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振玉
一九二六年裕元纱厂罢工斗争被镇压下去以后，反动军阀悬赏捉拿，我不得不出走关外，在安东（现丹东）呆了将近一年，于一九二七年底又回到天津。因为西楼有个五村（小刘庄、贺家口、小滑庄、东楼村、西楼村）支部，所以傅茂公（彭真同志化名）常去西楼，我在西楼家里见到了傅茂公。一九二八年初，老傅叫我和西楼村住的几个裕元工人一起散传单。那时，上级指示要哪片住户一夜之间见到传单，我们就把这些传单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往各家门缝里塞，第二天一早家家都见到了共产党的传单。当时干这工作的有我和陈宪富、甄元和、宋金富、于金业、杨黑、张大帅（外号）等人。除了甄元和是五村农民代表，其余的都是裕元纱厂的工人，另外有一个别的纱厂的工人叫邹元善的也参加了散传单。白天我们到谦德庄、下瓦房、东楼、小白楼、劝业场、南市一带人多繁华的地方，一个人拿凳子往便道上一摆，往上一站便开口讲演，宣传马列主义，揭露反动派的面目；另一人在人们注意力都集中在讲演人身上时，把传单散出去，这时听讲演的人都顾拾传单，讲演的人趁人群骚乱，拿了凳子便走。即便军警发现传单，也抓不着是谁散的。我们还从劝业场楼上往下丢，传单片片飘然而下。反动派和租界当局对共产党散发传单都极为紧张惶恐。
不久，我为了解决生活问题，通过考工，进了北洋纱厂。到北洋纱厂不多久以后，党内派了一个叫张健生的女学生来帮我建立支部。支部还没有建立起来，党的天津地委委员王藻文又把张健生要走了。剩下我一个人，于是又想发动群众搞工会。但是被厂方发觉了，便把我开除啦！
从北洋纱厂出来以后，我和党派来的一个学生叫韩毅的，两人在贺家口开了一间左记杂货铺，作为党的工作联络点。当时，北洋纱厂的工人和东楼的人力车工人经常到杂货铺去开会，研究组织工会及开展斗争问题。左记杂货铺有一间门脸，后边有一个套间，可以容纳几十人开会。韩毅同志负责经常向工人传达上级指示，并搜集群众意见，我则主要负责杂货铺业务，以便长期坚持党的工作。但没有想到，过了一个时期，由于北洋纱厂的工人经常到杂货铺聚会，所以被一个叫王以塘（国民党员）的工贼发现，他便经常到杂货铺去窥测究竟。虽然没有叫他抓住什么把柄，但我们感觉情况不对头，于是报告上级就把左记杂货铺撤了。此后，我受傅茂公同志和南区党委负责人杨恒南、刘瑞森的委派到五村农民支部去工作（一度担任过书记）。但是我本身不是农民，在经济上也没有丝毫收入，所以到一九二八年底，我只得到临城出租汽车行去学开车，生活上管吃，还有零用钱。在车行期间，我仍兼顾五村农民的事。
张健生调到地委机关以后，便和王藻文同居成了夫妇。王藻文原是铁路工人，因为工作需要，脱产住在机关；同时，还有一个委员叫李德贵，是裕元纱厂的工人，也是脱产住机关的。当时，地下党的活动经费是比较困难的，大家都在想办法克服。有些同志都设法从家里找点钱，支持党的活动，像我们工人常在开支时拿出一元两元提供党作经费。后来，地委成员李德贵和王藻文二人经不起困难的考验，见到同志就勒索钱财，甚至动手扒衣服拿去卖掉。这两个人的捣乱活动不但影响党的工作的正常开展，而且整个组织都有被搞垮的危险。党的机密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经受不住困难的考验而堕落，并企图葬送党和同志们的革命前途。地委组织感到事态发展的严重。一九二九年五月间，地委对李德贵和王藻文二人的变节行径经过研究以后，报告了省委（当时省委书记韩振明同志也在天津），省委又报告了中共北方区委。后来省委派了郭宗鉴同志来处理这桩事。郭宗鉴在西开教堂前临时赁的一所独门独户小楼里，将李德贵和王藻文枪杀了。这一起“凶杀案”当时轰动了整个天津。
“凶杀案”发生后，法租界当局为了破案，先找苦主。首先找到住在东楼的李德贵的母亲，特务问她：“你儿子经常和谁在一起？”李母说出裕元的工人司福祥和东楼的警察赵宝珍。赵在东楼派出所工作，也是地下党员，这两个人首先被捕，其中赵宝珍受不住刑，把我供出来了。便衣特务带着赵宝珍到西楼我家，当时我不在家，他们便把我哥哥逮去了，说：“把你弟弟左振玉找着了就放你。”我哥哥老实，没有办法，只好在特务的监押下，带着赵宝珍一同到临城汽车行，赵宝珍立刻指认我，我就被捕了。
