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军战胜天津：《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一日砸了裕大以后，几处平民学校（实际上是工会活动场所）和其他爱国团体都被奉系军阀李景林查封了。工会转入地下活动。各工厂尤其是纱厂的资本家也都借此机会向工人发起进攻，广大工人处在白色恐怖统治之下，有一张布告，严查“赤化党”对工人的煽动，等等。反动军阀借故对人民实行血腥镇压，继续不断地大逮捕。但是蕴藏在工人群众心底的对敌斗争怒火却越烧越旺，工人们对军阀和资本家恨之入骨。

砸裕大后，裕元的资本家对工人极力进行分化瓦解，又打又拉。特别是对于在运动中出头露面的某些工人，采取拢络的手段，提职提薪。那时，我也被列在拉拢的对象之一，被提升为工头，日工资增至六角二分，比一般工人的工资要高出一角多钱。

有一天崔桂昌到摇纱车间检查质量，看到我，低声问我：“司福祥，你看咱们的工会就这样叫敌人吓唬住了吗？”我说：“不能，绝不能，咱们重整旗鼓吧！”崔便启发我说：“这样干不行，工会得有骨干。听说俄国那时的工人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骨干，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能取得胜利，即便暂时取得胜利也是不会巩固的。”我说：“上哪儿去找共产党呢？”崔说：“我打听打听。”过了几天，崔桂昌又来找我，他低声对我说：“李培良老师就是共产党员。”我当时就表示愿意参加共产党。第二天崔桂昌又来找我，叫我下班后在厂门口北边电线杆旁边等他。我们按约定的时间、地点见面后，他在前边走，我在后边跟着，两人之间保持一定距离，最后来到安辛庄一所小楼后门（现在浦口道煤建公司西边），门上写着五号。上楼后见到李培良老师正在等候我们。我们坐下正谈着话，由里屋走出一个人，他就是地委书记李季达。李季达和我谈了话，简单问了问出身历史和入党动机等，就给了我一份入党申请表，当时我自己的文化太浅，填不上来，请崔桂昌代填完毕，只见入党介绍人栏里填的是崔桂昌和李培良二人，原来崔桂昌在我以前已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一九二五年旧历九月间的事，从此我就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会工作和其他一切活动。在我入党后不久，崔桂昌同志因往河东送传单，在裕大纱厂附近被便衣特务逮捕了。

一九二五年底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和奉系军队打仗，奉系军阀李景林败退，撤出了天津。国民军很快占领了平津两地。冯玉祥本身虽也是军阀，但在政治上较为开明，对老百姓也较其他军阀好一些。进驻天津的是国民军第三军，军长孙岳。

国民军进驻天津后，工会能公开活动了。各厂工会都把大牌子挂出来了。我们在厂子附近荣善里小楼上成立了裕元纺织工会。楼下大门口，左边挂着“天津纺织总工会”的大牌子，右边挂着“裕元纺织工会”的牌子。在这所楼里，河西地毯业工会的代表也经常去开会。

在国民军进驻天津期间，各团体的指挥中心设立在东北城角的大东旅社，党的地委、团的地委都设在楼上，天津市总工会和各团体的总部设在楼下。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地委书记李季达组织有各团体参加的一个代表团，去迎接裕大工潮前后被捕的代表出狱，把十五名被捕代表由狱中迎到悦来栈，让他们住下休息，并合影留念。党的书记李季达同志还发给每个被捕代表一枚“革命先锋”纪念章（这个纪念章是由李志新同志负责在美丰金店制做的）。

在大东旅社，每天都有很多人在这里活动。经常出现在这里的有党的负责人李季达、江著源、于方舟、张兆丰等人；团的负责人江震寰、张廷瑞、谭雅谊、李岩瑞等人；工会负责人王星五、杨茂茹（即杨泽轩）等；做女工工作的郭隆贞、马淑娥、赵达等。当时还出现过一些人，如北方区委赵世炎同志，另外还有刘格平、郝久亭、李希逸、安幸生、李培良、卢绍亭等。还有新出狱的一部分人和各厂被零星开除的工人也经常出现在大东旅社。党的负责人之一张兆丰由大东旅社带走了一些人，到保定去参加了国民军第三混成旅，人数有五、六十人。这些人都是失业或失学的。张兆丰同志到保定后升为师长，后来在高桂滋部队搞兵运，一次暴动时牺牲在山西省某车站。(www.xing528.com)

