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十五烈士及地下机关遭破坏

一九二六年三月下旬，奉系军阀李景林和张宗昌组成的直鲁联军攻下了天津，迫使国民军撤退。直隶督办由李景林换成褚玉璞，这个土匪出身的军阀，反动透顶，一进天津就三天两头出布告，捉拿“赤化党”。

党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把前一时期在群众中经常露面的一些同志暂时调离天津，把不经常露面的一些同志继续留在天津工作。当时中共天津地委奉上级指示，除留下李季达领导天津工作以外，其余如于树德、赵世炎、刘格平……等同志都离开天津。同时，又派粟泽、靳子涛（即金城）、邢克让、傅茂公、阚家骅等同志先后来天津工作。这时党的重点活动是工会工作，但是反动派控制得很严，工会活动是被严格查禁的，工作十分困难。这时候各工厂资本家也开始向工人反扑，大批开除工人，一些原工会的积极分子更是首当其冲，如裕元纱厂的工会代表马筱峰、司福祥、孙树宗、何玉亭、左振玉、白振东……等都是在这个时候被开除出厂的。其他各厂的情况也都是如此。

在反动军阀的统治下，大批工人被开除后失业。失业者都各自寻找工作的门路。有的人找到了工作，又继续为党进行工作，有些人找不到工作，生活无着，意志也就消沉啦！当时对一部分党员来说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我和李德贵在七月间又在北洋纱厂验工，先后上了班。这时候党派了粟泽、靳子涛、傅茂公、阚家骅、秦茂轩、邢克让、张健生等来厂接头工作，他们交叉着到工厂区去。我到北洋纱厂以后，和这个厂摇纱车间的党员郭起春、郑广茂接上了头，李德贵和粗纱车间的刘文秀、张凤林接上了头。在这两个车间分别建立起支部，摇纱车间支部由郭起春任书记，李德贵担任粗纱车间支部书记。

一九二六年八月底，党为了冲破反动派的禁锢，准备在粗纱车间组织一次罢工，以便提高工人的工资，从而鼓动他们的情绪。经与工人积极分子研究，准备向厂方提出每人每日增加工资一角。当时并决定，假使粗纱工人罢工得不到结果，细纱也跟着罢工；再不行，摇纱也起来增援。领导这次罢工的指挥部设在法租界五号路（现吉林路）三十五号楼上。罢工由李季达、粟泽、傅茂公等领导同志亲自指挥。

这次罢工是国民军撤离天津后，在纱厂中第一次行动。九月初的一天早班，粗纱车间正是刘文秀班。罢工开始后，工人向厂方提出的条件资方一概不理，却收买了原动部（动力部门）以孟广泰为首的流氓打手向工人围攻，另外还派厂警进车间抓代表。这时细纱车间应该立即行动，关车罢工来支援粗纱工人，可是细纱车间代表李凤岐（也是共产党员）害怕了，没有关车响应。这就使资本家有机可乘，将粗纱工人刘文秀、张凤林和另一工人共三人叫军警抓去，这天粗纱车间的支部书记李德贵歇班没有在厂。资方在各车间用黑板报来威吓工人，在黑板报上写着如有怂恿罢工者，一律逮捕法办。

这一天发生的事情，我们下班后立即去指挥部向党组织作了汇报。第二天，党作出了新的决定，命令摇纱车间罢工。并叫工人在罢工时用木纱管敲车，并扬言如不释放代表，就要仿效裕大把北洋纱厂砸了。当时，摇纱车间人数多，影响大，罢工开始后，摇纱车间一片响声，工人们个个举棍敲打车身，佯作砸机器的样子。这一下可把资方代理人总经理给吓坏了，他们把摇纱的郭起春、司福祥、刘元昌、郑广茂等人召集到总经理的办公室，商议如何解决罢工问题。这时摇纱工人都涌到经理办公室外，有的人嚷道：“不要和他们费话，不放出代表，不答应增加工资的条件，把工厂砸了算啦！”总经理吓得只发抖，对我们几个代表说：“你们叫工人回车间去，安心等候，千万不要发生意外，至于条件吗，好商量。”最后研究结果，厂方答应将抓起来的粗纱工人代表刘文秀等三人放了，并答应每人每日增加工资五分。这样才解决了这次罢工斗争。

