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区和省、市委领导就丧失的烈士召开紧急会议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的“清党”与北方军阀的反共、反革命遥相呼应，配合默契。奉系军阀张作霖屠杀了李大钊等二十位革命者之后，凶焰更炽，加之，张（作霖）阎（锡山）战争的关系，张作霖更加敌视革命党人的活动，更加剑拔弩张，恨不能把共产党人及革命者斩尽杀绝，以减轻他打内战的后顾之忧，心腹之患。时局日益紧张，敌人的探捕密布北京城内城外，居仁堂大帅府戒备森严。中秋节前后，一份“清党”名单从南京传递到北京。名单上不仅有蔡和森、安幸生、董季皋、王荷波等党内干部的名字，还有普通工人党员的名字。我的父亲从大帅府获得了这个紧要情报。

北方区和省、市委领导同志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大多数同志都认为不能在敌人的捉拿下全面退却，而主张部分转移。除了正式的交通王平阶等同志之外，我们一些青年人也四处送信，让黑名单上列了名字的同志设法转移，尽可能离开北京城。至于北方局、省、市委的同志们，谁走，谁坚持留守，经过讨论研究：大家一致要求蔡和森同志和李一纯大姐离开机关，先转移到前门一位湖南老乡的家里，而后再化装，化整为零的离开北京。另外，大家一致要求我的父亲转移，可是，父亲坚决不走。他说，目前，张作霖虽然得到了我们共产党人的名单，但是大逮捕的准备还没有就绪，我每天照常到帅府去应卯，可以稳住敌人，如果我一动，必然惊动敌人，加紧下手，对大多数同志的转移不利，故而我不能走。大家又动员幸生和我走。幸生首先是考虑到北方局、省、市委还有一些工作，必须有所安置；另外，他认为：党组织原已决定让他到苏联去学习，他争取尽快把工作安排一下，而后仍执行党的指示到苏联去，不作消极退却。这样，同志们又都投入了应变活动中。

为了革命，为了尽可能地掩护同志们脱离险境，从北京安全转移出去，我的父亲仍然不动声色，每天照常到大帅府去。

九月二十五日，父亲在签押房的外间处理文稿，张作霖在里间看电文。这个签押房的里外套间是木板镂花护壁，木推门，不隔音，里外说话都可以听得见。父亲看见张作霖的机要秘书送文卷到里间去了，并且说：有南京的密电。父亲着急地听着，南京的密电是蒋介石打来的，内容是促张作霖动手捉拿共产党人。半晌，张作霖似生气、似提问地说：“怎么！这个人也要动？往后我的书札谁来写！”父亲一听就明白内签押房在最后审查定夺捉人的名单，张作霖所指的“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我的父亲董季皋。因为他签署公文，书写信札，都是我父亲代笔，就是拍马屁的人求索什么条幅、中堂，也大都是我父亲的手笔。也许由于这个原因，张作霖不愿意动我父亲。从内签押房谈话的迹象，父亲感到事情已很紧急，同志们被捕的危险已迫在眉睫。父亲从帅府脱身回家，正好和森、幸生、荷波以及王平阶、刘剔庄都在等他回来，商量将于翌日召开的关于转移的一个秘密会议。父亲带回了紧急情报，大家估计，要把情报传递给所有的同志，已经不可能，只能通知到一部分人。这样，明天的会就是不开，也必然有人前去。和森同志说：“明天的会我去布置，能走的一律马上走，四叔（指我父亲）也必须离开。”幸生说：“‘齁巴’（和森有喘病，同志们亲昵地这么叫他）还是到前门湖南老乡家里去隐蔽一下，省、市委关系人员我们比较熟悉，明天我们去掩护到会的人转移。”同志们都同意了。我父亲说他自己虽然身在“虎穴”，暂时还不一定被捕，如果他一走，反而会暴露我们的行动。再说，我们一家除了父亲之外，还有母亲、弟弟和妹妹，目标大，行动困难多，父亲还是坚持不动。事情决定之后，我和幸生、刘剔庄等仍然回到藤盘营组织部机关。

翌日（九月二十六日）下午按预定时间提前一些，幸生、荷波和剔庄去到宣武门参政院旧址，把敌人即将动手捉人和转移事项告诉了一部分同志，要求大家立即隐蔽。张昆弟等一些同志走了，幸生他们正要离开的时候，京师警察赶到。幸生、荷波、剔庄等被捕。

这一天，敌人的警察、捕探四出，黑手伸向北大、师大以及其他党的秘密活动点。我们的交通员王平阶也被捕了。大学生段百川、王蕴忠等也被捕了。被捕的人当中，还有彭述之的秘书李渤海。

幸生他们离开机关的时候，约定了当晚最迟不过六点钟，由王平阶同志来我父亲那里进行联络。王平阶同志当秘密交通员，非常严守纪律，约定时间碰头会面，从来没有差错。可是，这一天，父亲和我在大盆胡同等他，等到六点半钟，不见他来，我们就知道出了事了。我们在大盆胡同做好了最后的应变工作，把最后的一批文件藏到原来当印刷所的溜头小屋纸糊顶棚上。父亲要我赶回藤盘营组织部，把一切文字的东西都烧掉。

