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五月七日游行示威幸生等带领一中学生参加

孙中山先生逝世前后，中共北方区和北京市整个党的工作都归李大钊同志领导。军阀政府把李大钊看作是“心腹之患”，并且一直企图谋害他。一九二七年，正当北伐军节节胜利的时候，军阀们阴谋加害李大钊同志的活动，也在加紧进行。仇视革命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更是剑拔弩张。

此时，在张作霖的大帅府里，已经建立了一个中共地下党支部，我的父亲担任了支部书记。一九二七年的年初，党支部得悉张作霖下令逮捕李大钊同志，京师警察厅也与帝国主义走狗、间谍相勾结，对李大钊及其他革命者、爱国人士进行跟踪侦察，图谋“扫除”京师的革命力量。我的父亲和知情的同志、朋友都先后劝请大钊同志离开北京。可是，李大钊同志都婉言谢绝了。他说，他一走，北方区的工作可能垮台，北京方面的活动也受影响，还可能进一步暴露一些同志，所以他不能走。在环境日益险恶的情况下，大钊同志让许多同志化装转移，自己和一部分同志坚持工作，坚持斗争。父亲他们为此十分焦急，但又不能不尊重李大钊同志坚持工作，坚持斗争的意见。因为他们意识到革命斗争的长期性，危险能够回避于一时，不能回避于长久。所以，在对敌斗争中，常常是要迎着风口浪尖去战斗，父亲自己也常说：在北京城、在军阀的刀枪下干革命，就是提着脑袋，随时准备把它献出去！

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早晨，反动政府终于出动军、警、特三、四百人，在东交民巷帝国主义间谍、走狗的配合下逮捕了李大钊同志，与李大钊同志同时被捕的还有其他一批革命者。本来，张作霖还不敢轻下指令，杀害李大钊同志，因为李大钊同志以他的声望、学问等等，在社会上树立了很高的地位，他的入狱，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同情。学生、社会名流、学者各方设法营救，特别是北方的铁路工人，都组织了劫狱队，准备劫狱。所以，张作霖还有所顾虑。可是，就在大钊同志被捕后的第六天——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南方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发动“清党”的血雨腥风迅猛地笼罩了全国。社会上营救李大钊同志的活动虽仍在进行，而大钊同志在狱中递出要求，要求党内外同志不要为营救他而付出更多、更大的牺牲；并且指示各级党组织注意保存革命力量。父亲他们得到了狱中消息，也预见到敌人有可能加速杀害大钊同志。大家都遵照大钊同志的意见去做准备，我们家里的一切活动也都暂时停顿，并且作了应付意外事变的准备。果然，张作霖有了蒋介石的配合，消除了顾虑，于四月二十八日下午，架起绞架，将李大钊同志及同案的十九位革命者（其中部分为共产党人，部分系国民党爱国人士）绞死在北京地方看守所的后院里。

李大钊同志被捕后，在监狱里受尽了敌人的严刑拷打，但对于党的秘密却未曾泄漏片言只字。在大钊同志被杀害后的一周左右，我的父亲得到消息：将有十几位共产党员、党的干部来到北京，接任北方区、北京市及顺直省委的工作。我们悲喜交集地等待着。

一九二七年五月初的一天，同志们终于来到了。为首的是蔡和森大哥，还有安幸生同志以及王荷波、张昆弟、李一纯等同志。在大钊同志惨遭杀害，北方区、省、市委工作受到严重损失的情况下，党派了这么多的同志进京，我们都异常兴奋。父亲把和森、幸生、荷波留住在大盆胡同我们家里，大家都亲切地称呼我父亲为“四叔”。

这一次，和森、幸生他们一行，受命于危难中，肩负着党的使命，冒着蒋介石“清党”的血雨腥风，从南方的广东，道经武汉，来到北京，风尘仆仆，席不暇暖，就着手执行党的决定，改组北方区为北方局，调整加强省、市委的工作。蔡和森同志担任了新建北方局第一任的书记，王荷波、安幸生同志和我父亲董季皋等都参加北方局及省、市委的领导工作，安幸生同志担任省委组织部长，兼任市委组织工作，刘剔庄同志担任幸生同志的副手。

