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这个时候，一九二七年八月份，设在小刘庄的海京地毯三厂的中共党支部被敌人破坏了。原因是这样的：当时海京地毯三厂有一个中共党员叫高志连，还有一个团员叫姚宝元和一个新吸收的团员叫刘树峰。由于环境的限制，工作上的疏忽，对吸收的对象缺乏足够的了解，以至造成极大的损失。这个刘树峰有一个亲戚在警察厅当便衣特务，他把钻进共青团组织的情况及海京地毯三厂党组织的情况全部向特务告了密。事情发生后，首先逮捕了姚宝元，而高志连则闻讯逃跑了。
粟泽同志因为不知道已经发生变故，去找高志连接头工作，特务逮捕了粟泽。粟泽同志当时住在三义庄三吾照像馆楼上，特务搜查了粟泽的住处，并留下人在这里卧底。接着又捕去了袁子真。特务在粟泽住所搜出了他对象赵玉玲的一封信，赵是西南城角典华学校的校长。特务们根据信上的地址逮捕了赵玉玲。由于粟泽的对象是书记李季达的爱人王贞儒给介绍的，当王贞儒得悉粟泽被捕的消息以后，就去典华学校给赵玉玲送信。在典华学校卧底的特务把王贞儒也扣起来了。王贞儒给赵玉玲送信被捕，到半夜未曾回家。李季达同志又到典华学校去找，结果又被卧底的特务逮捕。这一案前后共被捕去我们的同志十二人之多，其中还有李培良同志。
被捕的十二人中大部分因为证据不足，先后取保释放了，最后剩下李季达、粟泽和姚宝元三人未放。到了同年十一月间，这三个同志都被敌人枪杀了。
自从市委书记李季达和粟泽同志被捕以后，傅茂公同志就代理了书记一职，靳子涛同志代理了组织部长，直到李、粟两位同志牺牲以后，傅茂公同志便正式担任书记，靳子涛担任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是谁，已回忆不起来了）。(www.xing528.com)
傅茂公同志担任市委书记以后，除抓三部委工作以外，重点放在五村农民反霸斗争上。[2]当时在反霸斗争方面采取的策略比较灵活，因此取得了很大胜利。市委在五村建立了支部，由农民和工人结合起来，动员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向敌人进行合法的斗争（与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李善人”打官司）。而在总的方面，一九二七年是中共天津地区的组织经受了一次严峻考验的时期。这一时期组织有了较大的变化，领导的被害和更迭，工作重点的转移，白色恐怖进一步渗入社会的各个角落，使党遭受了极大的损失。在这一时期，一九二七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南北新老军阀一起向革命开刀，中共天津市委在地下和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斗争。正因为挫折和牺牲，使我们党的地下活动方式不得不由横线领导改变为直线领导。党在白区工作十分困难，由于路线上的错误，未能很好的保存力量和积聚力量。牺牲的同志高唱着国际歌倒下去了，活着的同志掩埋了同志的尸体，接过他们的旗帜，又继续和敌人战斗。十五烈士中的王益三同志被敌人枪杀后，我和强树林、李德贵以及王益三的儿子，冒着危险借了一辆手推车到南市“三不管”去收尸，拉到老大河岸边掩埋了（老大河现在东楼恩兴里后街南面）。
一九二七年后半年中共天津市委第二部委书记秦茂轩同志也在天津被捕后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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