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重点进攻陕甘宁——陇东西华池战役——胡宗南兵临延安城——延安是守还是弃——让敌人背上包袱——彭德怀临危请命——延安保卫战——延安大撤退——“延安，我们还要回来的”
蒋介石从1946年6月对解放区实行全面进攻以来，至1947年2月，仅八个月的作战，国民党军就被人民解放军歼灭正规军66个旅（师）54万余人，非正规军17万余人，共计71万余人，少将以上的高级军官死、伤、被俘达100多人。这使蒋介石十分伤心，他曾哀叹说：“我们的团长、旅长、师长等高级军官被俘之多，为数惊人。实在是敌的长处，而是我们的短处。如不急图补救，以后敌军便专心设法来俘虏我们的高级军官，这对我们将来的军事形势影响何堪设想！”这一时期，国民党军虽占领了解放区城市105座，但每占领一座城市，平均就付出近7000余人的代价。
1947年春，国民党军经过补充，总兵力为394万人，比全面内战开始时的430万人下降了9%。在现有的200多个旅中，被歼后重建的已超过四分之一。多数部队不满员，且新兵比重不断增大。
尽管这一时期人民解放军也有一定的伤亡，但国共两党兵力损失的比例，已由内战爆发后最初四个月的3.8比1，上升为6比1。
国共两党军事力量的消长，使得这一时期战场上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随着战线的不断拉长，国民党军的机动兵力明显不足。蒋介石为全面内战后头四个月攻占解放区的表面胜利冲昏了头脑，在第二个四个月仍继续到处进攻。由于战线拉得太长，用于防守的兵力不断增加，加上有生力量又不断被人民解放军所歼灭，虽然这一时期蒋介石恢复了抗战时期的征兵制，在全国极力到处抓兵扩军，总兵力有所增加，但用于进攻的兵力还是在不断减少。蒋介石虽一再抽调可能抽调的战略预备队到内战前线，使其进攻解放区的总兵力从内战开始时的193个旅增加到219个旅，但能用于第一线进攻的兵力却从1946年10月最高峰时的117个旅锐减到1947年2月的85个旅，用于防守的兵力则增加到125个旅。这样，国民党军战线过长和兵力不足的矛盾，已经充分地暴露出来。同时，国民党军还损失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其武器装备的补充也发生了困难。正如彭德怀在1947年2月1日所说：蒋介石要继续作战，“不仅兵力发生困难，军火也已发生很大困难”。
面对如此的困难，国民党军士气低落，部分高级将领腐化堕落。1947年5月19日，蒋介石在对国民党军军官训练团第二期全体学员讲话时，不得不承认：目前部队中，高级将领不研究学术，不检讨敌情，“各官长嫖赌吃喝，无所不为，尤其是赌博一项，相习成风，不但官长与官长赌，同级与同级赌，而且官长与部下同赌，官长与士兵同赌，匪军的纪律那么严肃，而我们军纪如此废弛，试问这样的军队怎么能不为匪军所消灭？”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为改变不利的军事局面，并维持其战略上继续进攻的态势，自1947年3月起，被迫放弃对解放区全面进攻的战略，而采用重点进攻的战略方针，即在晋冀鲁豫、晋察冀和东北战场上转取守势，集中兵力进攻解放区南线的两翼——山东和陕北两解放区，企图在消灭山东和陕北两解放区的人民解放军以后，再转用主要兵力于其他战场，以各个消灭人民解放军。
对于国民党军最高统帅部制定的这一重点进攻战略方针，蒋介石曾作过这样的说明：“我们在全国各‘剿匪’区域中，应先划定匪军主力所在的区域为主战场，集中我们部队的力量，首先加以‘清剿’，然后再及其余战场”，“凡是共军的老巢……及其发号施令的首脑部所在地，必须犁庭扫穴，切实攻占”，而“在主战场决战的时期，其他支战场惟忍痛一时，缩小防区，集中兵力，以期固守”。(1)
蒋介石为什么要把重点进攻的目标放在山东和陕北两大解放区呢？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说得很明白：共军政治中心在延安，军事重心山东。蒋介石也说：“匪军的主力集中在山东，同时山东地当冲要，交通便利，有海口运输，我们如能消灭山东境内匪的主力，则其他战场的匪部就容易肃清了。”(2)
由此可见，蒋介石把重点进攻的目标首先指向陕甘宁解放区是有一定原因的。其一，在经过八个月的军事较量后，国民党军遭到了惨败，为挽救全面进攻失败的局势，蒋介石只有改变策略，企图夺取中国共产党的指挥中心延安。如果进攻延安得逞，蒋介石即可以此来蒙蔽官兵的耳目，激励士气。其二，西北胡宗南集团是蒋介石手中掌握的一支强大的战略预备队。在前八个月的作战中，这支战略预备队还基本没有发挥作用。蒋介石企图在摧毁陕甘宁解放区、占领延安后，把这支战略预备队从西北地区抽调出来，投放到华北或东北战场上去。其三，西北地区国共双方在军事力量上的对比，国民党军占有绝对优势。
蒋介石想得是多么美好啊！依据重点进攻的战略方针，蒋介石先后调集了34个旅25万余人的兵力，准备向陕甘宁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企图以其优势兵力，一举消灭陕北人民解放军，夺取延安，以“摧毁匪方党、政、军神经中枢，动摇其军心，瓦解其意志，削弱其国外地位。”(3)
为了加强对陕甘宁解放区作战的集中统一指挥，中共中央军委已于1947年2月10日决定成立了陕甘宁野战集团军，任命张宗逊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治委员，王世泰为副司令员，廖汉生为副政治委员，阎揆要为参谋长，徐立清为政治部主任。野战集团军下辖第一纵队（独立第1旅、第358旅）、教导旅、新编第4旅、警备第1旅、警备第3旅。
2月上旬，蒋介石把胡宗南从西安秘密召到了南京，与他一起确定了进攻陕甘宁解放区的基本方案。
别看胡宗南身材矮小，貌不惊人，但由于他是蒋介石的同乡，又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可算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因此，他成了备受蒋介石青睐和器重的军官之一。
2月28日，蒋介石又突然从南京飞抵西安，召集国民党西安绥署主任胡宗南、副主任裴昌会、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绥署参谋长盛文、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空军第三军区司令刘国运等人举行秘密军事会议，进一步研究进攻延安的具体部署。按照蒋介石的作战计划，以胡宗南部5个旅的兵力担任防备任务，以15个旅14万人，由宜君、洛川、宜川之线向北担任主攻；以西北行辕所属马鸿逵、马步芳部的10个旅5.4万余人，由宁夏之银川、甘肃之同心、镇原地区向东，以晋陕绥边区邓宝珊部的2个旅1.2万余人，由榆林向南助攻配合。为加强攻势，蒋介石还调集作战飞机94架，由王叔铬指挥，分别自郑州、太原、西安等地起飞，轰炸延安，配合进攻，以达到驱逐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在延安及其附近地区围歼西北人民解放军，或逼西北人民解放军东渡黄河，由胡宗南部与黄河以东的国民党军夹击而歼灭之的目的。
就在蒋介石召开秘密军事会议的这一天，胡宗南命令整编第76师师长廖昂，指挥第48、第24、第144旅和新编第1旅、骑兵第1旅计5个旅的兵力，在青海马步芳集团整编第82师的配合下，分三路向陕甘宁边区陇东地区的庆阳、合水进攻，企图吸引陕甘宁野战集团军西调，然后再乘我正面兵力薄弱之机，集中主力袭击延安。
廖昂接到命令后，立即召集团以上军官训话。他首先讲了进攻陇东的战略意义和目的，然后宣布：兵分两路，以第24旅进攻庆阳，以第48旅进攻合水。