“凶杀案”的新闻传给了张健生，她估计到可能是王藻文被杀了。租界当局派了便衣特务领了张健生去验王藻文的尸体。走在路上，正好碰上省委交通陈涤云，张健生指着陈涤云对特务们说，问问他是谁打死的？陈涤云立时被特务逮住了。陈经不住敌人的严刑拷打，几乎把天津地下党的所有机关全都破坏了。特务们采用了卧底的办法，在各机关等候我们的同志，于是又逮捕了傅茂公、郭宗鉴、韩振明、李泽、詹大权、叶玉文、金城、刘仁、薄一波、李运昌、杜远、李子芳、孙凤文、郑明章、张小堂、熊凤岐、魏振华等二十多人。
这个案子破了以后，天津报纸登出消息说：天津共产党已一网打尽。但不出三天，市内又发现了地下党散发的传单。
被捕的人从法租界引渡到中国的公安局。中外反动派勾结起来破获了这起共产党案件，逮捕这样多的共产党员，确实是破天荒第一次。他们在行刑室、审讯室、法庭上使用软硬兼施的各种卑鄙手段，企图在这些共产党人身上得到更多的东西。敌人对我们的同志用尽了令人发指的种种酷刑，尤其对卧底被捕的一些同志，如傅茂公、郭宗鉴、刘仁、金城、李运昌、薄一波等同志更是刑加一等，他们在上刑的时候都死过去好几次。连我们几个所谓证据不足的共产党嫌疑，还压杠子、老虎凳、皮棰，……什么都尝过。
上级党组织设法营救我们，化了很多钱请了一位大名鼎鼎的律师李景光，他出力为这些政治犯辩护，以求减轻罪名，特别是为了保住郭宗鉴的命。我们在狱中得悉党中央不惜化多大代价以求做到这一点。最后宣判分成三种：一是郭宗鉴原判绞刑，后经律师几次申诉改判两个无期徒刑，外加九年零十一个月；二是傅茂公、李泽、金城、李子芳、魏振华等同志及陈涤云，判了九年零十一个月；三是司福祥、张凤文、郑明章、张小堂、熊凤岐、左振玉、韩振明等，是共产党嫌疑，因证据不足，判刑十一个月。韩振明同志是省委书记，平时和外界接触很少，所以始终没有暴露身份，因此也列入证据不足的嫌疑犯之中。第三种人中有几个是工人，其中司福祥是裕元纱厂的工人，郑明章、张小堂、熊凤岐等都是烟草公司的工人。(www.xing528.com)
判刑以后，我们被关在第三监狱。起初，这批政治犯和多数是盗窃犯的一般刑事犯关在一起，那时狱中共有二千来犯人。一般刑事犯和政治犯接触以后，通过对他们宣传马列主义革命理论，有些犯人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们对政治犯很尊敬。监狱当局发现这种情况以后，立即将政治犯单关在另一处牢房，和普通犯人隔离了。此后，我们这些政治犯就开始和监狱当局进行斗争。例如，监狱里每天叫我们做体操活动，有军警弹压着，我们提出要求自己管理体操活动，监狱答应了，我们就按军事训练的方法做操走步，准备出狱后的行动。又如理发，狱中定期用剃刀剃，刀子钝，头皮刮得很疼，我们要求用推子推，最后也答应了。以后，又要求在监房内撒卫生药水，防止跳蚤繁殖；要求每月洗一次衣服，借以灭虱，这些要求都答应了。后来又要求成立识字班，我们几个不识字的工人都是上的“监狱小学”，六个月读了八册国语，才认得一些字。象傅茂公他们有知识的政治犯，允许去监狱图书馆看书，但只准看三民主义、四书五经和圣经。后来提出要求，自己在外边买公开卖的书看，最后也答应了。有的家属亲友在接见时，送来表面是公开卖的书皮、内里是马列主义著作或进步书籍，在监狱门口检查，一看是一本普通小说，就混过去了。书店里都有党的关系，事先把要看的书准备好，到接见日就送进去。
一九三〇年六月初，我的刑期快要满了，政治犯们为了要求改善伙食，进行了一次绝食斗争。当时犯人的伙食费来源是反动当局向商人摊派的，每个犯人每天八分钱伙食，都由商业公会拨款。按说那时物价便宜，八分钱一天伙食，一个月就要合二元四角了，差不多快两袋面粉钱了，应该说吃得不会太坏了。实际上，由于经手人的中饱贪污，上下尅扣，所以犯人只吃两顿霉坏了的小米干饭和窝头，还掺有许多砂子；菜是顿顿两块象手指那样大的咸萝卜，从生活上虐待犯人。我们从政治犯监狱里提出了要求：“不吃小米干饭和窝头，改吃大米干饭和馒头。”
