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军委发起整军运动，转移西北野战军休整

内线反攻作战的胜利——胜利形势下的问题——决定冬季整训——整训计划的提出——诉苦是个好办法——彭德怀来到358旅——挖苦根算细账——进行“三查”——毛泽东找到教育俘虏的好形式——新式整军运动的提出

历史的车轮辗转到了1947年的岁末，战争的天平更有利我而不利于敌。从西北战场来说，西北野战军经过三个多月的内线反攻作战，歼灭国民党军3万余人。至1947年12月，陕甘宁边区境内除延安、甘泉、富县、庆阳、合水、盐池、定边等县城和沿公路一些据点仍被国民党军占领外，大部分失地都已收复，并解放了神木县城及周围一些地方，开辟了黄龙山新解放区。

随着作战不断取得胜利，西北野战军各部队不仅得到了锻炼，而且在数量上有了较大的发展。第一纵队就由全面内战爆发初的8649人发展到12402人，整个野战军则由1947年3月的2个纵队又2个旅2.6万人发展到5个纵队7.5万余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所辖地方部队由1.6万人发展到3.4万余人。

由于部队数量的增加，主要是补充了大量的解放战士（俘虏兵），有的连队解放兵多达80%以上，从而使部队兵员成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加之作战频繁，物质生活极其艰苦，教育时间短，使部队的思想极不稳定。这种情况带来了许多急需解决的新问题：不少解放战士阶级界限模糊，不知为谁打仗，存在着“吃谁家粮就当谁家兵”的雇佣思想；在部队物资供应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少数人害怕艰苦，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时有发生；有的人在战斗中贪生怕死。这些问题不仅在解放兵中存在，而且在从根据地参军的少数子弟兵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此外，有的干部骄傲自满，斗志不强，厌倦战争，不能坚决完成战斗任务。这些问题在第二次进攻榆林战役中暴露得较为突出，严重地影响了部队战斗力的发挥。

西北野战军存在的这些问题，在其他的野战军中也同样存在。如何解决部队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中央军委、毛泽东提出了以诉苦为主要内容的整军运动。1947年9月28日，毛泽东在批转辽东军区第三纵队诉苦教育经验报告时，加写了这样一段话：“过去我们诉苦运动，收到不少成绩。今后还应继续开展。在内容上过去是多方面的，范围很广。在目前深入阶段，以下几点，希各部注意：（一）以揭发封建压迫为主。如若是由于被民族压迫及其他压迫者，应联系到封建压迫上去，进一步引导到土地政策的学习。（二）发动干部诉苦。经验证明，这是可能的。因为全军干部，大多数皆工农成分。而且已证明干部诉苦，可以提高阶级觉悟。有时比战士诉苦作用大，更能影响群众。（三）部队诉苦与地方诉苦相结合。应派人参加地方诉苦大会或邀请群众典型到部队诉苦。部队同志亦可到地方上诉苦，以发动群众，使工农兵血肉相连，体验到天下穷人是一家。（四）发动地主富农出身的干部揭发反动社会制度的没落与黑暗，从反面来教育群众，使群众知道封建阶级的本质及没落的前途。现已有个别进行控诉自己家庭的黑暗，压迫贫苦人民的罪恶者。这是进步表现，应受表扬，不应歧视。（五）诉苦后，号召团结部队。阶级教育的目的，是使工农分子阶级觉悟提得更高，非工农分子应彻底抛弃自己出身的阶级立场，站到劳动大众一边，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此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又发出一系列指示，批转了渤海地区等一些单位的整军经验报告。

西北野战军在第二次攻打榆林失利之后，不仅部队的伤亡较大，而且极疲劳。彭德怀、张宗逊在向中央军委并贺龙、习仲勋的报告中写道：“半月攻榆伤亡共计二千一百余，元大滩一千六百余（其中八旅五团有百余被俘）。现在人数，一纵队一万零数百人，三、六纵队人数相等，较蟠龙、青化砭战斗时尚多。那时一纵不及八千人，惟部队补入俘虏，有些已超过百分之八十，有些百分之六十，平均当在百分之七十左右。半年多激烈战斗中，连、排、班伤亡干部很大，营级亦不少，新提拔者，指挥能力弱，对俘虏兵调皮难驾驭。有些连、排、班长对俘虏怀疑，感觉自己孤立，生出害怕心理。”