中共中央军委认为，胡宗南以5个旅的兵力进攻陇东，是他大举进攻延安的前奏，打好陇东这一仗，对推迟和打乱胡宗南进攻延安的计划有重要意义。因此，决定张宗逊、习仲勋率第一纵队和新编第4旅、警备第3旅（缺第7、第8团）西进陇东，打击进犯陇东之敌。2月25日14时，张宗逊、习仲勋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一）据息：敌七十六师师长廖昂及一四四旅部四三〇团于二十五日向陇东肖金镇前进，二十四旅于二十五日向宁县前进。（二）估计七十六师有向我陇东进攻之企图。我准备歼灭其进犯之敌，已令独一旅于二十七日集结古城川，三五八旅于二十八日集结塔儿原、黑亩原，新四旅于二十七日集结盘客附近，野司进驻盘客东北之武乐。”第二天，中央军委在给张宗逊、习仲勋的回电中指出：“敌向西转移，准备进攻陇东，我军不要出动得太早，让敌深入，弄清情况，以逸待劳。待敌进至与我有利地区，准备连续几个战斗消灭敌人一两个旅，如过早暴露，恐打不好。切戒急躁。”
第48旅隶属于胡宗南部整编第17师的建制。旅长何奇向来骄傲自大，喜欢自我吹嘘，总以胡宗南手下有数的高级军事人才自居，又经常自夸是日本士官炮科毕业，因而有“何大炮”之称。这时，他率部由宁县出发，首先攻击董志塬上的赤城镇。该镇驻有我陇东军分区独立营，守城部队英勇作战，以誓与城池共存亡的决心反击敌人。何奇眼看攻城不利，恼羞成怒，迫令第142团不惜一切代价搭云梯连续冲锋，经过大半天激战，攻进赤城镇。
第48旅攻下赤城镇后，气焰更加嚣张。3月1日，何奇率部向赤城镇东北40华里的板桥镇进犯，当天渡过了马莲河，下午5时未经战斗就占据了合水县的板桥镇。
板桥镇依山傍水，南上华池塬可通宁县，北与庆阳相连，东控子午岭，地势险要。何奇令辎重营长冯子涛留守板桥镇。
为了诱敌深入，我警备第3旅奉命撤退到子午岭东麓的蒿咀铺镇。
3月1日下午，敌张新率领的整编第76师第24旅侵占我陇东分区首府庆阳，驻守该地的我军主力已安全转移；3月2日，骄横不可一世的何奇率领第48旅侵占合水，企图步步为营，合围延安。何奇部队到达合水时，只有东北角山头有机枪向部队扫射，但很快就撤走了。何奇命令部队搜索全城，结果只发现一个老汉和一头山羊。到黄昏时，何奇部队在合水宿营。不一会儿，突然爆炸声迭起，何奇急忙命令部队抢占阵地，准备战斗。整个部队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已。过了一个小时，才发现是几名士兵在搜寻食物时，不慎触及地雷，算是虚惊一场。此时，胡宗南得知陕甘宁野战集团军西进的消息，以为人民解放军主力已被调动，又命令侵入陇东的整编第76师经宁县开至黄陵附近集结，以增加进攻延安的兵力。
根据敌情变化，3月2日13时，彭德怀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张宗逊、习仲勋、王世泰、廖汉生、阎揆要的电报：
张习王廖阎：
（一）敌东（1日）四十八旅占板桥，二十四旅占庆阳，一四四旅占郭家要岭、三十里铺，新一旅占孟埙三盆。（二）一六五旅、四十七旅开洛川，十二旅之一团开洛川，接替七十八旅防，一二三旅主力开洛川以东，均限三号到达目的地。（三）九十师开宜川，第一师开宜（川）洛（川）间之旧城，何时到达不明。关中留十二旅、一二三旅各一团、两个保安团，共四团守备。根据以上敌之调度，似以九十师由宜川犯临真、金盆湾，第一师由牛武犯九龙泉、南泥湾，一六五旅、四十七旅由洛川犯交通、富县、甘泉，新一旅担任庆（阳）、合（水）守备，四十八旅、二十四旅、一四四旅可能由庆阳东犯，进攻延安之大战可能三月七八号开始。（四）我们作战方案有三：
（1）迅速消灭四十八旅，我主力转向关中，歼击守备之敌。
（2）我主力迅集张村驿、直罗镇线，准备歼击北进或东进之一路（几个战斗）。
（3）让敌深入延安、延长后果，待敌困难增多时，再从敌侧后歼击。以上何者为宜，请即考虑并将理由说明电告。
军委
三月二日午时
同日，彭德怀又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张宗逊、习仲勋的一份电报，指出：“胡宗南令进占陇东之二十四旅、四十八旅、一四四旅迅速东开中部、宜君，并于八号到达，如确实，望乘敌南撤中，集中全力歼灭其一个旅，即可推迟敌进攻延安计划”。18时，张宗逊、习仲勋、王世泰、廖汉生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一）四十八旅一四二团二日上午十二时进占合水，何奇及一四三团二个营住板桥，另一营住赤城镇。庆阳之敌系二十四旅、一四四旅，随廖昂似在西峰镇及驿马关、白马铺、板桥、宁县有一个营进占娅岘，现西华池无敌。（二）我们明（三日）晚拟以八旅向板桥之敌进击，独一旅位置于板桥、合水之间，伏击合水、西峰镇之敌，警三旅夏团配合一旅向该敌尾击。新四旅及七团阻止西峰镇、赤城之敌，向板桥增援。”中央军委立即复电，指出：“完全同意你们二日十八时消灭四十八旅部署，得手后求得再歼二十四旅或一四四旅一部或大部，如此不仅陇东失地可复，延安亦将保，此战斗关系极大。”
陕甘宁野战集团军下达作战命令以后，部队立即活跃起来。因为，这几天部队总是打个小仗就后撤，每撤退一次就向延安靠近一步。许多同志焦急地说：“我们往延安方向一步一步地撤，那党中央、毛主席又往哪里撤？我们要和敌人拼了。”现在听说要打大仗了，都很兴奋，大家把枪擦了又擦，互相鼓励着：让敌人进得来，出不去。
一切准备就绪，我军严阵以待。但是，等到天黑，狡猾的敌人不但没有来，反而撤走了。原来，第48旅进至合水后，已经脱离该师主力，加之发现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由甘泉向合水方向运动，害怕退路被我切断，形成孤军作战之势。因此，还没等何奇定下神来，胡宗南就来了新的电令：第48旅在攻占合水后，仍由原路撤回宁县。
何奇急忙召集旅部负责人研究撤退路线，多数人认为，从原路折走板桥，要渡冰河，路程又远，而经西华池到宁县是一条捷径，不如走西华池，昼夜兼程一日可达，既可缩短两天行程，且沿途村多户广，容易征集粮食。于是，决定经西华池南下。第48旅于3月2日连夜弃城而逃，像一群饿狼似的向西华池涌去，以便尽快靠拢其主力。我部队立即跟踪追击，坚决咬住敌人。一路上，我军翻山越岭，在漆黑的夜里急速前进，战士们的衣服从里到外都湿透了，但是没有一个人掉队。连夜跑了70多里，到达西华池西北侧20多里的板桥，此时第48旅已进至西华池。
3月3日，陕甘宁野战集团军侦悉第48旅南撤至西华池、板桥一线，即决心歼灭该旅。
当接到彭德怀为中央军委起草的3月2日13时的电报后，3月3日10时，张宗逊、王世泰、习仲勋、廖汉生给中央军委发了回电：
军委：
冬（2日）电悉。根据我军集结位置与当前敌情，决遵第三方案执行，今晚先击板桥再打合水，歼灭四十八旅（如四十八旅待命令撤退，我仍决击板桥，求得消灭其一个团到一个旅），然后转入敌后收复关中。
四十八旅如被歼，敌西线即行动摇，而关中又为其薄弱一点，此种情况敌必须照顾，且根据其企图消灭我军主力之方针，东线主力可能来援，是达成推迟进攻延安之目的，妥否，请示。
张王习廖
三月三日十时
这一天的13时，张宗逊、王世泰、习仲勋、廖汉生又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一）据悉何奇率一四二团全部、一四三团两个营去合水，一四三团之另一个营昨晚由赤城开板桥。（二）我决于今晚以八旅消灭板桥之敌，并警戒庆阳，另集中主力伏击可能由合水退回之敌。如敌于今由合水退回板桥，则集中全力击歼该敌。”
西华池位于合水县以南约70里的黄土塬上，是合水县的一个城镇，距胡宗南对陕甘宁解放区的碉堡封锁线南义镇大约60里。该镇北通甘肃陇东各县，南达陕西关中，是甘、陕两省边界货物集散重地。镇内南北长达2里的大街两旁，住有1000多户商号和居民。由于西华池地处塬上，四周被洪水冲刷得峡谷纵横，沟壑陡直，镇东有固城川，镇西有马莲河，两条南北走向的大沟，把镇子高悬起来，好像是座山顶寨子，整个西华池南北看去，就像一个大葫芦，是个易守不易攻的地方。
3日晚，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对西华池之敌发起了攻击，4日晨，我突击分队虽从北、东南两面先后突破守敌的前沿阵地，并攻占若干据点，但由于地形不熟，敌情不明，在守敌猛烈的火力下进攻受阻，和守敌形成对峙。
这时，何奇急得在指挥所的院子里直转圈圈。他时而登上旅部大院的门楼，时而登上北房房顶观察战况。正当何奇在房顶察看时，一颗机枪子弹射中大腿，血流不止。何奇带伤退回房间，他叫副旅长万又麟把第48旅在西华池被围的情况，立即电告胡宗南，请求速派援解围。
