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转入外线作战——外线作战的三个方向——南出陕中——再打宜川——围城打援——援敌会走哪条路？——第二纵队西渡黄河——“越是险处越安全”——包围宜川城——围而不克——敌人上钩了——胡宗南又犯糊涂——敌整29军钻进了“铁笼”——对援敌发起攻击——刘戡自杀——“西北战场第一大捷”
西北野战军的新式整军至1948年2月上旬告一段落。经过这次整军，彭德怀高兴地说：“部队中的气象焕然一新”，各部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军事训练之中，从而为完成新的作战任务作好了准备。
从全国解放战争的战局来看，到1947年底，处于外线作战的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陈（赓）谢（富治）三路大军已完成了在中原的战略展开，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开辟了广大的中原解放区。内线作战的华东、晋冀鲁豫、晋察冀及东北等战场的人民解放军，在反攻与进攻作战中，收复了大片失地，扩大了解放区，国民党军队不得不进一步向点线收缩，实行分区防御。
随着战争的节节败退，国民党军队的士气进一步低落。正如蒋介石12月22日在对中央训练团讲话时所说：“我们国民革命军到今天变成这样畏缩不前，懦弱无能，贪生怕死，自私自利”，完全成了一支无用的军队了。
为了挽回颓势，蒋介石又玩起了他的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旧花招，提出了什么“总体战”战略。11月4日，蒋介石在国防部作战会议上说：“匪军”有四个长处，即宣传、组织、主动、保密，“这四个长处都是属于精神方面的，决不是单凭武器和物质所能做到。我们要赶上他，压倒他，也要从精神方面努力，也就是先要从政治上做起，我以前在江西剿匪的时候，曾经提出过‘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这个原则不仅适用于地方行政与军事相配合，同样也适用于政治工作与作战业务相配合”。(1)
战争进程发展得如此之快，不仅大大出乎蒋介石的意料，就连毛泽东对这急遽前进的步伐亦深感兴奋和惊异。为了进一步发展全国战局，毛泽东在米脂杨家沟召开了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又称中央“十二月会议”。
转眼已到了1948年。根据中央“十二月会议”的精神，彭德怀于1月7日在杨家沟主持召开了西北野战军前委第一次扩大会议，总结西北野战军在陕北九个月的作战，研究决定西北野战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后的基本任务。周恩来、任弼时参加了这次会议。
1月11日，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全国战争形势的报告》，全面分析了美帝国主义及蒋介石反动派的“分区防御”计划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战略进攻以来的形势发展，指出仅仅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全国战局就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已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而国民党军则被迫由战略进攻转为全面防御。因此，西北野战军主力要坚决打到外线去，在国民党统治区内机动作战，大量歼敌。他强调指出：“要想打好仗，就要坚决打到外线去。西北野战军要在全军作动员，说明我们已经在边区内部把敌人消灭了很多，配合了全国的反攻。十个月来，大家负担的任务很重，面对的敌人比任何地方要多，我们能够把敌人消灭，并且能够到外线去消灭敌人，这是靠指挥得正确，大家努力得来的。我们打出去后，会遇到在内线所没有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如减员等，我们要克服这个困难，我们要在外线生根。我们不但要发展大西北，还要向西南发展，在这点上我们西北野战军当仁不让，后来居上，因为我们参战最晚，而打出去又是最后。要在西北展开局面，克服困难，壮大自己。这一点西北野战军过去是有成绩的，从一支小部队很快发展成很能打仗的大部队。”“西北野战军是最后打出外线的，其他部队都能在外线站住脚，我们西北野战军还会站不住？”(2)
同一天，彭德怀也在会上作了《关于陕北九个月作战的基本总结》的报告。他通过回顾从延安保卫战到第二次攻打榆林的战斗历程，总结了四点经验：“（一）指挥者对敌、我、民情及地形要熟悉。了解敌人的一般情形是容易的，了解其具体情形就不容易。了解我情也是一样。敌情、我情、地形是下决心的根据，如果不了解这些，就根据任务来下决心。譬如佯攻，是要使敌人迷惑，以为我是真攻，但是我们的部队不了解，常常是虚晃一枪，回马就走。这就明明告诉敌人，你是在佯攻。这就不会完成任务。（二）要善于根据敌人之企图来诱惑敌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譬如敌人是希望我们过河东的，我们就将敌引到榆林、米脂，以便陈赓出击。并在迷惑之中歼灭敌人。（三）要善于各个击破敌人，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不要丰收一口吞。我们善于战役上的包围，而不善于战术上的包围，元大滩的经验就是如此。（四）兵不要太大（就是说相当的大就可），只要齐心（榆林战役一个团长不齐心就没有打开）；要练得好，用得法。”指出西北野战军经过九个月的内线连续作战，已由内线防御转为内线反攻，累计歼灭国民党军7万余人，野战军主力则从两个纵队又两个旅2万余人发展到5个纵队11个旅6万余人，武器装备也得到改善，收复了边区的大部分失地，使之与晋西南解放区连成一片，掌握了陕北战场上的主动权。他强调指出，遵照党中央的指示，西北野战军应迅速集中力量，不失时机地转入外线作战，为解放大西北创造必要的条件。(3)
