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周恩来相继来津

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李季达同志和组织部长粟泽同志牺牲以后，傅茂公同志担任了市委书记。

从全国的情况来说，由于蒋介石叛变革命，引起了一系列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尤其给白区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迫于形势，党的地下工作关系不得不由横线领导改为直线领导。当时市委为了便于工作，把兼任第一部委书记的靳子涛同志调到纱厂区去工作。原第三部委书记司福祥调到五村支部去工作，帮助农民搞反霸斗争。接替第三部委书记工作的是杨宗义。这时地下党的工作重点是五村农民斗争工作。傅茂公同志经常到五村农民反霸斗争的西楼、东楼、贺家口等地方去深入工作。靳子涛同志也经常向我了解有关裕元纱厂的一些情况。一九二七年冬，天津地下党的活动除五村农民斗争出现过高潮以外，各纱厂及地毯厂的工作都很沉闷。

前面已经提过，我出狱后便是一个失业者，虽然在党内担任着第三部委书记，后来又调到五村去做农民的工作，但生活无着，我只得和我父亲一起肩挑青菜沿街叫卖，一方面维持生活，一方面掩护工作。为了生活安定，一九二七年年底，我通过住同院的裕元织布场整理科的大头目姜洪发，荐到裕元织布场去当学徒。正因为在一九二六年春间，我是被裕元纱厂开除的，所以这次重返裕元不得不把名字改为“司呈祥”。

一九二八年初，傅茂公同志准备叫我去苏联学习。因为我没有哥们弟兄，我母亲不同意我离开她，傅茂公同志给她做了工作，也不成，所以我去苏联之说就作罢论，后来改派了北洋摇纱工人任颜恒去苏联学习。

不久，顺直省委改组，挑选工人党员到省委去做领导工作。傅茂公同志又叫我到省委去工作，但是必须脱产。我考虑到李德贵当时正失业，是一个比较适合的人，所以我建议叫李德贵到省委去工作，而我则仍在市委领导下工作，也不必脱产了。后来通过党组织研究决定，让李德贵到省委去工作了。当时从工人中提拔到省委去做领导工作的，还有原张家口铁路工人王藻文。

一九二八年春刘少奇同志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来津，他在东楼肖家胡同李德贵家中找我了解各厂工会工作的情况。我向他汇报以后，他对我说：“不要顾此失彼，农民工作也很重要，但你对各厂的工会工作很熟悉，你也要把它抓起来。”这就是我见到刘少奇同志的情况。

一九二八年五月，所谓“南北统一”啦！国民党统治了北方，山西阎锡山派统治着天津。各工厂都建立了黄色工会，我们党内有些人为了个人名利，投入了国民党的怀抱。如印刷工会的陶卓然投到国民党市党部去了；又如北洋纱厂的李凤岐当了国民党天津市第六区分部委员；还有裕元织布场的张殿文、傅玉儒当上了黄色工会委员。(www.xing528.com)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傅茂公同志领着中共中央周特派员（即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到我家（当时住贺家口小公议里四号），我向他汇报了工厂的工作情况。周特派员给我的任务，首先是连络一下这些年失掉关系的工人党员和原工会积极分子，把工会工作恢复和开展起来。我们说话的时候，我母亲要给他们做点吃的，因为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所以就烤了几块白薯请他们吃了。

周恩来同志是由什么地方来天津的，当时有两个说法：一说是由苏联来的，另一说是由广州来的。到了天津住在北洋饭店（即今兴安路二〇一号）。周恩来同志来津后，召集了一次省市委扩大会议，地点在法国教堂前大吉里，门牌号数一直没有弄清楚。参加这次扩大会议的人很多，当时徐彬如和靳子涛等都参加了会议。后来知道，这次会议是传达中共中央“六大”决议和整顿顺直省委的工作。

一九二八年下半年，由于国民党统治的压迫和内部的动荡，党的工作受到了一些损失。我们在工厂里的活动不如过去活跃了，只有在工厂外边多做些工作，如对人力车工会、五村农民支部等方面开展些工作。

当时刘少奇、陈潭秋、韩连会都在天津。为了便于掩护和联系工作，顺直省委的名称曾一度以这三个同志的名字各取一字，改为“谭（潭）少连”，作为省委的代号。

一九二八年末或一九二九年初，因为经费困难，党号召“革命职业化”，就是把以革命为职业的同志的人数压缩到最低限度，能够找到职业的同志尽量去找职业。但不是脱离革命，而是和工人党员一样，一面工作，一面干革命。就在这个时候，党内出现了变节分子，就是顺直省委的两个委员王藻文和李德贵。这两个人的叛变和捣乱，给顺直省委和天津市委党组织造成了很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