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内战爆发——毛泽东纵论“纸老虎”——陕甘宁掀起备战热潮——接应359旅回陕甘宁——发起横榆战役——陕北保安团队起义——粉碎胡宗南偷袭延安的阴谋——周恩来回到延安——“囊形地带”争夺战——“得民者昌，失民者亡”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在完成了大规模内战准备后，扯下了“和平”的假面具，撕毁了国共两党签订的《停战协定》，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全国规模的内战开始了，饱受战争灾难的中国人民渴望在和平之树的绿阴下建设自己家园的美好愿望落空了。
全国内战爆发时，国民党军的总兵力约有430万人，其中正规军约356万人，非正规军74万人；解放军的总兵力约127万人，其中野战军约61万人，地方部队及后方机关约66万人。国民党军的总兵力是解放军的3.4倍。
蒋介石对其一手发动的这场内战的性质与规模，在战争初期就有明确的表述：“今日之共党，其装备训练与作战指挥，比较江西时代，均相当进步”。“剿匪之成败，关系我国家之兴亡。故应正视此严重事实，而确认‘剿匪’乃堂堂正正之战争，非局部之戡乱与绥靖也”。(1)从这里不难看出，蒋介石一开始就把这场内战看成是正规的、全面的战争，是关系国共两党生死存亡的决战。
为了尽快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国民党统帅部决定采用全面进攻、速战速决的战略，以193个旅（师）约160万人的兵力（约占其全部正规军的80%）向山东、华中、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以及中原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企图在三至六个月内，首先消灭关内各战场的人民解放军，占领解放区；然后再集中力量解决东北问题。对于这种“全面进攻，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蒋介石于1946年6月发动全面内战的前夕，曾在一次高级军官集训中作了如下的解释：“我们有空军、有海军，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种兵”，“匪军则绝对没有”，“如果配合得法，运用灵活……就一定能速战速决，把奸匪消灭”。(2)
蒋介石在确定战略方针的同时，提出了战争初期的三个“战略目的”：“第一是要占领匪军的政治根据地，使他不能建立政治中心，在国内外丧失其号召力。第二是要摧毁其军事根据地，捣毁其军需工厂与仓库，使其兵力不能集中，补给发生困难。第三是封锁其国际交通线，使之不能获得国际的援助。”
为实现上述战略目标，蒋介石及国民党统帅部的其他要员，多次在军事会议上强调在作战中要以占领城市及交通线为基点。蒋介石在军官训练团的一次讲话中对此作了详细的解释，他说：“现代作战最要紧的莫过于交通，而要控制交通，就先要能控制城市”。“都市不仅是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一切人才、物资集中之所，而且在地理形势上，它一定是水陆交通的要点。我们占领重要都市之后，四面延伸，就可以控制所有的交通线。交通线如果在我们控制之下，则匪军即使有广大的正面，也要为我们所分割、所截断，使军队运动的范围缩小，联络中断，后勤补给都要感到困难，终至处处陷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不能掌握交通要点和大城市，对于政治经济以及宣传号召，也有莫大的影响”。(3)
正因为如此，蒋介石确定国民党军的“作战纲领”是：“第一步，必须把匪军所占领的重要都市和交通据点一一收复，使匪军不能保有任何根据地。第二步，要根据这些据点，纵横延展，进而控制全部的交通线”，“使我军运输方便，进退自如，一个兵即可当十个兵之用”；“匪军方面则因占领地区被分割，兵力便无法集中”，因此“我们作战的纲领可以说是先占领据点，掌握交通。由点来控制线，由线来控制面，使匪军没有立足的余地”。(4)
面对蒋介石挑起的全面内战，中共中央首先确定了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以恢复国内和平的正确方针。1946年7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指出：“只有在自卫战争中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中国人民才能恢复和平。”“我党我军正准备一切，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借此以争取和平。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5)
全面内战爆发前夕，中共中央尽管提醒全党“为着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必须作持久打算。”(6)但对形势的分析还是比较乐观的，认为在五至六个月以内是能够取得战争的胜利，恢复国内和平的。因此，制定了一个以主力向国民党统治区实行外线出击、力争“以打促和”的战略计划。6月19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关内各战略区首长的关于准备对付蒋介石大打的作战部署的电报中指出：“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7)
6月2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郑位三、李先念、王震的电报中，对争取和平前景的可能性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他指出：“国民党危机空前扩大；大城市人民对国民党极大不满，酝酿反战运动；各省灾荒甚重；杂牌军动摇者多；美国舆论已开始批评国民党；如重新爆发内战，估计打不长久，半年之后，可能议和。”(8)