因为安幸生同志也是天津人，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五年之间又在天津和于兰渚（于方舟）、赵世炎、韩致祥等共同领导过天津的工人运动。而他早年在天津求学，又是我伯父董恩祥的学生。所以，安幸生同志和我们一家相处得非常亲切，父亲也喜欢对我和母亲讲幸生的身世以及在天津从事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的一些情况。

安幸生同志又名安毓文，号仁岗。天津市北郊区三河头村人。他的父亲在子牙河、大清河、减河一带木船上当长工。母早丧。奶奶在家做杂面条，交由幸生的叔父去提篮叫卖。一家人节衣缩食积攒了一点点本钱，在三河头街上开了一个小油盐店，所得的一点蝇头微利，除维持一家人生活外，供幸生念完了小学。由于经济拮据，当幸生小学毕业以后，家里原打算让他到码头上或船上找点活干，或者去学点生意，以求自谋生活。而这时他的姐姐出嫁了，婆家还是一个小康人家，姐姐就把自己极有限的一点私房钱拿出来，供幸生到天津上中学。

一九一八年，幸生同志考入天津直隶省立第一中学（又名官立中学，即后来的铃铛阁中学）。我的三伯父董恩祥在该校教语文，对幸生有良好印象，说幸生勤学好问，出口成章，又喜好思考问题，学业成绩优秀，是品学兼优的高材生。幸生热爱平凡劳动，在中学生中尤为难能可贵。学生中有寄宿生，有走读生，幸生寄宿学校，常主动帮助校工杂役打扫宿舍，到伙房帮厨，不失劳动人民的本色。而且他的生活朴素，待人诚恳，故而在同学中也极有威信，富有组织群众之才干，尤擅言谈，口齿流利，讨论问题有证有据，善于分析。因此，每当学生与校当局之间发生问题时，总是他出面调解、交涉。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市爆发了青年学生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痛打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之壮举。而当数千学生集会天安门时，军阀政府派兵镇压，逮捕学生三十多人，北京学生罢课，并通电全国表示抗议。天津各校在校学生闻讯，义愤填膺，立即声援。五月七日在天津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军阀政府释放被捕的北京学生。安幸生等率领直隶省立一中在校同学参加了天津学生的游行示威活动。当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时，安幸生与于兰渚、韩致祥等代表直隶一中参加了这个学生联合会，并且始终在这次爱国学生运动中，坚持斗争。

为了更好地、更广泛地开展爱国学生运动，马骏、周恩来同志为首以南开学校学生为主体组织“觉悟社”。而于兰渚、安幸生等同志为首则以直隶省立一中学生为主体组织“新生社”。这两个进步学生的组织互相配合，并肩战斗，为进行反封建、反军阀、反帝国主义开展组织工作和宣传活动。当时，经常在“新生社”活动的男女青年学生约有四、五十人。

“五四”爱国学生运动之后，“觉悟社”诸同志，有的到法国勤工俭学，有的东游日本，其余的也大都相继离开了天津。于兰渚与安幸生等同志坚持留津，继续以“新生社”为基地，坚持活动，并且与北方区总书记李大钊同志取得联系。故而“新生社”除了团结爱国青年学生，坚持反帝、反封建斗争之外，开始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除了翻印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邮寄北方一些省份外，还创办了不定期的刊物，宣传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因此，军阀政府与天津当政者十分注意“新生社”的动向。因查封《向导》，作为主编人之一的安幸生被天津警察局关押了一年之久。

安幸生同志经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后风起云涌的革命斗争的锻炼，加之被捕、入狱坐牢的种种考验，于一九二二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五年间，接受北方区的指示，赵世炎、于兰渚、安幸生等同志负责天津市党的建设工作，并负责领导天津工人运动。安幸生同志担任了中国共产党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第一届执行委员，分工负责海运与码头工人运动。(www.xing528.com)