胡宗南接到电报，非常气愤，当即回电：作为旅长，你不听指挥，擅自行动，造成如此被动局面。现在必须死守西华池，别无他路。何奇刚看完电报，一发炮弹落在院内，随着爆炸声，他长叹了一口气，闭目不语，几分钟后就一命呜呼了。
万又麟见旅长死了，怕控制不了局面，命令旅部知情人员封锁消息，并向各团重申：任何人不得弃守阵地而擅自后退，违者严办！他又连忙致电西安绥靖公署：西华池危急，请从速派援解救。
胡宗南复电：先派飞机助战，另有大军前来解围，望固守待援。胡宗南派来的飞机空投粮食和弹药，由于整编第48旅被打得七零八落，龟缩镇内，阵地狭小，空投很难准确，部分粮弹落入我军阵地。
为迅速歼灭西华池守敌，陕甘宁野战集团军重新调整部署，于4日晚再次发起攻击。
3月5日，中央军委在给张宗逊、习仲勋、王世泰、廖汉生的电报中说：“破坏胡（宗南）军进攻延安计划，首先是你们能在陇东、关中两区打几次好仗，每次要集中五倍六倍兵力消灭敌一个团，即消灭敌一个团要从集中更大优势兵力火力，首先消灭敌一个营，再消灭敌一个营，逐次消灭之。消灭敌一个旅也要从首先消灭敌一两个营着手。”并指出：“对黄龙山游击战，目前是配合主力破坏胡军进攻延安，因此应着重翻车、破路、炸桥、割电线。”
西华池作战至5日晨，由于敌增援部队整编第76师第24旅已经逼近，再继续作战于我军不利，为避免被动，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决定撤出战斗。
西华池战斗，陕甘宁野战集团军虽重创胡宗南部第48旅，歼其1500余人，击毙其旅长何奇。但由于敌情、地形不熟，攻击区域与外围的兵力分散，在主攻方向逐次用兵，未能形成绝对优势的兵力，因而未能达成全歼敌第48旅的战役目的。3月5日21时，张宗逊、习仲勋、王世泰、廖汉生在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分析其原因时说：“此次未达歼敌目的主要有如下原因：（一）敌反动教育很深，较为顽强，并于守备且占房屋据以顽抗，我在巷战中炮兵使用受到限制。（二）指挥机关及各旅刚合起来，六个机构不灵便，协同不密切，对情况调查不确，原了解敌驻于板桥、西华池以北地区，实敌全旅集结于西华池以及附近张家庄、七里店一线；庆阳、赤城情况亦未查清，因此，在部署上有错误，将重担置于北面，新四旅在南面且受城外敌人钳制，将大部兵力对付城外敌人，减弱突击力量。另地形不熟悉，地区窄小，对机动受到不少限制。思想上出发于保卫延安的政治目的，急于歼敌以破坏敌人攻延计划，对战斗组织后勤工作、政治工作等考虑均差，同时，情况变动很快，形成仓促作战。”
西华池作战以后，陕甘宁野战集团军除警备第3旅转到庆阳以南地区外，第148旅均集结于西华池以东地区，准备休息三天，如敌情无大变化，即转移到新宁地区，向关中或新正与宁县之间进行作战，以围敌打援，或寻求敌人弱点，以各个歼灭敌人，钳制向延安进犯之敌。3月6日，中央军委又给张宗逊、习仲勋、王世泰、廖汉生发来了一份电报：
张习王廖：
西华池战斗给了四十八旅以严重打击，何奇毙命，今后任务是内外线配合，坚决保卫边区，保卫延安（陈〔赓〕谢〔富治〕、王震、王〔维舟〕三纵在外线，后告），独一旅、新四旅、八旅、警七团八号由现地东进，限十号隐蔽集结张村驿附近地区，准备内线机动，警一旅、警五团在原地集结休整数日，待廖昂主力转移至中部洛川线时，在关中、陇东地区寻求小歼灭战，每次消灭敌一连一营，我武工队、游击队、独立营等在保卫边区，保卫延安，保卫土地利益的口号下，他们应深入封锁线外，配合主力作战，加强翻车、破路、割线、炸桥、袭夺辎重的战斗。
军委
三月六日未
就在同一天，胡宗南最终确定了进攻延安的作战计划，决定“战区以一举攻略陕北敌巢，肃清黄河西岸敌军之目的，彻底集中优势之兵力，由宜（川）、洛（川）间地区直捣延安，以有力之一部突入敌后而袭击之。”(4)
3月8日晚，一辆专列悄悄地离开了西安，车上坐着胡宗南和他的两个随侍人员，一个是他的贴身卫士，另一个就是他的机要秘书熊向晖。
熊向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1936年12月，他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初期由周恩来安排打入胡宗南身边，直至成为胡宗南的机要秘书，是中国共产党安插在胡宗南身边的一位重要的地下党员。
胡宗南一行三人乘坐专列先到同官（今铜川），然后脱去了军官服装，换上了士兵穿的灰布棉军装，转乘一辆小吉普车前往洛川。在此之前，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裴会昌、副参谋长薛敏泉等人已先期到达洛川，在那里设立了前进指挥所。此时，胡宗南已在宜川、洛川一线集结了整编第1军、整编第29军等共15个旅，约15万人的兵力。
3月10日，胡宗南到达了洛川，11日上午，他在洛川城内西北角洛川中学召开了进犯延安的军事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裴昌会，薛敏泉，西安绥靖公署参谋处长贾贵英，第7补给区副司令狄兴宇，整编第1军军长董钊、参谋长朱侠，整编第29军军长刘戡、参谋长文宇一，整编第1师师长罗列，整编第17师师长何文鼎，整编第27师师长王应尊、副师长李奇享，整编第36师师长钟松，整编第76师师长廖昂、参谋长刘学超，整编第90师师长陈武、第1旅旅长吴俊、第78旅旅长沈策、第47旅旅长李达、第12旅旅长陈子干、第31旅旅长李纪云、第165旅旅长李日基、第167旅旅长李昆岗、第135旅旅长麦宗禹等约30人。
胡宗南首先传达了西安会议的决定，然后部署进攻延安的作战计划。他对众将领们说：“奉委员长命令，要我们进攻延安，尽快地将久居延安的共匪消灭，彻底摧毁共产党的根据地。总裁盼望我们加倍努力，坚决完成这一光荣使命。大家要不负领袖重托，奋勇作战，建立奇功。”在谈到攻占延安的意义时，胡宗南说：要消灭共产党，首先必须消灭它的武装力量；要达到这一目的，最重要的是拿下延安，消灭它在陕甘宁边区的主力军，一举摧毁它的首脑机构。他甚至“信心十足”地说：全力以赴，三日之内就可以占领延安，两个月内解决陕甘宁边区的全部军事问题。
接着，胡宗南叫薛敏泉将进攻延安的计划和军事部署图分发给大家，并要他解说。
薛敏泉急忙站起身，走到挂在墙上的地图跟前，说：“共匪在陕甘宁地区的总兵力很可怜，所谓正规部队，就只有警备第1旅、第3旅和一个番号不明的旅，总兵力不过两万人，加上地方一些杂七杂八的部队，最多也不会超过5万人。”说到这儿，他喝了一口水，又说：“看来共军的主力已集结在临真镇、金盆湾、劳山一线，延安附近只留下了部分兵力……”。因此，决定兵分两路，右路由董钊率七个旅的兵力，由宜川、瓦子街分两路向北进攻，经临真镇到延安东北的拐峁地区停止待命；左路由刘戡率领八个旅的兵力，由洛川以东地区靠紧右路军向北进攻，经牛武镇、金盆湾，到达延安以北枣园一带，停止待命。
最后，薛敏泉又加重补充了一句：“这个计划已经过参谋次长刘斐同意，并且认为很满意。”
这时，胡宗南的脸上是一派得意洋洋的样子。而到会的其他人，特别是同人民解放军较量过并吃过苦头的军官们，面部表情却是另一种样子。他们手里拿着作战计划和军事部署图，耳朵听着薛敏泉的讲话，大脑在沉重地深思着，对这一军事行动，抱着怀疑的态度。
薛敏泉说完后，胡宗南见大家都默不作声，便要裴昌会给大家讲话。
裴昌会刚被任命为前进指挥所主任，统一指挥西安绥靖公署所属各部进攻延安的行动。他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在国民党军中属保定派。他自己心里很清楚，他之所以能到西安绥靖公署来完全是借了老同学陈诚的光，其实只是给蒋介石做一个幌子。当然，胡宗南也乐得用他这个老牌军人的资格和声望，来给自己撑撑门面，实际上他连一个营的兵力都调动不了。
听到胡宗南要他讲话，裴昌会笑了一声说：“没意见，我们本着政府的命令和胡主任的意图，努力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来奠定西北的局面。”
