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徒王藻文原是张家口车站的铁路工人，一九二六年初来天津时，担任天津市总工会主席，一九二八年到顺直省委担任委员；而李德贵原是纺织厂工人，后来也当了省委委员，他是跟着王藻文走上犯罪道路的。
王藻文和李德贵先在同志之间借钱，借了不还。后来就伸手向同志们要钱，没有钱给，他们就扒同志们的衣服。以后，爽性到各地下机关去找同志们讹诈，机关的人如果脱身走了，他们就把机关内所有的东西雇车拉走变卖。他们就这样利用党处在地下的弱点，到处讹诈破坏。其实，党组织在号召“革命职业化”时候，曾多次给过他们钱，在找不到固定职业的时候，叫他们做个小买卖以维持生活。但是他们什么也不千，把钱用完继续向党讹诈。最后，搞得党实在无法活动了，而且有被他们告密的危险，不得不决定除了王、李二害。一九二九年旧历四月二十六日清晨四点钟左右，党组织派郭宗鉴同志在教堂后首善里五号解决了这两个叛徒。案发以后，引起一连串的逮捕，省市委遭到空前的大破坏，许多同志被捕入狱。
党组织处决了王、李以后，王藻文的老婆张健生也跟着叛变，领着敌人到处抓人。当省市委交通员陈涤云被张健生指认抓去后，陈又供出交通员李泽和阎怀聘。这时，李德贵的母亲也带着法国工部局的便衣特务到处抓人。于是，强树林、赵宝珍、左振玉等人都被抓去了。我是在当天下午五点左右，由李德贵的母亲领着特务从我家中抓走的（连我父亲也一起被捕了，不久，我父亲被认为毫无关系就释放了）。特务们把我带到法国工部局（即现在人民图书馆后身），由一个法国人和一个翻译问我，说：“你认得李德贵吗？”当时，我还不知道李德贵死了，就回答说：“认识。”连二话也没有说，法国人向旁边站着的两个便衣一摆手，立刻把我架着推进了牢房。那是一间暗室，一进去什么也看不见，呆了一会儿，眼睛适应以后，看见有一张床，我就依在床边，脸冲着门，脑子里翻腾着：“究竟是怎么回事！？说不认识，是否就放了呢？李德贵又怎么样了？”等等。没有想到床上还躺着一个人，他从我背后爬起来，凑到我身边问我：“你打什么官司？”我说：“不知道呢！他们问我认识李德贵吗？我说认识，因为李德贵在纱厂和我一起干过活。就这样把我推进屋里来了。”那人又说：“咱们是同案的，我叫李子芳（以后知道，他就是刘秀峰），李德贵死啦！你最好别承认认识他，或少认识。”但是，已经晚了。这时，我才知道李德贵是被党内处决的。
我们在法国工部局黑屋内关了三天，第三天下午工部局用警车往中国官厅引渡，我在车上又见到靳子涛和强树林，连同我和李子芳共四个人，被送往公安局。在车上被押送人员监视得很严，四人互相看着没有说话。到了公安局下车时，靳子涛低声对我说：“注意自己的官司，不要互相认识。”我对他点了一下头，表示领会。(www.xing528.com)
第一次审问我们时，把每个人的姓名、住址、职业、年龄简单问过以后，就把我们分别关押在公安局拘留所。在我所关的牢房中，没有一个认得的人。我自己开始分析这场官司的结局，认为只有加深和李德贵的关系，特别是加深我和李的两个家庭关系，和在纱厂一起学徒的关系，然后否认与李的其他关系，好在李已死去，主动权操在我手里。至于和其他同案人，左振玉、强树林等都是纱厂工人（强也在纱厂当过工人，后来当人力车工人），关系也好说，至多承认一起参加工会，决不暴露党的组织关系。
以后的审讯，都是过的“热堂”，我被敌人打死过去三次。最后一堂，敌人对我说：“你这小子别嘴硬，我们叫姓傅的来证实你，可不准你说话。”我在刑架前支撑着，只见两个特务架进一个人来，我认出是傅茂公同志。傅进了刑讯室向前迈进了一步，冲我说：“你这小孩子别是挨打糊涂了吧！你什么时候认识我的！？”我一听傅并未承认和我认识，知是敌人在搞骗供，我马上反驳说：“谁认识你这个姓吴的！”故意把敌人说姓傅的说成是姓吴的。敌人见我开口反驳，骗供的把戏失败啦，调过头来对我拳打脚踢，又是一顿好打，还嚷着：“谁叫你说话的。”从这以后，敌人再没有过我的堂。在整个过堂过程中，没有料到，赵宝珍这个胆小鬼竟供出我是工会主席（我们的地下工会没有设主席，最高职称是主任，而黄色工会则设有主席）。但敌人在工会方面并没有深追，因为究竟是个群众组织。
这次被捕的同志究竟有多少人，我们当时都不清楚。在公安局拘押将近一个月左右，等到全部案情弄清楚后，敌人才把所有被捕的同志聚集在他们的会议厅内，这时我才看清楚被捕的同志约有二十多人。这一天，公安局把全案人送交河北高等法院，在高等法院审过以后，当天下午被押送到河北第三监狱前所，前所是拘留所，后所是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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