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九日，中国海员工会天津支部成立。李维汉同志担任工会主席，安幸生同志担任支部书记。工会设立在法租界蓝牌电车道（今滨江道）的长春旅社。

学生出身的安幸生同志，担任了海员工会党支部书记，衣着与码头工人一样，并且亲身到海运码头上去扛大个，拉大车，劳动、生活在码头工人之中。由于他能够深入群众，与工人打成一片，所以工人们愿意接近他，也能够信赖他。这样，他就比较好地领导与组织了码头工人的革命斗争和有关的活动。海运码头工人参加组织并能参加活动的人数由十来人发展到百余人，其中也培养出一些工运骨干。

一九二五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天津党组织秘密地通过基层工会，以纺织、码头工人为主，团结其他行业的工人，组织庆祝“五一”节示威游行。参加游行者按预定的计划，将写着“五一劳动节万岁”、“工人运动万岁”、“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的小纸旗、传单藏在袖筒及衣襟里面，三三两两散布在河东、河北公园一带，按预定时间，逐步靠拢、汇合，鸣笛为号，大家才拿出纸旗，举起门旗，浩浩荡荡开始游行。口号声如雷贯耳，队伍越拉越长，声势越来越大。码头工人，纺织工人，各行各业的工人都纷纷赶到，加入大队。因为这次游行，组织得机密严谨，反动政府出其不意，想加以干涉也措手不及。所以这次游行活动圆满成功。幸生同志在组织这次游行中，表现了一定的才干。

“五一”国际劳动节示威游行之后，隔了不多日子，宝成纱厂的资本家借端开除了一名小女工。为保护工人利益，打击反动资本家对工人“生杀予夺”的嚣张气焰，党和工会发动该厂各车间工人罢工。劳资双方针锋相对，斗争相持不下，引起各界对工潮的注视，并进行调解。安幸生同志以学界代表身份，参加调解工作。在与资方谈判的时候，幸生同志挺身而出，慷慨陈词，驳斥资方为开除工人所找的种种借口，并据理力争，分析利害，持续了三个多小时的“舌战”，把资方驳得理屈辞穷。最后，资方在各方面的压力下，不得不接受工人群众的三项要求：第一，资方不得任意开除工人，也不得处罚工人或打骂工人；第二，增加工资；第三，午间停车一小时，让工人吃饭。宝成纱厂工人的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

幸生同志领导工人运动，参与工潮，从来不畏艰险，敢于斗争，必要时也总是挺身而出。因此，在天津期间曾先后七次被捕。

宝成纱厂的工人罢工胜利之后，与宝成隔河相望的裕大纱厂掀起了工潮。幸生奉党的指示进厂，与厂内党、团、工会一起领导罢工斗争。这次罢工的宣传工作、组织工作都做得比较好，厂里的党员、工人群众力量也很坚强，并且联合了河东、河北以及其他地区的大中小工厂工人，酝酿了全市性的罢工。工潮原来一直是朝着有利于工人的方面发展的。可是，裕大纱厂与宝成不同，系日资开办的工厂，资方仗着日本老板的势力，买通反动军警，对罢工实行镇压。参与工潮的安幸生同志和裕大纱厂工会的党员干部姬兆生等十余人同时被捕入狱。后来经党组织营救，北方区又派赵世炎同志来津，才使安幸生等同志获释，并安置了这次工潮的一切善后事宜。

从一九二五年底到一九二七年初，幸生同志曾奉调在广东、武汉两地工作了将近一年，直到一九二七年李大钊同志牺牲后，党才又将他调回北方。

幸生与蔡和森、王荷波、李一纯、张昆弟等同志抵达北京时，北方区和省、市委在沙滩、北京大学以及中老胡同一带许多党的机关和活动地点，都已经暴露而不能再使用，所以蔡和森等同志就都住在我家里，开会办公等等活动也都在我们家的后院里进行。因此，我们相互接触比较多。蔡和森和李一纯以及我的父亲都有意让我与幸生结婚。因为他们得知幸生妻子亡故，而他才二十五岁，应该续弦。所以他们总有意识地提这个问题。据他们介绍：幸生才十五岁的时候，父母包办，娶了他的姨表姐作妻子。后来，幸生长大成人，又上天津市进了中学，参加革命工作，也确乎感到婚姻上的不如意。但是，他并不嫌弃那位农村姑娘，而是尽力去帮助妻子，缩短双方面的差距。然而，不幸的是妻子生下两个女儿之后就病故三河头乡下的老家了。