怎样去“战胜蒋介石”呢？基于对形势的这种乐观估计，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自6月19日至28日，先后对各战略区作出了当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后，立即向国民党统治区举行大规模自卫反击作战的战略部署，即在关内的南、北两战场举行外线作战，北线夺取三路四城（三路，指平汉路北平至石门段、正太路和同蒲路；四城，指保定、石门、太原和大同），南线出击津浦线。为此，毛泽东又明确地提出了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是打运动战的作战方法。他说：“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因此，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为了取得最后胜利，否则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此点，应使全党和全解放区人民都能明白，都有精神准备。”(9)二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指出：“当着敌人使用许多个旅（或团）分几路向我军前进的时候，我军必须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即集中六倍、或五倍、或四倍于敌的兵力、至少也要有三倍于敌的兵力，于适当时机，首先包围歼击敌军的一个旅（或团）。这个旅（或团），应当是敌军诸旅中较弱的，或者是较少援助的，或者是其驻地的地形和民情对我最为有利而对敌不利的。”这种作战方法的效果是“一能全歼，二能速决”，在敌军武器加强的条件下，这是我军必须特别强调的。(10)
然而，面对美帝国主义支持的飞机加大炮的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小米加步枪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能够打得赢吗？当时国内外有许多人表示忧虑和怀疑。
为了使人们进一步认清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的虚弱本质，树立起战胜蒋介石的信心，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了来访的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斯特朗是一位美国籍的进步记者。她1925年首次访问过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又两次来华，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斗争和人民军队的英勇抗战，可算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1946年初，她又以61岁的高龄从旧金山来到上海转往北平，7月31日，经过宋庆龄的精心安排，乘军调部的飞机来到延安采访。
在延安，首先接见斯特朗采访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是朱德。朱德向她介绍了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计划，并说明蒋介石正在占据原来已经解放了的许多城镇。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原则是，以对方的伤亡和武器辎重的损失为代价而放弃这些城镇。朱德还形象地解释说：“国民党军队就好比一只大船，而我们则像大海。大船来临时，大海不平静。但是，船过后，大海又恢复平静了。”
8月5日，应斯特朗的请求，毛泽东决定在延安杨家岭会见她。但是不巧，由于天下大雨，延河洪水暴涨，根本无法通过，会见只好推移到第二天。
8月6日，延安雨后初晴。上午，斯特朗搭乘美军观察组的一辆大卡车过了延河。卡车在泥泞不堪的河堤上滑动，从砾石中择路行进，越过一条深谷，爬上了另一边，下午3时，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地——杨家岭。来迎接斯特朗的是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和马海德医生。他们一道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
听到斯特朗来了，毛泽东走出了窑洞，来到院里欢迎。为了表示对客人的礼貌，毛泽东特意穿了件稍好的蓝布衣服。他的小女儿李纳紧抱着他的腿站在旁边。
8月的延安，天气已经热了，他们就在窑洞前小院子的一棵苹果树下，围着一张石桌坐了下来。
已是傍晚时分，落日的余晖照在贫瘠的山坡上。毛泽东对斯特朗不辞辛苦来到延安表示欢迎，又对她前些时候访问华北解放区所写的一些公正的报道表示赞赏。
接着，毛泽东询问了美国的一些情况，这使斯特朗感到十分惊讶，原来毛泽东对美国的事情，比她还了解得多。
斯特朗从和平问题谈起，提出了美国政府对蒋介石的支持，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作战等问题。毛泽东一一作了精辟的回答。当斯特朗问起美苏能否发生战争时，毛泽东摆弄起石桌上的茶杯，他在桌的一端放上一个大茶杯比作美国反动派，另一端又放上一个茶杯比作苏联，中间放上了一些小茶杯和火柴盒，算是美国人民和美苏之间的一切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这时，他面对斯特朗说：“你看，美帝国主义现在怎么能进攻苏联呢？首先，他们必须进攻美国人民。人民不需要战争。美国反动派已经在进攻美国人民了，废除了战时物价管制，向国外市场倾销美国货，而不管美国人民对这些货物本身的需要。要对苏联进行战争，反动派还必须更进一步加紧迫害美国人民。他们还必须把法西斯主义引进美国。没有法西斯制度来统治美国人民，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不可能的。”
此时的斯特朗想起来了，今天正好是日本广岛遭受原子弹轰炸一周年的日子。于是，她向毛泽东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美国使用原子弹你们怎么办时，毛泽东回答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其实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那件新式武器。”毛泽东又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纸老虎”，该怎么翻译呢？陆定一把它翻译为“稻草人”，以使斯特朗好懂些。但是，稻草人是插在稻田吓唬小鸟的，并不是吓人的。斯特朗仍然不能理解，陆定一也觉得这样翻译不准确。坐在一旁的马海德插话说：“不，不是稻草人，而是纸老虎，papertiger。”
“很对头”。毛泽东对马海德的话感到满意，说：“纸老虎不是插在田里的死东西。纸老虎是吓唬小孩子的，它看样子像是一只可怕的野兽。”说到这里，毛泽东笑了起来。他接着又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样子很可怕，但经不起风吹雨淋。从长远观点来看，力量在人民这一边。蒋介石——纸老虎。”于是陆定一采取了直译的方法，告诉斯特朗，就是papertiger，thetigermadeof paper。这一下斯特朗听懂了，高兴得很。毛泽东又作了解释，说他家乡有很大的纸做的老虎，吓人的，不是吓小鸟的。它看起来像可怕的老虎，但实际上是硬纸板做的，一受潮就会发软，一阵大雨就会把它淋坏了。毛泽东讲得生动，斯特朗听得津津有味。最后，毛泽东又谈到蒋介石发动的这场大规模内战的前景。他十分坚定地告诉斯特朗：“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吃饭后，他们又接着谈下去，直到午夜。
