中，让其继续给新疆及河西的原部下做工作。信中说：“前次先生致陶峙岳电，我在电尾加了几句话，要陶与中央联络员邓力群妥为接洽。邓力群已由伊宁15日至迪化与陶、包见了面，谈得还好。现在先生如有电可由邓力群交陶峙岳转去。”张治中22日即致电陶峙岳、包尔汉，传达毛泽东的嘉许之意。张治中还特嘱陶峙岳最好派员直接与彭德怀联系。

根据邓力群转达中共中央和张治中的建议，陶峙岳很快派出第8补给区司令曾震五前往兰州，代表陶峙岳面见彭德怀，商谈新疆和平解放的问题。

曾震五是湖南人，是曾国藩的后代，和陶峙岳是保定军校同学，和张治中关系很好。

9月24日，曾震五到达兰州，受到彭德怀的热情接待。曾震五就新疆部队起义和改编问题，代表陶峙岳提出了几点要求：一是改编部队要张治中回新疆；二是陶峙岳的部队要向南疆集中，人民解放军主要在北疆；三是民族军不要接管他们的防地，让人民解放军把他们和民族军隔开。彭德怀答应：一新疆部队一律原地不动；二陶峙岳本人的地位不变，各级军官的地位不变；三是这支部队要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制度。他还请曾震五转告陶峙岳，左宗棠巩固了新疆，陶将军应当效法左宗棠，部队留下来建设新疆，不再开出。彭德怀还说：“第一野战军在1949年冬必须结束西北解放战争，以便明年进入和平建设，新疆不能例外。国民党军队、政府腐败透顶，如无人民解放军援助，靠自我转变是不可能的。从实际意义上讲，国民党军队不是什么转变，而是彻底改造，不彻底改变其性质是不行的。国民党在新疆的所有军队，必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进行改编。在新疆境内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为完成上述任务，不管进军新疆困难如何，必须克服，并不因为这些困难而有所犹豫。”⁽⁹⁾

此时，新疆的爱国进步力量与反动力量的斗争极为尖锐复杂。为争取军队支持新疆和平起义，包尔汉向军队做了宣传。在省政府西大楼召开的一次国民党将领会上，包尔汉讲几千年来新疆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任何人都不能侵略和分裂它；讲到近年来由于新疆停止了同苏联通商贸易，很多土产都被糟蹋掉了，损失了大约1000骆驼的银子。（新疆通常估算为一骆驼驮载8普特货物，约13公斤。1000骆驼的银子约重130吨。）包尔汉暗示了新疆要走和平起义的道路，军队要支持，不要胡闹，要看清形势，不要以卵击石。

西大楼的国民党将领会议开过没几天，包尔汉和刘孟纯、屈武、刘泽荣一起商量和平起义的具体事宜，主要是想取得军队的支持。包尔汉请他们去找陶峙岳，在摸清了陶峙岳也同样有和平起义的意向时，包尔汉便亲自去找陶峙岳商谈。包尔汉对陶峙岳说：“只要你支持和平起义，我以八十高龄的母亲作担保，对您不会有什么损害。我说的话是有十分把握的。”陶峙岳见包尔汉一片真诚，就把率国民党军起义的决心透露给了包尔汉。于是，新疆和平起义的准备工作就可军政齐头并进，双管齐下了。

