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决定：陕北决战，西北解放战争胜出！

毛泽东高兴地笑了——筹划下一步作战——周恩来前往晋西北——枣林沟会议上的争论——毛泽东留在陕北——刘少奇、朱德过黄河——“三支队”产生——“我叫李得胜吧”——《关于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通知》——中共中央机构一分为三

1947年3月20日以后，毛泽东、周恩来率中共中央机关已转移到清涧县高家。这是一个很小的村子，只有二三十户人家，从大路田边到沟畔的村庄，砌着一层层石板，仅离咸（阳）榆（林）公路东边5公里。在这里，毛泽东一住就是五天。3月25日，他和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陆定一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会合了，并一起研究了全国解放战争的情况。

3月26日，他们又一起从高家出发来到了子长县任家山。青化砭一战的捷报传来，毛泽东高兴地笑了。中午11时，他提笔为中央军委起草了一份给彭德怀、习仲勋的电报，一是表示庆贺，二是提出了下一阶段的作战任务。电报全文如下：

彭习：

（一）庆祝你们歼灭三十一旅主力之胜利。此战意义甚大，望对全体指战员传令嘉奖。（二）一三五旅可能向青化砭方向寻找三十一旅，望准备打第二仗。（三）毛（泽东）于昨已与中央各同志会合。

军委

寅宥午

这时，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已转移到榆树坪一带短暂休整，养精蓄锐。

3月26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发出了一份电报：

毛主席并丙丁：

胡宗南目前寻求我主力决战，一师、九十师进扑安塞后即返延，判断我主力在延长、延川、永坪地区，我们拟顺应敌人企图，诱敌向东。以新四旅之两个营，宽正面位置于青化砭东及东南，节节向延川方向抗击；该旅主力位于青化砭至永坪之线纵深防敌北进；集结五个旅隐蔽于西北山梁后与安塞之间，此区地形好，粮食多，群众好，能封锁消息，待敌深入至甘谷驿、岔口之线及其以东地区时，我可争取三至五天休息，然后在东进敌后寻求机动，歼击九十师、一师，每次只歼敌一个团至多两个团，求得一月内连续打两三仗，停止敌进攻，才可争取较长时间休整。（青化砭）伏击战斗，我伤亡甚少，估计不超过二百人，歼敌四千人以上，旅长、副旅长、参谋长、团长均被俘，弹药约得二十万补充，士气大振，信心提高。陈（赓）谢（富治）有电仍在沁水、端氏间集结待命，该纵行动请毛（泽东）复或由我复。以上有何指示，盼告。

彭德怀

寅宥

3月27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在任家山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决定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在陕北不走。当接到彭德怀3月26日电后，毛泽东给彭德怀发了回电：

彭：

宥（26日）电悉。积极歼敌方针极为正确，部署亦妥，已令陈（赓）谢（富治）积极动作。现在不怕胡（宗南）军北进，只怕他不北进，故陈谢迟几天行动未为不利。傅作义的一〇一师等部向晋西北进攻，左云失守。阎锡山攻占孝义、兑九峪，有向中阳、石楼出扰之可能。数月内贺（龙）李（井泉）处局面将较紧，但只陕北及陈谢在南线胜利，即有办法对付阎、傅。中央决定在陕北不走。

毛泽东

寅感

接着，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贺龙、李井泉的电报，指出：“中央率数百人在陕北不动，这里人民地势均好，甚为安全。目前主要敌人是胡宗南，只要打破此敌即可改变局面，而打破此敌是可能的。”

这时，阎锡山、傅作义为配合胡宗南在陕北的作战，分别向晋西北和晋西地区发动了进攻。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已经转移到晋西北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干部、家属，包括董必武、谢觉哉、吴玉章等老同志的安全十分关心。在3月25日的电报中要求已经到达晋绥的大部分中共中央机关转移到五台去，以减轻晋绥地区的负担，留下的机关也不要过于集中，必要时可以转移到太行去，以“免在傅（作义）阎（锡山）两敌进攻晋西北时受损”。