谈话快要结束了。斯特朗说：“请等一下，我是个记者，我是不是可以报道说，毛泽东说蒋介石是纸老虎？”
毛泽东不假思索地回答：“不要只是那么说，”说到这里，他笑了起来，又说，“你可以说，如果蒋介石维护人民的利益，那么他就是铁老虎。如果他背弃人民，发动反人民战争，就像他现在做的那样，那么他就是纸老虎，就会被雨水冲跑。”(11)
毛泽东提出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和“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的论断，很快传遍国内外，深入人心，对增强人们战胜蒋介石的信心产生了巨大的力量。
大规模内战的战火，首先在中原地区燃烧起来。与此同时，蒋介石又集中了19个旅20万人的兵力，对陕甘宁解放区继续包围封锁并伺机发动进攻。
陕甘宁解放区，东临黄河中游，西抵环江，南至渭北山地，北傍长城，包括陕西北部，甘肃、宁夏东部共20余县，面积约9.86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50万，拥有城市19座。解放区境内属黄土高原的一部分，平均海拔800至1200米。由于洛河、延河、无定河等河流的长期侵蚀，形成沟壑纵横的多种复杂地形，山岭交错，道路稀少。早在土地革命时期，这里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创建的老根据地，也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落脚点。陕甘宁解放区的首府延安，自土地革命战争末期以来，一直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所在地，是全国各解放区的政治、文化中心，政治影响极其重大。
当时，国民党军的部署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部的12个旅14万人，驻守陕甘宁解放区的南线；晋陕绥边区总部主任邓宝珊部1个军2个旅1万余人，驻守榆林地区；西北行辕副主任马鸿逵部5万余人，驻守陕甘宁解放区的西线。包围陕甘宁解放区的主力胡宗南部除不断袭扰和进犯外，还妄图用偷袭的手段，大举进攻延安。
现在延安的气氛已和抗战胜利的时候迥然不同了，战争的阴云笼罩着整个山城，笼罩着整个陕甘宁解放区。此时，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只有5个旅，2.8万余人。
面对日益严重的战争威胁，陕甘宁解放区掀起了规模空前的战备热潮。1946年6月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了《关于紧急动员准备战争保卫边区的指示》，揭露了国民党军企图进攻延安的阴谋，号召解放区军民作好粉碎敌人进攻的准备。8月16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全解放区人民动员起来，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社论，指出在蒋介石破坏和平民主协议，点燃内战火焰的情况下，全解放区军民的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夺取自卫战争的胜利。
7月初，中原军区右路突围部队之一、由王震率领的第359旅越过平汉路封锁线，突破国民党军包围圈，多次粉碎国民党军的追堵合围计划，连跨汉水流域的唐、白二河，远远摆脱了刘峙的追击。蒋介石闻讯大骂刘峙无能，严令刘峙继续追击，同时令胡宗南派兵速到鄂豫陕交界的荆紫关一带堵截，严防王震率第359旅进入陕南。
7月11日，王震率359旅进至豫陕交界的淅川附近，突然与胡宗南的堵截部队遭遇。王震没有想到胡宗南的动作如此迅速，当即决定抢占淅川西北险要山隘荆紫关，并相机夺取淅川县城，以便迅速打开向陕南进军的通道，争取尽快进入陕南的秦岭山区。为了亲自指挥前卫部队的行动，王震带了20几人的警卫部队，突破敌人的封锁，在淅川城南的马蹬附近，突然出现在第359旅的前沿阵地上。
王震很快找到第359旅旅长郭鹏、政治委员王恩茂，向他们了解了敌情和部队情况，决定首先打退堵截的胡宗南部，然后抢占荆紫关和相机夺取淅川县城，为后续部队扫清进入陕南的道路。
淅川是豫陕边界地带的重镇之一，城内守敌是盘踞豫西南20余年的地主武装刘廷芳的嫡系，城墙坚固，戒备森严，几米宽的外壕水深没顶。经一夜激战未能攻克。同时，攻占荆紫关的第718团在中途与敌遭遇，得悉胡宗南的部队已经占领荆紫关，其先头部队正沿丹江南下，向淅川推进。此外，刘峙的追击部队也相继逼近，大有与胡宗南部队合围第359旅于丹江东岸的趋势。王震看到情况危急，便决定迅速抢渡丹江，然后沿丹江西岸的鲍峪岭一带进入陕南。
7月14日夜，王震指挥第717、第718团首先强渡丹江。丹江水宽50米，又逢连日暴雨，山洪暴发，水势猛涨，水深流急，江上既无桥梁，又无渡船，涉水、泅渡相当困难。这时，敌人又紧追而来，只有在第二天凌晨前全部渡过丹江，才能摆脱敌人的围堵。当天夜里，指战员们开始了强渡丹江。他们紧急解下绑带拧成一条条长长的布索，把一头固定在沿江石头上。王震心急如焚，为了争取时间，激励士气，他脱下衣服，在漆黑的雨夜中大声喊道：“同志们，跟我来！”毅然跳下了激流率先涉水泅渡。就这样，拂晓时分，胜利渡过了丹江，进入了西去的高山丛林之中。
王震率第359旅历经数次血战，胜利地进入陕南地区，与巩德芳领导的游击队会师，开始了创建以陕南为中心的豫鄂陕根据地的斗争。由于敌情严重，部队处境危险。王震请示中央军委，要将部队带回陕甘宁地区。8月15日，中央军委为使第359旅摆脱险境，增加陕甘宁边区粉碎胡宗南等部进攻的兵力，批准第359旅北上返回陕甘宁边区。从8月19日起，第359旅分左、右两路纵队，经三天两夜急行军175公里，突破国民党军的追堵，由宝鸡、凤县间通过川陕公路，强渡黄河，穿越陇海路开始北进。
胡宗南发觉第359旅北返意图后，急调九个团的兵力进行阻击，企图将第359旅聚歼于千阳、陇县地区。