北洋纱厂的罢工斗争解决后不久，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英租界义庆里四十号被英租界当局查抄并破坏了，捕去了十五人。当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义庆里四十号是统战机关。因为国共两党都处在地下，所以两党经常在这里接头，联系工作。常到四十号去的人大部分是国民党人，有一些是无党派人士，而共产党人则去的少。因此捕去的十五人中只有三至四个共产党员，有共青团地委书记江震寰、裕元粗纱工人王益三、北洋摇纱工会代表王建文等人。另外还有十二人，即：马自芳（又名陈楚鞭）、王纯善、赵品三、邬集中、许凤山、徐延钟、王鹤洲、马增玉、孙宝山、孙一山、倪家志、孙士彬。其中陈楚鞭也可能是共产党员。记得他在一九二六年初曾和共产党员李志新同志两人一起工作过，他们在天津办理地下党由京沪两地运来天津的秘密文件等工作。根据这一情况，陈楚鞭可能是共产党员，只我不能肯定。

义庆里四十号十五人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下旬被捕后，反动军阀褚玉璞把他们从英租界引渡了过来，一直羁押在警察厅。到了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不几天），北方的反动派与之遥相呼应，褚玉璞、丁振芝（警察厅厅长）将这十五人杀害了，牺牲在南市上权仙影院前的刑场。被害者后人称为十五烈士。

继义庆里机关被破坏后不久，法租界绿牌电车道（即现在的滨江道）普爱里七十二号我们的城市俱乐部又遭破坏，从这里又捕去了许多同志（领导同志除书记李季达以外，大部分都被捕）。被捕的有地委组织部长粟泽、宣传部长傅茂公、地委委员靳子涛和阚家骅、薛世五、张贵祥（现名张一清）、陶卓然（现名陶亮）、李志新、李凤岐、王润芝等共三十多人。被捕者被关押在法工部局。中国官厅也要求引渡，如果引渡过去，这些同志也将与义庆里被捕的人得到同样的遭遇。可是这起案子，经过书记李季达同志的各方奔走营救，被捕的人仅关了一天一夜，转天早晨在日、法租界交界处释放了，名为“驱逐出界”就算了结了。当时，法租界处理革命党的态度与英租界不同，这与我国在南方发生的北伐革命战争有关。当一九二六年底北伐军到达武汉时收回了英租界，而没有收回法租界，天津英法两个租界当局的不同态度其原因就在于此。(www.xing528.com)

普爱里七十二号俱乐部遭到破坏的原因，据李志新同志说，普爱里七十二号我们租用的是楼上，楼下有一个住户是天主教徒，他的儿子在法汉学校上学。因为楼上是俱乐部，当然每天上下楼的人数很多，可能引起住户的不满，或者再加上其他原因，这个学生把楼上人来人往的情况告诉了校长法国人，而校长将情况报告给法国工部局，于是法工部局就派出便衣特务进行破坏。这一天是准备召开一个会的，我也接到了开会通知。因为头天夜里下了一场大雪，道路不好走，我去晚了，刚到普爱里南口，看到胡同口情况异常，我就收住脚步没往胡同里走，站在远处瞭望，同时注意是否还有后来的同志去参加会的，以便打招呼警告他们不要进去。接着，便看见我们的同志被特务从胡同里弄走了。我呆了一会儿，因为身上还装着一本《共产主义A B C》的书籍，觉得不妥，就离开了。

普爱里的案子解决以后，党组织经常派邢克让同志来北洋纱厂支部联系工作。一九二七年一月底二月初（旧历腊月二十二日）早六点，我和郭起春下夜班，一起到他家去开会。到会的有：司福祥、李德贵、郑广茂、郭起才、郭起春。邢克让是地委派来的，这次邢受组织委托带来了一位王郅隆同志，共计七个人。邢克让把王郅隆介绍给北洋支部的同志们，并说他自己以后就不准备来了。但不幸就在这次和大家一起被捕了。