1月15日，毛泽东在周恩来、任弼时的陪同下，也出席了西北野战军的这一次前委扩大会议，并作了长篇讲话。他说：“西北野战军两个月的整训及这个扩大会，是很有意义的，十个月来前后方的合作及一年战绩都很满意。”(4)“现在的问题是应该准备力量去迎接全国的胜利，陕北和其他战场的我军主力都要转入外线作战，到国民党统治区去，打它、吃它，不让敌人得到喘息的机会。”(5)他还讲到了统一战线的问题，说：“大革命的经验和以后各个时期的经验都证明，中国革命要胜利，就必须实行一条总纲领，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我们实行的统一战线，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所谓无产阶级领导，就是经过它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主要是农民。这次打内战，胜利的把握很大。但是没有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参加的民族统一战线，全国胜利是不可能的。蒋介石确实孤立，但是蒋介石孤立并不等于我们胜利。如果我们的政策不对，比如侵犯了中农、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开明士绅、知识分子，对俘虏处置不对，对地主、富农处置不对等等，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胜利，共产党越发展越多会变成越发展越少，蒋介石的孤立会变成两方面都孤立，人民不喜欢蒋介石，也不喜欢共产党。这个可能性完全有，在理论上不是不存在的。”(6)毛泽东的这一讲话，对即将转入外线作战的西北野战军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1月20日，这是会议的最后一天。彭德怀在会上又作了《关于我军转入外线作战的基本任务和进入蒋管区的各项政策》的报告。会议最后通过了《西北人民解放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决定》指出：“我军在陕甘宁边区经过八个月的内线作战，基本上改变了敌我形势，造成了我军由防御转入进攻，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扩大解放区的有利条件，还争取了冬季两个月的整训。这是一个伟大胜利。”“今后，我军即将打到蒋管区去。也只有打到蒋管区，才能利用其人力物力，达到彻底消灭蒋（介石）、胡（宗南）等匪帮，解放大西北之目的。”并规定：西北野战军“进入蒋管区有两个基本任务：一个是大量消灭敌人；一个是建立根据地。我们对于两者均应作长期打算，不要看得太容易。”关于作战问题，《决定》指出，由于胡宗南与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在数量及技术补给方面仍占有优势，“我军进入敌占区后，必须坚持毛主席在十二月二十五日报告中所指出的十大军事原则，灵活地坚决执行，达到歼灭敌人正规部队，强大自己的目的，同时必须坚决消灭反动地主武装，建立人民自己的武装，建立有力的武装工作队”。“在建立根据地问题上，我们必须根据土地法大纲，彻底平分土地。在这一问题上，有任何的犹豫动摇，束缚手脚，都是错误的。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但执行这个方针时，我们就必须根据敌我力量变化的情形，人民群众觉悟的程度，经过细心的艰苦的群众工作，一个一个地夺取敌人的阵地，一点一点地积蓄自己的力量，才能逐渐完成此项艰巨任务。过于性急，是不能完成任务的。”
为贯彻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的决定，1月29日，西北野战军在米脂县吕梁沟召开了有旅以上指挥员参加的作战会议，讨论制定转入外线作战计划。
这时，在西北战场上，国民党军仍有44个整编旅，31万余人，其中胡宗南部有9个整编师28个整编旅。当陈赓、谢富治率部由晋南渡河，挺进豫西，威胁关中时，蒋介石为策应河南作战，并保守关中，遂命令胡宗南由陕北抽兵增援豫西。于是，胡宗南陆续从陕北、晋南战场抽调整编第1、整编第30、整编第36、整编第65师，组成裴昌会兵团，东出潼关、陕东南，配合刘峙兵团，准备打通陇海、平汉线，增援中原战场。胡宗南本人也由延安溜回西安，把陕北的乱摊子完全交给了刘戡负责。这样，胡宗南的28个整编旅，只剩下17个整编旅用在陕甘宁解放区周围，而在豫西、晋南、陕南地区则有11个整编旅。胡宗南为确保延安并阻止人民解放军南进，采取了机动防御态势，其主力刘戡率整编第29军军部和整编第27、第90师集结在洛川、黄陵地区为机动兵团，用以北援延安、东援宜川，或阻止我军南下；整编第76师第24旅第72团和陕西保安第6团驻守韩城和禹门口，以阻止黄河以东的我军西渡；整编第76师第24旅（欠第72团）驻守宜川；何文鼎率领整编第17师第12旅、第48旅和陕西保安第11团驻守延安和维护延安到富县的公路交通线；其余则驻守铜川、三原等地。青海马步芳部整编第82师驻庆阳、合水、西峰镇；宁夏马鸿逵部整编第18师另两个旅驻守定边以西地区，整编第81师驻守中宁。榆林邓宝珊部在我地方部队围困之中。
根据敌情，彭德怀提出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作战有北攻榆林、西出陇东和南击陕中三个方向可供选择。参加作战会议的指挥员们都纷纷发言，“有的建议打延安，说收复延安政治影响大；有的说应向陇东出击，打击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还有的主张直插关中，捅胡宗南的老窝去。”(7)
彭德怀在听完议论后，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说，敌人在延安盘踞近一年，修筑了坚固工事，又有1万多兵力守备，攻打延安要付出较大的伤亡代价，还不到火候。向陇东出击，可打击青宁二马，但路上缺乏粮食，同马步芳、马鸿逵骑兵打仗，可能打不成歼灭战，胡宗南的力量又没有消耗，两头一夹击，我们就会打消耗战。至于再攻榆林，不仅粮食困难，气候严寒，对攻坚不利，而且邓宝珊已派代表来要进行和平谈判，再打在政治上也不利。说到这里，彭德怀走近地图，在延安以南一带的地方画了一个圈，又接着说：现在，胡宗南在宜川、韩城一带的工事虽强，但比延安差，且兵力不足。黄龙山道路崎岖难走，如敌人增援，便于我们伏击。(8)基于以上分析，这次会议决定，西北野战军下一步作战应南出陕中。这样不仅可以大量歼灭胡宗南部的有生力量，打开向渭北、陇南进军的门户，又可威胁西安，迫使胡宗南增援豫西兵团回撤，配合中原我军经略中原。
