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瑞芝
一九二五年的时候，天津有六大纱厂，即：恒源、华新、裕元、北洋、宝成、裕大。六个纱厂五个都组织起工会来了，只有日资裕大纱厂没有搞起来。可是裕大的工人也想搞工会，因为阻力大，没有搞起来。在“五卅”运动的时候。厂里有个工人叫贺志，就因为闹着搞工会，工贼赵魁高报告厂方，把他开除了。这年七月底，贺志找我说：“郑庄子清源里平民学校有个李培良老师管工会的事，咱们去找他商量商量。”我们见到李老师以后，他问我们为什么裕大的工会组织不起来呢？帮助我们找了找原因。我们说资本家是日本人，不好搞。李老师说有阻力不怕，我们把工人团结起来和他们斗争。这次谈话，我表示一定要在裕大纱厂把工会组织起来。我对李老师说，裕大纱厂有八个工房，每个工房有一个厨房，有我父亲办的一个厨房，经常有五六十号人吃饭。大老韩、二老韩两个厨房各有七、八十号人吃饭，其余几个厨房也各有五、六十号人吃饭。先从我们家的厨房开始，我回去对他们说。李老师很鼓励我，对我说，别的工厂的工会都会支持的。
我和贺志回到厂里，先和我父亲和大哥说了，要在自家的包饭房里组织起工会，我父亲和大哥都同意并支持我搞，只有我二哥不同意。我不管那些，就在厨房和吃饭的工人核计工会的事，大家立刻签名要求参加。从我家搞包饭的厨房发起，其余七个厨房也都分别签名参加了。于是就推选代表，共有七人，计：项瑞成（我大哥）、张瑞生、熊玉山、杨德生、王元成、贺志、项瑞芝。
把工会组织起来以后，我们首先向厂方提出，今后厂里招人裁人都要通过工会。然后，我们厂的工会代表和宝成纱厂的工会代表一起到河西找北洋纱厂、裕元纱厂的工会代表，研究应该向厂方提出些什么条件。当时研究出五条，即：（1）要工会办公用的房子；（2）要求八小时工作，四小时学习；（3）增加工资；（4）吃饭改为一小时；（5）要求上海英、日纱厂开工。最后又提了一条，让贺志恢复上班。日本资本家答应了前四条，第五条和让贺志上班都没有答应。
第二天，我们向会员每人收了二角钱会费，共收了七十多元现洋，立即买了文具笔墨、马蹄表和柳杆。这柳杆和马蹄表是准备罢工用的。
八月十一日那天，日本人给中国反动官面（军阀李景林当督办）去电话，就发兵来了。李景林派的保安队足有上千人，把裕大纱厂围了起来，三步安上一个岗。我们看到这种情况，立刻就罢工，一方面派人把情况通知宝成和河西的北洋和裕元两厂的工会，一方面把本厂工人组织成纠察队都拿着柳杆，和反动军队挨着站岗，他一个我们一个，斗争的形势已发展到十分严重。
正当夏天，白班下班天还很早，我对有一部分出厂的工人说：“大家别走了，咱们到前边开个会去。”这些兵就厉声问我们：“你们开什么会？”我们没有理他们。可是这帮反动家伙却骂骂咧咧，直和我们戗火。我们忍无可忍，问他们：“是中国人吗？”责问他们为什么给日本人撑腰，三言两语就动起手来，他们用枪打坏了工人王惠民和工会代表项瑞成。这时工人们都红了眼，追打这帮保安队，他们跑进厂院子里，我们就追了进去，他们把铁栅栏都关上了。双方在院子里，车间里厮打起来。后来宝成的工人兄弟和本厂上夜班的工人推倒了一堵围墙，参加了和保安队的战斗。我们把公事房围上了，有几个厂警还想对工人逞凶，工人一拥而上夺他们的枪，这些家伙都吓跑了。公事房里有一个日本人和一个姓张的警官叫工人打了。工人砸了公事房、机器房等地方，从保安队手里夺了十枝大枪，三枝手枪，俘虏了一个日本大夫，和一个给反动派送信的人。我们把人和枪支都送到对面宝成纱厂工会屋里看起来。河西裕元和北洋两厂的工人队伍赶到的时候天已黑了，大约有八、九点钟，厂里和反动军队的厮打已经停止了。这就是当时震动全市的砸裕大斗争。
就在夜间八、九点钟的时候，督察处来了一个姓陈的，自称是督察处长，要找代表，我问他干什么？他说来保那个日本大夫，我问他：“你是中国人吗？为什么要保外国人？”他说：“我们是官面，你们押着外国人要引起国际关系，不好办事。”我们讲了一些条件，日本大夫让他保走了，缴获的枪支给了他们。他答应受伤工人可送南市慈善医院治疗，并帮助解决这次冲突。我们叫他明天答复解决办法。这个人走了以后，我出来到院里和河西的工人兄弟说话，我们用箩筐盛着馒头、大饼让北洋、裕元的兄弟们吃，并告诉他们明天在盐坨地开大会，听督察处的人答复。
八月十二日，北洋、裕元两厂工人过河奔向开会地点，裕大和宝成的工人在路上和他们汇合起来，几千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向盐坨地走去。可是敌人已经在道上架设机枪，等着我们，看见工人往前冲，就开枪了。人被打散了，敌人圈了几百人到警察局。工人死了几个，伤的不少，裕大工会代表贺志、张瑞生，宝成工会的姬兆生被逮捕了。我和另外几个人跑了，我一口气跑到老家宝坻县。熊玉山、杨德生也跑了，王汉民被打死了。过后，我父亲写信叫我回天津。我回来后厂子已经开除我了，回不了厂。