原来我和父母对于幸生的思想、品质、才干都是很敬佩的，自从得知他的身世之后，对他的为人更增添了一重敬佩。父母跟我提出婚姻问题，我坦率地表明了对幸生的敬爱。事情被我的在北京工作的一位堂兄知道了，写信到天津告诉我的伯父们。伯父们都不以为然，写信给我的父亲，说我与安幸生的婚事有三个不妥当：第一是董安两家门户不当；第二是男虽有才而相貌不扬（安幸生同志身材比较矮小而敦实，面部有不多、但明显的麻子。）；第三个最不妥当之点，就是干“危险”活动的革命党，身家性命都没有保障。父亲当着幸生的面，将伯父的信拿给蔡和森、王荷波、刘剔庄等同志看，大家哈哈大笑，询问我的意见。我说：“我们都是提着脑袋干革命，有志同道合这一条，就什么也不在话下。”

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我与安幸生同志结了婚。我们住到西单藤盘营省委组织部的机关里。和我们一起住机关的还有刘剔庄同志夫妇。剔庄的爱人叫丁自明，是艺术师范学院的学生。机关里还有一位大司务，给同志们作饭，管理机关里的杂务。同志们都称呼他为“郑大爷”，因为这是一位为革命当“大司务”的老党员，马列主义水平很高，大家都很尊敬他。

我和幸生既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又是革命烽火中的战友。所以，我们结婚之后，感情是非常之好的。但是，建立北方局的工作和对敌斗争十分紧张，加之，他们正酝酿组织人民武装以反对军阀反动武装的计划，每天开会，日夜加班，忙得不可开交。因此，虽在燕尔新婚，也不能指望他有多余的时间跟我相守在一起。我曾经对他说：“你这么年轻，就走南闯北，干革命，坐监牢，有那么多的斗争经历，也跟我讲讲吧！”他抱歉地说：“现在太忙，太紧张，将来也许会有些时间。”他告诉我：组织上已经决定他们几个干部到苏联去学习，领导方面考虑得很周到，决定让我也一块儿去。幸生说：“组织上指示出国的同志，尽快将北方局的省、市的工作安顿好，争取秋后成行。”我听了非常高兴。幸生还说：“到苏联去的路程很长，得走很多日子，到那时候，我一定一路上整天整天跟你讲我的事情。”我还深信我们夫妇的共同生活来日方长。可是，没有想到我们八月二十三日结婚，他九月二十六日被捕，我们之间共同生活竟短暂到仅有三十三天！三十三天之后，幸生就永远地离开了我，把他的青春和生命全部贡献给了祖国的革命。

在我们那极为短暂的夫妻生活中，我总觉得幸生象我的老师，又象我的兄长。他不仅行动洒脱，而且总有一股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豪爽气概。记得有一次我们谈起伯父反对我们的婚事，幸生说：“你的大伯父反对我们结婚，你的三伯父承认我是他的学生中品学兼优的，可是我的那个母校开除了我；你们亲戚中还有一位‘大人物’，关押了我一年，想要我的脑袋。”我这才知道幸生因为领导天津的学生运动被天津省立第一中学开除的事情；并且知道我家老姑奶奶的儿子卞跃亭参与镇压工人运动，逮捕过幸生。幸生说到这些事情、口吻是那么幽默，神态是那么诙谐。虽然革命斗争是那么艰险、残酷，而幸生身心中充满着对革命的乐观，对敌人的轻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