为粉碎国民党军的围攻，接应第359旅顺利进入陕甘宁解放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组织南线出击，消灭围追堵截第359旅的国民党军。他们以新编第4旅为左翼兵团，从长武、彬县之间突破敌军的封锁线；以警备第3旅7团及第5团一部为右翼兵团，从平凉、泾川间突破；另以警备第1旅在旬邑地区分散游击，牵制国民党军。当第359旅的指战员们得知中央军委为迎接部队进入陕甘宁边区，派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部队来接应的消息时，信心和力量倍增。8月23日，第359旅左路纵队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出击的同时，在陇县以南地区与敌激战后，西折马鹿镇。胡宗南判断第359旅可能由平凉以西北进，急调整编第36师进至瓦亭一带堵截。然而第359旅左路纵队已经绕道陇县，以日行75公里的速度向北疾进。8月29日，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接应部队胜利会师。与此同时，第359旅右路纵队也经过连续30天的艰苦行军和10余次战斗，穿越微县、两当、六盘山等地，从平凉以西跨过西兰公路由马渠进入陕甘宁解放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顺利地完成了接应第359旅返回陕甘宁解放区的任务。
第359旅自6月26日从中原突围起，至8月底进入陕甘宁解放区止，先后转战鄂、豫、陕、甘四省，浴血奋战90余次，日夜兼程5000余里，粉碎了大于自己20余倍之敌军沿途的围追堵截。警备第3旅兼陇东警备区旅长黄罗斌、政治委员郭炳坤，在与王震会合后当天给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司令员王世泰的电报中说：“王震率三五九旅八团、九团（千余人），于今日二时到达宁县屯子镇与我旅会合。九旅全体同志已疲劳不堪，绝大部分都骨瘦如柴，面呈菜色。当他们经过我旅欢迎队列时，激起了全体指战员对敌人的仇恨心理，有许多流泪的……”。这一壮举，调动和分散了国民党军围攻豫、鄂、陕我军的兵力，打乱了胡宗南部进攻陕甘宁解放区的步骤，为陕甘宁解放区备战工作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中共中央在第359旅和警备第3旅会师的当天，就给王震发来了贺电，祝贺部队重返陕甘宁边区的胜利，命令他提前返回延安，部队暂留陇东休整。
王震在庆阳休息了几天，把部队安顿好，就于9月12日带着少数随行人员向延安进发。
正是金秋季节，天高气爽，田野是一片丰收的景象。王震怀着满心的喜悦，环顾沿途的山山水水，感到格外的亲切。
王震到达延安以后，连家也没有回，就直奔王家坪毛泽东的住处。一见到毛泽东，王震以十分激动的心情向他敬礼、问好。毛泽东也十分激动，紧紧握住王震的手，上下打量着他，好长时间说不出话来。王震那满头的长发，那瘦削的面孔和满腮的胡须，还有那褴褛的衣着，仿佛都在向毛泽东诉说着一路的风尘劳苦，诉说着九死一生的艰辛历程。毛泽东不禁热泪盈眶，感叹连声地说：“王震同志，你受苦了，你受苦了！你们任务完成得很好！”随后和王震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12)
9月27日，第359旅胜利回到了延安，延安人民高举着“威震华夏”的横幅，载歌载舞，热烈欢迎这支远征归来的英雄部队。《解放日报》当天发表了题为《欢迎三五九胜利归来》的社论。
这一天，王震一早就到远处迎接部队的到来，他带领着第359旅在千万群众夹道欢呼声中进城。行至七里铺时，王震对第359旅全体指战员们说：“为了解放中国人民，我们要到哪里就到哪里，任何蒋美反动派的力量，都阻止不住我们继续为中国独立和平民主奋斗到底。”
两天以后，中共中央在杨家岭大礼堂召开了欢迎大会。毛泽东在讲话中高度赞扬了第359旅的英勇顽强的精神。他说：“南下支队的同志们！你们辛苦了，我们胜利了！你们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深入敌人的心脏，敢于和敌人作斗争，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数十万大军的‘围剿’，胜利地返回延安。你们是党的宝贵财富。虽然牺牲了不少同志，但是，你们光荣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你们勇敢顽强，不怕敌人围追堵截，经历了第二个长征。将来，你们要把三五九旅的旗帜插到北平的城头上。”(13)他勉励第359旅要重整旗鼓，加紧训练，准备打仗。
当天下午，中共中央又以毛泽东、朱德的名义发出请柬，在王家坪礼堂宴请了南征的团以上干部。朱德在举杯祝酒时说：“这次南征、北返和中原突围，共走了二万七千里路，同志们辛苦了。”王震当即站起来回答说：“仅仅是二万二千里！”参加宴会的革命老人续范亭看到这一切，兴奋不已，即席赋诗一首：
王震将军不会飞，八千子弟两条腿，
天罗地网都突破，万里长征百战归。
胡宗南部在围追堵截进入陕南、豫西的中原人民解放军和北返的第359旅后，损耗甚大，疲惫不堪，急需进行一段时间的休整，然后准备大举进攻延安。这时，黄龙、麟游山区和关中地区的游击战争活跃，胡宗南又调集部队开抵陇东、麟游山区，使陕甘宁解放区南线出现了暂时平静的局面。此时，驻守在榆（林）横（山）地区的国民党军邓宝珊第22军等又从北线不断向陕甘宁解放区进击。为了打击北线进击之敌，并策应国民党陕北保安团队进行反内战的起义，解放无定河以南地区，以减轻我军北顾之忧，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发起了榆林、横山战役，并成立了北线指挥部，王世泰任总指挥，张仲良为政治委员。
早在1946年初，毛泽东针对陕甘宁解放区所面临的严峻形势，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习仲勋，把统战工作的重点放在陕甘宁解放区的北线，加强对邓宝珊部第22军及陕北保安团的统战工作，把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结合起来，拿下榆林、横山，为陕甘宁解放区军民自卫战争争取一块回旋之地。
习仲勋随即召开了中共西北局常委扩大会议，经过分析研究，认为国民党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指挥胡景铎有倾向民主的思想，对蒋介石独裁卖国和坚持内战的政策不满，有争取起义的可能。为此，中共西北局决定派绥德地委统战部副部长师源，以参谋身份借谈判边界问题去横山县的波罗堡胡景铎部驻地，同胡景铎详细谈了中共对国内形势的看法，转达了毛泽东、习仲勋希望他率部起义的意向。胡景铎当即表示：“跟共产党走，坚决起义。”
应胡景铎的要求，中共西北局抽调30多名干部到胡部，联络起义人员，培养起义骨干。当蒋介石发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后，中共西北局认为组织横山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并派统战部处长范明带着习仲勋的亲笔信去波罗堡，向胡景铎传达这一决定，共同商讨了起义计划和行动方案。范明返回延安后，先后向习仲勋和毛泽东汇报了起义的方案。毛泽东当即决定里应外合，乘势夺取榆林。