为了解决是把这些人员继续留在晋西北，还是转移到更为安全的太行解放区去，以及转移的路线等问题，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专程东渡黄河，到晋西北去一趟，直接同贺龙和先期抵达晋西北的叶剑英、杨尚昆等商量。3月26日，中共中央在《关于中直、军直向太行转移的两个方案的指示》中说：为了与贺龙、叶剑英和杨尚昆面商转移的路线，决定“派恩来同志即来晋绥帮助贺、叶、杨处理这一转移工作”。任弼时立即通知王震，从停泊在延水关的船只中挑选一只较大较好的拉到辛关渡口备用，并叮嘱“对此勿声张”。⁽¹⁾

3月28日，周恩来前往晋西北。杨尚昆在回忆录中写道：“3月28日，恩来同志从河西来。那时，中央和军委机关转移到晋西北的人员共有5500多人，恩来同志过河是来帮助我们处理大队人马的安全转移。他发现我们有想法，不赞成远去五台，就让我们敞开谈谈自己的意见。我们说：这一大摊子人走到哪里都是个麻烦，从晋西北到晋察冀有好几百里地，途中还会遇到阎锡山的部队；更重要的是，中央和军委机关走远了，留在陕北的中央纵队后勤工作还得另外组织。因此，我们建议还是不要走远好。恩来同志听后觉得有道理，就打电报给中央，说同我们研究的结果还是留在晋西北好。”⁽²⁾

当天夜里，毛泽东、刘少奇等转移到了清涧以北石咀驿附近的枣林沟。

枣林沟，与陕北其他的村庄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它没有华丽的房屋，有的只是山前排列着的一孔孔窑洞，周围几乎全是枝干坚硬的枣树。虽是3月底了，但树枝上还没有露出一点绿色。

枣林沟是一个只有一二十户人家的小村庄，散布在沟两侧的山坡上。毛泽东、刘少奇等来到了一处窑洞前。主人吴进增已在门口迎接了。这位中年汉子面对毛泽东显得有些拘谨。毛泽东与他拉了几句家常后，说：“老乡，打搅了，我们住在这里，你到哪去住啊？”

吴进增回答说：“不打搅，我们吴家在村里是大姓，住在什么地方都行，坡上就是我兄弟家，我可以住那儿。”

毛泽东就在吴进增家的窑洞里住了下来。

3月29日，在枣林沟一个极为平常的窑洞里，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

这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会议正式讨论了中共中央是继续留在陕北，还是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的问题。

自从3月27日毛泽东在任家山作出“中央在陕北不走”的决定以来，各战略区的领导人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安全角度考虑，还是多次要求毛泽东撤离陕北，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有的甚至提出要向陕北增派部队，以保障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安全。但是，毛泽东提出，中央不能离开陕北，我也不离开陕北。一是因为我们在延安住了十多年，一直处于和平环境中，现在一有战争就走，对不起陕北的乡亲们；二是因为在陕北战场上，敌我双方力量的比例是十比一，我们在这里拖住胡宗南，蒋介石就不敢轻易把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投入到别的战场。这样，其他战场上的敌我兵力的对比也就不会那么悬殊了，这也就可以减轻其他战场的许多压力了。出于以上考虑，毛泽东决定不打败胡宗南就决不东过黄河，离开陕北。

因此，在会议上，毛泽东首先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反复考虑过了，我们中央不能离开陕北。这是我一路上深思熟虑的问题。留在陕北，我们可以牵制胡宗南23万大军，叫蒋介石这个战略预备队失去作用。”同时，他也不同意给陕北增加部队。他说：“不能再调部队了，陕甘宁边区巴掌大的地方，敌我双方现在就有几十万军队，群众已经负担不起。再调部队，群众就更负担不起了。”

但是，任弼时却有不同的想法。他说：“各大战略区的领导同志打电报来，请党中央迁移到晋西北、太行等比较安全的地方，以便指挥全国解放战争，这是有道理的嘛！”接着，他又说，“我们现在是一面濒水，三面临敌，万一让胡宗南把我们一网打尽怎么办？因此，党中央的安全是个战略全局，我主张大家都过黄河去。”

刘少奇说：“党中央留在陕北，我赞成。不过，党中央和主席的安全问题，我们也必须认真加以考虑。”

