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援裕大纱厂组织工会的斗争：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

在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中，天津市各界爱国团体充分显示了力量，尤其是初露头角的产业工人工会所起的作用更是十分明显。就六大纱厂来说，其中只有裕大纱厂的工会没有成立起来，以致于在这次斗争中，这个厂大约四千多工人的爱国热情没有反映出来。“五卅”以后，地毯业、和记蛋厂、烟草工业、码头工人等都迫切要求组织工会。因此，中共天津地委的工作也就越来越紧张起来。为了使工人运动蓬勃开展，党从已经成立工会的工厂中吸收了一些骨干分子到市总工会去工作，如裕元纱厂工会代表杨泽轩就是在这个时候脱产出来的。各厂工人在红色工会的组织领导下，与资本家进行了多次斗争，在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上都得到了一些改善。

裕大纱厂迟迟没有成立工会，但在工人运动总的形势影响下，裕大工人孕育着冲破这种局面的力量。

裕大纱厂在天津市海河东岸郑庄子附近，是日本资本家开办的。日本资本家是帝国主义向外侵略的先锋，尤其是到中国来“开拓”事业，更是日寇当时亡我野心的一个重要步骤。日本资本家到中国来开设工厂的，大部分是熟悉中国情况的所谓“中国通”，他们深知我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旧中国政治腐败便是外资入侵的条件。在天津各大纱厂成立工会的时候，日本资本家立即收买了工人中的一个民族败类、流氓分子赵魁高，把他封为管事的大头目，凡有关工人生产、生活方面的事都交给他来管。赵魁高是青帮的老头子，在裕大纱厂各车间都收有很多徒子徒孙，各车间的大小头目都是他的结盟兄弟。赵魁高利用这些关系作为他的耳目，监视着工人们的行动，形成了一股很大的恶势力，谁要提起“工会”二字，他就开除谁。

负责河东平民学校的老师李培良，在“五卅”运动以后召集了裕大、北洋、宝成等厂工会的代表，一起研究如何帮助裕大纱厂的工人起来建立工会。在研究过程中，宝成纱厂的工会代表沈玉山、姬兆生提供情况说：裕大纱厂有个工人叫项瑞芝，他们弟兄四人和他父亲都在厂里，人称“项家五虎”。他父亲是裕大纱厂工房做包饭的，供给这个厂的一部分工人吃包饭，他的做法是先吃饭等开支后再给钱，所以在工人中有一些人缘。裕大的工人有不少是项家同乡，在厂子里彼此都互相关照，抱成一团。从项家和赵魁高平素的关系来说，也不是很融洽的，项家对赵魁高这一霸就是不买帐，而赵魁高确实也怵项家一头。大家商量的结果，决定由姬兆生去把项瑞芝请到河东平民学校来谈谈。

项瑞芝来到河东平民学校，裕元、北洋、宝成的代表也都去了。李培良老师对项很客气，项对李老师也很尊敬。几个人在一起谈话，谈来谈去，就谈到裕大纱厂的工会问题。这时，李老师用了一个激将法，说：“裕大纱厂的工会组织不起来听说是害怕赵魁高。”这一激确实有效，项瑞芝的神色立刻有些变化，他马上接口说：“赵魁高算他妈的什么东西！？只要你们哥几个和李老师信得过我，裕大纱厂的工会我项瑞芝负责组织。”李培良顺着这话头说：“那好！只要你负责把裕大纱厂的工会组织起来，出了多大问题，天津市总工会和天津五个纱厂的工会会员全力支持你。”项说：“好，就这样定了。”

项瑞芝回到裕大以后，找了几个老工人，有贺志、王长林等，就在他父亲做包饭的饭房内半公开地组织起工会来了。接着，工人们便要求工会代表向日本资本家交涉改善工人生活条件的问题。为此，项瑞芝带着几个人来找裕元工会代表和北洋工会代表一起研究，最后决定提出这样几项条件：（一）给工会办公用屋子；（二）八小时工作，四小时学习；（三）吃饭由二十分钟改为一小时；（四）增加工资；（五）要日本资方给上海有关方面打电报，叫上海英、日资本的工厂开工（因“五卅”以后，上海英、日商工厂还以停工威胁着工人）。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一日裕大工会代表向厂方提出上述五个条件。经过反复交涉，资方被迫答应了前四条，最后一条拒不答应。这时，日本人知道没有满足工人的要求，工人不会罢休。所以他们就买通军阀李景林，上午就派了大批军警到裕大准备进行镇压。工会代表见到这种情景，立刻派人到河西的裕元、北洋两厂工会介绍情况，并要求援助。结果当天下午，裕大纱厂的全体工人在工会的号召下开始罢工，并与反动军警展开了激烈的搏斗。河西的裕元、北洋两厂得到消息以后，马上停工奔赴河东。海河两岸挤满了工人队伍等候渡船过河。因为人多，渡船小，等到河西两厂的工人队伍全部渡过去，天已经黑下来了。正当河西两厂工人队伍等候渡河的时候，和裕大纱厂只隔一道小马路的宝成纱厂的工人们，也闻讯赶来。他们奔至裕大门前，见到厂子的铁门已经紧闭并上了锁，工人正在厂内和军警搏斗。宝成的工人一拥而上，把裕大南面的大墙推倒了一个几丈长的缺口。从缺口处，宝成的工人和裕大上夜班的工人一起拥进厂去参加了战斗，有的工人手持镐头、铁棍等武器奔向军警。正在和军警搏斗的裕大工人见援军已到，顿时勇气倍增，把军警打得鸡飞狗跳墙，就这样把裕大给砸了。我们去到的时候，搏斗已经停止，但见厂内满地都是钞票、帐簿、布匹，衣服等物，机器房、水泵房、帐房等都已破烂不堪。工人方面还俘住几个军警和一个日本医生；缴获了十枝大枪、三枝手枪。