10月11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北线指挥部和绥德地委，在响水堡召开会议，决定由王世泰、张仲良指挥教导旅第1团、新编第4旅、警备第3旅第8团、新编第11旅第2团一部和绥德、西乌审、三边军分区的地方部队共万余人，配合起义行动。
10月13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向北线发起攻击。胡景铎同时率领国民党军第22军第86师3个连，新编第11旅一部及保安第9团5个大队共2100多名官兵，分别从波罗堡、哈兔湾、海兔庙等地发动起义。胡景铎发表了《反对蒋胡卖国、内战、消灭异己，拥护邓宝珊将军等为和平建国奋斗》的通电。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相继攻占薛家寨及镇川城西北角、吴家园子、麒麟沟、石湾等地。14日，占领镇川、武家坡、鱼河堡后，一面配合起义部队包围响水堡，一面向吴庄、兴隆寺、旧寨、安崖等地进攻。15日，攻克万佛洞、乌龙山。16日，驻横山敌新编第11旅1团团部及1个营300余人被迫投降。20日，陕甘宁联防军集中兵力，向无定河以南惟一残留的国民党军据点响水堡猛攻。
这时，国民党军陕北保安指挥部总指挥、胡景铎的哥哥胡景通率两个营前来增援。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决定除留少数兵力继续围攻响水堡外，集中主要兵力将援敌包围。经四小时激战，除胡景通率少数人逃跑外，其余全部被歼。21日，陕甘宁联防军攻克响水堡。原来，中共中央计划继续夺取榆林，但考虑到邓宝珊部还有争取的可能，加之榆林守敌已有准备，遂取消了攻打榆林的作战计划。至此，榆横战役胜利结束。此役，国民党军共2100余人起义，1000余人被俘或投降，解放了无定河以南12万人口、5000平方公里的地区，建立了榆横新区民主政权。为尔后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夺得了极为宝贵的回旋之地。
胡景铎率部起义后，部队改编为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6师。胡景铎任师长，范明任政治部主任。12月中旬，起义部队到达延安，受到陕甘宁解放区党政军民的热烈欢迎。24日，中央军委在枣园举行了欢迎会。毛泽东在讲话中高度赞扬这次起义，指出：“起义给西北的旧军队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他还风趣地说：“美蒋那只船虽然大些，但是一只破船，一遇风浪就会沉没。我们这只革命的船现在还小些，但是崭新的，能够乘风破浪，胜利前进。欢迎你们下大船上小船，克服困难，将革命进行到底。”(14)
就全国战局来看，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以来，至1946年10月达到了最高峰，其进攻兵力由战争开始时的72个旅增加到117个旅，增加了63%，相继占领了解放区的承德、张家口、安东、淮阴、菏泽等105座城市。蒋介石被国民党军抢城掠地的表面胜利冲昏了头脑，在占领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之后，即下令于11月中旬召开“国民大会”，继续加紧对各解放区的进攻。
蒋介石一声令下，胡宗南立即又一次发动了对陕甘宁解放区的进攻，并积极准备偷袭延安。他于11月上旬，先后从陕南、晋南地区抽调其主力整编第1、第90师等部6个旅，连同原来封锁陕甘宁解放区的4个旅，共10个旅及1个装甲团。以其中6个旅集结于洛川、宜川一线，作为主力由南面进攻；以宁夏马鸿逵部5个旅向东进攻，并以山西阎锡山部的晋西地区总指挥杨澄源部队，从晋西南由东向西进攻，以策应偷袭延安的行动。
对于蒋介石的阴谋，中央军委早已料到。10月19日，中央军委在一份电报中指出：“蒋介石政治上正进行和平攻势，军事上积极准备长期大打，进占张垣后更加猖獗，胡宗南军正积极准备进攻延安，我必须破坏胡顽此阴谋，积极发展吕梁山全区，造成威胁关中，开辟黄龙山，保卫延安之有利条件。（一）晋绥军区之独立第四旅，及吕梁区在太原以北之地方团，应于本月底前集中离石、中阳地区；太岳之二十四旅集中汾西京香地区，上述各兵团到达指定地区时，即由王震、彭绍辉、罗贵波统一指挥，夺取石楼、隰县、永和、吉县、蒲县、乡宁、大宁，肃清该区阎（锡山）顽残余势力，放手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使陕北、太岳、晋西北连成一片。（二）为了有效保卫延安，张宗逊应迅即率两个主力旅开延安，愈快愈好，其他各部由许李率领向同蒲路以西转移，接替太原、大同、归绥地区防务，开展绥远游击队”。同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给贺龙、李井泉等的电报中也指出：“（一）确息：蒋（介石）大打内战决心更强，谈判一破裂，将必先打延安，可能在国大前打，但估计南线半月尚不致大打。（二）今午向中央请示保卫边区问题，已得中央同意，采取积极方针，并即令晋绥调来两个旅，组织强力野战兵团，于敌未攻时挺进中（阳）、宜（川）、洛（川），以保卫延安。（三）榆林宜趁此时机争取陷（30）日前全部占领，解除三面作战之虑，绝不宜迟，尤应注意宁马西来。（四）攻榆兵力以现有四旅两个团，教一团、警区一个团，加金铎部全部约五个团之众，猛袭榆城。……”(www.xing528.com)
针对胡宗南企图偷袭延安的阴谋，11月6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各战略区领导人的一份电报，对保卫陕甘宁解放区作了军事部署，命令晋察冀野战军第一纵队、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和晋绥野战军第一纵队快速西渡黄河，执行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解放区的任务，电报指出：
（一）第一军、第九十军正由临汾开西安，准备进攻边区，马鸿逵主力集结河东准备进攻三边，然后两路会攻延安。（二）我军有粉碎该敌保卫延安并于胜利后发展西北之任务。（三）决调杨（勇）苏（振华）纵队（三个旅）、陈（赓）谢（富治）纵队（三个旅）、张宗逊纵队（两个旅）协同边区部队执行此项任务，以陈赓为司令员、张宗逊为副司令员、习仲勋为政委统一指挥各部。（四）贺（龙）李（井泉）令张纵队迅即开至兴（县）临（县）地区休整补充，待命开延。（五）聂（荣臻）刘（澜涛）令杨苏纵队迅即补充新兵开至兴、临地区，待命开延。事前应进行充分政治工作，保证减少逃亡。（六）陈谢纵队迅即攻占隰县、蒲县、大宁、吉县、乡宁，控制马斗关渡口，开辟到延安之道路。贺李即令彭（绍辉）罗（费波）及独四旅南下吕梁配合陈谢作战，并于陈谢西进时接管吕梁各县而巩固之，彭罗立即至汾西与陈谢商讨一切。（七）第一第九十两军回陕后，留晋胡（宗南）军已大减，待陕甘战场开辟，留晋胡军将大部或全部调陕，太岳方面除留二十四旅外，应就地方升级组成一个新旅即可应付。皮（定均）徐（子荣）在华中至少须待粟（裕）谭（震林）再打一胜仗方能调动，且路远缓不济急，故须就地自行设法。
