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年初，白洋淀处于最艰苦的时期。敌人在淀内重要村镇如赵北口、流通、端村、王家寨、同口、圈头等地设立了六个据点。淀内村庄普遍建立伪政权，推行保甲制，实行连坐法。党组织有的被破坏，有的转入地下。敌人勒令党员登记自首，有的党员惨遭杀害，也有少数叛变革命。白洋淀地区四十六个村庄（大部分属安新县，一部分属任邱、雄县），到处充满白色恐怖。
就在这个艰难时刻，我三区区委徐建、区长李仁、小队长陈万等三同志，奉命自河间归来，开展整党建党，重建抗日政权等工作。他们很快地与我地工人员取得联系，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把民政、财政、教育等行政工作逐步展开，工、农、青、妇等群众组织也逐渐恢复。区小队发展到十五、六人，共有手枪五支，马枪、套筒、抬杆各一支。
我们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夜间秘密进行的。为防止走漏消息，不论送信、撑船，都由自己人担任，不用村里民工。每个村里普遍存在着两个政权（伪保公所和我动员会），有些伪保公所里打入了我敌工人员，在我动员会中有的也混进了叛徒特务，双方明争暗斗异常激烈。我们一切行动目标和意图，都必须保持绝对的秘密，以保证工作开展和工作人员的安全。
在徐建同志领导下，曾大刀阔斧地开展了一次锄奸运动，对投敌叛国、罪行昭著、不杀之不足以平民愤的叛徒、特务，进行了一次大清算。经过审查之后，对罪证确凿者夜里掏窝，当时处死。为了节省枪弹，一般是投进冰眼了事。光寨南一个村，就处死汉奸十来个人。许多坏人吓得被迫收歛手脚，革命正气逐渐抬头。
正当我方工作逐步开展之际，发生了一件小队长陈万等四同志惨遭敌人杀害的事件。就在这一年的四月，我三小队长陈万，偕同副小队长邓如意、班长赵恩祥、通讯员车于嘴等人，化装农民，拟趁赵北口早市之机，夺取日寇巡逻队的机枪。他们自王庄乘船去赵北口，下船时，正遇伪大队长章德青在岸上巡查，章与邓早年是盟兄弟，相见握手言欢，并约四人到家作客。去后，章一面备酒备菜，热情招待，一面密令伪军，包围了他的住宅。陈万等四同志突围未果，当场惨遭杀害。小队仅有的五枝手枪，亦全部落入敌手。(www.xing528.com)
我原在第三区寨南村任武装自卫队长，惨案发生后，区委书记徐建同志调我到区，任区委委员，并递补陈万同志遗缺，兼任第三区小队队长。当时小队指导员是赵鑫同志。全队十六个人，中有七个共产党员，赵鑫同志兼任支部书记。
白洋淀是由大小不同的几百个淀泊连接组成，面积一千四百六十四方里，包括四十六个村镇。从地区特点说，淀泊多，旱地少；渔猎户多，农民少；芦苇多，粮地少。区委书记徐建同志根据这些特点，制定了扩大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计划方案，即把渔猎户组织起来，利用鸟枪、抬杆、渔船、枪排，开展特殊形式的水上游击战，并把它作为武装斗争的一项重要任务。
正在这时，敌人给我们制造了一个机会。安新县的鬼子贴出了布告，要百姓献铜献铁，不准民间私藏土枪土炮；违者以私藏军火论罪。这一来，白洋淀的渔猎户大为震惊，交出猎枪就丢掉饭碗，不交又担心犯罪。当时以大张庄、郭里口两村渔猎户最多。区委针对群众的矛盾心情，及时开展了宣传争取工作。徐建同志亲自率领小队，星夜赶到大张庄，连夜召开两村渔猎户会议，在会上揭露日寇收缴武器阴谋，交待我方的抗日政策，号召大家武装起来，保卫祖国，保卫家乡。会上群情振奋，除十几户老、弱未能参加外，当场报名参加渔猎户二十二人。每人自带一个枪排（打水禽专用的无帮小船），每枪排配备大抬杆（大型火枪），火枪各一枝。区委当时宣布，把这些新参加的同志编为一个小队（分作两个班），与三小队共同训练，共同生活，共同作战，同属区委领导，由我兼任队长。所有家属一律作为抗属，责成动员会予以照顾。一夜之间，在白洋淀里出现了这样一支使火枪、驾渔船的抗日队伍，军民之间、新老同志之间，握手祝贺，一片欢腾。
县委书记侯卓夫同志，对这些渔猎户参加革命，很为重视。根据区委意见，批准这个小队名为“雁翎队”。至于队名的来由，是和它的特点有关的，因为这些船只武器，主要是打雁用的，这些成员，又多是打雁的猎手，同时，火枪的打火门、枪口，平时都堵塞雁毛、雁翎，以防渗水，故取名“雁翎”。有人问，是否与古诗里的“腰横秋水雁翎刀”有关？这句诗是很形象的，但当初命名时并不是这样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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