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友 渔
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〇年期间，我在天津，当时是做特科系统[1]的工作，主要任务是做统治阶级上层的统战工作、情报工作，还有对革命同志的掩护工作和营救工作。领导我工作的是顺直省委（原北方局）军委负责人之一廖化平（后来叛变了）。在他领导下和我一道工作的，有天津造币厂的胡熙庵。当时造币厂厂长是阎锡山的妹夫薄以众。胡是薄的同学，担任该厂总务科长（当时一般机关不设局长、处长，科长就很有实权），起很大作用。还有李愚庵，另一个名字叫李遇安，文化大革命前作山东省委书记，叫李予昂。他是在市公安局作审讯工作的，职务是预审科主任科员。被捕党员在受审讯时的表现如何，他都知道。表现不好的他就借个理由痛打一顿，表现好的设法庇护。文化大革命时，某些人不了解这种情况，把他打成叛徒，因为他曾做“法官”，是审共产党的啊！实际上这是很重要的工作，起了不小的作用。在警备司令部、宪兵司令部我们也有人，在这些机关挂个名，便于出入军队，进行军运活动。
我在天津特别市市政府第三科当科长，管社会、文教、宣传等方面的工作。我利用这个地位来进行上面所说的工作。例如我们几个人曾在法租界天祥市场旁开了个“北方书店”，实际上是我党情报机关和联络点。又如军委负责人张兆丰同志去顺德（即邢台）一带领导武装暴动，就是我给搞的通行证。关于地方党的地下组织情况和具体行动，我不太清楚，因为我们属特科系统，是单线联系，与地方基层组织没有联系。两个系统的党员不打通关系，互相不知道，控制是严格的。这是为了避免一个系统的人出了事，影响另一个系统，以致整个系统遭受破坏。我们几个人有联系，经常在廖化平主持下碰头，讨论问题，布置工作。严格说，这也是不应该的。由于我们同是山西人，都是做山西派的工作，并且过去就相互知道，所以廖化平让我们在一起碰头。但只是谈形势、任务，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布置我们的具体工作，不谈地方党组织的情况。我只知道当时设在天津的领导北方工作的是北方局，后改叫顺直省委，下面有天津市委。北方局军委负责人我只和廖化平有联系。听说聂荣臻同志也参加过军委工作，薄一波也在军委工作，但不是领导人。后来，听说彭真同志担任过顺直省委组织部长和天津市委书记。彭真同志和薄一波同志等被捕后，关在设在天津的河北省第三监狱。他们曾进行政治犯绝食斗争，我利用市政府科长的地位，作为视察情况到监狱看过他们，并听取了他们代表全体政治犯的谈话。我把了解的情况报告了廖化平。还有一个山西同志叫纪廷梓，也做过天津市委书记，一九三〇年被捕，我曾救济过他的爱人王冰如（后改名纪云）；听说在我离津后的一九三一年牺牲了。关于地方党组织的情况，我只知道这一点。
当时军委给我们的政治任务是进行反对蒋介石统治的工作。蒋介石是我们党的敌人，革命的主要对象。当时统治阶级的情况是很复杂的。一般讲，实力派有四个派别：蒋介石是最大的一派，在军队方面他是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反对他的首先是冯玉祥的西北军派，冯是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这是第二实力派。冯在北方，力量是比较大的。就天津来说，冯玉祥虽然没有拿到天津的地盘，但在天津地方势力中，亲冯的人不少，如刘孟扬、时子周等，他还通过张璧同青红帮有联系。在南方，蒋介石也利用青帮，他本人就加入了青帮，是杜月笙的徒弟，杜是他的老头子、师父。
第三实力派是阎锡山。他率领着第三集团军。他是个老奸巨滑的典型人物。阎是留日士官学校学生，与日本关系密切，靠日本人的帮助。在政治上，冯玉祥接近左派，大革命时期与我们合作过，大革命失败后，冯也变了，但还是比较左些。阎锡山一贯是保守派，袁世凯时代拥护袁世凯，段祺瑞时代又拥护段祺瑞，但他与蒋介石也是有矛盾的，特别是为争夺北方的地盘。因此，他曾同冯玉祥等联合反蒋。对共产党他有两手，一手是反共，另一手是想从共产党学一些反蒋斗争的办法。他想利用这样两种人；一是马列主义理论家，但不是共产党；二是过去是共产党、现在脱党或者是叛变了的、有实际斗争经验的人。他以为自己的办法是很好的办法，可以利用共产党的理论和实际斗争经验，而不被共产党利用。实际上，他却被我们利用了，我们就是利用了他这个办法，打入他那里，最后，整倒了他的。