藤盘营组织部机关笼罩在寂静与忧伤中，幸生、荷波、剔庄被捕，我和丁自明加上“大司务”郑大爷，买了一些白薯，在厨房的灶洞里烧文件，烤白薯。我们把所有的文件、印刷品都烧成灰烬，把纸灰都打散，埋在灶底下。三人把烤熟的白薯分食了。我和丁自明决定到石驸马大街女师大学生宿舍去暂避一夜，郑大爷说他早已确定了去处，不用我们管他。等到天黑尽了之后，我夹着郑大爷的铺盖卷，偕同丁自明出了大门，郑大爷从院墙里把大门栓上好，而后翻墙出来，我们就这样悄悄地离开了藤盘营。在西城根与郑大爷分了手。头一天晚上，我和丁自明住在女师大宿舍，第二天我又转移到艺术学院宋同华同志那里。敌人四处抓捕共产党人，北京城一片白色恐怖，大学更被敌人所注视。父亲在农商部度量衡检定所的同事耿顺琴同志也是一位地工人员，他又把我接到他的家里，住了两天。耿顺琴同志得到了一些狱中消息，也得知我的父母于十月一日被捕了，我的弟弟董耆甫和我的十岁的妹妹董秀如也被关进了敌人的监牢狱里。

先是幸生、荷波被捕后，敌人施以严刑拷打与利禄诱供，彭述之的秘书李渤海叛变了。李渤海出身于一个富家，平日为人十分圆滑，与幸生很熟，经常到大盆胡同我父亲家里去。我和幸生结婚，只在党内极小范围里请同志们吃喜茶，李渤海也在场，故而对于幸生与我父亲的翁婿关系等等，李渤海都比较清楚。李渤海叛变，不仅在敌人面前证实了全案被捕人的共产党员身份，也向敌人提供了幸生与我父亲的关系以及我的一些情况。

十月一日午夜两点多钟，敌人砸开大盆胡同十号的大门，冲进我家里，抄了我们的家。前院的五间正房，后院的五间正房都抄查了，唯独没有进东西厢房，更没有到西边溜头的小屋里去。父亲、母亲和弟妹都被抓到京师警察的看守所。我的父亲和幸生都咬定是信仰共产主义，在中山先生“联共”的政策下加入的中国共产党，别的无可供认。敌人追究我的下落，要我的照片。父亲、母亲都说我们没照过像。敌人从父亲书柜里搜出一些我学习期间用英文写的一些诗歌、小故事，逼问我父亲。父亲说不懂洋文。敌人要父亲交代我到哪里去了，父亲说她会洋文，她去的地方你们可能去不了，意思是说我躲到洋人那里去了。军阀最怕洋人，果然无可奈何。后来就让探捕们看我的妹妹，叫侦探们照我妹妹的模样去寻找我。愚昧的敌人殊不知我比妹妹大了十岁，而且姐妹模样也一点都不相似。不过，耿顺琴同志仍然劝我离开北京，我也不愿累及同志们。这样，耿顺琴同志给我买了到天津的火车票，送我上火车，我又回到天津北门内任家横胡同的老家。

白色恐怖笼罩着北京，同时也笼罩着天津。我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我也不敢贸然行动累及京、津方面的同志亲友。加以我父亲和我的事情还不能取谅于家人，故而，我只得困守在任家横胡同的老屋里。这一年的寒冬似乎来到特别早。十一月里一个寒冷阴霾的日子，母亲携带弟弟妹妹悄然地回到了天津，带来了父亲、幸生、荷波等十八位同志被张作霖杀害的恶耗。

幸生和我父亲以及王荷波等同志先后于九月二十六日、十月一日被捕，除李渤海叛变并由其家属用重金赎出监外，其余十八位共产党人都坚贞不屈。就是年龄不足二十岁的女同志吴可，在敌人的酷刑之下，也没有吐露党的任何机密，也没有被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张作霖咬牙切齿，判处了十八位同志死刑。

一九二七年，农历十月初八日在京师法院地方看守所后门，十八位忠贞的共产党员同时被张作霖杀害。他们是：

王荷波（党的北方局负责人之一）

安幸生（党的北方局、顺直省、北京市组织部部长）

董季皋（顺直省委负责人之一，军运领导人）

颜原甫（又名颜蔚甫，工运领导人之一）(www.xing528.com)

刘剔庄（组织部干部）

王荩臣（工运领导人）

王光林（又名王希来，工人）

王德林（又名王德玉，工人，负责工会工作）

王平阶（又名王端，党的交通员）

段百川（学生，学运领导人之一）

王蕴忠（学生，学运领导人之一）

杨鹤云（又名杨守平，工运负责人之一）

罗采五（学生，学运领导人之一）

盛芝权（负责宣传工作）

余永藻（工会）

王敬臣（是学生或工人记忆不清）

吴　可（女，大学生）

陈舜臣（工会）

我的父亲和幸生牺牲后，敌人释放了我的母亲以及弟弟妹妹。他们回到刑部西口大盆胡同十号。我们的家已遭浩劫，敌人已将衣物被褥家具什物等等抄劫一空，连米面油盐也打扫得一干二净，还派了几个警察住在院子里边。这所房子原是我父亲向他的国会事务局同事王阔山先生租赁的，王阔山先生因为我们家里出事，也曾被株连扣押，后来才交保释放出来。母亲把这方面的情况交代清楚，把房子交还王阔山先生，而后变卖了最后的几件粗重家具，凑了点盘缠，才携带儿女返回天津。

为了生活，我们娘儿几个在天津，先是接些针线活在家里做，给人浆浆洗洗得点钱，可也难以糊口。后来，我们改名换姓，妹妹在百岁公司谋得店员职务，我和母亲也先后进到百岁公司制作小孩服装，勉强度日。这一时期，我改名杨霭如。直到一九四七年，我的母亲病故，我“送老归山”之后，才得以到我们的晋察冀边区革命根据地，重新投身于革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