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彬如
一九二八年七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六大”结束后，代表们陆续回国，在全国各地传达贯彻“六大”精神。
“六大”时，北方局已经解散并停止了工作。关于北方党的工作，中央委派特派员陈潭秋、刘少奇、韩连会（后为叛徒）三人主持原北方局所属的工作。原北方局工作的范围，主要是河北省的工作比较多，另有陕西（西安）、山西（太原）、河南、山东（烟台）、察哈尔、热河等地。由“潭少连”（即陈潭秋、刘少奇、韩连会三人的代称）代表中央主管原北方局的工作。
一九二八年七月间，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的人不多，我当时在上海。这时，陈潭秋同志从天津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北方党的工作情况。通过詹大悲的弟弟詹大权同志的介绍，我认识了潭秋同志；他向我讲了一些北方党的情况。以后他仍回到天津，我留在上海，准备到苏联去，参加了“预备留学生学习班”学习。
一九二八年十月间，“六大”刚开完，多数同志在苏联尚未回国，李立三同志个人先回到上海，住在上海大中酒店。这时，潭秋同志再次到上海，我俩一块到李立三同志处，他向立三同志汇报了北方党的工作情况。立三同志说：“北方党目前比较乱，在莫斯科已经研究了，准备召开顺直扩大会议，任务是传达‘六大’精神，整顿北方党的组织，你们先去天津筹备这次会议。”他并对我说：“你先不要去莫斯科学习了，北方党需要人，你同潭秋同志一块到天津工作去吧。”李立三同志将他带回的“六大”的决议案等文件（当时“六大”文件尚未正式下达），临时给了陈潭秋同志，叫我们看一看，了解“六大”会议精神。文件不让我们带走（当时处于秘密状态，文件不好带走）。李还说：“这次党中央派周恩来同志到天津主持顺直扩大会议，因为他对北方比较熟悉。你们赶快回天津，准备迎接周恩来同志。”
十月中旬，我同潭秋同志乘船到天津。同行的有陈潭秋同志的爱人徐全直和一个两岁的孩子，及先期从上海到天津的詹大权同志的爱人田杏梅。在天津码头接我们的是省委秘书处郭宗鉴同志。
到天津后，我们见到刘少奇、韩连会。这时北方局已经撤销，组织部宣传部已不存在，仅有一个秘书处，下设有办公室、油印科等机构。我就在秘书处工作，同郭宗鉴同志一起住在机关里。陈潭秋同志带着爱人住在英租界一个居民区里。
我们几个人共同在一起研究，首先介绍了李立三同志给看的文件精神和中央的情况。由“潭少连”主持，将各个特委、中心县委、县委给北方局的报告，让大家看看，了解情况。我记得其中内容比较完整丰富的报告，多半是河北省范围内的各特委、县委写的。当时，各地保存下来的党组织：河北省有保定南、保定北等特委，北平市委，唐山市委，还有些县委，如丰润、遵化县委等；山东省有淄博、济南等特委，烟台地区军队（刘珍年部）中也有些工作。此外，陕西、山西、热河、察哈尔等地也有些党的组织。
研究结果，决定大家分头下去，进行调查研究，回津后再进行大会筹备工作。当时，河北省是这样划分地区的：从天津起沿津浦线附近，叫直南特委，所属有大名、元氏等地；平汉线分保南、保北特委；平绥线从北平到绥远，北平市委也包括在内；京奉线京东地区，包括唐山、玉田、丰润、迁安、滦县、秦皇岛，这一条线地方多，党员多，工作也较多。
十月二十几号，我到北平，市委书记是李培良同志，当时北平还有不少党的基层支部，北大有支部，女师有小组。陈潭秋同志到保南、保北，即保定、石家庄一带。刘少奇同志到京奉线的唐山、秦皇岛、京东一带。韩连会到津浦线沧州（他是沧县人，原是津浦线的铁路工人）、大名等地。十二月初，陆续又回到天津，将各地各县的情况汇集研究。
当时大体分工是：韩连会是书记（因他是工人），陈潭秋同志主管宣传工作，刘少奇同志主管组织工作，我协助潭秋同志搞宣传工作。经研究后，决定办一个党内刊物——《出路》，意思就是北方党的出路。当时北方局遗留下的工作上还有些纠纷，如保南、保北、京东党内还有一些纠纷，党内闹不团结。《出路》共出版三期，发刊词是潭秋同志写的，周恩来同志（笔名伍豪）在第二期发表过一篇文章。刘少奇同志（笔名肇启）、陈潭秋同志都写过文章。我也写过一篇。《出路》是油印的，由技术科武经天同志刻写。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在保定倒塌房屋的墙壁中，发现一包材料，其中有北方党代表会政治决议案和《出路》第二期，现在不知落到何人之手。
十二月初回到天津后，立即着手大会的筹备工作，起草大会的决议案、汇报提纲等文件。张昆弟同志也参加了起草工作（他当时负责工会方面的工作）。起草的文件有：政治任务、党务问题、农民运动、青年工作、“济难会”问题等决议案和文件。政治决议案我们只搞了个提纲，等周恩来同志到来后参加起草。