会议制定了西北野战军南下作战的计划：第一阶段，夺取宜川、韩城、石堡（今黄龙）等城，调动中部（今黄陵）、洛川地区的敌整编第29军增援而歼灭之；第二阶段，乘胜扩大战果，解放洛河两岸、黄龙山麓各城镇，孤立延安，调回胡宗南增援豫西之兵力，尔后收复延安，进而解放麟游山区。
宜川东依黄河，西连洛川、富县，是陕东的一个重要战略要地。1947年10月21日，西北野战军第二、第四纵队曾解放宜川，23日又主动放弃宜川。胡宗南重占宜川后，即以整编第76师第24旅2个团防守，兵力较弱，且地处黄龙山脉之中，道路崎岖，如再遭攻击，胡宗南还会出兵增援，因为“宜（川）、洛（川）乃关中屏障，不容有失。”
西北野战军再打宜川，其有利条件较之前次更多，可以依托陕甘宁解放区，掩护部队行动和后勤供应；第二纵队可由晋南西渡黄河，出奇兵；并能获得晋南解放区的直接支援；可以选择有利地形，在运动中伏击增援之敌；时值冬春之交，尚未解冻，胡宗南增援部队在遭到攻击时不易构筑工事，利于运动中就歼。因此，彭德怀决定把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作战的第一个大仗放在打宜川上。正如他说：“先打宜川，这是毛主席的决策。宜川是胡宗南棋盘上的一个重要棋子，我围宜川，敌军必援。原因就在于胡宗南一向对我军估计不足，刘戡还有股英雄劲儿。加上第二纵队仍在河东，敌人可能估计二纵不会马上过来，所以一定会来增援，这样我军以逸待劳，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他又说：“当然，敌人也可能不来增援，那我们就打下宜川，直下黄龙，既可扩大部队，也可解决吃粮问题。”(9)
怎样才能打好这一仗呢？彭德怀进行了认真的思考。1948年2月初，他命西北野战军司令部派出20人潜入黄龙山区，熟悉地形情况和敌人的兵力部署。并要求各纵队派副旅长或参谋长，率有力的侦察部队附测绘员，到延安以南金盆湾、临镇一线侦察敌情、地形，绘制敌配备要图，查明敌后情况，搞清敌人实际兵力部署及位置，向野战军司令部报告。他还亲自带领参谋人员，到第三、第四纵队了解情况，同许光达、王世泰等纵队领导交换意见，征询对作战计划的意见，然后又在延长以南的佛古原召开了旅以上干部会议，再一次商讨作战计划，从而制定了一个“围城打援”的战役计划，这就是“围城打援，钓大鱼”。彭德怀风趣地说：“围城打援，钓大鱼。我们钓刘戡，钓来钓不来有两种可能。但刘戡只要进来，就别想出去。”指战员们笑着说：“这一招把刘戡的坟墓都准备好了。”(10)彭德怀认为要打好这一仗，在战术上，攻城部队应积极动作，但勿急克，逼敌驰援；打援部队应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速战速决。
“围城打援”，关键是要准确地判明援敌究竟会走哪条路来增援？彭德怀根据侦察的材料分析认为：在西北野战军围攻宜川时，胡宗南的裴昌会兵团远在潼关以东，难以长途增援，只有刘戡在洛川、黄陵的两个整编师来增援的可能性最大。而刘戡要从黄陵、洛川等地增援宜川，其路线有三条：一是沿洛宜公路，经瓦子街到宜川。这是一条公路，便于大部队机动，距离近，增援快，可迅速解宜川之围，但有遭野战军伏击的顾虑；二是经黄龙和圪台街到宜川。这虽也是一条公路，但路况差，距离远，比第一条路远一倍，不利速援；三是沿第一条路以北的进士庙梁到宜川，这是一条山间小道，地形复杂，翻山越岭，行动迟缓，重武器不易通过。
那么，援敌究竟会走哪一条路呢？彭德怀在西北野战军司令部里全神贯注地思考着，有时像是在问自己，又像是在问其他同志：“来不来呢？可能从哪条路来呢？”一科副科长接着他的话茬说：“敌人胆小，我估计不敢走小路。”彭德怀认为他这个估计基本正确。根据敌人过去的作战行动规律，刘戡从自身的安危出发，是会走小路的。但下命令的是胡宗南，而刘戡上次增援清涧时来得慢，受了处分。这一次他一定要走得快，要走公路。彭德怀进一步分析说，胡宗南要兼顾守军与援军，经瓦子街往宜川，既近且好走，可以达到迅速解围；此人又主观成性，对下骄横，必然命令刘戡经第一条路驰援宜川。于是，彭德怀决定把部署打援的重点放在第一条路线上；同时也准备“如敌不援，则夺取宜川后继续南进，夺取韩城、白水、合阳、大荔等城”。(11)
为此，西北野战军决定集中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五个纵队，发起宜川战役。首先以一部兵力攻打宜川城，吸引敌增援，集中主力歼灭取道瓦子街的增援之敌。并要求各纵队在2月10日前完成一切出发准备。
2月12日，西北野战军第一、第三、第四、第六纵队，分别由保安（今志丹）、绥德、米脂地区向宜川开进，16日，进至金沙镇、甘谷驿、延长地区隐蔽集结，进行战役准备工作。
西北野战军下达给第二纵队的任务是西渡黄河入陕，消灭韩城守敌，策应野战军主力作战。
早在2月9日20时，王震在给彭德怀、张宗逊和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就提出：“野集主力围宜打援，我由禹门口师家滩西渡。日期及任务，请即示知。贺总（贺龙）已到隰县，须待彭（德怀）确定我纵行动日期，以便决定与贺会面，请示西渡时间、地点。”
2月15日，第二纵队司令员王震在晋南新绛接到了彭德怀命令第二纵队西渡黄河参加宜川战役的电报。16日，他主持召开了纵队党委会，17日，在新绛举行了为向国民党统治区进军、转入外线作战的全纵队誓师动员大会。贺龙特地赶来检阅了部队并讲了话，他说：“毛主席在中央‘十二月会议’上讲，现在的战争，主要的已经不是在解放区进行。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已经打到国民党统治区里去了。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你们要在这个历史的转折中立大功！今天，我是来欢送你们的，欢送你们打到蒋管区去，解放大西北。”王震也情绪激动地说：“10个月前胡宗南气势汹汹地进攻延安，想一举消灭我们。我们就是那么好消灭的吗？没想到他们天天被我们消灭，几十万军队让我们一口一口地吃掉了他七万。他的人越打越少，我们的人越打越多。就以我们二纵来说，原来只有九千多人，今天却有两万多人。昨天他进攻我们，今天我们去进攻他们。这可是真正的进攻，叫他们来不及还手就把他消灭。今天贺老总讲了，我们从现在起转入外线作战。我们纵队党委提出了1948年的八项任务，首要的一条，就是争取在今年内消灭敌人三万人。贺老总说，要我们为这历史的转折立功。我现在代表纵队党委号召大家：要争取1948年第一功！”(12)