这次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全国总工会为什么设在广州，而不设在天津呢？”我站起来谈自己的看法说：“因为广东地方社会环境允许，政治条件比较好一些，而天津还在军阀统治之下，环境不许可，因此全国总工会不能设在天津。……”刚说到这里，突然间一伙特务拿着手枪破门而入，命令我们举起手来。这时我数了数共有七个特务。这些特务拿出手铐把我们七个人都铐起来了。并说：“有人报告（告密人据说是一个上海籍的女工头，但始终没有弄清确实姓名），你们这里有手枪。”于是就开始搜查。屋里人多东西少，一会儿就搜完了，也没有搜出枪来。特务说：“手枪没有，有传单，跟我们走一趟吧！”七个特务押着我们七个人，由小刘庄过海河，绕道大直沽奔警察厅，因为英、法、日租界都不许带着枪支通过，所以特务们没有办法只好绕道河东奔东浮桥。在路上特务们又把在郭起春家抄来用包袱皮包好的传单，交给郭起春拿着。到了东车站上了红牌有轨电车，到东浮桥下车时，郭起春在特务们只顾下车的时候，将这包传单丢在电车上了。

特务们带我们到了警察厅，却发现传单的包袱没有了。特务头子牛宝和大发雷霆。小特务们问郭起春：“传单包袱那儿去啦？”郭回答说：“我不知道。”特务们说：“下车时你没有拿着？”郭说：“你们不拿，我拿它有什么用？！”这一下特务们慌乱了，把我们七个人丢在警察厅后院，都去找包袱去了。我们乘机蹲在一起，就串起供来。后来，敌人终于从电车公司找到了这个包袱。

敌人一直蹲了我们半天，中午也没有给我们饭吃。到了下午才开始过我们的堂，我们都按串连好的供词回答了敌人的问题。敌人的目标是追问“赤化党”，可是我们绝大多数是工人，传单也是工会和资本家斗争的内容，也没有什么“赤化党”的根据。敌人开始耍阴谋诡计，把我们七个人隔离了，分别关押，谁也见不着谁。我被关进一间牢房，里边有义庆里四十号捕来的王益三和王建文，他们都示意我不要认识他们，避免官司复杂化，同时对大家都不利。所以我们在一处关押了很长时间谁也不理谁。在牢房门口的牌子上，义庆里四十号的案犯都写明“赤化党某某”的名字，而我的牌子上写的是“赤化党嫌疑犯”。后来我又和赵品三关在一起。王郅隆则和一个卖油条的小贩关在一起。卖油条的不知为了什么坐的牢，拘留期满了很快便释放了。王郅隆在卖油条的出狱以前两人互换了衣服，卖油条的留下了一身油咕隆冬的衣服穿在王郅隆身上。不久，警察厅把我们一案七个人送交军法处去处理。

到了军法处，过堂时首先过的是王郅隆，因为王郅隆没有工作单位，法官对他有怀疑，怀疑他是“赤化党”。过堂时王郅隆回答是肩挑卖油的，因为郭起春短他的油钱，他多次找郭要油钱，不但要不到钱，郭起春还不见他面。因此，一早去趁郭睡觉未起，堵门要钱去的，没有想到叫便衣队抓来了。他说在警察厅叫特工人员打得受不了，胡说了一通。其实，他早已和郭起春串过供，但是在警察厅经过一问，漏洞百出，这次军法处先过他的堂，原因也在这里。这次王郅隆一口咬定是卖油的，军法官看他穿的一身油包，说话是山西口音，那时候山西人在天津的多半是做买卖的。于是，军法官就发火了，他说：“这些笨蛋（指警厅的特务），抓个卖油的来干什么？还把他送到军法处来！？”并指示其手下人说：“把他轰出去！”马上过来两个人架着王郅隆往门外一推说：“快他妈的滚蛋！”就这样把王郅隆放跑了。剩下就是我们六个人。

在军法处的审讯中，六个人当中五个人的口供与王郅隆不发生关系，只有郭起春一人与王郅隆有关连，但是郭起春随机应变，立刻承认了欠王郅隆的油钱，使案子越来越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军法官问郭起春从他屋里搜出的传单是哪里来的？郭说：“我根本没有什么传单。”法官把传单拿出来给郭看时，郭却说：“这是卖油掌柜的带来的油帐单，刚放下就被便衣队给抄来了。”法官说：“帐单和传单还分不出来？”郭说：“我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得，我怎么能认清楚什么是帐单和传单呢？”这时“油掌柜的”也已经被轰走了，也无法再对口供，没有料到这一堂竟问成这个样子。以后在军法处关了两、三个月，就分批把我们六个人释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