11月12日，彭德怀来到富县、茶坊、金盆湾等地视察南线防务。视察后回到延安，他以十分肯定的口气对记者说：“此次保卫边区，保卫延安，我军是必胜的。”他回忆起1935年红军长征到陕北后，蒋介石“围剿”的情形说：“那时的根据地只有三十万人口，红军只有一万人，而且刚才经过长征，疲劳不堪，每个战士只有子弹两颗到五颗，而蒋介石的‘围剿’军队，则有东北军九个师，和阎锡山、马鸿逵、高双成、高桂滋等各部，共计五十多个团，十万人以上，四面八方向我进攻，我军仍然粉碎敌人的‘围剿’。”“现在我们的情形大不相同，根据地比以前大了七八倍，人口多了五倍，东面靠黄河没有敌人，南面还有陕南第五师相互呼应，胡宗南的攻击力量只能有八个旅，马鸿逵三个旅，榆林方面胡宗南最近空运了些部队去，但是没有多大力量进攻的，故至多不会超过一九三五年‘围剿’的进攻兵力。”“胡过去是败将，一九三六年边区军队在山城堡消灭过他的一个师，最近在晋南被我陈赓将军所部消灭三个旅（原亦师），连他最精锐的第一旅也被消灭了。边区经过十年建设，军民团结，兵强马壮，物资丰富，并且有整个华北各根据地的帮助，这样还能不打胜仗吗？”“只要大家努力，大家坚决地打，保卫边区和延安，可以取得惊人的胜利，可以使胡宗南进犯军一败涂地。”(15)
11月13日，《解放日报》发表《紧急动员起来保卫边区》的社论，指出：“蒋介石一只手发表所谓‘停战令’欺骗人民，另一只血淋淋的毒手，却在积极布置进攻边区，进攻延安。蒋介石的这种布置已经进行了半个月，现在大体完成。”“边区是民主中国的圣地。蒋介石进攻边区，进攻延安，这是撕破他自己最后一点点脸皮，赤裸裸露出法西斯匪徒的本相。”社论指出：“要认清蒋介石过去几次要打边区，不敢下手，这一次一定下手。千万不要以为蒋介石这一次仍不敢下手。蒋介石和美国帝国主义的幻想，是想用一个打击，就把中国民主运动彻底消灭，打延安，打边区，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要坚定胜利信心。蒋介石的队伍是可以消灭的，我们四个月来，已经把他的全部军队消灭了六分之一，即三十五个旅。”
11月18日，毛泽东针对国民党军偷袭延安的阴谋，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份文件中，向全党指出：
蒋介石日暮途穷，欲以开“国大”、打延安两项办法，打击我党，加强自己。其实，将适得其反。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民大会”，此会开幕之日，即蒋介石集团开始自取灭亡之时。蒋介石军队在被我歼灭了三十五个旅之后，在其进攻能力快要枯竭之时，即使用突袭方法，占领延安，亦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前途。总之，蒋介石自走绝路，开“国大”、打延安两着一做，他的一切欺骗全被揭破，这是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的。各地对于蒋介石开“国大”、打延安两点，应向党内外作充分说明，团结全党全军和全体人民，为粉碎蒋介石进攻、建立民主的中国而奋斗。(16)
也就在这时，毛泽东根据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已经全面破裂的现实，致电中共驻南京代表团，要代表团主要领导人周恩来等立即返回延安，南京只留下董必武等少数人同国民党继续保持某种接触。
11月19日这天，延安天气晴朗，灿烂的阳光照耀着山头的宝塔，抚慰着淙淙的延河，把延安装饰得更加庄严美丽。尽管这时的延安已进入战备状态，但人们仍从四面八方拥向机场。
下午4点多钟，周恩来乘坐的专机在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中徐徐降落。周恩来和从南京回来的其他同志一道走下飞机，与前来迎接的同志们亲切握手，人群中成千上万只手臂向周副主席挥动着。
周恩来换乘汽车，缓缓地离开机场，沿途又受到解放区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到了杨家岭，周恩来下了车。这时，毛泽东正站在山脚下的礼堂门口等着。毛泽东一见周恩来，就迎上前去，笑呵呵地说：“恩来，你辛苦了！”
周恩来见到毛泽东，彼此的双手紧握着，爽朗地笑着说：“主席，我们被蒋介石赶回来了。”
毛泽东高声地说：“好啊！我们早就准备这一手了。蒋介石赶你们，我们热烈地欢迎你们！”(17)
周恩来回到延安以后，11月21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会议，听取了周恩来的汇报。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讲了话，他指出：国共谈判一年多，工作做得好，教育了群众，在党内也是一个教育过程。现在究竟谁要打，谁要和，人民更清楚了，美国的欺骗也清楚了。第一次国共决裂时，我们完全被动，这一次，我们有了准备。
在分析军事形势和战争前途时，毛泽东说：曹操83万大军，把东吴搞得议论纷纷。事情要分析，近四个月来，我们消灭蒋军已达83个旅，现在有攻势的是薛岳80个旅，顾祝同30个旅，胡宗南20个旅。再过三年，如果刘、邓再打几个胜仗，共消灭他七八十个旅，双方力量平衡了，往后，要超过就容易了。蒋介石多年准备的力量，被我们一年打破，那就很便宜，他的威风就只那么大，不要信那个邪。我们第一年在内线作战，第二年就到外线去，三到五年发展到南方去。美国可能进一步帮助蒋，我们要藐视他们，又要重视他们，要周密，不要疏忽。总的来说，战争是长期的，中间会有许多曲折。我们现在的口号还是坚持1月13日停战令和政协决议，不提打倒蒋介石；土地问题今冬明春可以解决，这是根本，打起仗来，人心如不属于我们，我们就输了。(18)
11月26日，毛泽东致电陈赓、谢富治，命令他们立即发起吕梁战役和汾孝战役，以钳制胡宗南部不西调陕北，保卫延安和陕甘宁解放区，指出：“必须说服全体指战员，不要讨厌吕梁区居民落后，物质困难，应使人人明白，发展吕梁区是保卫延安巩固太岳的重要条件。”(19)
胡宗南万万没有料到毛泽东会出这一招。他的整编第1、第90师刚刚离开晋南西渡黄河，屁股后的中阳、交口、隰县、蒲县等一大批县城，便被陈赓、谢富治率领的部队席卷一空。随之，形势急转直下，胡宗南的这两个师一只脚踏进陕西，一只脚还留在黄河一边，这样，西有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阻在前面，东有占据吕梁各县的我第二、第四两个纵队堵在身后，腹背受敌，威胁之大足以使胡宗南吓出一身冷汗，于是，他急忙命令进入陕西的部队火速东返。胡宗南企图偷袭延安的阴谋就这样被粉碎了。
晋绥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张宗逊接到中央军委关于“西渡黄河，迅速赶赴延安”的命令后，立即率部队从阳高附近开往黄河东岸不远的临县三交镇，在那里补充物资弹药。贺龙不放心，也急忙从兴县赶到临县，对部队作了动员讲话，号召大家以实际行动粉碎敌人进攻延安的阴谋，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