王震接到彭德怀西渡黄河参加宜川战役的电报后，就在考虑究竟从哪里过黄河有利？绕到远一点的地方渡河，平稳安全，却要多费时间，部队多走路也要增加疲劳。如果就近突然从禹门口强渡过去，会使敌人大吃一惊，又能赢得可贵的时间。只是禹门口河水湍急，地势险峻，敌人戒备特严，风险太大。因此，他整整考虑了一夜。天一亮，王震又召来第二纵队的几位领导商讨。当大家听说要从禹门口渡河时，都很担心，讲了许多不利的条件。王震默默地听着，然后说：“因为险，才有意义。我知道那里地势险要，敌人防守严密，胡宗南也会判定我们不能过去。如果我们这两万人突然过去了，这对敌人会有多大的震动？所以，越是险处越安全，越是险处越有价值。”最后，大家同意了王震的意见，决定部队从禹门口渡黄河。但这一决定上报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后，彭德怀也感到这个险冒得太大了，要王震重新考虑。由于王震决心已下，彭德怀把王震的渡河方案转报中央军委，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在毛泽东看来，“王震这个人呐，他说能过得去，就一定能够过得去的”(13)。从而决定了王震率第二纵队从禹门口西渡黄河。
禹门口又称龙门渡，相传古代大禹治到了这里，率众凿开龙门山，黄河之水冲出山峡，浩浩荡荡，奔泻千里。黄河古道两岸刀削般的悬崖绝壁，就像两扇石门，大禹给它取名“龙门”。后世人们不忘大禹凿龙门的功绩，便把它称作“禹门”。
禹门口地当汾河汇入黄河处，隔河距离韩城60里，渡口对岸和韩城有敌人的两个团防守。
2月20日，彭德怀、张宗逊和西北野战军第二副司令员赵寿山联名发出宜川战役“进字第一号”命令：以第三、第六纵队各一部围攻宜川，第一、第二、第四纵队和第三、第六纵队主力合力打援。
2月22日，第三纵队司令员许光达、政治委员孙志远和第六纵队司令员罗元发、政治委员徐立清率部向宜川攻击前进。23日肃清了宜川城外围的敌地方武装据点后，在群众掩护下，利用夜黑秘密开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于24日突然从东西两面将宜川城包围，揭开了西北野战军由内线转为外线作战的序幕。
这时，准备打援的西北野战军主力在第一纵队司令员贺炳炎、政治委员廖汉生，第四纵队司令员王世泰、政治委员张仲良的率领下，于2月23日到达瓦子街以北指定地域集结，待机打援，准备歼灭向宜川增援的敌人。
2月23日，王震率领第二纵队的千军万马涌到了黄河东岸的沙滩上。只见右侧是高耸入云的龙门山，眼前就是禹门口的滔滔急流。王震和第359旅旅长徐国贤等一起来到了首先强渡的第717团。团长杨一青把第4连选作突击连，亲自挑选了13名勇士，组成了强渡突击小组，由4连副指导员徐邦全任组长。当天黄昏，在强烈炮火掩护下，13勇士乘第一船登上对岸。经激战，占领了四处滩头阵地，打垮了敌人反击，掩护主力陆续登岸投入战斗。当晚10时，第717团全部西渡过了黄河，禹门口完全为我军控制，韩城守敌闻讯弃城南逃。接着，王震率部渡过了黄河。多年后，王震回忆说：“我们为什么要走禹门口过河？是出乎敌人意外的。毛主席后来问过我，我说：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主席说：啊！你还懂得辩证法呀！”(14)
2月24日，第三、第六纵队完成了对宜川城的包围，至27日将守敌压缩于城内。彭德怀电告许光达和罗元发，“攻城要猛，但攻而不克，以逼敌呼救求援。围城是手段，打援才是目的。打援要战无不胜，这是此次战役的原则。”(15)此时，第一、第四纵队已进至瓦子街以北指定地域待机；第二纵队向宜川西南南圪台街地区开进。
许光达立即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说：“为什么围起来了，不马上打呢？这里面是大有文章的。”他指着挂在墙上的地图说：“同志们，你们看，刘戡的两个整编师四个旅，摆在洛川、黄陵一线，如果我们把它引出来，一锤子敲掉，你们想想看，西北战场上将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局面？！野司把主力摆在瓦子街地区，叫我们三纵和六纵攻城，这里面的道理，我想同志们也会明白的！”说到这里，他又对第2旅旅长张开基说：“你们二旅配合六纵一部攻城，要把洛川的刘戡引出来，还不能让宜川的敌人跑掉一个。我们的计划是，开始要猛攻宜川，迫使被围在宜川的张汉初告急，胡宗南的援兵一出动，就要打出怪名堂：援兵急来就慢打，慢来就急打。”接着，许光达风趣地说：“你们听说过活捉老狼的办法吗？有经验的猎人，预先挖好陷阱，先掏出狼崽子，打得它嗷嗷乱叫，老狼一急，不顾一切去救崽子，结果便掉进了陷阱里。如果猎人一棒子把狼崽子给打死，老狼也就不来了！我们现在就是打的这个主意。”(16)
初春的黄龙山区寒风呼啸，由于人烟稀少，西北野战军围城和打援的部队都靠山露营，筹集的原粮无法加工，只能吃玉米粒和山药蛋。生活虽然艰苦，但指战员们的情绪都很高涨。
就在西北野战军主力包围宜川后的第二天，即2月25日，刚吃过早饭，彭德怀就把副参谋长王政柱喊来了。王政柱走进屋里，见彭德怀正聚精会神地看着地图，就在他身旁站了一会儿。彭德怀看完了地图就问宜川方面的敌情。听了王政柱的汇报后，彭德怀说：“咱们一块儿到前边看看去吧。”
说完后，彭德怀带着王政柱和几个参谋、警卫人员，来到了宜川城北的塬上观察城内外敌人的防御工事。由于城郊烟雾缭绕，看不真切。彭德怀说：“看不很清，咱们再往前走走。”他边说边走，一直走到敌人的炮火射程以内。彭德怀站在一个土堆上，用望远镜继续观察宜川城。在这短暂时间里，敌人又打来好几发炮弹，可是彭德怀仍然全神贯注，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突然，随着一阵低沉而带有嘶嘶的响声传来，一发炮弹在离他们只有十几米的左后方爆炸了。几片弹皮，从他们身边和头顶上疾飞而过。顿时，他们几个人都被炮弹气浪卷起的尘土所笼罩了。彭德怀骂了一声：“耍什么威风，你们很快就要完蛋了。”他转过身对王政柱诙谐地说：“敌人的炮镜比我们的望远镜强，我没看见他，他倒看见我了。”