在这个阶段，裕大有一段时间停了工。复工以后，我父亲仍在工房干起包饭来，我就在父亲的厨房里帮着做饭。
有一次，裕元纱厂的崔桂昌对我说：“被捕的代表快出来啦！”他叫我到河西的北洋纱厂找吕秋凯、高玉才、魏石联系活动，我们四个人住在一间屋。我对几位说：“代表要出来了，咱们准备去欢迎吧！”那时，崔桂昌又拿来一面袋传单和革命小册子，叫我们几个人散出去。还没有等散出去这些东西，突然间出了事，吕秋凯不知怎么叫敌人抓起来了。我一看不得了，马上把这一袋东西拿着离开河西，回到裕大，在杨师付的厨房里灶上烧了，杨师付问我干什么？我说灶落了，我给生上。那时，我在自家厨房干活，有时也到别家厨房帮忙，所以我的举动并没有引起旁人的怀疑，我总算把所有的凭据都销毁了。(www.xing528.com)
当我干完销毁传单的事以后，厂里进来了十四个侦缉队的便衣特务，他们把杨师付的厨房围上了，打发一个小工进屋来叫我，说：“项师付外边有人找你，让你上管理员屋里去。”我知道敌人找上门来了，心里有了数，一进管理员屋子，只见保安队的副官刘国成（是在砸裕大的战斗中认得的）冲外坐着，见我就说：“外边有人找你。”我一回头往外走，立刻过来两个特务把我架住，问我姓什么？叫什么？我说是项瑞芝。他们说：“这回可给你找着事儿了。”我就这样被捕了。
到了警察局，把我身上的带子都解下来，手上带铐子以外，又加了脚镣，关在三号牢房，半夜过的堂。他们追问小册子和传单，我不承认。敌人大声叫骂着，叫扒了我的衣服，用两根棍子夹着我的双腿开始上刑。夹棍夹得我死去活来，我没有招认，又打了二百鞭子，死过去用凉水浇醒了，还是没有招。这样的热堂过了三回，第三次用辣椒水灌耳朵，把我的耳朵毁了（现在因耳底腐烂引起的右眼也烂瞎了）。我还是不承认。他们把吕秋凯这个孬种弄到堂上和我对质。吕说：“崔桂昌他一面袋传单和小册子，我亲眼看见的。项瑞芝还对我们说，裕大被捕代表快出来了，又要组织工会。”我打定主意说：“一概不知道。”再说崔桂昌原是裕大的工人，早已被开除了，后来在裕元做工。在裕大的时候，我和他并不熟悉，没有人能证明我们俩的关系。敌人把崔桂昌也捕来了，他住二号牢房，和我的牢房挨着，我递给他话，叫他谁也别认谁。下一次过堂把我和崔桂昌弄在一起，我们互不相认，敌人咆哮起来，后来又把魏石捕来，我们都装不认识，结果也是徒劳。
在警察局关了两个星期，把我们送到军法处。在军法处，那个法官真奇怪，他说：“我不打你们，你们原来怎么说的，现在还怎么说，我找不出毛病，就不用问第二遍。”所以我又照原样说了一遍，一概没有承认。
在军法处又关了三个多星期，用闷子车装着送到陆军监狱。在这里见到了安幸生、贺志、姬兆生等。他们在一个牢房里，我和他们的牢房挨着。我刚进去吃的是小米饭，尽是砂子，安幸生那边给我送过白馒头来，可是一递过来就叫这边犯人抢吃了。
一九二五年底，奉系军阀李景林叫冯玉祥的国民军打跑了，才把我们放出来。打开监门，国民军的一个旅长拥抱着我说：“兄弟你受苦了，受委曲了。”把我们接出监狱以后，住在侯家后的悦来栈客店，在北大关一间大饭馆请我们吃的饭，在玉皇阁开了一个欢迎我们出狱的会。
国民军进天津以后，工人占了大东旅社，总工会就设在里边。我那时一直跟着在大东旅社忙合。有一次，李季达书记叫我通知各厂失业的工人开会，还举行了游行，要求资本家准许工人复工。散了的时候，失业工人们都问我要工作，其实我有什么办法，所以只好对失业工人说：“慢慢来吧！”
这样的日子没有过多久。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在南市大舞台开会，纪念孙中山逝世一周年。在大东旅社的共产党领导都去参加了，到会的人很多。我们在纪念会的前后忙了好几天，刚消停了一点，大约三月二十几号，国民军忽然退出天津，进来了一个反动军阀褚玉璞。这个反动的家伙比李景林还坏，天津各厂工会都被封闭了，党和总工会都转入了地下，反革命统治又压在天津人民的头上。
白色恐怖笼罩着六大纱厂，我在父亲的厨房也干不了啦！只得做小贩糊口。起初还到租界上找李季达书记联系工作，后来越来越困难。最后一次在一九二七年秋天，我怀里揣着填好的入党申请书，到西开李季达住的地方准备交给他，可是找不着了，原来他已被捕，不久就牺牲了。
（我真整理，一九七九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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