为了和平起义成功，陶峙岳又对反对起义的马呈祥、叶成、罗恕人等顽固分子，加紧做劝导工作，言明利害，辨析前途。

9月的一天晚上，陶峙岳约见马呈祥、叶成、罗恕人三人恳谈。由于时机紧迫，陶峙岳只有打开窗户说亮话了。他说：“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不应干涉他人自由。但必须洞察利害，深明是非，不能感情用事。如有人不赞同起义，也就是不需要和平，那么，和平的反面，就是战争。谈到战争，必须在作战上能操胜算，后勤上有把握，才能应战。我们新疆的军队虽号称十万，但只能应用到点上，彼此不能支援。何况从军事上看，兰州、西宁相继不守，外援断绝，退路不通，运输困难。在这种情势之下，我们能不能作战呢？再从基本上说，新疆的问题，由于地理环境的关系，由于民族的关系，绝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所以，在我们的基本政策上，一切都需要运用和平方式，也就是要用政治方式来解决的。否则对国家、对人民、对我们自己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如果我们不争取主动，求得和平解放，将使十万官兵，盲目牺牲，地方秩序混乱，人民流离失所，引起民族仇杀，都是必然的结果。如果坚持战争，放弃和平，一定会弄得既不能战、又不配谈和的地步，进退两难，又何苦乃尔呢？至于我个人的生死荣辱，早已置之度外。请你们自己选择吧！”这一席话，似乎对马呈祥、叶成、罗恕人等有所触动，罗恕人还为此流下了眼泪。但并没有解决问题。

陶峙岳也深深地知道，要想使马呈祥等人在政治上作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是不容易的，只有从许多利害方面逐渐说服他们，从而不致阻挠准备起义的各项安排，到必要时，甚至可设法满足他们个人的物质欲望。

在陶峙岳与马呈祥、叶成、罗恕人三人经过多次恳谈后，一天深夜，陶峙岳已经就寝，叶成急匆匆地来敲门，说：“罗恕人、马呈祥认为你近来态度变了，一定是受了包围。为了‘清除君侧’，决定今晚把主张起义的刘孟纯、陶晋初、屈武拘捕起来，部队已经准备出动。我提议应先告诉你，他们同意，故来相告。他们限我半个钟头以内回去。”

陶峙岳想，叶成来将此事相告，其中还有几分感情作用。他一面将叶成留住，一面电话约罗恕人、马呈祥来面谈。由于陶峙岳的语气极为恳切，他们果然来了。相见之后，陶峙岳一言直入地说：“你们要捕人，第二步怎样办？新疆情形特殊，如果一声枪响，能保地方不致糜烂？这样，于你们有何便宜？”

听了陶峙岳的话，他们当时相顾无言，过了一会，罗恕人嗫嚅地说：“我们内心有痛苦，你似无动于衷。讲道理，又每为你所屈……”陶峙岳接过罗恕人的话头说：“大家知道，一个人基于感情用事，而忘却了利害与是非，那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你们还承认我是总司令的话，就应让我以冷静的头脑为你们考虑问题，求得问题的妥善解决，何用遇到困难而只是长吁短叹，甚至相对涕泣呢？目前整个局势，你们知道得很清楚，应不再设想部队内调那样无济于事的问题了。你们带部队走也好，个人离开部队也好，大家仔细考虑一下。我要把一颗赤裸裸的心摆在你们的面前，我个人决不离开新疆，我要与全省老百姓和全军将士及其家属共生存，我有这样的责任，尽到责任，虽死不辞。”⁽¹⁰⁾陶峙岳的这一席话，使马呈祥、叶成、罗恕人平静了下来。一场风波，总算平安过去。当东方发白时，他们才各自散去。

第二天，陶峙岳又来到了整编骑兵第1师师部驻地——老满城，马呈祥、叶成、罗恕人他们正在开会，见陶峙岳突然而来，他们的神情十分不安。但见陶峙岳并没有带一个随从，感到对他们还是相信的，也就放心了。陶峙岳乘机对他们又作了进一步的劝说：“你们要走我怎么办？你们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但有一点，我不能跟你们走！”“仗是不能打的，我只能生死置之度外，以性命担保大家，绝不是我有什么政治作用！”“你们要走我同意，希望好来好去，把一切事情安排好吧。”马呈祥三人都没有话说。

之后，陶峙岳又单独找罗恕人谈话说：“马呈祥是青海人，本乡本土，到时化整为零，也许能打一阵游击。你又不是青海人，你现在和马的感情虽然很好，到那时候就不是个人感情所能维系的，应该很好地考虑。”

事实上，这时的叶成、马呈祥、罗恕人已在老满城制定了一个十分恶毒的破坏性很大的暴乱计划，即预定9月21日晚，他们三人率部同时行动，首先逮捕省政府及各界中积极支持起义和领导起义的主要人物，并杀害以包尔汉为首的40人并绑架陶峙岳，然后纵兵劫掠全城，把部队带到南疆，与南疆部队会合，顽抗到底。⁽¹¹⁾