当许光达知道这件事后，急忙从第三纵队驻地打来电话。询问彭德怀的安全，并且对王政柱说：“彭总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可要好好地注意彭总的安全，不能随便让他到太靠近敌人的地方跑，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就不好交代了。”
在这之后，彭德怀又和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赵寿山一道来到瓦子街一带察看地形。
彭德怀察看地形后十分满意，说：“敌军如走这条路，可打他个措手不及。这真是歼敌的天然好地形啊！”夜已经很深了，彭德怀并没有休息，他还在为作战方案认真地思索和反复地推敲，生怕会有什么漏洞。赵寿山刚刚睡着，彭德怀就把他推醒了，说：“你看还有什么漏洞没有？”赵寿山回答说：“嘿！就看胡宗南肯不肯往里钻了。”
宜川被西北野战军主力围攻后，守城指挥官整编第24旅旅长张汉初惊慌得很，连电向胡宗南和刘戡呼救。这时的胡宗南已从延安溜回西安。
坐守西安的胡宗南闻讯，并没有像张汉初那样惊慌，他认为，西北野战军三分之一是游击队编成的，只有五个纵队，加之连续作战伤亡大，又无重炮，不能攻坚。第二纵队渡过黄河后，必先夺取韩城、合阳，不可能用在宜川方面。其余四个纵队，现在以三个纵队的兵力围攻宜川，可能只有一个纵队用于阻击援兵。因此，他“除抽调空军支援外，并即作如下部署：（一）整二十四旅应坚守待援，吸引匪军主力，以为我攻势之支撑；（二）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即率整二十七、整九十师（实共四个旅十个团）沿洛川、永乡、瓦子街向宜川疾进，歼灭犯匪，并解宜川之围。”(17)
自从占领延安以来，刘戡的本职就成了救援解围。先后执行的救援计划计有援救蟠龙，援救榆林，援救钟松，援救清涧等等。可以说，无论什么地方被攻，也无论什么部队被围，都是刘戡一马当先地率部前往救援，简直可以称得上是“救援专家”了。但是，救援的结果，不是“马丢前蹄”，就是成了“马后炮”，总之没有一次救援成功的。这样一来，刘戡常常是吃力不讨好，虽吃尽了千辛万苦，不仅没有得到胡宗南的一句好话，反而常常遭到胡宗南的痛骂，甚至差一点儿革职留任，以观后效。
这一次，刘戡虽然还在西安欢度春节，但他接到胡宗南的命令后，再也不敢迟疑了，立即于2月26日率领整编第27师第31、第47旅和整编第90师第53、第61旅，约2.4万余人，沿洛川、永乡、瓦子街这条路日夜兼程向宜川疾进。
从洛川至宜川，约为200里左右的路程，急行军两日可到。当日下午，刘戡的整编第27师两个旅到达永乡附近宿营。整编第27师师长王应尊从吉普车上下来，走进了为他准备好的房间里，还没有来得及坐下，作战参谋就急匆匆地跑进来报告：在距永乡东北约50里处的观亭附近，发现有西北野战军的部队。王应尊一听吃惊不小，急忙拿起电话准备向刘戡报告，但想了想，又放下了电话，转而吩咐作战参谋：“告诉先头团，让他们派出一个轻装营，星夜前往观亭一带进行侦察。”
派出去的轻装营突入观亭后，和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交上了火，撤退已来不及，遂陷入重围。经过一度混战后，敌轻装营损失大半而回，只有营长率少数士兵逃了回来。
王应尊立即把情况向刘戡作了报告，并向刘戡提出了先集中力量打观亭，然后由观亭前往解宜川之围的建议。
刘戡听了后，反问了一句：“为什么要先打观亭？”
王应尊分析说，这个道理很简单，现在共军既包围了宜川，又集结较大的兵力于观亭，这显然是准备打援兵的，如果先不去掉这一翼侧威胁，仍沿洛宜公路前进，不但不能完成解宜川之围的任务，而且解围部队本身亦必遭受危险；如果先打下了观亭，不仅解除翼侧威胁，免受危险。而且就地形上说，可以由观亭沿一条山梁直抵宜川城下，解宜川之围是比较容易的。
刘戡同意了王应尊的意见，便立即请示胡宗南。但是，胡宗南认为，西北野战军不可能有那么大的胃口，能吃掉他的一个整军，加之宜川情况紧急，在时间上不允许先打观亭。因此，他当晚命令刘戡，仍按照原定计划，沿洛宜公路迅速前进，以解宜川之急。
为了等待胡宗南的命令，刘戡的数万人马在永乡一带滞留了一整天。到了晚上，焦急不安的刘戡终于接到了胡宗南的来电，他看完后，大惊失色。但是，他又不敢违抗胡宗南的命令。于是，刘戡只好把胡宗南的命令向王应尊和整编第90师师长严明作了传达，命令他们天亮后在公路两侧的山上派出部队担任掩护，主力仍沿洛宜公路向宜川前进。
2月27日清晨，王应尊的整编第27师上路了。一路上，王应尊可谓是提心吊胆，左顾右盼，害怕遭到共军的埋伏。他见副师长李奇亨和参谋长敖明权一路上默默无语，便没话找话问他们：“你们说，这次我们去宜川解围，有成功的把握吗？”
李奇亨想都未想，脱口答道：“这次行动不但没有把握解宜川之围，而且我们解围的部队本身倒是颇有危险！”(18)
听了李奇亨的回答，王应尊倒抽了一口寒气。
就这样，刘戡的部队进至瓦子街地区。
瓦子街是洛（川）、宜（川）公路的咽喉，距宜川约25公里，往东经任家湾到宜川西南的铁笼湾，公路两侧是东西走向的两道山脉，两山之间形成一条长约15公里的峡谷，沟深路狭，荆棘丛生。(www.xing528.com)
刘戡并不是一个草包。他1906年出生于湖南桃源县朝阳乡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后入黄埔军校学习，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又是蒋介石极为赏识的一名战将。1945年5月，日军欲打乱中国军队退往豫西山区的部署，以上万兵力向西进击。当时任第36集团军司令的刘戡率部利用灵宝、卢氏一带复杂的地形顽强抵抗，使进抵灵宝一带的日军被迅速击溃。1946年1月，刘戡被任命为整编第29军军长，1947年3月，他在胡宗南的指挥下，率部向延安发动了进攻。现在，他对瓦子街一带的地形太熟悉了，他害怕西北野战军在此打伏击，想从左侧向观亭绕进。请示胡宗南，胡宗南回电说：“宜川紧急，按原定计划，不顾一切，兼程向东驰援。”还说：“平时找共军大军找不到，现在到了你们面前了，不打还行？！”