根据以上情况，为了提高全军指战员的政治觉悟，整顿部队纪律，适应战斗形势发展的需要，西北野战军决定结合当时党内正在进行的整党运动和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展整军运动，以提高部队斗志，增强部队战斗力。为此，彭德怀、张宗逊于1947年11月27日在向中央军委的报告中提出，部队“须要有一时期训练，要办各种短期轮流训练班，加强干部与统率能力。需要普遍深入诉苦运动与士兵教育，增强阶级团结，排除某些人对俘虏兵之恐惧心理。”这一报告得到中央军委批准后，西北野战军进行了以诉苦、三查为主要内容的冬季整训。

对于整训的地区，贺龙、习仲勋考虑到粮食问题，建议西北野战军主力部队转移到清涧地区休整。11月28日，他们在给彭德怀、张宗逊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如北线战役结束，部队整训期间，因北线缺粮，建议除留必须部队钳制榆敌外，主力部队请转移到清涧、延川、延第地区休整，以便吃河东的粮”。第二天，中央军委在给彭德怀、张宗逊并告贺龙、习仲勋等的电报中指出：“据西北局转来材料及参加西北局土改会议回来人说，子洲县已发生大批逃荒现象，绥属其他各县粮荒亦甚严重。仲勋意见，野战军训练地区最好南移两延、临真一带。另据李、周戎寝（11月26日）电称，晋绥现在动员二千石粮到大会坪，一千石粮到克虎寨，碛口至丛罗峪口一线已备妥三千石粮（内有一千石系给中央的）。似此，野战军训练计划似应改为先在北线训练十天，就近取用晋绥六千石粮，然后再南移至延长、临真地区继续训练。在北线训练地区，不去双湖峪，改驻镇川、乌龙铺、米脂、吉征店，以便就近运粮”。

就彭德怀来说，他早就想把部队休整、整顿一下了，但是，由于作战频繁，一直没有找到有利的时机。这一次，彭德怀之所以下这么大的决心整顿部队，除总结前一段作战经验教训，提高部队素质，补充兵源外，就是天气寒冷，部队亟待补充棉衣。加之这时胡宗南部主力已退到延安、宜川、洛川诸要点。

为了搞好这次部队整训，1947年11月29日，彭德怀召开了由第一、第三、第六纵队各旅长、政治委员以上干部参加的会议，安排了整训计划。彭德怀说，部队很需要整顿一下。无论是从部队本身，还是从全国解放战争发展形势来看，都是需要的。要促进部队内部团结，加强解放兵的改造教育，提高各级干部作战指挥、管理教育能力，宣传贯彻党中央关于进入蒋管区的各项政策，为迎接战略反攻转入外线作战，消灭蒋匪军，解放大西北，打下良好基础。

会议结束后，彭德怀、张宗逊在给王震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了整训计划：“（一）围榆（林）半月未克，发现我们战术上、指挥上缺点不少，马鸿逵步骑十二个团，其三万五千人增援，我们歼灭其两个团。但绥傅（作义）十七师之第二团已入城，胡宗南空运八十三旅属之一营，闻余在继续运中。因此，北线作战决心停止，除已整训十天外，拟再整训二十天，然后南进。你们应利用时间加紧整训。一、三、六纵最近十天中，从上而下、从下而上地进行检查，发现部队许多严重问题。在战斗作风上，有些干部造假情况，打滑头仗，阳奉阴违，不负责任。甚至有个别地主出身的干部，对平分土地不满，在战斗中进行破坏，致受损失。在深入检查中，战士坚决反对这种人，自动公审这样的坏干部，对全军教育意义很大。（二）今后二十天整训的计划是：（甲）提高阶级觉悟。办法是，普遍深入地开展诉苦运动，与土改纪律教育。得到土改利益的新兵，主要进行投弹、射击、利用地物、擦洗与爱护武器训练。（乙）轮训各级、各种干部。办法是，营以上军政干部，由纵队负责，召开各次战斗的检讨会，总结经验，进行演习。连、排由旅负责，班由团负责，进行同样的检查。开办三至五天的各种轮训班，再加演习。此外，供给、卫生、通讯、侦察，以及各技术兵种，分门别类，全都动员起来，进行民主检讨，表扬优点，揭发缺点，总结过去，策划将来。清洗个别隐藏在干部中的反动分子。（丙）扩大党的组织。办法是，在上述整训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和平日勇敢、守纪律的模范战士，公开征求群众意见，经全连民主评议，支部通过，上级党委审查，举行庄严入党仪式。战斗连队，须发展到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党员。工作重点在连队，旅、团、营干部要深入连队，尤其深入支部。健全支部生活，发挥支部的积极性。只有支部工作活跃了，才能活跃连队。反对过去那种只有政治工作人员的政治工作，而不是发动支部同志与全体指战员同志做政治工作的现象。这种方式，是靠群众路线的方式。”中央军委接到这一电报后，立即转发给各战略区作参考。