薄一波同志就是在这方面为党为革命立了大功。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康生所制造的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说薄一波同志等是叛徒，完全是陷害。这件事我是了解的。一九三六年下半年，刘少奇担任北方局书记时，我也在北京在王世英领导的华北联络局工作。有一天薄一波同志的同乡智良俊来找我，说：阎锡山知道薄一波是共产党，在监狱关了多年了，经郭挺乙（共产党叛徒，在阎身边工作）给他推荐，说薄一波很有能力，有斗争经验，如能争取回来工作，大有好处。阎已派代表来北京，同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宋哲元商定：可以让薄一波回去，但要写“自白书”，薄一波同志不肯写。智要我向北方局反映。我找了在北方局领导下工作的徐冰同志，他说他可以向刘少奇同志反映。我答复了智良俊。后来，刘少奇同志决定可以写“自白书”，并经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同志批准，由徐冰同志派孔祥祯同志等送信到监狱，通知薄一波等同志，并说这是中央决定，必须服从，他们才办了手续，登了启事，这怎么能说是叛党呢？薄一波同志回到山西后，成立了“牺盟会”。阎手下分为新旧两派。新派就是以薄一波为首的“牺盟会”，后来形成了新军，新军的领导人都是共产党，军队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抗战后期，新军公开转过来，阎锡山就垮了，薄一波同志的功劳很大。我在一九三五年也去作过阎的工作，还有徐冰、温健公等。那时，我是以左派大学教授、马列主义理论家也就是阎锡山所要求的第一种人的身份去的。对阎讲了些马列主义理论、革命的大道理，分析了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没有发生效力。薄一波同志就成功了，我没有他的本领大。
第四实力派是所谓桂系的广西派，李宗仁、白崇禧是这一派的头头，他们率领着第四集团军，这一派系在国民党内部，是从右、从保守方面反对蒋介石的。
当时这四个实力派，都想把以北平为中心的北方拿到手。蒋介石的主要后台是英美，力量比较大，日本人当时还反对他。对冯玉祥日本就更反对了，因他是同左派接近的。日本人制造了“五三惨案”，蒋、冯的军队都被阻截，上不来了。阎锡山就趁机先进入了北平、天津。这样，北平、天津、河北、山西、绥远就成为阎的势力范围。当时冯玉祥系的张璧，曾在日租界组织青红帮，向市区进攻，想抢先占领天津，但没占领了。因为阎锡山与安福系有联系，安福系与当时统治天津的直鲁联军头目褚玉璞有联系，通过安福系，阎与褚谅解了，褚玉璞的军队打退了张璧的进攻（张璧要从日租界旭街与南市交界的地方冲出去，经过东马路，过金钢桥到河北占领政府机关），把政权和平移交给阎锡山派到天津的秘密代表南桂馨。阎的军队从晋绥进得很快，阎军进来褚就走了。随着，白崇禧率领第四方面军也到了北京，最后蒋、冯的军队才赶到。四种力量在北京汇合，划分地盘的结果：山西、绥远、北京、天津、河北划给了阎锡山。实际上阎的势力已经占据这些地区，蒋介石不得不让步。
这个时期是国民党新军阀混乱时期，我们应利用他们的矛盾，组织我们的力量。但由于“立三路线”的错误，革命力量反遭受损失。一九二七年“四·一二”蒋介石在上海叛变，随着汪精卫在武汉也叛变后，瞿秋白曾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一九二八年春，中央对瞿秋白的“左”的路线有所纠正。到一九三〇年，“立三路线”又抬头，不是很好地组织自己的力量，而是采取盲动主义，搞飞行集会，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准备暴动，以致党的机关屡遭破坏，革命力量大为削弱。彭真、薄一波、刘仁、李予昂等同志都是这时被捕的。最不可理解的，是我们在敌人政府工作，担任着经常出头露面的职务，人家都认识，也得上街散发传单。我当时被指定在河北大马路一带散发，那里人少，没被发现。李予昂被派到天祥市场去散发，结果被公安局侦缉队（队长是李汉元）的人发现了，回去后讲：“李科员也去散传单了。”这样，李予昂就被捕了。幸好公安局长曾延毅是个两面派，加上对李予昂的私人关系，庇护了他，结果是押回原籍山西去了。
