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北上及国民军进天津情况

一九二四年冬，孙中山先生在各方敦促下北上与段祺瑞商谈国是，由广州搭船经日本到天津，再去北京。到津时，国民党市党部（处于地下，实际上是共产党在做工作）发动各爱国团体对其隆重迎送。在津期间原准备住在国民饭店，因法租界当局不允，才改在日租界的“张园”下榻。不久便去北京，记得欢送的那天正下着小雪。

孙中山先生北上的目的是召开“国民会议”，以成立统一的中央政府。时段祺瑞上台执政不久，本意筹划“善后会议”，打算收拾直奉战争曹锟、吴佩孚失势后的政治局面，无意支持孙中山的国民会议，阻碍政治上的革新。为此，天津市各界进步爱国团体在中共天津地委的领导下召开了会议，宣布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以对抗段执政的阴谋。我当时和几个人组织了一个“良心救国团”，参加了这次会议。其成员多数是我的同行——油漆业的工人，主要有：团长潘乐天（电话局职工），副团长我（当时叫张贵祥，油漆业工人），团员傅恩科、张文涛、田鸣瑞（这三人都是油漆业工人），张文治（小布贩）等。

国民会议促成会在东南角草厂庵西边“学界俱乐部”召开，共产党人安幸生代表反帝运动大同盟参加了这次会议。还有参加过“觉悟社”的谌小岑也参加了这一大会。各阶层的人士，各行各业的很多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江著源同志（又名江浩）主持了这次会议。会上讲话的人很多，积极宣传国民会议的主张。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不幸逝世，天津各界召开追悼大会。这次大会规模也相当大，会址设在河北金钢桥北江苏会馆。在北洋军阀掌权的时代能开成这样的会，是很不容易的。不久，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在全国迅即形成一个反日运动，在天津成立了支援“五卅”运动各界联合会，其中共产党是骨干领导力量，在组织开大会，游行示威的前后，联合会的各项工作都分头紧张进行。我们“良心救国团”负责宣传工作，一般在晚间进行，因为我们多数是个体手工业，白天都要挣钱糊口。我们在街头巷尾进行反日的宣传，进而提倡抵制日货。从六月初到中旬，天津市支援上海“五卅”惨案的斗争一浪高过一浪，我们做宣传工作的劲头也挺足，戏园子、书场都进去。我们找后台老板，在演出中要求暂停五分钟，上去人进行演说，都得到了支持。

这种局面没有维持多久，统治天津的奉系军阀李景林就干涉开了，不让演讲，封闭了各界联合会，结合七、八月间发生的裕大纱厂罢工事件，有一些人被捕了，其中有：安幸生、辛璞田（当时是学联代表）、吕职人、姬兆生（宝成纱厂工人）等。我们的工作被迫停顿下来。

一九二五年冬，冯玉祥的国民军和张作霖的奉系军队开火，当时天津是奉系军阀李景林盘踞的地方。国民军的三个军开始攻打天津，其中一军军长张之江，二军军长邓宝珊，三军军长孙岳。二军内有个营长叫刘格平，是与共产党有关系的。

中共天津地委在国民军进攻之前组织了工人纠察队，正当国民军向市区进攻时，纠察队从日租界出来到了东南角中国地界，正在收拾溃逃的奉军枪支，恰恰赶上国民军过来，看见工人纠察队手拿武器，立即把他们缴了械。工人纠察队的人说：“我们都有国民军发的臂章。”一军的人看臂章是二军发的，不承认工人纠察队的内应，说：“二军没有来到，怎么会有内应！？”所以连人带枪都弄走了。后来国民二军到达后，刘格平和李季达出头交涉才把人放出来。一军二军之间出现了一些矛盾，所以后来改由国民三军进驻天津，孙岳出任直隶省长兼督军。(www.xing528.com)

在国民军进驻天津这一时期，国民党市党部公开活动了，工会也公开活动了，其它的群众团体更是十分活跃。前此，被李景林逮捕的同志，我们用汽车把他们从监狱接了出来。

国民军进天津后，国民党市党部（原在英租界义庆里四十号），市总工会占了东北角的大东旅社。我们把大东旅社打扫干净，楼上是中共天津地委和团委机关，对外用的是国民党的名义，楼下是总工会。实际上大东旅社就是共产党的总部。那时，中共北方区委赵世炎同志也来到天津，并且住在大东旅社，主持和领导天津的工作。还有周世昌也到了天津。在大东旅社还出版了一份进步报纸叫《救国日报》，赵世炎同志亲自编写稿件。当时有个校对叫邢预红（又名邢克让），我负责发行（联系印刷，收取报费等工作都由我做）。那时我已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党组织，并且组成了油漆业工会。

在国民军进天津期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有两起。一是：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一日列宁同志逝世两周年，在南市东兴大街上平安影院（现在长城影院）开纪念大会，参加大会的有赵世炎、李季达和党的其他许多负责人。赵达同志（江震寰同志的爱人）教大家一起唱《国际歌》，我经手用石印印了《国际歌》的歌篇二千份带到会场散出去了。二是：同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逝世一周年，以国民党市党部，市总工会等名义又发起了一次纪念大会，会址设在南市大舞台，门口搭了一个白纸花结扎的大牌坊。开会的时候有谭平山、于树德、于方舟等人讲了话。这个会开了三天，形成了向孙中山祭奠的仪式，各界团体来往不绝，盛况空前，省警察厅派去了乐队，总部要求他们演奏《国际歌》，他们强调没有五线谱的《国际歌》，奏不上来，所以只奏了哀乐。三月活动刚结束，国民军因被吴佩孚和张作霖这两个军阀夹攻，不得不于三月二十二日退出天津。国民军在天津开放了各项进步活动为期只有三个多月，因其退出而告结束。奉系军阀卷土重来，国民党，总工会等又转入地下。褚玉璞这个反动透顶的家伙，如同李景林一样，对进步组织进行种种报复行动，在天津又开始了白色恐怖。

国民党市党部的地下机关不得不移回英租界义庆里四十号。一九二六年冬，正当北伐军（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汉收回英租界的时候，天津义庆里四十号机关被英租界当局破坏，捕去了江震寰、邬集中、陈楚鞭、许凤山、倪家志等十五个同志。英租界当局把这十五人引渡给反动的中国官厅。一九二七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在上海屠杀共产党人，天津的军阀褚玉璞通过他的爪牙警察厅厅长丁振芝在四月十八日将引渡过去的十五人都处决了，人们就称为“十五烈士遇难”。

义庆里四十号被破坏，捕走十五人以外，有些同志也处在被追捕之中，我就是反动派通缉中的一个。那时候敌人找不着我，他们先把我的老婆抓去了，后来又把我的一个姐夫抓起来。最后，敌人找到南仓霍家咀我舅舅家，本来我是在舅舅家避风的，正好这天我出去探消息，不意敌人竟扑来了，没有抓到我又把我舅舅抓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我确已无家可归，在依靠组织的帮助下，住进了普爱里七十二号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