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一九二六年冬天天津英租界义庆里四十号国民党市党部的地下机关（实际上是中共天津地委与各方面接头工作的地方）被破坏以后，一九二七年一月，法租界普爱里七十二号，党的地下另一个活动场所——工人俱乐部又被破坏。当时，我用的是张贵祥这个名字，是共产党天津市三部委的委员，住在普爱里这处机关。
地下党准备在工人俱乐部召开一次会议。一天早晨我起床以后，屋里已经有李志新，严瑞生等几个人。一会傅茂公同志从外边进来，对我说：“门口有两个人看样子不是好东西，你出去看看。”我一出去，两个特务马上左右把我挟住，问我干什么去？我说买早点去。他们又问我屋子里人多吗？我说没有什么人。于是，就把我弄到法国工部局西开分局（简称西局）。
普爱里附近布满了便衣特务，他们对七十二号盯的紧紧的，只要有出来的人他们就弄走。由于是一次会议，所以与会的人们从各处奔向俱乐部。人来得不少了，可能是因为我一出去未见回来，屋里的人又先后出来找，只要一出去就被特务捉走，最后特务们冲进七十二号门里，楼上楼下一搜寻，共逮捕了傅茂公、粟泽、李志新、阚家骅、薛世伍、李铁军、严瑞生、秦茂萱、吴雨铭等三十多个共产党人。可以说除了党的地委书记李季达同志和团的书记李延瑞同志没有被捕，大部分负责同志都被捕了。去开会的同志只有司福祥在路上走着，将近普爱里的时候，发现我们的同志一个个被人架走，才没有进普爱里而免于被捕。
我们在法租界被捕，捕后的问题焦点在于是否会被引渡到中国官厅去究办？英租界义庆里被捕的十五人是被引渡了。当时，中国反动政府警察厅厅长丁振芝的弟弟丁履芝（外号丁三，是警察厅的特务头子）知道法租界逮着我们这些共产党人，曾多次去要求引渡，但没有成功。
当时国内形势正处在北伐军节节胜利，攻克武汉以后，已把汉口的英租界收回，但没有收回法租界。天津的英租界引渡义庆里十五人的做法是一种报复行动，而法租界逮了我们这批人还没有立刻引渡。另一方面，当机关被破坏以后，书记李季达同志在外边，立即进行了各种营救活动，首先通过新闻界的关系把法租界在普爱里捕人事公诸于世。按照国际公法惯例，中国政治犯可以在租界要求避难，使法租界当局不能暗中把这批政治犯引渡给中国反动官厅。同时，李季达同志在上级支持下，花了不少钱请了一个名叫艾文斯的美籍律师为此案辩护。艾文斯根据国际公法的规定指出：租界当局不应逮捕，更不应引渡这批政治犯。结果法国工部局宣布对被捕的这批人驱逐出法租界。
我们在法工部局西局呆了一天半。在监狱的时候，我和傅茂公、粟泽等几个人住在一间牢房。粟泽同志当时是地委组织部长，他说：“咱们开个会吧！”我们几人立刻聚在一起，他又说：“当前只有两条路，第一条，痛痛快快按政治犯释放，当然最好；第二条，也要准备引渡到中国官厅，到时候，问你们再说什么也不知道就不行了，所以有事都往我身上推，我一人承担。”我当时听到他说这几句话，心里非常难过，认识到作为党委的委员，一个负责同志，在革命的紧要关头敢于挺身而出，舍己救人，这就是共产党人的高尚品德。(www.xing528.com)
被捕的第二天下午，我们从狱中被叫出来到了院里，原准备叫我们每人照一张像，但正在逐个照着的时候，忽然传出话来不叫照了，所以有一部份同志照上了，其中有我，有一部份则没有照上。不照像了，就叫站队，一个法国人出来讲话（有翻译），说以后不叫我们这些人到法租界来。粟泽是过去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懂法国话，立刻就提了几个问题，说：“我们要到别的租界，通过法租界可以不可以？”法国人回答说：“可以。”又问：“我们在法租界有亲戚、朋友，可以不可以来找？”法国人又回答说：“可以。”最后又问：“如果到法租界来买东西可以不可以呢？”法国人说：“可以买，只要你们不在法租界聚会，其余都可以。”所以驱逐出租界的说法只是走走形式，按照具体答复来看，实际上他们自己否定了“驱逐出租界”这条规定。说完以后，叫我们排成队，从工部局西局的后门出去，一出去就是与日租界接壤的二十四号路（现在的长春道）。
出了法国工部局我们这些人都分散了。出来时我只和三部委的李志新同志在一起走，我们两人进了一家饭馆吃了一顿饭，又进了一家戏园，当然我们是无心看戏，只是怕有便衣特务跟踪。看戏当中，我出去看看没有发现盯梢的人，回到座上又让李志新也出去看看，他也没有发现有人跟着，我们才从戏园出来，直奔英租界营口道三德里十号三楼小屋，那里是三部委的办公地点，没有发现异常，我们就进去了。因为我当时还是一个被本国反动政府正在通缉中的人，尽量避免在外活动，所以由李志新同志出去，到各处党的机关看看，证实了被捕后释放的人都回到各处去了。
普爱里七十二号被破坏以后，房屋被查封了，一小所楼房，几间屋里还有不少家具用品呢！党的经费又困难，重新购置也不好办。李季达同志的意见派人去要回来，因为我是住普爱里机关的，所以就派我去了。李季达同志叫我到艾文斯律师事务所去取一封要东西的信。艾文斯律师住在海大道（现在大沽路）和十四号路（现在烟台道）口的“外国大院”里（现在大沾路菜市当时叫英国菜市对过的院子）。我拿了艾文斯用打字机打就的给法工部局的一封信，就直奔西局。那时候自己感到有点再闯龙潭虎穴的意思，为革命纵然有危险我也要走一遭。
到了西局把信递进去以后，出来回话，说西局解决不了，要我到总局去，我只好到中街（现在解放北路）法工部局总局。他们问我是普爱里七十二号的什么人？我说是扫地打杂的工人，他们说既然不是主人，就不能取走全部东西，只能取走自用的东西。回到机关和李季达同志一商量，编了一封假信，说是主人“刘文彬”在上海来信委托我来取全部东西，结果生效了。于是我立刻在西开教堂前赁了一间小屋，把普爱里七十二号的桌、椅、长凳、柜、床、炉子、煤、炊事用具，文娱用品、乐器等都搬去存放在那里。普爱里的事情就算全部结束。
（我真整理，一九七九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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