“安全我们是要考虑的。哪里人民拥护我们，哪里才有安全！陕北人民好，地势也好。回旋余地大，安全是会有保障的。”毛泽东说到这里站了起来，抖掉了手中的烟灰，又坚定地说，“总之，不打垮胡宗南我是不过黄河的。”

任弼时说：“主席呀，敌人要是真的知道你在陕北，那就会像疯狗一样扑过来的啊。”

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了起来，说：“中央好比一块招引绿头苍蝇的肉，放到哪里，都会引许多苍蝇来叮，可以把人家搞乱。”

经过一番商议，大家都同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留在陕北。这时，毛泽东说：“如果我们五个人都不过黄河，中央坚持在陕北……”

毛泽东的话还没有说完，刘少奇就接着说：“这样比较好！”

毛泽东却反问道：“如果这样，万一胡宗南真的把我们一网打尽呢？”

刘少奇笑了笑说：“这不大可能吧？”

会议一直开到第二天。会议最后决定，中共中央书记处五位书记分成两套班子。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继续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工作；刘少奇、朱德东渡黄河，前往华北，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担负中央委托的任务；叶剑英、杨尚昆在晋西北地区，负责中央机关的后方工作。

会议虽然作出了这样的决定，但是，朱德还是有点不情愿，他说：“这一回，我是不想过河喽。”

刘少奇也诚恳地说：“我再次请求留在陕北。”

任弼时举起了手，说道：“我坚决执行中央决定，但请允许我保留意见。”

见大家还在争论，毛泽东说：“我看就这么定了吧。”⁽³⁾

3月30日，毛泽东和任弼时联名发出了给贺龙并转周恩来的一份电报，将这一决定告诉贺龙和正在晋西北的周恩来，电报中说：“中央决定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在少奇主持下进行各项工作。朱（德）、刘（少奇）二同志明晚由石嘴驿（绥德南七十里）动身去临县，与董（必武）、叶（剑英）诸同志会合，经五台往太行。中央直属机关人员已至晋西北者，照前议一部往太行，一部就地疏散，由你告董、叶处理，嗣后听候中央工委指示”；并请周恩来接到电报后“于数日内回来，嗣后即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三人主持中央。我们现在在咀驿附近。敌已占两延，下一步行动待侦。如敌攻清涧，我们准备移至安定、保安之间”。由于这时，胡宗南的部队正向清涧进袭，黄河东西岸的来往有被敌人切断的可能，因此，毛泽东、任弼时在电报中又叮嘱周恩来，“为免被敌隔断，故请你早回河西”，河东方面的事，在刘少奇、朱德过黄河后“由刘、朱、董、叶处理”。

根据枣林沟会议决定，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也分成了两部分。毛泽东对警卫团团长刘辉山说：“你们给我留一个班就行了，其余的都随少奇和朱总司令过黄河。保卫少奇和朱总司令要紧。”

这又怎么行呢？朱德决定，警卫团人员也一分为二，一个骑兵连，一个手枪连和两个步兵连跟随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其余的跟随朱德、刘少奇过黄河。

安排完后，毛泽东把石国瑞、伍银苓、孙振田等几个家在河北的警卫人员叫在一起，对他们说：“我要留在陕北，你们如果愿意回河北，可以随少奇、朱总司令先回河北去。”警卫员们都愿意留在陕北。毛泽东又对司机周西林说：“老周啊，以后我们要和敌人在山沟里转，没有公路，汽车用不上了，你还是到河东去吧。”(www.xing528.com)

周西林给毛泽东开过六年车，他说什么也不愿意在这时候离开陕北。他说：“汽车没有了，我就随主席在陕北打游击吧。等将来打了胜仗，缴获了汽车，我再给主席开车。”

3月31日傍晚，狂风大作，寒气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和任弼时从绥德南部的石咀驿出发，驱车向西北方向行动。在田庄镇稍事休息后，大家走下了车。这时，上弦月还没有升起，初春的老黄风夹着从毛乌素沙漠吹来的飞沙，强劲地向人们刮来。刘少奇、朱德要和毛泽东、任弼时分手了。刘少奇、朱德紧紧握住任弼时的手说：“你们的任务很重，很艰巨，一定要想尽办法保证毛主席的安全，不能出一点差错！”说完，朱德又转过身来叮嘱警卫战士们：“主席的安危，关系着我们中国革命的前程。主席的安全，就交给你们了。你们可要绝对保证主席的安全啊！”