第一纵队在临县休整数日，便出发赶赴延安。部队从碛口渡过黄河，经吴堡、绥德，于12月初到达了延安地区，在延安南边的七里铺进行整训。12月7日，全纵队在延安机场召开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的动员大会，并接受了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中共中央领导的检阅。
12月9日，毛泽东在王家坪接见西方记者，回答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当西方记者问，国民党是否仍然企图进攻延安时，毛泽东说：“进攻延安的计划是早已定了，还要打，但我们有很大可能把进犯的军队打垮。”(20)
不久，胡宗南部又企图从东、南两个方向向延安进袭，并集中马鸿逵部5个骑兵团从西面偷袭延安。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决定集中兵力打击进犯的马鸿逵部。12月3日，警备第3旅8团在三边分区地方武装的配合下，突然奔袭盐池兴武营，一举歼灭马鸿逵部的精锐骑兵第19团团部及1个营。进犯盐池的其余敌军狼狈西逃，我军乘胜收复全部失地。在南线和东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屡次挫败胡宗南部的袭扰，使其不能前进一步，从而彻底粉碎了胡宗南与马鸿逵相互配合偷袭延安的阴谋。
胡宗南两次偷袭延安的阴谋彻底失败后，并未放弃其攻占延安的企图。胡宗南为作好大规模进攻延安的准备，一方面继续抽调部队加强对延安正面的攻击力量，另一方面准备集中兵力攻占陕甘宁解放区的关中地区，以期保障其进攻延安时的侧后安全。
陕甘宁解放区的关中地区是陕甘宁解放区南面的突出部，它从宜君向南折经同官、耀县，向西经淳化再向北折经旬邑至甘肃的正宁，形成一个以马栏为中心，宜君、正宁为袋口的向南的“囊形地带”，正好位于胡宗南部准备进攻延安的出发地洛川、宜川一线的左翼侧后，如同是插入国民党统治区的一把尖刀。
这个“囊形地带”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一、便于西北我军进出封锁线南端，对关中、陇东两大地区的各个城镇和陇海铁路西段及陕甘公路交通线构成严重的威胁。我军据此向西可以直接威胁国民党军在西北战场的指挥中枢、战略重镇西安，向东可以切断胡宗南部进攻延安的交通干线咸阳至榆林公路，割绝胡宗南部北上的交通要道，因而是保卫陕甘宁解放区的重要前哨阵地。二、使陕甘宁解放区可以利用这个地带的缺口捷径进出一切物资，打破蒋介石对陕甘宁解放区的经济封锁。三、使西北国民党军增加约300里封锁线的守备兵力，不敢转用于其他地区。正因为如此，蒋介石、胡宗南对这个“囊形地带”很感头痛，早就蓄意侵占，只因时机未到，不敢贸然动手。
现在，蒋介石、胡宗南一心想要进攻延安，下决心要夺占这一地区了。他们想，为了便于从陇东、关中和晋南向宜川、洛川一带安全集结部队，消除进攻延安时左侧背的威胁和保证后方补给线的安全，这个“囊形地带”就非夺不可了。
12月31日，胡宗南调动第48、第12、第135旅及2个保安团开始向关中地区进犯。此时，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旅及警备第3旅第7团驻守茶坊、牛武、南泥湾、临真、固临一线；警备第1旅、新编第4旅驻守关中分区；警备第3旅旅部率5团驻守陇东分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决定集中新编第4旅及警备第1旅第3团、警备第3旅第7团向进犯关中地区的胡宗南部展开反击，诱敌于运动中予以歼灭。
反击战打得十分艰苦，经过近一个月的激战，至1947年1月31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歼灭敌第368团直属部队2个营共939人，粉碎了胡宗南部第一次进攻关中地区的计划。
胡宗南第一次攻击关中地区受挫后，并不死心，他又抽调更多的兵力准备再次进犯。1947年2月9日清晨，胡宗南乘专列来到了三原，这是整编第29军军部的所在地。在这里，胡宗南召集了参加对“囊形地带”作战部队旅长以上的军官举行作战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西安绥署副主任裴昌会、副参谋长薛敏泉、参谋处长汪承钊、整编第29军军长刘戡、参谋长文于一、整编第36师师长钟松、整编第76师师长廖昂、整编第12旅旅长陈子干、整编第24旅旅长张新、整编第48旅旅长何奇、整编第123旅旅长刘子奇以及其他高级幕僚共20多人。
胡宗南主持会议，并首先讲话说：“诸位，委座已要求我们尽快进攻延安，摧毁共党首脑机关。当前，我们要首先夺取‘囊形地带’，这一战关系到尔后我军向延安进军能否顺利，希望大家努力完成任务。下面，先请第29军参谋长文于一向大家报告作战计划。”
文于一站起来，走到墙上挂着的一幅军用地图前，比画着对大家说：“为达到消灭‘囊形地带’内共军之目的，我们拟采取四面合围的战术。以整编第24和整编第48两个旅分别从宜君西北及正宁东南，以果断迅速的行动，插入‘囊形地带’的北端，以一部兵力占领要点，封闭袋口，堵截南下救援和从囊内北撤的共军；以主力控制马栏以北通向延安的主要道路东西两侧，准备截击共军。军主力同时从东、南、西三面迅速推进，包围囊内的共军而歼灭之。军预备队部署在宜君附近，以便进出袋口以北地区，联系封锁袋口的部队，截击共军南下救援部队，以期一举而获全胜。对这个方案，大家有什么意见请提出。”
文于一刚讲完，西安绥署副参谋长薛敏泉站起来说：“我个人认为，这次作战的目的主要在于迅速夺取‘囊形地带’，从东、南、西三面向该地区发起进攻，堵塞袋口似乎没有必要。”
文于一马上解释说：“我们这个方案主要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消灭共军的有生力量，二是夺取战略要地。只有消灭共军的有生力量，才是真正的胜利；否则，即使夺取了地方，也只是一种不可靠的胜利，甚至可能招致严重的后果。既然我们调集大军向‘囊形地带’进攻，要隐讳下一步必将进攻延安已不可能。同时，对延安的进攻，也不可能在这一战役结束后立即发动。所以，应以歼灭共军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采取四面合围的态势，而不应放开袋口，任其撤退。”
薛敏泉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与文于一争执起来。这时，整编第36师师长钟松起来发言：“我认为文参谋长讲的有道理，我们应以歼灭共军有生力量为主，袋口不能放开。”
还有几个师、旅长见会上出现争论，也私下嘀咕着，有的想站起来发言。胡宗南见气氛不对，忙用手做了一个暂停的动作，说：“好了，不要再争了。我看，薛副参谋长提出的意见有道理，就照他的意见办，一切责任由我承担。军预备队部署在三原附近。所有参战的部队统归刘军长指挥，18日拂晓开始攻击。会后大家立即着手准备，现在散会。”