包尔汉和陶峙岳获悉这一消息后，经过商量，决定由刘孟纯于9月19日举行晚宴，宴请马呈祥、叶成、罗恕人三人，并同时邀请省保安副司令张凤仪、迪化警备司令陈德法、迪化市长屈武、省财政厅副厅长白文昱等作陪。

这一次宴会颇为丰盛，宴后打麻将，紧紧拖住他们彻夜不散。这样，马呈祥、叶成、罗恕人的部队失去了指挥，他们的预谋被挫败了。

当然，马呈祥、叶成、罗恕人的这次预谋没有能实现，除了上述宴会的牵制外，他们三人的意见不能最后取得统一，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叶成是个很怕老婆的人，当他的老婆知道了其密谋之后，非常害怕，坚决不让叶成参加。叶成左右为难，迟疑不决，一直到被刘孟纯邀去赴宴也没有下定决心。

马呈祥、罗恕人见叶成举棋不定，也都灰心丧气，一筹莫展。

最后，马呈祥、罗恕人、叶成表示，愿交出部队，办清手续，许其循南疆去印度。

马呈祥、叶成、罗恕人等要出国，伊敏、艾沙也要离开新疆。这是他们的“和平撤退”。为了使新疆和平解放尽快得到实现，包尔汉也表示同意他们离开。9月20日，叶成等人派代表到省政府办公室，找包尔汉说有批货物准备出手，希望省政府给以方便。因为他们连签证都已办妥，包尔汉没有再加以阻拦，便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让省财政厅副厅长白文昱组织估价小组具体办理。他们的各种布匹、茶叶和汽车，甚至连房院都估了价，共折合800多两黄金，由包尔汉签署证明，到银行领取。艾沙提出要把印刷机卖给政府，包尔汉说这是公家的东西不能卖。包尔汉知道伊敏要出走，曾在省政府大楼里劝说过他。但伊敏说：“我是非走不可的，因为我过去做了不少对不起新疆的事情。”⁽¹²⁾

就在叶成、罗恕人、马呈祥整装待发前夕，胡宗南又分别给陶峙岳和叶成、罗恕人发来了电报。在给陶峙岳的电报中说：“据报，兄已率河西新疆部队投降共匪，真太胡涂！究竟情形如何？应速来电报告！”在给叶成、罗恕人的电报中，是要他们“肃清迪化叛乱分子，将部队撤往南疆”，并说以后可以空援接济。

陶峙岳接到电报后，立即给胡宗南发了复电，说：“我所以留在新疆，实因现在情况是部队不能战，又不能动，这里有十万人以上的生命，非同儿戏。我无别意，就是不能把十万人扔在戈壁滩上置之不顾。”

叶成、罗恕人接到胡宗南的电报后，又踌躇了一番，但马呈祥表示对此不感兴趣。最后他们三人又集体商议了一番，才以“大势已去，不能有为”而决定外逃。⁽¹³⁾

9月23日，马呈祥、叶成、罗恕人、伊敏、艾沙等人相继离开迪化，从南疆奔印度出走。同时出走的，还有民政厅长王曾善、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杨为、迪化市公安局长刘汉东、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周昆田、宣传委员会委员胡恩钧、前阿克苏县长林兴智、卫生处长马恕基、回文会理事长兼伪立法委员马国义、回文会常务理事杨春青等。这些人由一个警卫排护送，经喀什、莎车等地到了印度，其中有部分人转往台湾。

新疆反对和平起义的势力出走后，新疆和平起义的最大障碍就消除了。

9月24日下午，陶峙岳通过刘孟纯来同包尔汉商量：“陶司令计划比你早一天发电报宣布起义，不知你同意不同意？”包尔汉原想军政同时通电起义，后考虑到陶峙岳先行一步，更能以军队起义稳住人心。包尔汉表示同意军方首先通电起义。