说罢，大家分别踏上了征途。刘少奇、朱德驱车东行，渡黄河，奔向山西临县的三交镇；毛泽东、任弼时西行，到达了绥德县的邱家坪。警卫战士们都在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毛泽东看出了大家的心思，微笑着说：“你们也要我过河吧？可是我们不能这样做啊！胡宗南、蒋介石千方百计逼我们离开陕北，我们要是都走，不正是中了敌人的圈套吗？”⁽⁴⁾

毛泽东一到邱家坪就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两天后还是夜半时分，他离开这里，率领着中共中央机关沿淮宁河继续西行。4月2日，毛泽东来到了一个叫高家塔的小村庄，在这里休息了一天，就又朝着子长县的涧峪岔方向转移。

4月2日，刘少奇、朱德渡过黄河，到达了山西临县的三交镇。

三交镇是西到碛口，南到方山，北到临县、兴县的三岔交会点，四周是高峻的山，中间夹一块小平地，山是土山，但植被很少，看起来黄乎乎的一片。

在三交镇，刘少奇、朱德和贺龙、董必武、叶剑英、杨尚昆在一起开了个会，通过商量，决定已到晋西北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照前议一部去太行，一部就地疏散”。后又确定将在晋西北的这5500多人分成三部分行动：一部分回陕北；一部分去太行；大部分暂留原地不动，准备将来同中共中央会合。

不几天，毛泽东、任弼时从子长县的石家湾来到了靖边县青阳岔。

青阳岔坐落在大理河北岸的张峰山下，是从宋家川、绥德到三边、银川大道旁的一个小镇子。镇子背后有一个青杨坡，青杨坡上长满了高大挺拔的青杨树。

青阳坡东面有一座面水靠山的窑洞院落，靖边县第一区区公所就设在这里。毛泽东、任弼时、陆定一来了以后，就在这几座窑洞里住下了。

从延安撤离以来，毛泽东一直处在紧张的行军之中，夜行晓宿，在一个地方住上一两天，最多四五天就走了。到了青阳岔后，毛泽东住了下来，总算有了一个稍长时间的稳定，一住就是十多天。

这几天，毛泽东一直在盼望周恩来能早点返回陕北。4月3日，当他接到周恩来要从山西临县夜渡黄河返回陕北的电报后，立即派一支骑兵小分队去迎候他。

在山西临县，周恩来同贺龙、李井泉等见面后，贺龙对周恩来的在路上的安全很不放心，便向周恩来的警卫员询问一路上过来的情况，还问他们带了什么武器。当他听到说只带了两支短枪时，觉得短枪射程太近，火力太弱，回去路上如遇上敌人怎么办？就叫周恩来的警卫员换上一支卡宾枪和几百发子弹。4月2日，周恩来在三交镇同刘少奇、朱德会面后，还是带着两个警卫员于4月3日夜离开三交镇西渡黄河返回陕北。在路上，周恩来发现警卫员的枪换了，就严肃地批评他说：“换好枪，要手表，要马，要这个要那个，这是旧军队的作风。”警卫员立刻解释说：“因为时间仓促，来不及请示。”周恩来还是很不满地说：“你总是有理！”⁽⁵⁾

4月6日晨，周恩来到达绥德，随后经辛店到子洲县城双湖峪，7日到达子长县石湾镇。4月8日下午5时，周恩来又从石湾镇到达靖边县青阳岔，与毛泽东、任弼时会合。晚上，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召开了会议，留在陕北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人员以及警卫部队共800人组成4个大队，统归“直属司令部”指挥，任弼时任司令员，陆定一任政治委员。为了保密，“直属司令部”代号为“三支队”。中共中央领导人也都用化名。

毛泽东表示同意，他想了片刻，说：“我叫李得胜吧！”

周恩来说：“我叫胡必成，革命必定成功！弼时同志是司令，你就按照司令的谐音叫‘史林’吧。”