河西的裕元、北洋两厂工人到达裕大后，便把裕大包围起来，听候裕大工会的调遣。大约等到夜间十点左右，项瑞芝从里边出来，站在桌上讲话，向河西两厂的工友的支援表示感谢。另外，他还说：“督察处来了一个姓陈的代表，自称是督察长，他答应给咱们解决这次斗争，要求厂方答应咱们提出的全部条件，还答应把受伤的工友送往南市慈善医院给治疗，所以咱们要把人质及枪支交给他。”他又说：“陈督察长已给咱们写了保证，签字划押了，并把枪支领回去，也给咱们写了收条。”这时李培良老师也在场，并且给工友们讲了话，他说：“咱们要作两手准备。河西两厂的工友明天上午七点钟都到河东来，在盐坨地集合开大会，听候调解人的答复，同时我们还准备有更大的斗争。”(www.xing528.com)

就在陈督察长出面进行调停的同时，军阀李景林在日本帝国主义唆使下，调兵遣将，阴谋部署暴力镇压。正当夜阑人静之时，李景林派出了大约有一个旅的军队开到河东郑庄子附近，搜捕裕大、宝成两厂的工会代表；另一方面在郑庄子和裕大纱厂周围田野里也布置下许多军警，准备一次大的镇压活动。

八月十二日早晨，裕元、北洋两厂的工人队伍，共计六、七千人到了海河岸边，发现海河的渡船都停在河中心下锚，河两岸一只船也没有。我们感觉到敌人在捣鬼。两厂的工会代表一方面向船工喊话请他们支援，一方面号召会游泳的工人下河帮助船工启锚。最后终于把河西所有工人都渡过河去。在河边整理好队伍，顺着大路（现河东大经路）奔向盐坨地会场。先头部队刚过周家祠堂（周学熙家的祠堂，现在河沿街小学）不远的地方，就发现前边路口已被反动军警封锁了。

当时，裕元、北洋两厂的工会代表开了一个紧急会议，然后向广大工人提问说：“前面路口已被军警封锁，在大路两旁架有机枪，我们的队伍是照原路退回河西去呢？还是向前冲？”这时整个队伍异口同声地喊了一声：“向前冲！”队伍立即象潮水一般向前冲去。敌人见工人来势很猛，他们便用大枪、机枪同时向手无寸铁的工人开火。先是朝天打，后是照人射。我们的队伍被敌人打乱了，前面有些人倒下去了。队伍不得不向后撤退，有的跳入海河，有的往回跑到了周家祠堂铁栅栏门跟前。这时突然铁栅栏门打开了，一个印度籍的守门人，打着手势，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叫工人们向祠堂院里跑，很快祠堂院里就挤满了工人。这时，敌人端着大枪朝祠堂奔来，守门的印度人立刻把铁门关上，把反动军警拒于门外，不让他们进院内，一部分工人得以被保护起来。

反动军警在路上圈押了五、六百个工人，把警察所、督办公署等能够关押人的地方都关满了。后来绝大部分被捕者都放出来了，只剩下了宝成纱厂的姬兆生和裕大的贺志当时没有放出来。姬兆生同志在这场斗争中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始终一个人承担着全部责任。敌人叫他到工人群中去认出所有的代表，他虽然已被打得遍体鳞伤，但是仍然昂首挺立，面对凶恶的敌人说：“代表就是我一个人，要杀要剐由你们，少说废话。”使在场的工友感动得落泪。

在这场斗争中，由于反动军阀的血腥镇压，工人的伤亡很重，有的被淹死在海河中，有的死在敌人的枪弹下，如裕元摇纱工人韩振泉被敌人枪杀在山药地里，裕元试验室工人张凤林被枪杀在裕大厂内。项瑞芝的大哥项瑞成被敌人的枪弹把腿给打断了，项瑞芝被捕后由于受刑灌辣椒水把耳朵灌聋了。

当时，天津地委为了把这次斗争的真相公诸于全市人民之前，派了一些同志到各厂工人中去说明裕大惨案经过，以便发动所有团体起来援助裕大工人。安幸生同志、杨泽轩同志（后改名杨茂茹）到码头工人中去讲演；卢苗根同志、路行同志等到英美烟草公司去讲演；辛璞田等在做学联的工作。

军阀李景林得了日本资本家的贿赂，丧心病狂地镇压本国同胞，先后逮捕了：安幸生、卢苗根、李散人、杨泽轩、贺志、陶卓然（现名陶亮）、吕职人、杨恒南、姬兆生、路行、李公权、张玉生、王广恩等人，后又捕了项瑞芝，最后捕的是崔桂昌，共计十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