胡宗南又点名要董钊、刘戡讲话。董、刘二人都站起来说：“没什么说的，干就是了。”约两个小时的作战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3月11日下午，胡宗南又找裴昌会、董剑、刘戡、钟松、王应尊、陈武、何文鼎等七八个人，再一次商议进攻延安可能发生的情况。胡宗南要大家各自说出自己的看法。钟松首先说：“共军盘踞延安多年，当有一个充分准备，决不肯轻易放弃延安。激烈的战争当在延安以南、劳山以东地区。我们希望战争地点离延安以南越远越好，这样对我们越有利。可能在临真镇、金盆湾一带发生大战。”
钟松刚说完，刘戡就说道：“我们这样多的军队行动，延安当然会知道的。打仗要算账，‘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以我之判断，由开始直至到达延安，这一段不会发生大战。可能发生局部之战。我众敌寡，零星抵抗是会有的。较大的激烈战斗将在越过延安以后发生。那时共军会从山西调来一两个纵队，在他们有利的地势下进行抗击。我们谨防中伏，千万不可大意。”
裴昌会同意刘戡的看法。王应尊插话说：“我认为共军在陕北的人数不多，我们到达延安不会有战争，如同行军一样。”(5)
王应尊说完后，胡宗南只是笑了笑，没有说话，似乎他对占领延安已经胸有成竹了。
通过熊向晖的关系，中共中央军委对胡宗南进攻延安的作战计划已了解得一清二楚，并作了准备。3月7日，中央军委给陕甘宁野战集团军下达了保卫延安部署的指示：“要取得外线有效配合，内线防御须有二十天坚决抗击，才能粉碎敌人，保卫延安，如此持久防御，教导旅正面太宽，拟重新区分如下：（一）交道、茶坊、富县、榆林桥仍由警七团接替，该团须于真（11）日到达富县城附近，休息三天，接受守备任务。（二）教导旅之第二团守备临真、金盆湾线不变，第一团守备牛武、九龙泉、南泥湾线不变。（三）劳山与三十里铺间，南泥湾与三十里铺及其以东构筑第三道防御阵地，真（11日）派张参谋长侦察、动员民力构筑，限二十号以前完成。（四）真（11）日在榆林桥或茶坊开一次团、政委以上干部会，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留队指挥，会后进行两三天的地形侦察，因此，部队中战斗准备工作须预先计划好。”同日，中央军委又在给贺龙、李井泉的电报中指出：“敌进攻延安，除守备外，集中13个旅，我以三个团在富县、甘泉、劳山、牛武、南泥、临真、金盆、榆林地区坚决抵抗，坚持二十天，待敌弹尽粮绝，兵力疲惫，进退维谷时，集结十团以上兵力出击，可能击破敌之进攻，此役胜利关系甚大，望你们尽量帮助迫击炮弹、掷弹，用汽车送军渡，此间派汽车接运，十天内能送出多少，盼告。”
就在胡宗南秘密前往洛川的时候，3月8日下午4时，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举行了保卫党中央、保卫边区的动员大会。延安各界一万多人参加了大会。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林伯渠、邓颖超等也出席了大会，并发表演说。
当周恩来走进会场时，他指着主席台两侧的大幅标语，小声念道：“坚决保卫边区，保卫延安，保卫土地，保卫民主，保卫丰衣足食的生活，保卫毛主席！”
“全边区军民紧急动员起来，粉碎卖国贼蒋介石的进攻，把法西斯匪徒胡宗南打出去！”
周恩来念完后，大声地称赞说：“这就是边区军民自卫战斗的吼声啊！它表达了英勇的边区人民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坚强意志！”
会场上，人们情绪激昂，精神振奋。这一边，小伙子们情不自禁地唱起了陕北民谣：
胡蛮不灭，百姓遭劫；
胡蛮不亡，百姓遭殃；
打垮胡蛮，边区解放！
那一边，民兵自卫队员则高唱起《保卫我们的边区》这首歌：
千年的荒山，变成了良田。
民主的政府，代替了封建。
土地改革，家家有吃有穿。
毛主席的主张，到处实现。
党中央的计划，遍地开花。
肥美的土地，自由的蓝天。
快乐的边区，是我们的家。
我们要爱护她！我们要建设她！(www.xing528.com)
我们要保卫她！
歌声嘹亮，彼落此起。看着这一切，周恩来感慨地说：“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啊！”
大会开始了。林伯渠在开幕词中说：“陕甘宁边区是民主的发祥地，中共中央所在地，培养了革命干部，做了很多使人民翻身、使中国民主和平独立的事情，我们要尽一切力量保卫边区、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保卫朱总司令！”
紧接着，朱德、彭德怀、周恩来分别讲了话。
朱德说：“同志们！各界同胞们，我们今天开动员大会。为什么动员？国民党蒋介石、胡宗南已把我们派出去的代表和平谈判的使节送回来了，同时在北平、重庆各地逮捕我们的人和一些民主进步人士，这是干什么呢？这是说不讲和平了，一定要打仗，已关死了和平的大门。”“蒋介石要坚决地打内战下去，我们也没有和平可讲了，当然也只有打下去。”“今天的动员大会就是为的打仗。”(6)
彭德怀习惯性地挥动着粗壮的右臂，用洪亮的声音说：“蒋介石、胡宗南调动大军，要打我们边区，破坏和平，我们为了和平，就要消灭它；不消灭它，就不能和平。”“不消灭蒋介石的独裁，中国就没有民主。”“问题在于能不能消灭他的进攻军队。”“胡宗南的三十五个团十七个旅，有很大可能就被消灭在这里。消灭它三十五个团后，他打延安，那时恐怕我们要打到西安去了。”
周恩来说：蒋介石、胡宗南要来进攻我们的边区，这已经是第三次了。许多人以为上两次没有来，这次也许不会来了。同志们，不要这样想，这一次他是决定要来的。为什么要来呢？因为他在许多地方都打了败仗，许多解放区的人民解放军消灭了他们的大量部队。蒋介石在财政上也破产，滥出票子，人民已活不下去了，所以起来和他闹。“因为这样，他想不出别的办法，他只有最后一个手段，拿进攻延安来挽救已失的人心，这岂非梦想！”(7)他问道：“别的解放区已打了胜仗，我们陕甘宁边区能落后吗？”
台下立即回答：“不能！”
“对，不能。我们一定要用实际行动，用鲜血和生命来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
周恩来最后说：“大家一条心，黄土变成金嘛！我们这里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一定能够打胜仗。一定能够彻底粉碎蒋介石的猖狂进攻！”(8)
人民群众抗击胡宗南进攻的热情是高昂的。但是，胡宗南用于进攻延安的兵力毕竟有34个旅25万人之多，而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只有6个旅不足3万人，不仅兵力处于绝对劣势，而且武器装备也很差，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因此，在胡宗南大军压境、兵临延安城下的严峻时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不能不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延安是守还是弃？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又必须作出回答的问题。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彭德怀的认识是有一个变化过程的。从1946年11月胡宗南准备进攻延安至1947年在3月10日以前，尽管毛泽东是作了两手准备，一是力争最好的可能性——守住延安；一是作最坏的准备——放弃延安。但在这一时期，毛泽东的立足点还是放在守住延安上。当时，毛泽东提出了保住延安的两种方案。方案之一就是从内线保卫延安。正因为如此，在1946年11月1日至14日这十多天的时间内，毛泽东曾连续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了十几份电报，命令陈赓、谢富治纵队三个旅，杨勇、苏振华纵队三个旅，张宗逊纵队两个旅快速从山西渡过黄河，进入陕西协同陕甘宁部队保卫延安。方案之二就是通过其他战略区的作战，钳制胡宗南的部队，从外线配合陕甘宁部队作战，粉碎胡宗南对延安的进攻。3月8日，中央军委在给王震并告贺龙、李井泉的电报中说：“胡（宗南）军进攻边区十七个旅，除守备维持交通外，进攻延安只有十二个旅（马鸿逵、邓宝珊除外），利用延长、延安以南有利地形与群众条件，在内线可能击破敌人，你率四、九两旅即从延水关西渡，隐蔽集结延长附近，准备配合教导旅在临真、金盆湾地区，各个歼敌。”