国民军在天津期间，各纱厂、地毯厂的工人此起彼伏，工人扬眉吐气，资本家失掉了靠山，惶惶然不知所以。为了领导好工人运动，上级派专人负责指导地毯厂和各纱厂的工会活动，办公的地方除使用小刘庄荣善里小楼外，还在贺家口段家胡同北口租用了两间南房。经常在这里住的有：李井泉、谭雅谊、王星五、尹才一等，这些人住在外屋；郭大姐（郭隆贞）住在里屋。为了深入了解地毯厂工人罢工斗争的情况，并协助解决问题，天津市总工会主任王星五同志派裕元工会的司福祥、何玉亭等人经常到乾昌、庆生恒、荣业等地毯厂工会去协助开展工作。

天津的地毯业大多数是给外国人加工。地毯厂的中国领东从外国洋行领到活计（定单），就雇佣一些工人来织，没有活计就把工人辞掉。所以地毯业工人的生活更没有保障。正因为业务性质是这样，因此地毯业的劳资关系很难解决。由于纱厂工会成立得比较早，斗争经验比较多一些，所以总工会临时抽调纱厂工会的人去帮助工作。天津地方开始发展资本主义以来，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剥削是十分残酷的，工人的生活很苦。因此，在国民军驻天津期间，政治空气稍有和缓，资本家对工人的压榨遭到了工人们的强烈反抗。所以在这一阶段，各厂工人罢工事件比起别的时期都多，而且罢工的主力军是青年工人，这也是很自然的。

天津地委为了加强对罢工中的青年工人的领导，特地在一九二六年二月间（旧历正月十五日）利用各工厂放假时间，在小刘庄裕元纱厂附近一个广场召开了有二、三千人的一次青年工人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领导同志有于方舟、安幸生、李井泉、王星五、郭隆贞等同志。这次大会的目的，主要是吸取砸裕大的经验教训，教育青年工人应该有组织、有领导地向资本家进行斗争，不要盲目行动，任意破坏生产工具，这样会造成失业。因此教育工人，要在工会领导下统一行动，不要有个人行动。通过这次大会以后，各厂的罢工斗争虽不断发生，但没有再出现过砸坏厂房的现象。

在国民军驻津期间，天津各界以及工厂工会和各团体都非常活跃。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党组织借着孙中山逝世一周年的机会，在南市大舞台戏院召开了一个纪念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有国民党人士，有共产党和共青团的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及各行各业的代表等多人。在会上讲演的有李大钊和谭平山。李大钊同志演讲的题目为《各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讲了我国同胞如何起来反抗，鸦片战争的前前后后，国民革命的发展形势，唤起人民应该怎样起来挽救中国的危亡。李大钊同志讲了好几个小时，讲得慷慨激昂，大会的情绪始终高涨，越讲越起劲，累得他满头大汗。最后，天津总工会代表王星五讲话，号召工人加强纠察队组织，他说以后要象苏联一样发展工农红军。会后有卢绍亭等人演出新话剧，一些小学生还演奏了《苏武牧羊曲》。大会开得很好很成功。在这次大会的后台，我认识了李大钊、于树德等同志。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为了抗议日本军舰炮轰大沽事件及“三一八”惨案^[1]，中共天津地委又组织了一次群众大会及示威游行。这次示威游行的口号是：“反对日本出兵南满”，“打倒张匪作霖”，“推翻段祺瑞执政，建立国民政府”等等。

再说上年底被国民军打败的奉系军阀李景林，滚出天津，败退到山东，在济南和军阀张宗昌勾结在一起，又组织了直鲁联军反攻天津。到了我们游行的那天，直鲁联军已逼近天津。当时，天津的局势已十分紧张，所以游行前的大会开得也不够理想。就在这天夜里，国民军全部撤离天津，奉系军阀卷土重来。从此，党、团、工会又都转入地下，进入了十分艰难的境地，白色恐怖重新笼罩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