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后，广东军政府改组为国民政府，镇压了广东反动军阀的叛乱，酝酿北伐。当时，北洋军阀内部的矛盾也很尖锐，在南方的浙奉战争中，奉军失败了。十一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动下，爆发了全国性的“反奉倒段”运动。十二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发表了《告全国民众书》，号召“武装平民，打倒奉系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建立平民的统一政府”，这集中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当时，国民军由于军阀的矛盾和革命形势的影响以及党的具体发动工作，有了革命倾向，终于爆发了国民军反对奉系军阀的战争。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当国民军逼近天津的时候，党组织作了许多准备工作。如派遣党员在天津秘密开展组织工作与宣传工作，还准备大小红旗三千余面，准备欢迎国民军入津。同时，在国民军一、二、三军中有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活动。党派往国民二军四旅史可轩部工作的刘格平进入市内，协助地委组织工人武装力量，同时在津南组织了“华北农民自卫军”。党还通过国民党和群众团体作工作，如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召开党员大会，研究如何欢迎国民军入津，届时要求政府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联派出代表联络各团体，筹备欢迎“五卅”时被捕的代表出狱！
十二月上旬以后，国民军与直奉军阀在天津周围进行大战，直奉军败溃，在北仓、杨村撤退时，党领导的工人武装，占领了李景林的督办公署，缴获了三、四千枝枪，切断其后路，迫使敌人抛弃大批弹药，狼狈退出天津。
十二月二十四日，国民军进入天津，国民三军孙岳任督办兼省长，省会亦宣布由保定移设天津。党领导下的总工会、学联、妇联等几十个群众团体即转入公开活动，组织群众集会、游行、散发传单，欢迎国民军，迎接在“五卅”运动期间被捕的同志出狱。当时，共产党的组织仍处在秘密状态，通过它领导的各群众团体及国民党进行革命活动。天津总商会、县教育会、青年会等九十一个团体的代表，在总商会开会欢迎国民军进入天津。国民军入津次日，遭李景林无理逮捕的各界代表辛璞田、安幸生等十九人获释，受到各团体代表的热烈欢迎与慰问。天津市民一万余人为欢迎国民军和被释代表在南开操场集会，提出“国民军应与人民结合”的口号，并反对日本出兵。当时，天津充满了热气腾腾的一派革命气氛。
中共天津地委领导下的天津总工会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初恢复了公开活动，以没收的直系军阀私宅为会址。五日举行升旗礼。九日发宣言，指出工会是保护工人利益的组织。总工会所属纺织工会、津浦铁路分会、京奉铁路分会、油漆工会、印刷工会、雕刻工会等各行业的工会一律恢复，参加工会的达三万二千多人。总工会一恢复，党就通过这个工人组织向国民军驻津督办孙岳提出三项要求：①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②希望国民军与群众结合；③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天津总工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出兵东三省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为孙传芳秘密枪毙刘华案发表了宣言。党还通过总工会公开办了工人夜校，并由赵世炎同志主编（邢克让同志为编辑）于一月二十五日出版了天津工人阶级的第一张报纸——《工人小报》。(www.xing528.com)
全国铁路总工会于二月七日在天津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各路代表五十八人出席，会议由中共“四大”候补中央委员邓培同志主持，总干事王荷波同志及李大钊同志分别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中共天津地委书记李季达同志作了纪念“二七”的发言。大会共有提案四十多件，还发表了宣言，号召铁路工人继承“二七”革命传统。[4]与此同时，党在工人、妇女、学生中开展了工作。当时，乾昌地毯厂、裕元纱厂、华新纱厂的工人为了组织工会、要求增加工资等，曾先后举行罢工，均取得了胜利。天津妇女协会、妇女联合会分别开展游行、讲演活动和开会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中学校的工作也开展起来，如南开、北洋、法政、高工、省立一中等许多高等中等学校都建立了党支部，领导学生运动。
国民军在受到革命形势的影响及在涉及本身利害关系时，一度倾向革命，但他们毕竟是军阀，惧怕人民的力量。国民军一进天津，就解除了工人的武装，接着消灭了津南的华北农民自卫军，还镇压了华新纱厂的工人运动。由于革命力量正在一天天壮大起来，帝国主义也害怕了。于是，英、日帝国主义就指使其走狗吴佩孚、张作霖达成谅解，共同向国民军反扑。英帝国主义为反对国民政府，还封锁了广州湾，这就暴露了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和干涉我国革命的凶恶行径。三月一日，天津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商会召开了“天津各界反英讨吴（佩孚）大会”，于方舟、辛璞田先后在会上发言，大会通过宣言、通电和决议案，高呼“打倒吴佩孚！”“打倒英、日帝国主义！”等口号，声讨英帝国主义侵略和吴佩孚祸国的罪行。会上，还决议组织天津各界讨吴反英委员会，推举安幸生、辛璞田、卞月庭、宋则久、马千里、江挹清等十三人为委员。帝国主义国家为威胁国民军，在大沽口外集结军舰二十余只；日本帝国主义军舰还炮击大沽口国民军守军，同时，有两舰闯入口内，用机枪向国民军射击，以掩护奉军反攻。全国人民以极大的愤恨，纷纷通电政府当局及全国同胞，一致抗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一暴行。三月十四日，北京万余人集会抗议。十五日，天津总工会、天津反帝大同盟等七十多个团体四万多人为抗争大沽口事件举行紧急大会，通过通电，并决议继续抵制英、日货。北京“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党领导天津一百四十多个群众团体于二十一日在南开操场召开天津废约驱段国民大会，到会各界一万余人，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和声讨段祺瑞政府的血腥罪行，共产党人江著源、于树德、安幸生、于方舟等作了报告，许多与会者作了讲演，江著源、安幸生、于方舟、郭隆真等十人被推举为请愿代表，支持北京人民的斗争。
国民军在帝国主义和奉系军阀的压力下，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撤出了天津，奉系军阀褚玉璞占领了天津，对革命进行了疯狂的镇压。党组织及其领导下的群众团体总工会、学生联合会等均转入地下，许多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英勇无畏地坚持反帝反封建斗争。党领导的总工会仍在各工厂开展纪念“五卅”的活动。当时，许多优秀青年分批被输送到毛主席办的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或黄埔军校，也有的送到苏联去学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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