1946年12月9日，当美国记者郝戈登就国民党是否仍然企图进攻延安询问毛泽东时，毛泽东回答说：“进攻延安的计划是早已定了，还要打，但有很大可能是我们把进犯的军队打垮。”(9)1947年2月24日，彭德怀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中估计，胡宗南进攻延安的兵力不超过15个团，“敌指挥差，兵力疲劳，士气不振，我可击破敌之进攻，保卫延安。”不过，他在3月2日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张宗逊、习仲勋等人的电报中又提出了三个作战方案：（1）迅速消灭陇东敌整编第48旅，然后我主力转向关中；（2）我主力迅速集结于张村驿、直罗镇一线，准备歼击北进或东进之敌一路；（3）“让敌深入延安、延长后，待敌困难增多时再从敌侧后歼击”。在这第三个作战方案中，彭德怀提出了放弃延安，诱敌深入，在内线歼灭敌人的问题。但是，此时，毛泽东考虑更多的还是想通过其他战略区的外线作战，钳制胡宗南部队，来保卫延安。3月6日，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刘伯承、邓小平等人的电报中强调：“陈谢率五个旅寅皓（5月19日）渡河袭占陇海潼洛线，为调动胡军、保卫延安最好方法”。“我们则须保持延安及边区，以便钳制胡军。只要延安及边区存在，即能钳制大量胡军不敢东调”。(10)
从3月10日开始，形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胡宗南主力部队已经由晋南、豫西和关中地区，向陕甘宁边区南线的洛川、宜川等地集结完毕，而作为外线配合的主要作战行动，刘伯承、邓小平出击平汉线和陈赓、谢富治在晋西南的攻势还未准备就绪。在胡宗南部对延安的进攻已迫在眉睫的情况下，也就在3月10日这一天，毛泽东派彭德怀又一次前往金盘湾、三十里铺、富县一线检查部队的防御部署情况。
金盆湾和南泥湾一样，位于延安东南方向八九十里的地方，这里也是高山夹着大川，山上梢林密布，荒草萋萋。
陕北的早春3月，天气还十分寒冷。彭德怀根本顾不了这些，他带着几个参谋、警卫人员乘着一辆中型吉普车就上路了。当他赶到金盆湾，检查教导旅的设防情形时，听取了教导旅旅长罗元发等前方指战员对防御的意见，越发感到长时期坚守延安是难以做到的。因为部队的子弹太少，平均每支枪不到十发。他问部队的防御能坚持几天，罗元发说能坚持五天。彭德怀说，尽可能阻击，给敌以杀伤，但不死守，争取防守一星期，使中央机关撤出延安有充裕时间。(11)
面对这种日益严重的局面，3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第一次郑重地讨论了延安弃守问题。毛泽东在会议上作出了正确的判断，指出：蒋介石组织这次进攻的军事企图是“首先解决西北问题，割断我党右臂，并且驱逐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然后调动兵力进攻华北，达到其各个击破之目的”。(12)根据这种判断，中共中央定了“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的决心，并据此确定：急调晋绥军区第二纵队王震部（两个旅约万人）自吕梁地区西渡黄河，加入西北人民解放军序列；西北人民解放军必须从长期战争着眼，依靠自身的力量部署一切；在当前，应诱敌深入，必要时主动放弃延安，同胡宗南部主力在延安以北山区周旋，陷敌人于十分疲惫、十分缺粮的困境，然后乘机集中兵力逐次加以歼击，以达到钳制并逐步削弱胡宗南部，从战略上配合其他战略区作战，最终夺取西北解放战争胜利的目的，驻延安的党政机关及人民群众立即紧急疏散。
毛泽东为什么要主动放弃延安？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师哲回忆道：“在延安保卫战打响后的一天晚上，我特地从枣园骑马急行几十里赶到王家坪去见毛主席。”“我忧心忡忡地问主席备战工作到底该怎么做？一定要疏散吗？可否设法保住延安而不撤退？”“主席点燃了一支烟，转过来微笑着打开了话匣子：你的想法不高明，不高明。不应该挡住他们去进占延安。你知道吗？蒋介石的阿Q精神十足，占领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首先，全国人民以至全世界就都知道了是蒋介石背信弃义，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祸国殃民，不得人心。这是主要的一面。不过蒋委员长也有自己的想法：只要一占领延安，他就可以向全国、全世界宣布：‘共党巢穴’共产党总部已被捣毁，现在只留下股匪，而他只是在剿匪，这样，也就可以挡住外来的干预。不过这只是蒋委员长自己的想法，是他个人的打算，并非公论。但此人的特点就在这里。他只顾想他自己的，而别人在想什么，怎么想的，他一概不管。另外须知，延安既然是一个世界名城，也就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他既然要背这个包袱，那就让他背上吧。而且话还得说回来，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也嘛。”(13)
但是，对于放弃延安，不少的干部战士和老百姓还是一时想不通，在感情上很难接受。针对这种情况，3月13日晚上，毛泽东亲切地接见了来到延安的新4旅的干部。当他从房间里走出来时，笑盈盈地对大家说：“让大家久等了。”随即又幽默地说：“你们看，要搬家了，要给胡宗南腾延安嘛，忙一些。”这一句话，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接着，毛泽东又说：“我们长征最困难的时候到达了延安。陕北人民和我们血肉相连，休戚相关。当年这里是我们惟一的根据地啊！我们在这里住了十年，吃了十年小米，培养了一大批干部，指导了全国革命，陕北人民的功劳是很大的！现在敌人要来，陕北人民有了困难，我们必须挺身而出，坚决战斗，保卫住人民胜利果实！”
“请主席放心，”新4旅的干部们表示决心说，“哪怕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我们也要保住延安！”
毛泽东点了点头，又意味深长地说：“延安要保，但又不可保啊！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呵！我们若不管自己力量的大小，和敌人生杀硬拼，这是错误的！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舍不得坛坛罐罐，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教训啊！”
毛泽东这一段简短而精辟的分析，把长久以来结在大家心头的思想疙瘩，一下子解开了。毛泽东看了看大家，继续说：“当前，蒋介石进攻陕甘宁边区，搜罗了二十多万人马，并且配有飞机、坦克，敌人来势很猛，兵力集中；而我军呢，装备极差，弹药奇缺，仅有两万余人，我们一下子消灭不了它。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我们部队数量和武器装备都占劣势，这就决定我们先打弱的，后打强的；先打分散孤立的，后打集中强大的。如果死守一城一地，那是自背包袱啊！因此，中央才决定把延安让给蒋介石。但是，这只是暂时的。要知道，蒋介石是个小气鬼，一贯以占地盘为胜利，一旦占领一个小小的村庄也是舍不得放的。好吧！我们就把这些包袱一个一个都给蒋介石背上。他背得越多就越走不动！那时，我们再集中力量，要打哪里，就打哪里！人们很快就会看到，蒋介石占领延安，绝不是他的胜利，而是他失败的开始。”