十二月二十几号，接上海的密电，说周恩来同志已从莫斯科回国，正化装从上海乘船来天津，要我们派一位周恩来同志认识的同志到码头迎接。这消息是潭秋同志告诉我的，因为平时周恩来同志对我们要求很严格，大家很敬畏，这又是秘密，潭秋同志没有明说，只是做手势，摸了一下胡子，说要来了，我立即就明白了。
经过研究，初次提议叫刘少奇同志去，因他有事，就确定我去码头接周恩来同志，因我在广州、上海同周恩来同志一块工作过，比较熟悉。潭秋同志向我交待了周恩来同志化装的特征和接头的暗号。当时轮船从塘沽直接开进天津市区海河的码头，下码头走几步就是租界区。
下午四点左右，船靠码头，在下船的人群中有一位身穿长袍马褂的商人，我一眼就认出是周恩来同志，他也认出了我。他亲切地对我说：“是你在这儿，什么时候来的？”我说：“比你才先来两个月。”我提议先到附近饭馆吃饭，饭后，我陪同周恩来同志先到“长春旅馆”（现在滨江道一一七号）稍事休息。“长春旅馆”当时是党的秘密交通机关，是参加开会的县委书记们的住处。然后，我将周恩来同志安排在日租界一家高级饭店住下。这是一幢三层的楼房，周恩来同志住在二楼一个小套间的大房里，内有暖气、洗澡间的设备。同周恩来同志约定第二天我们来汇报，我就回秘书处了。
第二天早上，我带领韩连会、刘少奇、陈潭秋、张昆弟、郭宗鉴等同志到旅馆，向周恩来同志汇报北方党和大会筹备工作的情况。周恩来同志当时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李立三同志是宣传部长。大家共同研究，决定十二月下旬开会，并进行了分工：会议文件由陈潭秋同志主持起草定稿，我也参加这一工作；组织人事、代表资格审查工作由刘少奇同志主持，詹大权同志参加；政治报告由周恩来同志主持起草，主要传达“六大”精神。周恩来同志到天津后，昼夜都在准备他的政治报告。记得三、四天后他又搬了一次家，有时他也到秘书处来。(www.xing528.com)
关于参加会议的代表问题，刘少奇同志提了一个名单，潭秋同志也提了一个名单。周恩来同志提出参加“六大”的北方党的中央委员都要参加这次会议，有五、六位同志，记得提到张兆丰、王藻文，并指示参加会议的总人数在四十人左右，虽然天津的环境比上海好（当时是阎锡山的势力主管天津），但人多了也容易暴露。粗略的一算，参加开会的过多，因河北省的特委、县委都有代表，而且有的已经来了，就住在“长春旅馆”里。经过研究，最后确定代表四十三人，除“六大”北方党的中央委员外，其他代表只有三十几人。这样，就把河北省特委、县委的代表除掉一些；把原北方局组织部、宣传部工作的同志也除掉了一些。彭真同志（当时名傅茂公）也在天津，原是北方局组织部长，潭秋同志提名他参加大会，后因人数限制，他未能参加顺直扩大会议。总之，原北方局工作的同志参加这次会议的人不多。
大家共同研究了代表名额及产生办法，筹备房子、找会址，以及大会的保卫工作。秘书处负责会议的一切具体筹备工作。负责保卫工作的是刘秀峰同志（原名李子芳，后来担任了天津市委书记），他当时是河北省一个县的青年团委书记，为了筹备这次会议，提前将他调来天津，担任大会的保卫工作。会址在英租界张庄大桥兴义里附近，租了上海地产公司新盖的两排平房，附近有个澡堂，不远处还有一个教堂。会场是由郭宗鉴、詹大权等同志负责安排布置的。
一九二九年一月四日或五日，党的顺直扩大会议在天津正式开会，原计划开四天，实际只开了三天。参加会议的代表，有的就住在会场的附近，怕暴露目标，都不得出来自由活动。会议由刘少奇、陈潭秋同志轮流主持。周恩来同志做了政治报告，主要内容是当前形势和北方党的任务。这个报告周恩来同志在莫斯科时就拟了初稿，下船到旅馆后，了解北方党的情况，继续准备及修改这个报告。
刘少奇同志在会上讲了北方党的问题。陈潭秋同志在会上也讲了话。李运昌同志是京东代表，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代表们对原北方局的工作提出了一些批评和意见。我记得还有几位工人同志（如唐山王德政）参加了这次大会。会议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即《当前形势和北方党的任务》）、宣传工作决议案和组织工作决议案。会议总的精神是贯彻“六大”路线，实行“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争取群众，开展斗争，迎接革命新的高潮。”大会最后进行了选举，成立了顺直省委。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日或十一日晚七点多钟，在佛照楼旅馆召开了顺直省委首次常委会，组成顺直省委。周恩来同志主持了常委会。顺直省委进行了分工，韩连会担任省委书记，陈潭秋同志任宣传部长，张金刃（又名张慕陶，陕西人，后成为托派）任组织部长（当时张尚未到天津）。同时成立了职工委员会、农民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妇女委员会。张昆弟同志任职工会书记，郝庆玉同志（农民，大名人）任农委书记，秦兰英同志（张昆弟的爱人）任妇委书记，张兆丰同志（“六大”中委，曾任冯玉祥部的师长）任军委书记，省委秘书长郭宗鉴同志。会上还委任了一些特委、县委书记，如原北平市委书记李培良同志调离北平市，由刚从莫斯科回来的肖鸣同志任书记。周恩来同志在会上宣布刘少奇同志调离北方，彭真同志将去莫斯科学习（后又被留下）。我仍在宣传部协助潭秋同志工作。
