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些人押在前所不久，就向监狱当局提出要求，要他们改善环境卫生和生活条件。因为旧社会的监牢狱是最不人道的，环境肮脏，监房内外臭气熏天；每天吃的是发了霉的带皮小米饭，不稠不稀，别说吃，一闻到那股浓烈的霉臭味就撞脑袋。如果，我们不要求他们尽快改善环境卫生和生活条件，不用多久，我们中的一些人就会死在拘留所内。因此，由郭宗鉴、傅茂公等同志代表本案人员向监狱当局再三提出抗议，要求改善这些情况。我们向监狱当局提出要求以后，得到全所在押犯人的同情和支持。在这种情况下，高等法院批准将我们这一案二十三人由前所移到后所，和普通犯人隔离，以免犯人受共产党的影响而对监狱当局不利。以后，是政治犯都关在后所，象薄一波、李运昌、刘仁、阚家骅、杜远等同志因另案入狱，也关在第三监狱后所。
后所的卫生条件比前所好一点，但生活方面比前所也好不了多少，只是下午一顿霉小米饭改为粗玉米面饽饽。前所原本关的是普通犯人，因此监门之间是不加锁的，犯人可以随时串门。但后所则不然，除去放风，牢门是整天上锁的。在后所押了几个月，提审了两次，就没有再审问。
一九二九年冬天，监狱当局把所有政治犯由后所全部迁移到改建的政治犯监房，在这里也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既不提审，也不判决。后来才知道，国民党政府还没有制订处理政治犯的法律。不审不判是在等新法律。在这期间，傅茂公同志帮助我们文化浅的同志向法院起草辩诉书；郭宗鉴同志帮助我们写呈文向法院索取公安局扣留我们的东西什物。后来，所谓新法律下来啦，叫什么“反革命暂时治罪法”。我们这案二十三人，法院依据的是第七条判的罪。第七条分前半段和后半段，二十三人中的十一人被定为后半段的刑期是一年至十年未满；其中十二人被定为前半段罪名的，刑期是一个月至一年未满。被定为第七条后半段的十一人是：傅茂公、靳子涛、陈涤云、张灿三、魏振华、李泽、阎怀聘、田世勋、李子芳（刘秀峰）、张奎元（外号济公），这十人被判了九年零十一个月有期徒刑，其中郭宗鉴一人被判处两个无期零九年十一个月的徒刑。被定为第七条前半段的十二人是韩振明（即鲁福坦）、詹大权、叶玉文、司福祥、左振玉、熊凤岐、张小堂、郑明章、刘振山、赵宝珍、强树林、李凤岐，这十二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个月。判刑前拘留的天数是两天折一天，判十一个月的人服刑期满出狱的时间应该是一九三〇年七月十二日。
我们这些判刑十一个月的人临近释放时，因为被判九年多的魏振华同志于六月份病死在狱中，大狱党组织决定要求监狱当局开追悼会。理由是魏振华因监狱生活不良而得病致死的，此外还提出了一些条件。当时监狱党组织由郭宗鉴、傅茂公、靳子涛等同志组成。（有些同志被捕前，在党内担任要职，因刑期较短，就没有让他们参加党的领导，如省委书记韩振明，没有暴露身份，叶玉文是省委秘书，他们两人都判十一个月，监狱党组织考虑到这些同志出狱后都是党的重要力量，所以都没有参加这次绝食斗争的领导，以免影响释放。）提的条件有：（一）给魏振华召开追悼会，在押政治犯全部参加，并允许其家属也参加追悼会，会场布置由监狱当局负责；（二）把政治犯的脚镣一律除掉，改善生活，粗粮一律改为细粮；（三）只能关闭政治监狱外围的大门，每个监房不准上锁，以便难友之间互相谈话；（四）允许订阅当地报纸，并由监狱当局负责送进监房；（五）早晨自由活动十五分钟改为一小时体育锻炼，教练员由政治犯中自己挑选。
我们把条件向监狱当局提出后，遭到驳回。于是，全部政治犯于七月一日早饭开始举行绝食抗议。敌人先是劝解就食，后是武力威胁，他们调进监狱来大批保安队，包围了政治监房，并把文化较高的傅茂公、靳子涛、韩义（安凯庭）等十八个同志由第三监狱押解到陆军监狱。(www.xing528.com)
监狱党组织对这次绝食斗争做了充分的估什，一九三〇年七月一日绝食开始前，秘密通知各监房多准备食盐和白开水，必要时应用，以减少牺牲。并且告诉大家，绝食时间多久取决于敌人的妥协与否，斗争是残酷和艰巨的，每个同志都应在思想上作出牺牲的准备；还要求大家提高警惕，防备敌人的破坏，如采取骗食手段应予揭穿；我们应该团结一致，必须集中复食，决不单独复食，不获全胜决不复食。
绝食斗争开始后，敌人就耍鬼把戏，把有的同志关到独居监房，对独居的政治犯说：“人家知识分子都吃饭啦！你们还饿着干什么？”我们的同志当即要求在一起复食，敌人的诡计便破产了。
敌人的诱骗和威胁都没有生效，我们绝食斗争进行了五天四夜，敌人再次诱劝，同志们都已面临生命危险关头，毫无气馁的表现，七月五日上午敌人开始恐慌了，公安局局长曾延毅亲自出面“调解”。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