到会的将领都知道胡宗南的脾气，皆相视无语，旋即返回驻地作准备去了。胡宗南之所以不同意第29军的作战方案，其用意很明显：他只想在自己的部队不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占领延安，把西北人民解放军赶过黄河，迅速结束陕甘宁解放区的战事，以显示他部队的力量，并向蒋介石邀功取宠，提高自己的地位。
这次，胡宗南从晋西南、陇南及陇海铁路沿线抽调兵力，连同原在关中地区的部队，共集结了8个旅。2月18日，按照胡宗南决定的作战方案，刘戡率领其中7个旅共5万之众，开始从关中地区东、南、西三面向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发起攻击，企图削平“囊形地带”，排除对西安的威胁，为下一步进攻延安扫清道路。
面对强敌的进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领导认为，关中地区地理位置虽极为重要，但地形狭窄，回旋余地小，易受敌合围。为争取主动和保存力量，决定除留下少数地方部队坚持游击战外，主力部队于2月19日掩护关中地区党政机关撤离马栏。当刘戡率部进入这一地区时，原在该地区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早已从容主动地向北撤走了。
延安的战备越来越紧张，毛泽东也更加繁忙了。但是，在1947年2月初的一天晚上，毛泽东还是抽时间在杨家岭接见了由高树勋部下范龙章率领的原起义部队参观团人员。毛泽东亲切地走到他们跟前，和他们一一握手，并笑着说：“我们已经是熟人了，这是第二次见面！”是的，这些跟随高树勋起义的军官们见到毛泽东确实已经是第二次了。第一次是在1946年10月31日庆贺高树勋起义一周年的干部晚会上。那天，毛泽东出席了大会。
毛泽东接着和蔼地说：“上一次见面没有讲话嘛，今天就要补一次了！”停了一下，他又笑着说：“你们都有过打日寇的光荣，现在不愿意戴起美国帽子打中国人，人民称赞你们这一义举！”
毛泽东说到这里，坐在前排的一位起义军官激动地说：“毛主席，这条路我们是完全走对了！”
毛泽东同意地点点头，燃起一支香烟，站起来，举起右手比划着，生动地打比喻说：“中国好像是一条大河，现在河里有两条船在朝不同的方向开着。原来你们所乘的是蒋介石的那条船，是逆着潮流，背着风向，已被风浪打击得破烂不堪，现在快要翻了。你们这些船伙计，是识大义、辨利害的人，从蒋介石那条船跳到人民这条船上来了，从此就可以一帆风顺！”
这时，一个高个子军官笔直地站起来，激动地说：“我们过去受够国民党的苦了，今后我们要为建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
毛泽东坐了下来，亲切地向大家微笑着，语重心长地说：“是啊，应该好好地为人民服务！要为人民服务就要讲政治啊！政治是什么呢？政治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人心嘛！”他接着又说：“这里所说的‘人心’，是指人心的向背。过去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不得人心，现在蒋介石打内战也不得人心，如今胡宗南向陕甘宁边区进攻更是不得人心！因为，人民是要革命的，是要和平，要民主的，是反对压迫，反对剥削的，我们所进行的自卫战争是正义的战争，人民的心是向着我们的。而一切中外反动派要压迫剥削广大人民群众，势必人心丧尽，引得中外广大人民群众起来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别看蒋介石、胡宗南这阵子凶得很，可是他们终究是纸老虎。他们违背人民的心愿，同人民作对，到头来是决没有好下场的。历史的发展必然是‘得民者昌，失民者亡’！”“我们人民的军队，主要是依靠人民群众打胜仗的。军队和群众的关系，好比是鱼和水的关系。鱼离开水就活不了，你们看是不是这样？”
天色已经很晚了。最后，毛泽东鼓励大家说：“你们回去带兵，切不可用军阀那一套办法！官兵要靠在一起，同甘苦，共患难，要使他们相信你们，这样你们的威信就会高，你们就能打胜仗！”(21)
毛泽东的这一席话，使这些起义人员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极大的鼓舞。
(1) 蒋介石：《关于匪军战术之研究及对策》。
(2) 台湾“国防研究院”编：《蒋总统集》第2册。
(3)(4) 《蒋总统集》第2册。
(5)(6)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6—1187页。
(7)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77页。
(8)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94页。
(9)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10)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83页。
(11)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中国人征服中国》，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12) 《王震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272页。
(13) 《王震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273页。
(14) 陕西省军区政治部编：《国民党部队起义投诚史料选编》。
(15) 王政柱口述：《彭总在西北解放战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6)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9—1220页。
(17) 龙飞虎：《西北高原帅旗飘》，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
(18) 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的讲话，1946年11月21日。
(19)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7页。
(20)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52页。
(21) 龙飞虎：《西北高原帅旗飘》，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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