当时的天津市长崔廷献是个老官僚，两面派，曾留学日本，各种理论他都研究，也懂一点马列主义。我当时是以左派人物面孔出现，没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经常同他谈些马列主义的理论，他也愿意听。他与阎锡山一样，只要你没有直接的行动危害他的利益，你可以讲你的马列主义。宪兵司令袁庆曾曾对人说，他们明知我与造币厂的胡熙庵是“大共产党”，但没办法，因胡被薄以众重用，我被崔廷献庇护。
当时受“立三路线”的影响，党机关屡遭破坏，宪兵司令部、公安局捕了不少人。公安局捕了人认为有罪的，送法院打官司，被告人可以请律师辩护，被捕的人有的在公安局就被营救出来了，没有送法院。送法院的，有的被营救出来，没有判刑。判刑根据情节有轻有重，曾有三十个人判处三年以下徒刑。当时蒋介石统治区设有“反省院”，阎锡山统治区叫“自新院”，实际是一样的性质。山西已经设立，天津还没有。廖化平让我向崔廷献建议也成立这个机构，把这三十几个同志收容起来，表面上是要他们悔过自新，实际上是要他们离开监狱，以便进一步营救。崔廷献采纳了我的建议，成立了“临时自新院”，地点在奥租界（现河北区）的一座小楼里。“临时自新院”在营救工作上起了很大作用。院长是一个老知识分子叫周克昌。周是信仰佛教的，不赞成共产党，但也不仇视。他想用佛教来改造我们党员的思想。我兼副院长的名义。从监狱移过来的这三十几个人中，有薄一波、徐彬如、李运昌等。这里的生活待遇是较好的，二人一间房子，每人睡一个小铁床，每日三餐，吃的是大米白面。在里面可以自由活动，不受任何虐待，因为没什么管理人员，只有几个警察轮流站站岗。另有管文书、事务、会计的二、三个职员，都不是国民党员；还有一个教导员，是同情我党的。每日的生活就是学习、讨论，主要课程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周克昌讲的佛学。实际上是自由学习，没有人检查，图书室有书刊报纸，可自由阅读。他们组织有秘密的党的支部，薄一波是书记。
正当我们准备进一步营救这些同志时，张学良与蒋介石合作共同反对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李济琛等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成立另一个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进行反蒋活动。这时阎、冯的军队正在津浦路、平汉路同蒋介石的军队打仗。张学良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两方面都派代表与张联系。但最后张与蒋合作了，从山海关进兵，由后面打阎、冯，扩大会议就垮台了。阎锡山为了避免打仗，藉以保存实力，采取了和平妥协的办法，把北京、天津和平移交给了蒋、张。阎自己下野住在日本人势力范围下的大连。山西、绥远名义上也交给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但实际上阎的势力仍保存下来，傅作义被派到绥远做主席，山西主席是徐永昌，河北主席是商震，他们当时都是山西派中比较倾向蒋介石的将领。北京、天津则交给了张学良。天津市长是臧启芳，张学良的兄弟张学铭任公安局长，后任市长。在和平移交过程中，营救“临时自新院”的同志们是军委交给我的重大的迫切任务。我利用山西派和蒋、张的矛盾，去向崔廷献讲：“我们山西派要撤退了。我们是被蒋介石、张学良赶下了台的。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些共产党移交给他们，让他们杀害呢？把共产党放出去，跟蒋介石、张学良捣乱，对我们山西派不是很有利吗？”崔同意了，就让周克昌和我给他写个书面报告，说这些人表现好，可以释放。他接到报告后，立即下命令撤销了“临时自新院”这个机构。报告和命令都是我草拟的。因为“临时自新院”是临时性质，不属于正常机构，任务完成，就可以撤销，不必办移交手续。第二天一清早就摘了牌子，把三十几个人全部释放了。撤销这个机构的第二天，奉军代表就接收了天津。这个机构已不存在了，人也都放了，没有落在国民党的魔掌中。(www.xing528.com)