西北野战军的这次整训也是从诉苦开始的。所谓诉苦，就是诉旧社会的苦，诉国民党的苦，诉地主欺压穷人的苦。人民子弟兵大多数是贫苦农民出身，他们都亲身遭受过地主、富农、国民党政府及反动军队的残酷压迫剥削，人人都有一本血泪账。在诉苦会上，有的痛诉被国民党政府逼得卖儿卖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有的痛诉祖祖辈辈给地主当牛做马，到头来房无一间，地无一垅，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痛苦生活；有的控诉被抓丁到国民党军队后吃不饱，穿不暖，挨打受骂、常被捆绑的痛苦遭遇。指战员们人人倒苦水，个个控诉旧社会，经常出现一人诉苦全场痛哭的情景。

在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第385旅的诉苦运动搞得比较早。这次整军运动一开始，这个旅的政治委员余秋里就带领工作组深入到第714团蹲点，摸索新的经验，运用典型引导的办法，指导运动。他们发现第714团第6连有位苦大仇深的战士叫刘四虎，是原绥远省丰镇人，家有12亩地，父亲是一个泥瓦匠，农忙时干家里农活，农闲时帮人修房子，生活还过得去。后来，一个姓马的地主想夺走刘家的好地，就设圈套雇四虎爹打一堵土墙（干打垒），工资8.7元。当时天气不好，连阴下雨，土太湿不好打，刘四虎的父亲要求晾几天再打，但是地主逼着他非打不可。当土墙快要打好时，地主暗中使人把墙推倒，并说砸伤了他家的人，地主既不给工钱，还逼四虎爹重新打墙，赔钱治伤。四虎爹去官府讲理告状。那时的“衙门口冲南开，有理无钱别进来”。地主买通官府，判四虎爹赔地主8亩好田，还得设宴赔礼。四虎爹咽不下这口气，撇下妻子儿女，上吊而死。四虎为养家糊口，到银匠铺去学徒。他起五更睡半夜，为店老板打水、做饭、扫地、抱孩子、洗尿布，什么活都干，结果干了六年没挣到一文钱。第六年腊月，他跟店老板要几个工钱给母亲过年，老板非但不给，还要他交饭钱。四虎不服，店老板就把他狠狠地打了一顿。在诉苦大会上，刘四虎摘下帽子，指着自己头上的伤疤气愤地说：“这就是老板给我的工钱！”

刘四虎的诉苦很快在全团以至全旅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个旅第716团有一名四川人，叫于德水，是俘虏过来的解放战士。他在诉苦大会说：“我家5口人租种40亩地，后来父亲眼瞎了不能种地，欠的租子还不起，老财把耕牛拉走了。全家人没法过，父亲打短工，母亲、妹妹做针线，我去给老财放羊。老财嫌我吃得多不要了，父亲又送我到铁厂拉风箱。年底结账给铁不给钱，说了好多好话，才给了点钱回家过年。腊月二十八我被抓了兵。正月初三父亲来看我，因为衣衫破烂不准进，在外面转了三天，碰到我出来才把父亲带进去。父亲掏出糠窝窝吃，我看了伤心，到伙房要点饭。司务长强硬地说：‘要吃饭拿钱来’。”说到这里，于德水放声大哭，在场的人无不落泪。大家都劝他不要再说了，但他一抹眼泪：“我还要说，国民党那里我们穷人是吃不开的。解放军不同，我刚被俘过来就看到对来队家属招待得很好，回去时免费坐火车，还送钱……”说着说着，他又哭了起来。他的倾诉被他们连也有类似苦难的指导员刘传藏悄悄在旁听着了，结果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相诉相哭。这一天深夜，于德水一个人跑到野地里，为死去的母亲立起了一个灵牌，哭诉着他母亲是怎样被恶霸地主折磨而惨死的，国民党和当地的恶霸地主是穷人不共戴天的敌人，立誓在人民解放军里好好地干，为自己的母亲报仇。

