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学校：红色工会的基石

民国初年，整个中国处在被帝国主义瓜分和军阀混战的年代，哀鸿遍野，民不聊生。我家因生活极端困难，被迫离开家乡，从济南来到天津谋求生路。

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我正十八岁，进入座落在小刘庄的裕元纱厂当学徒。过了四年猪狗不如的学徒生活，好不容易熬了过来。

一九二四年初秋，厂子大门外对面墙上贴出一张“平民学校”招生广告，写着工人业余上学免收学费，还供给纸笔等文具。我见到这张招生广告真是喜出望外，平民学校就设在裕元附近，我去报名就录取了。学校有两个老师，一个叫卢绍亭，另一个叫李培良，都是二十多岁学生模样的人。报到时对我问话十分亲切和霭。他们问到纱厂工人的工作情况、生活待遇，以及我个人的家庭生活情况，问得特别详细，并且还作了记录。

平民学校的课本是老师们自己编印的，记得内容有什么：“你织布，我纺纱，赚得钱来都归资本家……。”卢老师还给学生讲俄国工人阶级在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领导下夺得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又如何加强建设，改善工人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当时，有人提问：“为什么中国工人的生活这样苦？”老师就给学生们讲解：中国工人还没有组织起来，只有组织起来，团结起来，才能有力量，资本家就不敢任意欺压工人了。启发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

工人们踏进了平民学校的门槛，在卢、李两位老师的教育下，第一次听到了劳动群众斗争求解放的真理，听到了马列主义革命理论。于是我们就着手在工厂里秘密组织工会。当时，裕元纱厂的各工场都成立了工会，织布车间的工会负责人是马筱峰、傅玉儒；粗纱车间是王益三、张寿禄；细纱车间是于恩荣、白振东；摇纱车间是司福祥（我当时用的名字）、孙树宗、杨泽轩；场外科室是崔桂昌等。全厂工会负责人有：马筱峰、于恩荣、张寿禄、崔桂昌、司福祥、白振东、杨泽轩等。这些人经常在学校内碰头研究厂里的各种情况。通过这些人不断连络新会员参加工会。到了一九二四年冬天和一九二五年春，裕元纱厂的工会组织就发展壮大起来了。当时，天津有六大纱厂，其中五大纱厂（裕元、北洋、华新、恒源、宝成）的工会都是通过平民学校组织起来的。只有日资裕大纱厂由于青帮分子把头赵魁高和资本家的勾结破坏，工会一时成立不起来。(www.xing528.com)

以后，在六大纱厂附近设了三处平民学校，即：裕元附近河西小刘庄耦耕里一处，由卢绍亭担任老师，负责裕元和北洋两厂的工人教育；另有裕大纱厂北边河东郑庄子一处，由李培良担任老师，负责裕大和宝成两厂的工人教育；第三处设在河北华新纱厂附近，由周振东（周世昌）担任老师，负责华新、恒源两厂的工人教育工作。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在天津工会工作的基础。

天津各工会的红色工会组织起来以后，就在政治舞台上显露头角。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初，孙中山先生北上路过天津时，中共天津地委发动了许多单位集会欢迎。裕元纱厂的工会也组织了上千人参加这次集会，表示支持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记得这天工会率领队伍在法政桥的蔡家花园集会，然后到大连码头迎接孙中山，又把他送到“张园”休息。

各大纱厂的工会组织起来以后，资本家们及他们的爪牙从工人的行动中嗅到了工人中间存在着一个什么组织，只是不知道怎样组织起来的，也不知道哪些是领头的人。工会的存在，在劳资斗争中明显的发挥了作用。例如，裕元纱厂每次发工资，工人们总要化费很多时间去排队，队排得不整齐了，旁边的厂警不是骂就是打，工人只有忍气吞声。有了工会以后，情况可就不同了。有一次开支，因为人们等候时间较长，有些不耐烦，队伍也有些乱，厂里豢养的厂警出来干涉，工人们没有理他，厂警就张嘴骂人，又举手打人。当时，摇纱车间工会负责人之一孙树宗挺身而出，和厂警分辩是非，而厂警依然有恃无恐地抖威风，冲着工人吼叫，群众中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打”，工人们一拥而上，厂警见势不妙，回头便向警卫室跑，工人们接着包围了警卫室。厂警班长出来向工人赔礼道歉，工人还是不依，最后，人事科长杨筱泉（外号杨羔子）来向工人保证由他负责开除打人的厂警，这件事才算平息。

由于反对厂警打骂工人的斗争取得了胜利，工会初次显示出力量。工会组织公开以后，报名参加工会的人更踊跃了。从此，工会就更加壮大起来了，这样就为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支援上海工人大罢工准备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