说到这里，毛泽东问大家：“现在你们看，是不是应该撤出延安呀！”
新4旅的干部们回答说：“是啊，这既是撤退，又是进攻！”
毛泽东说：“你们说得对！现在胡宗南拼命要我们的延安，好吧，那就请他来嘛。延安就是这样几孔窑洞，还是我们自己出力气打的，也搬不走，我们可以奉送几个窑洞！将来蒋介石得把南京、上海、北平、天津、广州、武汉……都交给我们。我们要用一个延安换回一个全中国。那时，他心疼也没有办法啦！”
毛泽东这一番幽默而又风趣的话语，又使大家笑了起来。
最后，毛泽东说：“延安是人民的延安，延安永远是我们的。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是一定要回来的！我们下一次在哪里见面呢？可能不在延安了，也许是南京、上海或者是北京吧！”
毛泽东还用通俗的语言向当地的老百姓作了解释。他说：
“譬如有一个人，背个很重的包袱，包袱里尽是金银财宝，碰见了个拦路打劫的强盗，要抢他的财宝。这个人该怎么办呢？如果他舍不得暂时扔下包袱，他的手脚很不灵便，跟强盗对打起来，就会打不赢，要是被强盗打死，金银财宝也就丢了。反过来，如果他把包袱一扔，轻装上阵，那就动作灵活，能使出全身武艺跟强盗对拼，不但能把强盗打退，还可能把强盗打死，最后也就保住了金银财宝。我们暂时放弃延安，就是把包袱让给敌人背上，使自己打起仗来更主动，更灵活，这样就能大量消灭敌人，到了一定的时机，再举行反攻，延安就会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14)
周恩来又对干部战士们反复作了动员。在对警卫战士的动员会上，周恩来说：“我也不愿意离开延安，毛主席也不愿意离开。但是，我们撤离延安是为了保卫延安，现在走是为了将来不走。”他问战士们：“你们一顿饭能吃多少馒头？”战士回答：“一斤。”周恩来接着说：“一斤一个没法吃，还得做成三四个才好吃。这次蒋介石调动二十万大军围攻延安，也得把他们拉开，一个一个地吃。这样才能吃掉。”他还满怀信心地说：“毛主席讲了，这次撤离延安，少则三个月，多则一年，我们是一定要回来的。”(15)
3月12日晨4点钟，驻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人员刚刚乘坐飞机离开延安，胡宗南就命令国民党军空军对延安狂轰滥炸。中共中央决定，由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率一部分中央机关人员，率先自枣园北上子长县瓦窑堡以东的王家坪，毛泽东、周恩来由杨家岭搬到了中共中央军委所在地——延安王家坪办公，同彭德怀住在一起。这一天，正好彭德怀回到了延安，在王家坪他向毛泽东报告了视察部队的情况。考虑到当时贺龙在山西，具体负责晋绥军区的工作，不在延安。彭德怀主动向毛泽东请命：在贺龙未来延安前，陕北几个旅及后勤人员也不过两万人，是否由我暂时指挥。毛泽东当即同意了彭德怀的这一请求，说“很好！”(16)
当年曾参加保卫延安的第2教导旅参谋长陈海涵在回忆这件事时这样说道：彭德怀来到毛泽东住的窑洞，“门帘掀开，只见主席、恩来、弼时同志围坐在火盆边，正研究着问题，彭德怀同志的到来，使窑洞里的气氛顿时活跃了。
“彭总喝了一口主席送上的茶，打开我们给标好的那张作战地图，首先向主席汇报他到延安南线视察的情况。他说：‘总的看来，情况是好的，部队士气正旺，指挥员决心很大，从富县到临镇一百多华里都构成了防御工事，但有三件事还没有做好。’毛主席问：‘哪三件事啊？’彭总说：‘第一，部队弹药太少，每人达不到五十发子弹，有的迫击炮只有二三发炮弹，需要尽快解决。第二，中央和延安各机关疏散的速度太慢了，需要加快，特别是中央，要尽快下决心撤出延安。第三，要立即建立西北战场的指挥机构。贺龙同志正忙于晋绥事务，一时还不能回来，因此我想……”
“也许话语已接近主席他们正在研究的问题了，于是，主席催他讲下去。
“彭德怀同志诚恳地说：‘我想在贺龙同志还没有回到延安之前，陕北这几个旅，加上地方部队和后勤人员也不过两万多人，请主席和副主席考虑，是否先由我来指挥一下。’
“主席和恩来、弼时同志互相交换着兴奋的眼神，各人的心中都无比激悦，可是谁也没有说话，窑洞里静得能听到时钟的嘀哒声。”
“彭总见主席、副主席都没有表态，又补充说：‘等贺龙同志返回延安，仍请他来指挥。’”
“毛主席突然站了起来，用劲地握着彭总的手，他望了望恩来同志，恩来同志微笑地点了头；他又望了望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兴奋地举了举握着烟斗的拳头，主席说：‘老彭啊，在危难之时，你总是把重担往自己肩上放，很叫人佩服哩！你这是临危受命，为党分忧，肝胆照日月，忠心垂千古啊！好嘛，我们三个人都同意了，回头再召开一个会，作出决定，再正式任命，现在你可以先开展工作了，还有什么要求吗？’”
“‘别无他求，给我几个人就行。’”
在危急之际，彭德怀主动请命，表现了彭德怀的大无畏精神。后来，彭德怀自己曾回顾说：“当我回到延安，在王家坪开会，中央命我负责西北。有的同志说，队伍只两万多人，是不是太少呢？我在会上讲了，不是人少的问题，问题在于我能不能代表这两万多人的勇敢，做他们的表率。”(17)
3月13日，胡宗南率部从洛川、宜川一线开始向延安发起进攻。他向蒋介石保证：“三天之内占领延安，向校长、向全国，也向全世界报捷！”
敌人来势汹汹。为了抗击敌人的进攻，为中共中央机关和广大军民安全撤离延安赢得时间，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组织部队进行了艰苦的延安保卫战。最激烈的战斗是在金盆湾地区。敌整编第90师在陈武指挥下，以第53旅与第61旅分为左右两个纵队齐头并进，进抵金盆湾阵地时，遭到我防御部队猛烈抵抗，前进较缓。据敌整编第90师副师长任子勋回忆：“金盆湾以南约有十里一段地区，解放军到处埋设土造地雷，进攻部队在前进途中不时发生触雷事情，炸死炸伤人马不少。每前进一步，都要先派工兵进行搜雷工作，因之，行动甚为缓慢。”(18)夜晚，陈武命令部队停止进攻，在山头上露营。天亮后，陈武观察战场形势后，改变了战术，调集重兵向我教导旅第1团与第2团结合部这个薄弱环节发动进攻。战至3月16日，敌人突破了我防御部队的第一线阵地。
就在这一天，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撤销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番号，以张宗逊、廖汉生的第一纵队、王震的第二纵队和罗元发的教导旅、张贤约的新4旅，组成西北野战兵团。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任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任副政治委员。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名义发布了保卫延安的命令，指出：“（一）敌三股以五师十二旅约八万人进攻延安，经三天猛烈突击，突破我第一线阵地，由于我军坚决英勇抵抗，敌伤亡甚大，困难增加，颇疲劳，今后将更甚。（二）我边区各兵团有坚决保卫延安任务，必须在三十里铺、松树岭线以南甘泉、南泥湾、金盆湾地区再抗击十天至两星期（十六至二十九日），才能取得外线配合，粉碎胡（宗南）军进攻延安企图。”为给进攻延安之敌以更大的打击，毛泽东重新区分了各防御部队的任务：以独立第1、第8旅、警备第7团组成右翼兵团，归张宗逊、廖汉生指挥，在道佐铺、甘泉、大小劳山、清北沟、山神庙地区组织防御战斗，坚决抗击；以教导旅、第二纵队组成左翼兵团，归王震、罗元发指挥，在王震未到前，由罗元发指挥，先以教导旅在南泥湾、金盆湾、临真镇、松树岭地区组织防御战斗，上述地区至少坚持七天；以新4旅组成中央兵团，以不少于四个营的兵力在庙尔梁、程子沟、三十里铺地区组织防御战斗，坚决抗击由南泥湾向延安前进之敌，旅属炮兵应加强庙尔梁阵地，其余为预备队，部署于延安附近，兼防敌伞兵控制机场。并要求各防御部队“应利用地形组织短促火力，大量使用手榴弹、地雷杀伤敌人，掌握预备队，灵活反击、夜袭歼灭敌人。在防御战斗中，疲劳与消耗敌人之后，即可集五个旅以上打运动战，各个歼灭敌人，彻底粉碎敌人进攻。”(19)同时，毛泽东规定：从3月17日起，边区一切部队统归彭德怀、习仲勋指挥。
