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四年在北京，我已经十七岁了，父母从不以封建礼教束缚我，而且将我送到笃志女子中学去上学念书。笃志女中是基督教教会举办的学校，英文课业很重，我又到缸瓦市英文夜校去补习英文。在这所英文夜校里，有几位我所尊敬的老师与同学，他们都信奉共产主义，并且是共产党员。其中，年岁最大的是张祝堂老师，还有陈乔年同学，他的父亲就是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另外一位是张传宗同学，他的伯父张国焘也是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在英文夜校里，因为国共合作的关系，共产党的活动是公开的，所以，我从这几位同学那里受到共产主义教育和革命的薰陶。我经常约请张祝堂、陈乔年、张传宗到我家里去串门。我的父亲和他们常常在一起长谈，谈得十分相投。经过一段时间，我的父亲由陈乔年和张祝堂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后，军阀篡权，共产党受排斥，革命受镇压。奉系军阀张作霖入关统治北京时，我的父亲进入大帅府当录事。因为他写得一笔极好的毛笔字，受到张作霖的“赏识”，张作霖的一切书简几乎都是由我父亲抄写，所以我的父亲成了张大帅的亲随秘书。张作霖丰泽园内的签押房是里外套间，父亲就在外间办公，与张作霖的签押房只隔了一层镂花板壁。张作霖对我父亲，可谓信赖矣！
由于父亲在张作霖的帅府当差，警察、侦探、特务、流氓都不敢到我们家骚扰。所以顺直省委的秘密办公处就设在大盆胡同十号我们的家里。父亲负责搞军运，母亲和我也都参加了党的秘密工作。(www.xing528.com)
刑部街西口大盆胡同十号的房子是一座两进深的大院。前院大天井，座北朝南五间正房，东厢房做了厨房，西厢房堆杂物；西溜头有一间最僻静的小屋，翻墙过去就是胡同，越过胡同就到了西城根。因此这间小屋除存放文件外，兼做印刷所，印刷所的刻印设备都藏在炕铺底下。须要刻印的文件通过交通员王平阶同志送来，交由父亲看过，由我负责刻写，而后由我和母亲油印出来，大部分由王平阶同志取走，也有一些由我和母亲去分发。母亲以基督教徒的身份为掩护，活动范围主要是在东、西城的教会里。
每当父亲把文件交给我的时候，总要说一句：“丫头！认认真真去完成！”我就掩入西头小屋，关上门，放下窗帘，由母亲看门把风，我就刷刷地刻蜡板，象“共产主义ABC”等类文件，有的每次只刻几页，装成极小的小册子，数量也不多，主要供党内同志阅读。党的交通王平阶同志公开的身份是交通大学学生，装作上课的样子跑交通，搞联络方面的工作。他曾带我到北大宿舍、沙滩一带去送印刷品，还带我到北方区委办公大院。因此，我多次见到李大钊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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