胡宗南的这一命令，可以说把刘戡推到了死亡的境地。刘戡没有办法，只好继续前进。
刘戡果然被“钓”了出来。彭德怀于2月28日发出“进字第二号”命令：“本野战军决定于明（二十九）日拂晓发起总攻，歼灭来援之敌。”并按既定的作战方案，适当调整了部署：以第三、第六纵队各一个旅继续围攻宜川，集中九个旅的兵力迅速抢占瓦子街至铁笼湾两侧高地，待刘戡援军进入时一举围歼。同时，电令第二纵队集结于圪台街与瓦子街之间，准备由南向北侧击瓦子街及以东的援敌。
2月28日，刘戡率援军继续东进，企图当日赶到宜川。为了防止通过瓦子街以东隘路时遭受伏击，刘戡以整编第90师第61旅、整编第27师第47旅分别沿公路南北两侧的山梁搜索前进。由于公路北侧道路难行，除第61旅沿公路南侧行进外，其余部队仍在沟内沿公路东进。
当刘戡援军的先头部队由瓦子街东进到铁笼湾的时候，彭德怀幽默地说：“刘戡啊，你钻进了‘铁笼子’，就不要再想出去了！”
上午10时，刘戡援军的先头部队一过瓦子街进至任家湾、丁家湾地区，即遭到西北野战军第三纵队独立第5旅和第六纵队教导旅第2团的阻击。我军且战且走，诱敌深入，致使敌前进速度缓慢。王应尊经对我军既设阵地稍事观察后，即以整编第47旅之主力展开进攻，企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击破我当面阵地，靠近宜川，与张汉初的整编第24旅会师。但是，攻至下午14时，未克成功，其先头部队仍被阻于宜川西南丁家湾以西地区。
这一天的下午，天气突变，开始下起毛毛小雨，后变成小雪。到了夜里，又下起了漫天鹅毛大雪，不一会儿地上就铺上了厚厚的一层雪。山陡坡滑，使敌人的行动颇感困难，刘戡只好命令部队就地宿营，准备第二天继续东进。
夜间，王应尊见已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遂向刘戡建议，乘公路南侧尚未发现情况之前，立即率部向黄龙山方向撤退，变内线为外线，以解宜川之围。刘戡深知处境危险，同意了这一建议，对王应尊说：“一定要等到深夜12时以后，部队才能行动。因为天降大雪，道路泥泞，等大家走完了，恐怕你的部队也走不出去，因为你的部队正在前面打，势必你要担任掩护，走在最后。”王应尊回答：“我走在最后没有关系，充其量损失一部分部队，主力突出去是没有问题的。”
王应尊的话使刘戡深为感动，他紧紧地握住王应尊的手说：“太感谢你了！”
于是，王应尊即叫参谋长刘振世征求整编第90师的意见。孰料整编第90师师长严明因腿部有伤，经过数日行军，深感疲困，此时已进入了梦乡。整编第90师参谋长曾文思接到电话，态度生硬地对刘振世说：“仗还没有打，就想跑，这种仗我们还没有打过。”说完，就放下了电话。
无奈，王应尊又两次打电话，都没有找到严明。
2月29日拂晓，整整睡了一觉的严明，醒来后给王应尊来了电话。王应尊告诉了他情况后，他问王应尊：现在应当怎么办？并说，如果现在要突围的话，他手中还有两个营的兵力。当时，王应尊没有表示意见，只回答说要转告刘戡。但当王应尊把严明的话转告刘戡时，刘戡似乎想起了自己在胡宗南手下的遭遇，一股怨恨冲上心头，他十分冲动地对王应尊说：“算了，打完了事！”
2月29日晨，彭德怀致电中央军委：“敌整编二十七师、九十师进到宜川西南之王家湾、任家湾以南高地。昨晚大雪数寸，本晨敌未动。我无粮不能等待，故决向该敌围攻。”(19)
早在这一天的凌晨2时，第一纵队独立第1旅在王尚荣旅长的指挥下，就从瓦子街以西沿洛宜公路尾敌前进，于6时攻占瓦子街，堵塞了刘戡的后路。刘戡发觉前进道路被堵死，后退的道路被切断，全军陷入重重包围之中。他把惟一的希望寄托在援军和飞机上，但由于天降大雪，飞机不能起飞，其他援军也迟迟不能到达。刘戡只得孤注一掷，迅速集结兵力突围，整编第90师的一个团回过头来争夺瓦子街，同时又向瓦子街东南高地派出部队，抢占高地以控制向南逃的道路。但这时，负责控制瓦子街东南高地的第二纵队，因距离远，雪路难行，尚未到达。如果这一高地被刘戡部占领，就等于让开了一个口子，任敌逃窜。第一纵队司令员贺炳炎、政治委员廖汉生发现情况后，在这紧要关头当机立断，主动令第358旅一部向瓦子街东南高地攻击。
瓦子街东南高地高达千米，刘戡以两个主力团的兵力和较多的重武器，向这一高地发起了进攻，妄图拼死抢占各要点。第358旅旅长黄新廷和政治委员余秋里命令第714团团长任世鸿以最快的速度抢占这一高地，封锁援敌南逃之缺口。
任世鸿迅速带领部队向瓦子街东南高地攻击，与前来抢夺高地的敌整编第90师第53旅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任世鸿观察到敌人炮火的情况，判断最密集发射的山头是敌人的主阵地，即派团参谋长武治安组织第2营从正面进攻，第3营从干家沟侧后上山，实行两面夹攻。经过激烈的争夺，第714团占领了敌第159团重兵把守的主阵地，使敌人的军指挥机构全部暴露在我军面前。刘戡严令第157团疯狂反扑，阵地上硝烟弥漫，任世鸿、武治安先后牺牲，团政治委员徐文礼来到阵地上组织战斗。经过整天反复的肉搏争夺，第714团战至黄昏，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反扑，在方圆不到200平方米的阵地上，毙伤敌近千人，终于控制了瓦子街东南高地，堵住了敌人可能突围南逃的惟一缺口。
2月29日上午，王震率领第二纵队到达圪台街。因为连日来指挥部队强渡黄河和兼程行军，王震已有好几天没有休息了，加以连日未能吃上一顿热饭，多年没有治愈的胃病天天发作。但他默默地忍耐着，仍然坚持指挥作战。他到达圪台街不久，张宗逊也到达这里，向他传达了西北野战军司令部的战役部署，确定第二纵队即派主力沿鸡蛋峁、于家崖向蔡家川西侧高地迅速前进，阻止敌人向西突围。
黄昏时，张宗逊和王震一起来到第一纵队指挥所。贺炳炎对他们说，第358旅主力已挫败敌第53旅，控制了宜川东南的南山主峰。王震又来到了第358旅指挥所，计划让独4旅替换作战。但是，黄新亭旅长说，目前部队正同敌人短兵相接，一旦转移阵地，势必增加伤亡，第714团士气正旺，要战斗到底。为尽快投入战斗，王震遂改变部署，派独4旅迅速冲向瓦子街南山梁高地，转到王家窑科、枣卜台方向，协同第六纵队围歼丁家湾的敌第61旅。独4旅赶到时，第六纵队新编第4旅旅长程悦长已率领部队打退了敌人20多次冲锋。独4旅便从枣卜台和孙不崾岘中间插了进去向敌攻击。见敌正疯狂地挣扎反扑，独4旅猛打猛冲，终将敌人压了下去。