第六纵队教导旅第3团第2营通信员刘德和在诉苦大会上也说，他家祖孙三代都给地主当长工，爷爷在给地主烧砖瓦时，因窑顶塌陷，被活活地烧死在窑里。爸爸为了埋葬爷爷，向地主借了5斗小米换钱买棺材，可是第二年地主硬逼他还两石小米。那时他家里穷得连吃的都没有，哪来的粮去还债？狠心的地主便抢了他的姐姐去抵债，因受污辱被逼疯了，妈妈也饮恨上吊身亡。他的爸爸气不过，去找地主讲理，却被狗腿子打得口吐鲜血，死在大路旁。当刘德和在全营大会上诉说完苦难的家史时，全营指战员悲愤交加，声泪俱下。

通过诉苦提高了战士们的觉悟。与刘四虎同在第2营的路新理，原来是在蟠龙战斗中被俘虏过来的战士，山东曹县人，补入连队半年多来一直情绪低落，少言寡语，从无笑容，工作不积极，作战不勇敢。榆林战役后，部队发了一次津贴，连里一片欢声笑语，而他却把发的钞票全部撕了。大家一时都摸不透他。在诉苦大会上，他诉了苦：他的父亲给地主当长工，他从小跟着父亲给地主家干活，两人终年辛勤劳动，却养活不了一个四口之家。父亲终因劳累过度，积劳成疾又无钱医治而过早地离开了人世。靠他一个人来养活母亲和小妹妹，更难糊口了。实在活不下去，就与本村几家穷人一起向西沿途乞讨。到晋东南又给人家打了一年多的短工，依然温饱无着。几家人家又结伴西行，到了晋南运城，到盐池挖盐谋生。双脚整天泡在盐水中，日久天长皮烂肉裂，疼痛难忍，为了活命只能忍痛干下去。不久母亲又病倒了，依然无钱医治，眼巴巴地望着病情加重死去。同村出来讨饭的同乡凑了几个钱草草埋葬了。剩下兄妹两人，只能在母亲的坟前痛哭。母亲去世不久，他又被国民党抓去当兵，丢下一个九岁的妹妹流落他乡，无依无靠。他心里积郁的痛苦，对小妹妹是死是活的牵挂，就像刀子在不时地割他的心，痛苦万分。在诉苦会上，他说：“解放过来我认为在国民党军队里是当兵，当解放军也是当兵，反正都是打仗，我是不愿当这个兵，天天想着妹妹。”说着，他把枪狠狠地在地上捣了一下，接着说，“通过诉苦，我才知道我拿这支枪是要打谁的。”说到这里，他大哭了起来。

彭德怀对部队的诉苦教育非常重视，当他听到第358旅诉苦的情况报告时非常高兴，连声说：“好！”他多次对西北野战军政治部的同志说，最近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解放战争进入了新阶段。全国正在搞土改，焕发了人民群众支援革命战争的热忱。我们军队怎样调动积极性，提高战斗力？我看，诉苦是个好办法。一天，彭德怀和政治部主任甘泗淇来到了第358旅，亲自听了各团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的汇报，又去参加诉苦大会，还找干部战士座谈，了解情况。当他听到于德水的悲惨遭遇时，他的心情非常难受。沉默了好久，然后转头对余秋里说：“翻身农民参军的子弟兵，受地主老财的剥削压迫，只受一重苦；俘虏过来的解放战士，绝大多数是贫雇农，他们在家受地主剥削，在国民党军队里又受压榨打骂，受的是双重苦，是我们的阶级兄弟。”“通过诉苦，大家懂得了剥削，懂得了为人民当兵，为自己翻身打仗。对敌人仇恨加深了，战斗意志就会更加坚定。”彭德怀在第358旅住了三天，临别前的晚上，旅长黄新亭和政治委员余秋里去向彭德怀请示工作，他说：“你们搞的诉苦、三查，很有意义，这是政治工作的一种新样式。有了彻底的群众路线，才有明确的阶级路线。要下决心抓下去，抓出成效来。”余秋里想到部队前段作战骨干伤亡大，干部减员较多，又要迎接新的战斗任务，就当面向彭德怀请示：“经过诉苦、三查，能不能从解放战士中选一批骨干？”彭德怀完全同意，他说：“好啊！可以发扬民主，推荐干部，确实表现好的可以当排长、连长，当营长也可以嘛！”⁽¹⁾