9月25日凌晨，陶峙岳在迪化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召开紧急会议，任命莫成若为整编第78师师长、韩有吾为整编骑兵第1师师长、刘抡元为整编第173旅旅长、罗汝正为整编第179旅旅长、陈俊为整编第128旅旅长，并要求新任人员各尽其责，约束部队，防止叛乱。当天下午3时，总部召集300多名校以上军官开会，陶峙岳在讲话中指出，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和平起义，归向人民民主阵营。会后由陶峙岳和赵锡光、韩有吾等人签名通电起义，通电全文如下：

毛主席

朱总司令

彭副总司令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

并请转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司令员，副司令员，政委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大会代表钧鉴：

我驻新疆将士，三四年来，秉承张治中将军之领导，拥护对内和平，对外亲苏之政策。自张将军离开西北，关内局势改观。而张将军复备致关垂，责以革命大义，嘱全军将士，迅速归向人民民主阵营，俾对国家有所贡献。峙岳等分属军人，苟有利于国家人民，对个人之毁誉荣辱，早置度外。现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大会已举行集会，举国人民所殷切期成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新中国已步入和平建设之光明大道。新疆为中国之一行省，驻新部队为国家戍边之武力，对国家独立、自由、繁荣、昌盛之前途，自必致其热烈之期望。深愿在人民革命事业之彻底完成，尽其应尽之努力，峙岳等谨率全军将士郑重宣布：自即日起，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竭诚接受毛主席之八项和平声明与国内和平协定。全军驻守原防，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之命令。谨此电闻，敬候指示。

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

副总司令兼整编四十二师师长赵锡光

整编骑一师师长韩有吾

整编七十八师师长莫成若

旅长钟祖荫、李祖唐、田子梅、韩荣福、郭全梁、朱鸣刚、罗汝正、刘抡元、杨廷英、马平林

同叩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¹⁴⁾

当时参加起义的部队，是新疆警备总司令部的整编第42师所辖第128、第65、骑兵第8、骑兵第9整编旅，整编第78师所辖第176、第178、第179整编旅，整编骑兵第1师所辖第1、第2两个整编旅，包括驻在新疆的联勤总部系统的物资供应局和空军地勤人员。

当天，彭德怀接到陶峙岳的和平通电后，立即给陶峙岳复电：“将军等率领部队起义，脱离反动阵营，甚为欣慰。希望坚持进步，彻底改造部队，为共同建设各族人民的新新疆而奋斗！”

9月26日上午，包尔汉在新疆省政府召集省府委员召开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省政府秘书长刘孟纯、迪化市长屈武、省财政厅副厅长白文昱、省建设厅副厅长刘德恩、省教育厅副厅长陈方伯、社会处处长刘永祥和副处长尔德尼、语文学校副校长钟棣华等。会议讨论两项议程：一、讨论通过新疆省政府起义的通电，宣布与国民党广州政府脱离一切关系，归向人民，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二、讨论决定：自起义之日起，各党政机关人员和各民族人民要切实负责保护一切文件、档案和一切公共财产，维持正常工作，不得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治安。两项议案顺利通过，到会人员都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名。会后，包尔汉率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亦通电起义。

9月27日，为稳定新疆局势，陶峙岳、包尔汉联合署名向全疆发布了《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部、新疆省临时人民政府布告》，要求全省军民在这伟大转变时期，同心协力，做到“一、不要侵害他人的生命财产；二、不要扰乱地方秩序；三、不要破坏民族团结；四、不要对他人报复过去的嫌怨；五、不要抬高物价；六、不要挑拨军民感情；七、不要侵害外国侨民；八、不要侵害公家财物。”⁽¹⁵⁾

9月28日，包尔汉又给毛泽东发了一份电报：

毛主席：

申梗电奉悉。嘱望殷切，深感雅爱。此间已于申宥（9月26日）正式宣布与广州反动政府脱离关系，接受北平中央人民政府一切领导。当时群情兴奋，欢腾达晚，是征人心所趋，无分民族。但转变伊始，一切均感茫然，敬恳多加指示，俾便遵循。再邓力群同志与尔汉相处甚得，一切均就近商酌办理。谨电布闻，敬祝建康。