与此同时，沿公路以北自西向东攻击的第一纵队独立第1旅第2团奋战一天，击溃了敌第53旅第158团，夺取乔儿沟北山的敌五处阵地，占领片石及元宝山西北高地，连续打退敌20余次反扑，巩固了阵地。第四纵队主力进占海州塬以南山梁，接替了第三纵队独5旅右翼阵地，第四纵队警备第3旅第7团向敌整编第27师第47旅第140团实施攻击，在纵队炮火的支援下，第7团的三个营轮番进攻，占领了几个山头。敌军进行反扑，第7团接连打退敌人四次冲击，战斗非常激烈，副团长李清业不幸牺牲。双方激战至黄昏，对峙在任家湾北山上。
经过2月29日一整天的激战，西北野战军将刘戡的援敌压缩于乔儿沟、丁家湾、任家湾及其附近高地的东西不到10公里长、南北宽约5公里的狭小地区内，形成铁桶般合围的态势。
在连日战斗中，刘戡援军伤亡惨重，整编第31旅旅长周由之、整编第47旅旅长李达、整编第53旅副旅长韩指针相继被击毙，其他中下级军官死伤不计其数，颓丧到极点。刘戡见突围无望，急电胡宗南，发出了“败局已成，决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绝望哀鸣。这时，胡宗南也是坐立不安，但他手中又无兵再援了。因为刘戡的整编第29军是他的机动部队之一，另一支由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裴昌会指挥的四个整编师，还在潼关以东，远水难解近渴。胡宗南除一再电请南京统帅部增援外，“惟赖整二十九自力求生耳！”王应尊后来在回忆这一天的战斗情况时写道：“是日拂晓后，解放军发动了总攻，各方面的部队，都进入了战斗。刘戡全军作垂死的挣扎。此时全军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援军和飞机上，但很不凑巧，天降大雪，飞机不能起飞。援军都远在豫西，迟迟不能到达。尽管胡宗南电报纷纷，说什么已令大批空军出动助战，鲁崇义的整编第三十师限期即到，张耀明的整编第三十八师已向西安空运等等，进行欺骗，但远水不解近渴。入夜，战斗更加激烈，火力更加凶猛，四面八方都是炮弹和手榴弹的爆炸声，接着就是一片冲锋的叫喊声和厮杀声，通夜是这样激烈的战斗。经过一日夜的战斗，刘戡全军伤亡惨重，粮弹殆尽，士气更加消沉。”(20)
当天夜里，大雪还在不停地下着。西北野战军各部队冒着大雪严寒，不顾疲劳饥饿，连夜作好了总攻前的准备。
3月1日拂晓，彭德怀发出了总攻命令。9时许，第一纵队沿洛宜公路及其两侧由西向东，第二纵队由南向北，第三纵队独立第5旅由东北向西南，第四纵队由北向南，第六纵队（欠两个团）由东南向西北，从四面八方发起勇猛攻击。一时间，枪声、炮声、军号声、冲杀声，震天动地。这一天全线战斗十分激烈。刘戡的援军顽强抵抗，与西北野战军反复争夺于公路南侧、居高临下的东南山。彭德怀在当天的一份电报中写道：“每攻一山峰，须反复数次，用刺刀才能取得，敌尚顽强。”
彭德怀一直注视着战斗的进展情况，及时调整阻击部署。当他在前线指挥所观察到，敌人死守丁家湾的一个山头阵地，我攻击部队多次进攻受阻，而在附近担任“阻敌东进”的独5旅，只顾阻击，没能见机行事，协同兄弟部队出击时，他便立即踏着烂泥直奔独5旅指挥所，对在场的旅参谋长说：“把机枪布置好。你带领这个团顺山沟下去，再往对面敌阵地冲击。”接着，他又对旅首长说：“打仗，战机非常重要，指挥员要有战场的全局观点，善于协同配合，狠狠打击敌人，不要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21)于是，他命令李夫克旅长集中全部火炮，轰击敌山头阵地。不久，颗颗炮弹在敌人中间开花。第四、第六纵队攻击部队乘势紧压过去，很快夺取了那个山头。
这时，刘戡全军的阵地逐渐缩小，伤亡不断增加，特别是各级军官的伤亡十分惨重。整编第31旅旅长周由之和整编第47旅旅长李达相继被打死，其他中、下级军官的死亡更是数不胜数。刘戡及其部下的士气已低落到了极点，各级军官已失去了作用，士兵一批一批地向后退。面对溃败的局面，严明的精神也崩溃了。他的参谋长曾文思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严明深知战局不可挽回，不断逼迫我和他一起自杀。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我借口观察战况，总和他保持十米以上的距离，还暗地将手枪子弹推上膛，以防万一。同时交待严明的儿子严守礼（任通讯营长）：‘你应该特别注意，防止师长自杀！’于是严守礼陪伴着严明，寸步不离，我才感到生命有了希望。”“忽然严守礼找我说：‘赶快突围吧！’我说：‘突到哪里去？白送死！’后来，我带着命令的口气肯定地说：‘你们把师长拖下山到军部去，我随后也下。’于是严守礼等几个人架着严明往山下拖，严明边跑边喊不肯下去，但谁也不理他。二十分钟后到了北边的山沟里，严明埋怨我说：‘你真害死人！在山上我手头还有几个连，可以找机会冲出去，现在叫我怎么办？’我说：‘你为什么不早说？再上山吧！’严明说：‘还来得及吗？就在这里动手自杀吧！’我说：‘为什么？到军部去，要死大家死在一块！’这时公路和两侧人山人海，混乱不堪，只见人流向西涌，一阵激烈的步枪声，人流又像潮水一般向东涌，很快又被挡了回来。我采取了主动，命令到军部去！滑竿抬着严明在人流中沿公路向东涌。我有意慢慢地落在后面，好容易和严明脱离了。乘机在乙庄寨对面公路北边的山岩里隐藏起来。”“后来听说，严明坐了滑竿从乙庄寨以东爬上公路以北的山，被轻机枪打死了。”(22)
战至3月1日下午4时，西北野战军占领了公路两侧全部阵地，整编第29军军部被歼。刘戡和残敌都被驱赶到沟里，狼奔豕突，纷纷投降。刘戡在乙庄寨子里就要自杀，被刘振世夺了手枪。后来，两人从丁家湾山梁的土寨子往外逃跑，也是走投无路，刘戡在地上拾了一颗手榴弹自炸身死。跑在前面的刘征世听到身后“轰”的一声巨响，回头一看，刘戡已血肉模糊地躺在壕沟里，气绝身亡了。
下午5时，刘戡增援宜川的部队全部被歼或被俘。
刘戡的援军被歼，固守宜川的敌整编第24旅见大势已去，遂按胡宗南的命令突围。3月2日晚，西北野战军攻城部队对宜川城发起了总攻，至3月3日上午8时，全歼宜川守敌整编第24旅，旅长张汉初跳山逃跑时，腿被摔坏，躲藏在凤翅山下的岩洞中，亦被俘。至此，宜川战役胜利结束，歼灭胡宗南部1个整编军部、2个整编师部、5个旅共2.9万余人，取得了西北战场上外线作战的第一个大捷。