陆定一也照此方法为自己起了化名，叫“郑位。”⁽⁶⁾

夜深了，但毛泽东还没有休息，他正在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通知》。

这两天，毛泽东的手因为皮肤过敏，肿得很厉害，起了一片一片的小水泡，但他却毫不在意。警卫战士看到他因为手肿握笔困难的样子，连夜就去卫生队把黄树则队长请来了。

当黄树则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时，毛泽东主动伸出双手，说：“不知怎么搞得，皮肤有点发炎了。”⁽⁷⁾

黄树则在灯光下把毛泽东的双手看过之后，给他敷包上了药，并建议他立即停止写作。

毛泽东又怎么可能休息呢？送走黄树则以后，他又全神贯注地投入紧张的写作。

山村的午夜静极了。四周的山峁、沟壑、窑洞都入睡了，惟有青阳坡的这孔窑洞还亮着灯光。

第二天，4月9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通知》。通知指出：

国民党为着挽救其垂死统治，除了采取召开伪国大，制定伪宪法，驱逐我党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代表机关，宣布国共破裂等项步骤之外，又采取进攻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之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一项步骤。

国民党之所以采取这些步骤，丝毫不是表示国民党统治的强有力，而是表示国民党统治的危机业已异常深刻化。其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还为着妄图首先解决西北问题，割断我党右臂，并且驱逐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然后调动兵力进攻华北，达到其各个击破之目的。

在上述情况下，中央决定：

一、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而此项目的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二、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必须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此区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地区大，安全方面完全有保障。

三、同时，为着工作上的便利，以刘少奇同志为书记，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

以上三项，为上月所决定，业已分别实行。特此通知。⁽⁸⁾

吃罢早饭，警卫战士们坐在窑洞门口，又谈起毛泽东为什么一定要留在陕北这个问题。周恩来听到了，就问他们：“你们见过大海吗？”

“我家就住在海边，还出过海哩！”一个警卫战士回答说。

“那你说说海上行船的情况吧！”

“海上行船那可不容易呀，俗话说‘无风也有三尺浪’。海上一旦起了风暴，浪头就像一座座小山似的翻滚过来，那船一会儿抬得好高好高，一会儿落下去，就像要掉进海底似的，真叫人胆战心惊哩！”

周恩来说：“是呀！海上卷起风暴是很厉害啊！航船在海上遇到风暴，舵手坚守岗位，沉着驾驶，会给全船的人带来无穷的力量，这是战胜风暴的决定因素！毛主席留在陕北，这是同样的道理嘛！长征后，陕甘宁边区成了我们的革命根据地，毛主席在这里掌了十几年的舵，壮大了红军，打败了日寇，排除了千难万险，使革命迅速得到发展。今天，蒋介石又掀起了一股反共反人民的恶浪，全国、全世界的人都望着咱们陕北。在这严重的时刻，毛主席确定，我们的帅旗高举在陕北，指挥中心坚决不挪动，这是多么雄伟的革命气魄啊！”⁽⁹⁾

4月11日，周恩来在青阳岔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刘少奇、朱德、叶剑英、杨尚昆的电报：现在晋西北的中央工作机构应分为三部分，一部分回到陕北，一部分去太行，一部分暂留原地不动。中央工作委员会由刘少奇为书记，刘少奇、朱德、董必武为常委（康生、彭真参加土地会议后，亦留中央工委为常委）。董必武将担任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中央及军委大部工作机构暂留晋西北，组织后方委员会，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李维汉、邓颖超为委员，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员。

这样，留在陕北行使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权力，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就只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三人。后来，周恩来说：“我们领导革命战争时，在全国、在中央决定的总是只有三个人。当时中央书记处共有五个人，分散在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刘少奇同志和朱德同志，他们领导全国土改，搞根据地；在中央只有三个人，毛主席、周恩来与任弼时同志。所谓中央，就是这三个人嘛！”⁽¹⁰⁾

(1)　任弼时致王震的电报，1947年3月26日。

(2)　《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40页。

(3)　《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4)　《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5)　《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6)　《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98页。

(7)　《艰难的转战》，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8)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6页。

(9)　龙飞虎：《西北高原帅旗飘》，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

(10)　《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