部队指战员的诉苦在彭德怀受尽旧社会苦难的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也给彭德怀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事隔20年之后，彭德怀在“十年动乱”被囚禁中还经常回忆起这一切。

在全面诉苦的基础上，西北野战军又引导广大指战员进一步挖苦根算剥削账，重点解决“是富人养活穷人，还是穷人养活富人”、“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苦从何来，仇向何报”等问题。刚开始，有不少战士，特别是中农出身的战士，对这些问题并不是很清楚的。他们有的说，“穷富在命，富是命好，穷是命不好”；有的说，“富人能算计，会过日子”；也有的说，“地主出地，就应该多得”；还有的说，“穷人租地主的地，是借了地主的光，如果不种地主的地，穷人吃啥呀”。为了提高大家的认识，西北野战军就启发干部战士们算一算账。第716团通信连战士李占银给地主当过长工，他给地主种了35亩地，每年种两季，年收17石5斗粮。其中，工钱2石，加上人吃马喂、种子、工具，共用8石1斗粮，余下的9石4斗粮被地主不劳而获剥削去了。地主还搞大斗进小斗出的名堂，收佃农的地租时用大斗，付给长工工粮时用小斗，这一大一小又被赚取了好多粮。这还不算，地主又拿剥削来的粮食，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放高利贷，1石粮一年就得1石或2石利，不用几年，这息滚利，利滚息，穷人哪能还得起，几年的工夫就有300多亩地了，这不是因为他们命好，而是他们利用土地剥削压榨穷人，以狠心毒辣的手段从贫苦农民手中掠夺去的。算着算着，有些人禁不住哭了起来，他们说：“我一年到头流血流汗，给地主白白干活，过去总以为穷是自己命苦，现在才知道是被剥削穷的。地主老财不劳而获，是靠吃我们的血汗得粮买地才富起来的。”这一算，终于使大家弄清了地主富农是靠剥削农民致富的，不是天生的富人，而农民是因为受地主富农剥削才穷的，不是天生的穷人这一真理。(www.xing528.com)

彭德怀后来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三查运动前的思想准备，就是普遍发动挖穷根与彻底挖蒋根。挖穷根的目的，就是在思想上解决剥削与被剥削关系，打倒地主富农思想与立场，建立明确的为土地而战的意志。挖蒋根的目的，就是要清洗对蒋介石的一切幻想，建立彻底打倒蒋贼的思想。在上述思想准备基础上，再行转入三查运动，以达到纯洁思想、纯洁组织的目的。”⁽²⁾

转眼已到了1947年底，在诉苦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西北野战军的整军又转入了三查阶段。所谓三查，就是查阶级、查思想、查斗志。

三查首先是查阶级。这是因为当时部队处在大发展时期，确实存在一些不纯成分。一是混进来部分坚持反动立场的敌伪军官，这些人为数不多，但往往破坏性很大；二是地富分子或地富子弟，有些为了逃避土改运动而跑到部队中来；三是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如隐瞒国民党员、三青团员身份，也有个别敌特分子或变节分子。因此，三查初始就涉及对阶级成分的检查。在对阶级成分的审查中，整个西北野战军共查出暗藏的敌伪军官和密谋组织投敌的奸细分子100余人；撤换了少数未改造好的地富出身的干部，清除了一批恶习不改的兵痞流氓分子，进一步纯洁了党的组织和军队。

三查重点是查思想、查斗志。干部战士称之为“过秤”或“照镜子”。“过秤”就是看看你够不够共产党员标准、干部条件；“照镜子”就是找出自己的缺点、错误。

在三查中，西北野战军各部队都明确规定，连队干部同战士一起检查，营以上干部参加本单位的检查，机关干部先下基层再回机关检查。各类人员在三查这个大题目内检查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连队干部主要查战斗意志和带兵作风，机关干部主要查工作态度和思想立场，供给干部主要查经济手续。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针对个人在三查中反映出来的问题，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一场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思想斗争，要求战士们打消顾虑，对干部中存在的问题大胆批评。被军人大会面对面批评的就有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和旅长、纵队机关的科长、部长，这些人受到了很大的触动和教育。