西北野战军在打扫战场时，发现了刘戡、严明的尸体。彭德怀对就近的部队交待说：“要把尸体包裹好，在掩埋的地方做个标志，我们还要通知胡宗南和死者的家属来认领咯！”
彭德怀返回西北野战军司令部的时候，对大家说：“抗战初期，我们就同刘戡、严明打过交道，没想到十年以后又在这里和他们见了一面。”稍停了一下，他又接着说：“胡宗南要是继续同人民作对，总有一天，他也会遭到同样的下场。”(23)
3月7日，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受西北野战军司令部的委托，广播了刘戡、严明已在3月1日宜川西南地区战斗中，为蒋介石、胡宗南卖国内战作无谓牺牲的消息，并通知刘戡、严明的家属和亲友说：“遗尸已由本军埋葬于宜川城西羊道村南三里之山地中，你们如果来运尸体，解放区军民必予方便。”这使胡宗南十分难堪。他认为这是中共的一颗“政治炸弹”，目的在瓦解其军心。但不去接运，又无法向全体将士及死者家属交待，加之，刘戡的老婆玉洁得到消息后，马上找到了严明的老婆孙淑贞和整编第29军其他阵亡军官的家属一起要求哭闹，胡宗南不得不派人把刘戡和严明的棺材运回了西安，予以厚葬。
宜川战役对蒋介石、胡宗南的打击是沉重的。败讯传到南京，蒋介石极为震惊。当月，国民党召开所谓“行宪国民大会”，国大代表们对胡宗南在西北战场一败再败的表现深为失望，对宜川惨败更是一片哗然。蒋介石为敷衍国大代表对胡宗南的责难，给胡宗南一个撤职留任的处分，并将西安绥靖公署参谋长盛文撤职。3月13日，蒋介石在给胡宗南的“手启电”中悲叹道：“宜川丧师，不仅为国军剿匪最大之挫折，而其为无意义之牺牲，良将阵亡，全军覆没，悼痛悲哀，情何以堪！”
宜川大捷的消息传来，中共中央于3月2日给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发来了贺电：“庆祝你们南线进攻全歼胡敌整编二十九军军部及整编二十七师、整编九十师的伟大胜利，尚望继续努力，为解放大西北而战。”(24)同日，毛泽东又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等的电报：“庆祝你们歼灭九十师、二十七师之巨大胜利。”(25)并指出：“大胜之后，干部极易发生骄傲，望谆谆告诫，以利逐步扩大胜利。”两天以后，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批转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关于宜川战役战果报告的按语中指出：“宜川战役我以十一个旅七万人包围歼灭胡军精锐部队五个旅（缺一个团，洛川），两个师部，一个军部，共二万八千人，无一漏网，为西北战场第一大捷。”3月7日，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撰写了《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的评论，高度评价了宜川战役的意义，指出：“在西北战场上，这是第一个大胜仗。”“这次胜利改变了西北的形势，并将影响中原的形势。”(26)
(1) 蒋介石：《国民围剿大别山区应注意之事项》。
(2)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 彭德怀：《关于陕北九个月作战的基本总结》，1948年1月11日。
(4)(5) 毛泽东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1月15日。
(6)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67—268页。
(7)(8)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9)(10)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11)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12)(13) 《王震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346—347页。
(14) 《王震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349—350页。
(15) 《张宗逊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
(16) 《王震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
(17)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5部第5册。
(18) 《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
(19)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20) 《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
(21)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22) 《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
(23) 《解放战争战略进攻》（回忆史料），《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
(24)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3集。
(25)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90页。
(26)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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