领导这次斗争的是傅茂公、郭宗鉴、詹大权、叶玉文等同志，准备绝食，并且事先研究了对付敌人的办法。认为第一点敌人会制造借口，把这次要求改善生活的斗争讹为“炸狱”，他们可以进行镇压。预计他们会把各监房的门都打通，连起来叫政治犯们聚在一起，以便他们下手。对这一点，研究的结果认为，绝食一开始，人们都躺在炕上，不下地，来人都和他们躺着说话，这样敌人要借口“炸狱”就不成了。第二点，三天内光喝水，不吃他们的小米饭和窝头，留一点咸菜备用，实在顶不住了，吃一点咸菜。第三点，考虑狱方采取分化的办法，把犯人分开关押，进行个别诱食，以破坏这次斗争。研究结果，提醒大家提高警惕，敌人不公开答应条件，决不进食。第四点，有的人开始向亲友写信联系，让他们到监狱探望时也提出改善伙食的要求。第五点，通过党组织在社会上制造舆论，揭露监狱虐待政治犯的事实，对反动派施加压力。研究完了以后，这几个领导斗争的同志对我们几个即将刑满出狱的同志说：“考虑到你们几位刑期快满就要释放了，可以不参加这次绝食斗争。”我说：“不管别人怎么样，反正我要参加。”结果即将出狱的几个同志都参加了。
政治犯的要求提出以后，监狱当局没有答应，于是绝食斗争开始。开饭的时候，抬来小米饭和开水、咸菜，政治犯们拒绝了小米饭，只留下了开水、咸菜，敌人（当时典狱长是个姓张的，两个管犯人的主任一个姓黄，一个姓王）说：“不吃拉倒！抬回去。”气儿挺冲。第二天又抬来，我们还是光要水。接着，狱中就进了保安队的武装士兵，并把监门都打开，使各牢房都连起来。保安队士兵在狱中来回走着，监视我们活动。我们躺在炕上，这几位领导斗争的同志开口向保安队士兵讲话，宣传革命道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腐败无能及其黑暗统治，并联系到保安队士兵的生活，说：“你们为反动派效劳，但是你们挣的一点饷也养不了家。……”讲话的人又说：“我们打官司不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是为了穷哥们儿，为了穷工人们、农民们翻身得解放。”这些实际情况刺痛了保安队士兵的心，并且使他们的心开始软化，对待犯人不那么凶狠了，这是反动派最害怕的事，连忙换了他们认为最忠实的宪兵队。我们对宪兵队用实际事例继续作宣传，说：“你们为那些高官厚禄不顾人民死活的人卖命，为别人来压迫人民，这一辈子算怎么回事！？”说来说去，宪兵也同情了，问我们有什么消息需要往外递的，他们可以送出去。当然，我们不能叫他们递消息。
社会上已经传开了监狱里政治犯绝食斗争的事，新闻界的记者们到狱中采访消息，他们中不少人同情革命，在报上呼吁要求监狱实行人道主义，改善对犯人的待遇。监狱当局有点着慌了，怕死人对社会舆论搪不过去，于是便使出了分化的办法，把政治犯分开关押。他们用香喷喷的蛋糕和开水来引诱我们，说：“吃吧！吃吧！他们都吃啦！不吃，死了白死！”结果还是没有一个吃的。
任凭敌人耍什么花招，都没有出了我们的估计，他们的一切鬼蜮伎俩都失败了。
绝食的第四天，敌人把政治犯都叫到瞭望屋里，公安局的司法科长来了[1]，姓张的典狱长也在场。这个司法科长说：“答复你们的条件，上午馒头，下午大米干饭，一天两餐。”傅茂公立时说：“要写布告，把条件公布出来。”詹大权接着说：“要写两张，盖上公章，一张给我们，一张贴出来。”司法科长说：“可以这么办！”顿了一下又说：“叫你们受委曲了，现在还不能给你们吃大米干饭，不然要吃坏的。所以我给你们带来了软食（每人都发给了炼乳、鸡蛋、甜面包，此外还有白糖一斤，茶叶半斤，酱菜一斤），现在一天三顿稠饭。”我们吃了十来天稠饭和鸡子、牛乳，身体都缓起来了，以后又改吃素包子。最后才按条件改的馒头和大米干饭。我们的斗争胜利了。我们几个被判十一个月徒刑的到期释放，但是出了狱，不叫回家，叫回公安局，重新又带上手铐，由几个警察押着从西头到东浮桥公安局，走着去。一路上我们几个人大声喊道：“刑满释放为什么不叫走？国民党说话不算数，等于放屁。”围满了人，我们就宣传开了，在路上走不了啦！警察驱散了围观的群众，又把我们带回监狱，然后用铁笼车把我们装着去的公安局。问我们：“为什么参加绝食斗争？谁的主使？”想给我们再加上一些罪名。我们说用坏粮食掺砂子做的小米饭和窝头连狗都不吃，谁也不能吃，都是自己要求绝食的。他们定不了罪，把我们拘留在公安局一个来月，才取保释放。韩振明同志无人保释，我出来后给他找的保，也放了出来。但是多数同志仍然关在狱中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
（我真整理，一九七九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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