遵照毛泽东的命令，我防御部队在彭德怀、习仲勋的指挥下，迅速调整部署，改进战术，白天以少量兵力固守要点，适时实施反冲击；发挥夜战特长，利用夜暗不断袭进犯之敌，使其每日前进不及5公里。
随着敌人向延安的步步紧逼，中共中央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撤离延安的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事实上，撤离延安的工作早在1946年11月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就已经决定了。这次会议要求“一切笨重器材在一两个月内疏散完毕”。(20)第一批撤离延安的是一些年老干部、家属小孩约两三千人和一批笨重的物资器材。特别是一些重要文件也得到了处理和转移。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回忆说：“文件的清理是从1946年11月就开始的。中央规定：重要而机密的文件‘指定专人妥善带’，事务性的应即销毁。秘书处将由高级干部交来的1.6万多份文件，经过分类，烧毁了十几箱。机要处烧毁电报1.33万多件。毛主席特地关照：‘疏散档案，不要惊慌失措，确实不需要的文电可以销毁，重要文电一定要保护好，片纸只字也不要落入敌人之手’。这以后，中央各部门向延安以外陆续疏散档案，中央秘书处先将16箱档案疏散到保安县（今志丹县）的安筱农场，另外13箱送到清涧县十家塬子。”(21)
周恩来还在百忙中，亲自动员大家坚壁清野，检查机关疏散物资器材的情况。有一次，机关工作人员搬运家具时，将办公室内一张沙发椅子丢了下来。周恩来看见了，指着椅子严肃地说：“我们的每一件东西都是人民群众用血汗换来的。大的、小的、破的、旧的，我们回来都是要用的。毛主席已一再告诉我们：离开延安不过是暂时的，我们很快就要回来的。现在搬不走的东西，可以把它保护好，埋起来嘛！我们要叫胡宗南来了，不仅见不到一个人，就连找一把椅子也得大伤脑筋！”
当年任延安市委书记的张汉武在回忆延安大撤退时说：“第一批先把学校、妇幼机关向河东疏散，到冬季基本上告了个段落。疏散工作中最困难的是粮食不好办，当时农村已经普遍达到‘耕二余一’，每户人家存几千斤，有的存上万斤粮食。大囤粮食收进时一两天就可以装满，可现在一口袋一口袋向山上运，朝沟里藏，真难人呀，运粮的小伙子累得汗流浃背，一架屯粮食一整天也不过挖个小坑，后来实在搬不动，大家又想办法，就地挖窑。挖好后，在里面放上一层谷秆，再封起来伪装好。埋藏好一窑粮食，也得费好多劳动。战前的具体疏散工作，首先是协助中央、边区机关疏散，然后是市民疏散。当时规定东西南北二十里范围内，把碾磨都要就地埋了。把吃的、用的都坚壁起来，把敌人困死、饿死在延安。”(22)
延安的撤离没有任何的惊慌，而是有准备有秩序的大撤退。正如当时的外国记者所说，这是战时最有秩序的一次主动撤退。驻延安美军观察组成员赛尔斯上校撤出延安后，在接见北平的中外记者时也说：延安的撤退，其秩序非常良好。中共在延安的任何物资均经迁撤，医院及无线电设备亦皆迁至新基地。
情况越来越紧急。3月17日清晨，裴昌会又指挥两个整编军15个旅14万人的兵力开始向北进攻。同时，国民党军的飞机45架又对延安进行了大轰炸，投下了59吨炸弹，延安顿时成为一片火海。有一颗重磅炸弹在毛泽东所住的窑洞前面爆炸了，气浪冲进居室，冲倒了桌子上的热水瓶，毛泽东仍然若无其事地在批阅文件。
3月18日清晨，延安的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基本上撤离完毕，延安城里也已可听到清晰的枪炮声。毛泽东和周恩来还在王家坪窑洞里同刚刚从晋绥赶到延安的王震谈撤离延安后的作战方针问题。毛泽东说：“中央已决定主动撤离延安，我晓得大家在感情上想不通。可是敌人来势很凶，兵力相当集中，就我们目前的力量还一下子吃不了这一砣。怎么办？我们两万多人要消灭二十多万敌军，就得有个正确的方针。只能继续执行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积极防御的作战原则。”又说：“中央决定放弃延安是暂时的。胡宗南占领延安，绝不是他的胜利，而是他们失败的开始，也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命运。”
王震问毛泽东：“敌占领延安后，是不是想用重兵把我们击溃，消灭我们？”毛泽东说：“不会的。他是想把我们赶过黄河去。胡宗南可不是你王胡子，没有那么大的本事！”(23)
不知不觉已到下午了，毛泽东还没有离开延安的意思。他和周恩来一起，在他住的窑洞里，和西北野战兵团的领导同志开会，研究撤出延安后的工作和西北野战兵团的作战部署。毛泽东说：“敌人要来了，我们准备给他打扫房子。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敌人进延安是握着拳头的，他到了延安，就要把指头伸开，这样就便于我们一个一个地切掉它。要告诉同志们：少则一年，多则二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将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24)
敌人正在逼近延安，整日枪炮不停，敌机也不停地凌空狂轰滥炸。彭德怀催促毛泽东迅速撤离延安，但毛泽东坚持要最后一个离开延安。他只好把毛泽东的警卫参谋和警卫排长叫到他的窑洞，神情十分严肃，郑重地对他们说，现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关心党中央、毛主席的安全，很多同志希望毛主席早过黄河。可是毛主席不同意，不愿在敌人打来的时候离开陕北人民，而要留在陕北指挥作战。你们是直接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安全的战士，一定要保证毛主席的绝对安全。最后，他又断然地嘱咐，毛主席一向不顾自己，不能由他的性子来。必要时，你们抬也要把他抬走。
这时，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已过了劳山，正逼近三十里铺，机枪声响成一片，敌人的飞机还在不停地轰炸着。彭德怀、习仲勋再三催促毛泽东早一点撤离延安，毛泽东却说：“我有言在先，我是要最后一个撤离延安的。走这么早干什么？我还想在这里看看胡宗南的兵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彭德怀着急地说：“那胡蛮的龟儿兵有什么看头！有同志代你看。你马上给我走！”(25)
太阳快要落山了，炮声、枪声交织在一起，胡宗南的部队已过了二十里铺、十里铺，从南泥湾插到七里铺，接近延安宝塔山了。毛泽东这才走出窑洞，对彭德怀说：“胡宗南占领延安，也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命运。”说着，他伸出一个指头对着彭德怀，又说：“你只要一个月能消灭敌人一个团，不用三年就可以恢复延安。”随后，他要彭德怀告诉阻击部队立即撤出防御阵地，并和周恩来、彭德怀一道察看了王家坪的几孔窑洞，又叮嘱身旁的警卫排长阎长林说：“你带一个班，再检查一下房子，要把房子打扫一下，文件不要丢失，家具也一点不要破坏，叫胡宗南知道，延安，我们还要回来的”。说完，他走出门来。
院子里，吉普车已经发动，毛泽东环顾四周，看见了人群中的毛岸英，便招了招手，说：“岸英，来，我们照一张相好不好！”叶子龙端起相机，为他们父子俩拍了一张合影。(26)
