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决定成立顺直省委，李季达担任委员

我们被捕的七个人释放的经过是这样的，在军法处堂上释放了王郅隆以后，大约又一个多月释放了郑广茂和郭起才。又过了一个多月才释放的我和李德贵。而邢克让和郭起春仍被关押着。到了这年夏天，直奉两系军阀在马厂交战，把他们两人流放到战地给奉系军队运送弹药，他们在那里乘机开小差跑了。

我从军法处释放出狱后，傅茂公同志就到我家来看望，并且了解了我们七个人被捕的经过和狱中的情况。傅茂公同志听完我的汇报，过了几天，地委书记李季达同志亲自到我家进行慰问，并了解我的生活情况，他以“济难会”的名义给了我五元钱，并交给我三元钱叫我给郭起才送去。

此后党的工作有了一些改变，为了便于推动和组织各方面的活动，地委决定设立三个部委。为了贯彻地委的决议，傅茂公同志组织了一次别开生面的会议。

有这样一个人，是当初我们在郭起春住处被捕的时候，和郭住伙屋的一个北洋纱厂工人（名字已记不得了），在我们被捕的时候他正钻在被窝里睡觉，不知是敌人没有发现他呢？还是敌人根本不打算逮捕他，他没有出被窝，因而也没有被捕。事后据说他害怕了，连北洋纱厂的工作都不干了，去到新中央戏院（现滨江剧场）当了招待员。为了召开有几十人的会，傅茂公就通过这个招待员租用了楼上全部包厢。台上唱戏，楼下人看戏，我们在楼上开会，每两个包厢由党内负责人李季达、粟泽、靳子涛、傅茂公……等分头向与会的党员传达地委关于建立三个部委的决议，并宣布了三个部委的书记、委员等名单，我在这次被任命为第三部委的书记。一部委书记靳子涛（即金城），委员的名字已记忆不起来了；二部委书记秦茂轩，委员有：张贵祥（即张一清）、陶卓然（即陶亮）；三部委书记司福祥（即司呈祥），半年后由杨宗义接任书记，委员有：孙树宗、何玉亭、张健生、高志连（海京地毯三厂）。一部委活动范围在日租界以北（今红桥区及河北区北部），二部委活动范围主要是租界区域。

第三部委在今河西区，重点活动是五村农民运动，并且在一些地毯厂先后建立了党的支部。粟泽同志经常在河西区海京地毯三厂活动。(www.xing528.com)

在纱厂方面，党的组织也有所发展，产生了第一批女工党、团员。当时有在河东区和记蛋厂做女工工作的党员张健生，也到河西来做裕元和北洋的女工工作，所以裕元纱厂的女工刘和轩、北洋纱厂的朱淑珍等都参加了党或团的组织。周世昌同志在河东裕大和宝成又重新开展工作。通过傅茂公同志等的工作，在人力车夫中成立了工会，由强树林、王德山（即王远涵）分别担任人力车工会的正副主任。

通过在新中央戏院召开的那次大会以后，对天津地方工作来说，打开了自国民军撤出天津以后死气沉沉的局面。

一九二七年七月份，党中央决定在天津成立了顺直省委（在北方区委被破坏后）。这届省委由刘伯庄、朱金城、彭述之、陈伟仁等人组成。李季达同志也是这一届省委的委员。同时把天津地委改组为天津市委，委员原班人马未动。即：书记由省委委员李季达同志兼，粟泽任市委组织部长，傅茂公任市委宣传部长、靳子涛负责工运，李培良、袁子真等同志都是市委的成员。在地委时期新设立的三个部委，在改组后的天津市委领导下继续进行工作。就当时来说，中共天津地下党的工作才得到全面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