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水上伏击战：壮丽一役（第10辑）

到了一九四三年，我水上游击队逐步发展壮大起来。敌人在白洋淀的三十八个据点，有的被拿下，有的被迫撤掉；有的合并一起，至秋季，只剩下王家寨、赵北口两个据点，也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了。

我们接到情报说，赵北口的日伪军，把库存军用物资和搜刮来的苇席、麻袋、大米、鸭蛋等物资，分装四十多只包运船，准备撤回保定。区委当即决定，要坚决制止敌人逃掉，截下物资，就地全部歼灭敌人。任务交给了我队。当时我们驻刘庄，距赵北口十八里，当即派侦察员赵波前去侦察敌情，弄清敌人的兵种、兵力、出发时间。赵通过关系，混到敌人船上作装卸工。次日晚回来汇报，说这次敌人是全体撤退，包括日军十五、六名，伪河防队一百二十名；撤走时包运船在前，日伪军分乘三船在后押运；出发时间是明天，即旧历八月十五日上午。当时我们研究作战方案，首先估计敌我双方形势，认为敌人有利条件是有机枪，不利条件是不惯水战，兵力伸展不开；我方不利条件是无自动武器，有利条件是枪支弹药充足，战士斗志旺盛，熟悉地形地势，只要指挥得当，我们是处于优势的。又经过分析，敌人的航向是西北，连日是西北风，顶风。为了避风，船只必然靠北岸行驶。我们便计划把队伍拉到大清河北岸苇丛距河身一、二米处，到时候把前面的包运船放过，由区委指挥的民兵解决，我们的三个排，专对付三船押运的日伪军。我们的部署是：一排打头一只船，二排打第二只船，三排打最后的船。三个排的行动必须一致，否则有一个排开枪早了，就会打乱部署，但这次战斗是在苇丛里，很难一致行动。经过反复研究，决定由我负责指挥，枪响为号，我和一排在一起，第一只船不到眼前不开枪，我一开枪就开始全面进攻。按照一般规律，敌人总是在第一只船上架设机枪，因此必须夺取机枪，才能减少我方的伤亡；也只有夺过机枪，才能用以歼灭第二、三两船的敌人。因此，夺取机枪是个关键。为了配合一排作战，我们决定成立突击组，挑选十五名能攻善战，动作敏捷的战士，分乘五只小船，每船三人，听到号令马上冲锋。这五只小船，只能停在河边沟汉，不必隐避，敌人远了看不见，等看见后也退不回去了。同时，把一个曾担任过机枪射手、名叫石老刚的青年战士调到突击组，把夺取机枪的任务交给他，夺枪后立即扫射后面敌船。

一切安排就绪了。为防止敌人提前出发，我率三个排和突击组于午夜十二时提前进入阵地，并作了两手准备，通知战士们万一有失，分头撤退，到王、季庄集合，然后转荷花淀根据地。同时派赵波再次侦察，六时许赵回报敌人的部署和出发时间不变。我们三个排分头隐藏起船只，进入苇丛阵地，突击组的五只小船，停泊在一排右翼的一条南北小河里，人不离船，准备战斗。

八点钟，包运船开过来了。在离我们十来米远的地方，第一只船上的民工发现了我们，他们是本地人，都认识我们，会意地向我们点了点头，然后就加快速度开了过去。接着后面的船也同样加快速度向前驶去。显然，他们意识到一场恶斗就要开始了。

四十多只包运船过去以后，第一只敌船开来了。船头有一座高出船身四丈的瞭望台。就在瞭望的伪军刚刚发现我们的时候，我就用手枪一指，啪地一声，这个岗哨应声倒下，坠落河中。这枪声也就是全面进攻的信号，一、二、三排同时分向三只敌船开火，第一排以最大的火力，子弹象雨点一样飞向敌船，船被打得横了过来。我带领突击组五只小船，飞速冲了过去，一阵手榴弹把敌船炸得烟火弥漫。机枪刚打两下就哑吧了。十几个人迅速地跳上敌船，石老刚首先前去夺取机枪。原来，船上伪军正在开饭，没有战斗准备，死伤在半数以上，活着的跪下哀求饶命。就这样，第一只船的战斗，不到五分钟就结束了。(www.xing528.com)

第二只船也全是伪军，同样被二排打得晕头转向，又见到前面的船已被打垮，只好竖起白旗，缴枪投降。

最后这只船上是伪中队长和日本官兵。船夫一见遭到伏击，纷纷下水逃命。敌人顽强抵抗着，敌船又顺水被风刮回，三排驾船追击，遭到敌人的重机枪射击，排长当场壮烈牺牲，队伍被迫转入苇丛。这时我急率突击队员张大得、机枪射手石老刚等，带着刚刚缴获的机枪，划奔敌船。行进中张大得中流弹，他急忙用手抠出弹头，继续作战；石老刚一梭子机枪，打得敌人重机枪不响了。但步枪还在射击，无法靠近。这时我们又分派一只小船，以飞快的速度，绕向敌后，前后夹击。敌人失去水手，又断了后路，停止了还击。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走出舱来，请求缴枪，并遵照我们命令把全部武器摆上船头，挂起白旗，正式投降。这个人就是伪河防队中队长秦凤祥。活着的鬼子还有七、八个，后来又在一条麻袋里搜出一个，他是想趁我们不备逃跑的。这个人就是在白洋淀逞凶称强的日军中队长初士加三郎。

根据我军对待俘虏的宽大政策，教育释放了秦凤祥，并命令他要把死伤日伪军运往保定，负责医治伤者，掩埋死者。对俘虏的初士加三郎和其他日军，原拟送往延安，后因路途不便，奉命释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