照完相，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你看，我要最后一个走，他老彭不同意，我就服从命令吧！”这才同彭德怀握手道别，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居住十年之久的延安，坐汽车经飞机场、桥儿沟、拐峁，沿咸（阳）榆（林）公路向东北方向转移。在拐峁，毛泽东在和王震分手时说：“我和你们一起坚持在陕北斗争，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27)
彭德怀、习仲勋送走毛泽东、周恩来后，又转回到王家坪住处，第一纵队司令员张宗逊、政治委员廖汉生还在等着向他们汇报情况，接受任务。彭德怀对心情沉重又焦急的张宗逊和廖汉生说：要告诉我们的干部和战士，放弃延安是中央和毛主席的决定，是暂时的。我们的指战员对党中央、毛主席感情深，就应该听毛主席的话，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把胡宗南放进来，正是为了消灭胡宗南。
听完张宗逊、廖汉生的汇报以后，彭德怀派人继续了解延安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的撤离情况，问延安还有没有人，东西都运完了没有，还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解决。他又亲自去杨家岭等地检查，当确知各机关和群众都已经安全撤离，延安已经成了一座空城的时候，他的脸上显出了宽慰的神色，并连声说：“这就好了，这就好了！”
接着，彭德怀又回到自己的窑洞里投入紧张的工作，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意图，对我军撤出延安后的歼敌计划，进行周密的部署。这一天，中央军委在一份电报中指出：“胡宗南此次集中刘戡、董钊两个军第一、第十七、第二十七、第三十六、第七十六、第九十等六个师、十四个旅（二十九团）、四个炮兵团，共三十三个团，连同军、师直属队约十五万人之众，十三日起从洛川、宜川之线打入边区，大部走无人荒山，向延安前进。我以小部利用山险，节节抗击，疲惫消耗之。敌机连日炸延安（多者一天四十五架），除南郊死伤居民数人外，毫无损失。中央及边府机构全部安全后移。待敌进延安之后，我当集中五个旅寻机打运动战，各个歼敌。胡宗南共有二十六个旅（其中四个旅在晋南），再加榆林、宁夏七个旅，总计三十三个旅，以边区地域之广，地形之险，人民之好，有把握钳制胡军，并逐渐削弱之，保持广大地区于我手，以利他区作战取得胜利。”
夜已经很深了。稀疏的星斗眨巴着似乎有些困倦的眼睛，点点暗淡的星光照在大地上。这时，敌人离延安越来越近，枪炮声不但没有停止，而且越来越清晰了。侦察员不断回来报告，右路敌人的炮弹已经落在了飞机场，顺公路向东撤退已经不可能了。参谋长张文舟问：“撤电话线吧！”彭德怀说：“不忙！我们高级机关撤得早，下边也就撤得早，这对监视敌人不利。”
周围的人焦急地催促彭德怀快一点儿撤离延安，彭德怀环视了一下身边的人，说：“你们不要催，延安不是平常的地方，这一撤退，对部队和群众都有很大的影响。我们的指挥机关一定要坚持到最后，这样大家的心里才稳当。”
彭德怀又亲自给部队打了一次电话。他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意图，规定了撤退路线，布置了作战意图和撤退时间。他对部队的首长讲：“你们打得很好，大挫了胡宗南的锐气，光荣地完成了掩护党中央和人民群众安全转移的任务。延安已经撤空了，我们也准备走了。延安是党中央的所在地，撤出延安，部队免不了有一些思想波动，要耐心做好思想工作。告诉指战员，敌人占领延安，只不过是暂时的，要有胜利的信心。”
彭德怀刚放下电话，第358旅旅长黄新廷和政治委员余秋里来了。彭德怀详细地向他们交代了任务。黄新廷和余秋里走后，时间已到了3月19日的凌晨。彭德怀在他自己住的窑洞里踱了一圈，用手摸了摸桌子、木椅和床板，接着把手一摆，说：“走！”
走出窑洞，彭德怀又站住了。在警卫员手提的几盏马灯放出的微弱光亮里，他又左边看看，右边瞧瞧，还望了望墙上张贴的标语。他对王家坪的每一孔窑洞，对延安的一草一木，都流露出依依惜别之情。
又过了一会儿，彭德怀才毅然回过身，迈着从容的步伐，率领西北野战兵团的机关，踏上王家坪后沟的一条小路。
当彭德怀一行爬上一个山头的时候，他又停住了脚步，久久地眺望着延安城，对身边的人说：“延安撤得好，把胡宗南引进来了。我们这里虽然苦一点，晋南陈赓那里却减轻了负担，可以放手发展。”“胡宗南志大才疏，不要看他这么疯狂，赶得我们丢了老家，还得走夜路。敌人占领延安没有什么了不起，等着瞧吧。我们还要回来，延安是我们的，谁也搬不走；不久全中国都将是我们的。我们这次撤离，不过是同延安暂时告别。”说完，大步流星地走下山，经北沟、一里铺，向东北方向走去。
(1)(2) 《蒋总统集》第2卷。
(3) 《戡乱战史》。
(4)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3册下。
(5) 《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
(6) 龙飞虎：《西北高原帅旗飘》，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
(7) 《解放日报》1947年3月9日。
(8) 龙飞虎：《西北高原帅旗飘》，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
(9)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0)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
(11)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2)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1947年3月11日。
(13)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14) 阎长林：《警卫毛泽东纪事》，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5) 《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16)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7)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301页。
(18) 《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13页。
(19)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20)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49页。
(21) 《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22) 李彦清：《黄土地、红土地》，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23) 《王震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
(24) 王政柱口述：《彭总在西北解放战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5) 王政柱口述：《彭总在西北解放战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6) 《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89页。
(27)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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