我办完这件事后，奉军一进津，就避居法租界六国饭店。后来国民党蒋派的党部恢复了，刘不同等人又活跃起来，刘不同扬言要逮捕我，组织上就叫我离开天津到日本去了。“九·一八”事变后才回来。
关于烟草公司大罢工这件事情是有的。在里面，我党是主要的？还是国民党是主要的？记不清了。我那时得到的指示是帮助工人方面争得点好处就是了。后经调解，解决了。当时，国民党也参与了这件事，我们也参与了。因为解决这问题时是由国民党党部派去的莫子镇（被认为是左派）出面与我商量如何解决，结果对工人是比较有利的。政府方面是社会局管这件事。当时社会局的情况很复杂，局长是国民党老右派鲁荡平，下面科长有好些与我党有关系。我参加解决这件事是以天津市政府科长的身份出面的，解决的办法当时也是得到领导我的工作廖化平的指示的。
在成立“临时自新院”以前，我记得还有几件事，如为了了解应该把哪些人安排到“临时自新院”？同时，在监狱中有哪些人？这些人有些什么情况？如前所述，我当时曾以视察“政治犯绝食”情况为理由，到那里去了解一下，于是我就拉上了公安局长曾延毅，一起到监狱去了解情况。到那里还讲过一次话。到薄一波同志关的那片牢房时，是薄一波同志代表政治犯讲的话，讲了好些，讲得很好，都是正面的。到彭真同志关的那一片的时候，彭真同志也讲了话。我是到薄一波那一片去的，曾延毅去彭真那一片。因彭真同志判刑重，没有能够转到“临时自新院”来。据我所知，彭真同志被捕时是天津地下党市委书记，受刑最重，两腿坐老虎凳压杠子被打坏了。
关于请律师辩护问题。被捕的共产党员，在当时请律师辩护也是允许的。好些人都请过律师，比如刘仁同志，当时还年轻，是青年团员，刑判得很重，就请律师给辩护，并且上诉到南京大理院（相当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大理院批回来刑减轻了。反动政府的一套形式主义的东西，有时是可以利用的，它要骗人，就不能没有漏洞，所以合法斗争也很重要。当时天津有几个有名的大律师，报纸上常常登广告。有的是同情我们的，有的是给钱就给辩护。给刘仁同志辩护的是大律师李某（名字记不清了）。
陈潭秋到天津后，找过我几次，是为谈特殊的工作和过去在北京的一些工作。周恩来同志我没见到，他到天津时，曾召开过会，传达“六大”精神，不是经常在天津工作。
另外，关于华北救国会的情况，简单说：华北救国会是党的外围组织，彭真同志曾代表北方局亲去指导过。负责人有许德珩、黄松龄、程希孟、张申府、杨秀峰，还有我，女的有刘清扬。参加华北救国会领导工作的，党员属两个系统，与北方局有直接联系的是杨秀峰同志，我是在北方联络局直接领导下工作。北方联络局也属北方局领导。华北救国会作了好多工作，对当时的华北行政委员会当局宋哲元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他的副参谋长张克侠过去是共产党员，失掉了联系（解放后又恢复了关系，曾任水利部副部长，现为政协常委），我们和他曾经商定，由华北救国会动员和组织群众配合军队抗战。一直到一九三七年七月底，大约是二十九日的晚上，张克侠打电话给我说：“不行了，宋哲元他们变了，你们赶快走！”我接到电话后立即通知了杨秀峰等人，赶快潜伏起来。第二天，日本人就进来了。以后，我们是化了装秘密离北平来天津的。华北救国会对抗战做的工作是很多的。我曾代表华北救国会到绥远找过傅作义，让他出兵抗战。傅说：“只要宋哲元抗战，我一定出兵。”我回来时是七月十五日，西直门第二天就关上城门，不能出入了。京绥路也是最后一趟通车。当时宋哲元准备要抗战，但到二十九日晚上就变了。
宋哲元手下也是三派：一派是刘定武、张克侠等亲我们的；一派是亲蒋的秦德纯，他是听蒋介石的话的；再一派是汉奸派张璧、陈觉生等，还有作过天津市长的肖振瀛。三派斗争很厉害，开始，我们还占优势，所以要求抗战，但最后的结果是不抗战了，情况是很复杂的。
（一九七九年八月三十一日访问记录，业经本人审阅）
【注释】
[1]中央特科即中央特委，是党中央的情报保卫机关。下设四科：总务科（负责布置机关的技术工作）、情报科、行动科（即“打狗队”，负责营救战友，惩办叛徒）、无线电通讯科。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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