大会结束，代表陆续回去，少奇同志也离开天津。二月份张金刃才来到天津。
原计划恢复天津市委，周恩来同志建议不再组织天津市委了，由顺直省委直接管理天津工作，省委机关的同志直接插到工厂，把天津划为几个区，以便开展工作。
一月十五日，周恩来同志完成任务后，在天津看了一些老熟人，如看望张伯苓先生。据说还到唐山一趟，一月底回上海，由郭宗鉴同志负责送走的。这一段情况我就不清楚了。
这期间，我曾向周恩来同志说天津出版刊物没有铅印，请中央帮助解决。周恩来同志当时答应回去后就设法解决。一九二九年二月，党中央派毛泽民同志来天津，也是我去接的。同来的有毛泽民同志的爱人钱细君同志和他们的孩子，以及毛主席的一个侄子毛远跃。毛远跃同志是跟来办印刷所的。他们来后，我领他们跟技术科长纪廷梓同志接头，找了一所房子就办起了印刷所。这个印刷所当时出版有《北方红旗》，翻印上海的《布尔什维克》及各种文件。柳直荀同志当时名叫柳克明，在天津开古董店，身份是经理，负责国际交通（与第三国际联系）。
会后不久，周恩来同志和代表们都走了，我们也分头下去传达和贯彻会议精神，恢复各地工作。二月初，胡锡奎同志从苏联回国，分配到天津，在省委宣传部协助潭秋同志。我就到天津下边的区，组织区委，开展工作。到一九二九年三月，我所在的那个区，工作有些起色，这就引起李立三同志的注意，从上海派来特派员，叫袁炳辉，不经我们同意就到小刘庄裕元纱厂工房开会，也通知陈谭秋同志和我参加。后因潭秋同志洗澡、修脚耽误了时间，去晚了。我俩刚走到小刘庄附近，看到路旁停有囚车，估计出了问题，就让潭秋同志借机到小铺买烟躲一躲，我上前看看。没走几步，就看见国民党公安局的军警铐着工人积极分子李鸣秋（李当时是区委组织部长）等，我赶紧拉着潭秋同志从小路走开了。开始潭秋同志还将信将疑，回到机关不久，“交通”来通知，工厂党组织果真被破坏。这时潭秋同志才感慨地说：你的眼睛真狠！
一九二九年四月，因为我在这个区活动过多，已经暴露，不能再去了。正在这时，唐山发生工人罢工，工作急需要人，省委派我去唐山，我的工作由胡锡奎同志接替。六月间，天津党组织接连遭到破坏，彭真、郭宗鉴等同志先后被捕。九月间我回天津汇报工作，省委的人都换了，陈潭秋、韩连会都不在了，省委书记换了陈福坦（山东淄博工人，后叛变），组织部长还是张慕陶。省委要我当了一个月的省委秘书长，以后调到天津河北区担任区委书记，在恒源纱厂工作。因为要求给工人发年终双薪，发动年关罢工，在工房开会时被捕，到一九三〇年十月才出狱。由于坐牢期间受重刑，腿负伤，出狱后就去上海治腿养伤。
一九三一年初，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周恩来同志派我到苏区搞工会工作。正准备走，“交通”霍步青来说：陈潭秋同志在东北到处打听你的下落，已写信给周恩来同志，问你出来没有，如出来了，就去东北。又说：周恩来同志已同意了，你的意见怎样？我当然满口答应了。一九三一年三月间，我到哈尔滨时潭秋同志已被捕，我带着点心到监狱去看他，后来我就回上海去了。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关于周恩来同志主持顺直扩大会议的事，周恩来同志生前不让我讲，怕替他宣扬，为他搞纪念馆。我原在交通部工作，一九五三年周恩来同志让我筹备建立中国革命博物馆，曾要求在馆内不要多陈列他的照片，不要宣传他个人。可是他对其他革命同志的实践，却十分重视。郭宗鉴同志原是南开学校的学生，曾到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一九二九年他发现两个叛徒王藻文、李德贵，他引出这两个人，率领赤色恐怖队用枪把这两个家伙撂倒，王藻文当场被打死，李德贵没有打死，尚有一口气，说出打他的是郭宗鉴。一九二九年六月，由于叛徒告密，郭宗鉴同志被逮捕。郭宗鉴同志判了两个无期零九年十一个月徒刑，在狱中坚贞不屈，最后牺牲于狱中。周恩来同志非常关心这件事，解放后曾多次提出天津应搜集他的事迹材料，整理出来，对天津人民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访问记录，并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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