包尔汉

申俭

9月28日，毛泽东和朱德给陶峙岳和包尔汉，及新疆军政界起义人员发来了电报，对新疆和平起义表示嘉勉。电报全文如下：

陶峙岳将军及所属部队将士们：

包尔汉主席及所属政府工作人员们：

你们在九月二十五日及二十六日的通电收到了。我们认为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你们声明脱离广州反动残余政府，归向人民民主阵营，接受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领导，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处置，此种态度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我们极为欣慰。希望你们团结军政人员，维持民族团结和地方秩序，并和现正准备出关的人民解放军合作，废除旧制度，实行新制度，为建立新新疆而奋斗！

毛泽东

朱　德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八日⁽¹⁶⁾

当周恩来把包尔汉、陶峙岳已通电起义，新疆和平解放的消息，告诉正在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新疆代表赛福鼎等时，以赛福鼎为首的新疆代表立即给毛泽东和朱德写了一封信：

伟大的引路人毛主席、朱总司令：

我们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新疆代表喜闻原国民党新疆驻军司令陶峙岳为首的军事将领及包尔汉主席为首的若干政府成员脱离广州国民党反动政府，投向人民解放军，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消息，我们对在您们领导下、在解放大军指引下消灭了国民党反动势力，使人民获得自由而感到无比高兴。谨对您们给予新疆人民的这一恩惠表示感谢。

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

赛福鼎·艾则孜、阿力木江、涂治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

此外，新疆代表在征得周恩来同意后，还发表了一个声明，声明全文如下：

对于新疆当局陶峙岳、包尔汉等通电宣布脱离广州国民党残余政府，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三位新疆代表于今天发表声明如下：

我们在北京正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之际，听到了前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率领新疆军政人员发表通电，脱离广州国民党反动政府、归向人民民主阵营的声明，我们认为这种符合人民要求的声明是正确的，也是新疆人民的愿望。

多年以来，为争取自由解放而奋斗的新疆人民，包括已解放的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人民在内，由于人民解放军胜利的支援，和平地获得了解放，衷心表示感谢。

新疆人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行将改组的新疆省政府的领导下，坚决保证为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而努力奋斗到底。几年来，反对迪化国民党反动政府，而今后在和平环境下，为全新疆人民的自由而奋斗的三区人民，坚决保证必能和全省人民一道，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新疆而奋斗到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疆代表

赛福鼎、阿力木江、涂治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

远在新疆“三区”的“新盟”代理主席艾斯海提·伊斯哈克夫，为新疆和平解放一事也给毛泽东发了贺电。电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毛泽东主席：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尤其近来在西北取得胜利之际，我谨向阁下并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代表表示祝贺。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人民虽然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斗争中，奠定了自己的民主新生活的基础，但是仍在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民族歧视和文化破坏。这次由于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我省的国民党反动派被消灭了。全省人民在兴高采烈的气氛中举行了空前盛大的集会，表示拥护和庆祝这一历史事件。三区人民向阁下表示衷心的感谢。全新疆将在阁下的领导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巩固经济，为建立幸福、进步、文明和各族一律平等的新生活而努力。

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

代理主席　艾斯海提·伊斯哈克夫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于伊犁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毛泽东在百忙中以个人名义给艾斯海提·伊斯哈克夫发了复电。电文如下：

艾斯海提先生并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全体同胞：

感谢你们的祝贺，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人民的斗争，是对解放新疆、解放全中国作出的重要贡献，愿三区人民和全新疆人民团结一致，为建成新新疆而共同奋斗。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新疆解放了。从此，苦难的新疆结束了黑暗，迎来了光明，苦难的新疆各族人民获得了新生。

(1)　《王震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

(2)　《王震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

(3)　《毛泽东军事年谱》，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4)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5)　《王震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

(6)　《张治中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7)　《王震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

(8)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76—577页。

(9)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10)　《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

(11)　包尔汉：《新疆五十年》，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

(12)　包尔汉：《新疆五十年》，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

(13)　《张治中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14)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5册。

(15)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16)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