在三查过程中，彭德怀特别强调指出：查阶级、查思想、查斗志的三查运动是有联系的。查阶级、查思想，查的目的是为提高阶级觉悟，坚定斗志，提高战斗力。过分强调成分，就会走上唯成分论的偏向。⁽³⁾后来，他又总结说，通过三查，揭露了部队思想作风上的不纯问题，检查了违反群众纪律的具体事件和有关人员，批判了贪生怕死、个人享乐主义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揭发了一些贪污事件；查出暗藏在部队中的敌军军官和混进党内来的坏分子；撤换了一些斗志不强，坚持地主、富农立场的干部，其中有团、营长各一人，达到了“纯洁思想、纯洁组织，加强工作效率，提高战斗力”⁽⁴⁾的目的。

彭德怀在讲到三查运动中的缺点时说：“三查运动中的缺点：（1）严重的是三查运动发展不平衡，表现在纵队与纵队，旅与旅均不平衡，上下也不完全一致，有的表现上动下不动。原因是干部领导未与群众结合，也就是群众路线在具体的执行中，酝酿、启发、商讨一套办法不熟习。也有表现下动上不动者，其原因多半是其直接领导干部存在各种各样的缺点，不愿全面开展三查运动，怕暴露自己的毛病，或顾虑今后的工作威信等。……（2）三查运动中有某些过火的行为：隐藏在部队中的恶霸地主、俘虏军官、组织叛变的奸细分子以及严重贪污分子，一经查出即行捆（也有捆错了的）、吊、打，以致打死人，甚至有个别逼供信的错误。虽时间很短，共有几天即行纠正，但造成某些部队中的恐怖，使真正的奸细不易除根，被打死的奸细罪恶也未充分暴露，不易教育群众。”⁽⁵⁾

在诉苦、三查的最后阶段，西北野战军各部队普遍召开了团结大会。强调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保证。部队中的团结空气更加浓厚了。军民之间、官兵之间、军政之间的团结，子弟兵与解放战士之间的团结更加紧密了。

1948年1月中旬，正当三查进行中间，西北野战军在陕北米脂杨家沟召开了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干部会议。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西北野战军前委组织交流了各纵各旅进行整军的情况。第358旅政治委员余秋里汇报了该旅诉苦、三查的典型经验，独立第1旅副政治委员颜金生汇报了该旅从解决剥削关系入手进行阶级教育的经验，第一纵队政治委员廖汉生汇报了第一纵队开展诉苦、三查的基本情况。

1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听取了西北野战军关于诉苦、三查的汇报。他们一边听一边不时地插话，询问详细情况。当听到占连队80%的解放兵阶级觉悟大大提高时，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从中央苏区起，就想找到一个教育俘虏兵的好形式，这次诉苦、三查的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⁶⁾后来，毛泽东把这种方法称为“新式整军运动”，并说：“人民解放军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⁷⁾又说：“西北野战军的战斗力，比之去年是空前地提高了。”⁽⁸⁾“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冬季两个多月中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的整军运动。由于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运动的正确进行，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动大众，为全国的土地改革，为消灭人民公敌蒋介石匪帮而战的觉悟性；同时就大大加强了全体指战员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坚强的团结。在这个基础上，部队的纯洁性提高了，纪律整顿了，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开展了，完全有领导地有秩序地在部队中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民主发扬了。这样就使部队万众一心，大家想办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牺牲，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群威群胆，英勇杀敌。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⁹⁾周恩来也说：放手发动群众、高度发扬民主的诉苦、三查运动是有成绩的，是整军与土改结合起来的一种群众性的政治工作，是壮大军队的法宝，是创造了政治工作的新方式，应该受到称赞。⁽¹⁰⁾

(1)　《新式整军运动》（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2)　彭德怀：《关于西北野战军一九四七年冬季整军运动致毛泽东的报告》，1948年8月27日。

(3)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4)(5)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6)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7)(8)(9)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0)　《在西北高干扩大会上关于全国战争形势的报告》，1948年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