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反帝斗争：新高潮！

中共天津地委在一九二四年春建立后，把主要工作放在工人运动方面。^[3]这年秋天，党组织派李培良到宝成、裕大纱厂，派卢绍亭到裕元、北洋纱厂，派周世昌到华新纱厂，派韩义到恒源纱厂。这些党员深入工厂，找工人谈话，启发群众觉悟，开办平民学校，传播革命思想，提高工人觉悟，发展党员，组织工会，领导罢工斗争。当时，在宝成纱厂建起了第一个党支部，组织和迎接革命新高潮的到来。

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全国群众革命运动的新高潮作了组织上的准备。会议特别指出，包括天津市在内的工人工作是全国职工运动的基础。会后，中共北方区委为了加强天津的领导工作，派李季达同志担任了天津地委书记。当时，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党团队伍不断壮大，不少团员入了党，党团组织在许多工厂发展了党团员，组织起红色工会，开展了斗争。同时，在农民、妇女、学生中的工作也开展起来，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与研究在先进青年中也加强了。当时，不仅有崔物奇领导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还有邓颖超领导的学术讲演会，都以宣传革命思想和社会主义为目的。五月一日，天津万人举行了庆祝大会并游行示威。五月四日，天津数万人开纪念会，于方舟讲了“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号召青年们发扬“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这些活动，扩大了革命影响，唤起了人民群众积极投入反帝反军阀的斗争。

上海“五卅”惨案爆发后，中共天津地委立即派干部到各界加强了领导，发起和响应“五卅”运动，党领导的人民团体纷纷发出宣言与通电，对英、日帝国主义提出严正抗议。六月五日，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开始罢课，走上街头，讲演宣传。十日，成立了“天津各界联合会”，并出版《救国日报》。十四日，天津二百余团体十余万人集会，各界联合会主席团成员、共产党员邓颖超代表全市人民提出五项要求：收回英、日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废除英、日不平等条约；英、日政府必须惩办肇事驻沪领事；惩办凶首，担负抚恤金。大会选出邓颖超、安幸生、江著源同志等七人为请愿代表；会后，游行示威，并到省公署请愿。天津附近许多县还成立了“沪案后援会”。中共天津地委领导全市人民积极支援上海人民的斗争，仅六月份内，就举行了三次有十几万人参加的大集会和游行示威，充分显示了天津人民的巨大力量。

当时，党领导的天津海员工人的罢工影响很大。七月，在上海的英国轮船公司，为了破坏“五卅”运动，派兵驱赶昌升、顺天等四艘轮船开往天津，以防止海员工人罢工的发生。这时，党中央电示北方区委，要求天津地委在轮船到津后，不再回沪，在津组织海员工人罢工。电报到达后，即由中共北方区委委员赵世炎、中共天津地委书记李季达等同志组成“天津海员罢工委员会”，领导海员工人罢工。七月二十一日，昌升轮到津，立即由当时在该船上工作的李维汉同志和天津地委的安幸生同志等组织起天津海员工会，发动组织了海员工人的罢工，并发表了罢工宣言，表示坚决同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从七月二十一日到八月二日，陆续到达天津的六艘轮船的海员工人和天津海员工人共同举行了罢工，日、英洋行码头的搬运工人也罢工响应。天津各人民团体和群众组织作海员工人罢工的后盾，并给以有力支援，使这一罢工坚持三个月之久，不仅给英商太古、怡和轮船公司以打击，而且也给英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与此同时，在反帝斗争中，天津纺织、地毯、铁路、印刷、油漆、鞋等行业和一些工厂也相继成立了工会。在此基础上，在党的领导下，于八月六日，天津二十几个工会联合成立了天津总工会，安幸生为负责人。九日，全市工人群众游行示威，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血腥罪行。同日，在党的领导下，由各爱国团体成立了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并发表了反帝宣言。就在这一天，宝成、裕大、北洋、裕元等纱厂两万多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和取消苛刻的惩罚制度；为此，包围工厂，与厂方警察和警备队展开搏斗。十日，工人、学生冒雨联合举行了示威游行，通过日、英租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十一日，裕大纱厂又爆发了坚决支援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各厂大力援助，把天津的反帝运动推向高潮。起因是：七月二十四日，裕大纱厂工人在工会领导下，由李培良决定让贺志等人向日本资本家提出如下要求：①给工会房子；②八小时工作，四小时学习；③吃饭休息一小时；④增加工资；⑤打电报给上海英、日工厂要他们开工。前四条答应，后一条不答应，反而勾结军阀李景林派兵镇压，工人被迫奋勇反击，于八月十一日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支援“五卅”运动，全厂两千多工人举行罢工。这一次，工人们与前来镇压的军警英勇搏斗，当场被打死八人，打伤数十人。宝成、裕元、北洋等纱厂工人闻讯，在工会领导下立即前往支援，各厂工人联合起来共同斗争，缴了敌人一些枪支，捉住一些日本人和军警头目。接着，愤怒的工人群众一举将裕大纱厂日人公事房和机器砸毁，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打击。这就是天津革命史上有名的“砸裕大”斗争。(www.xing528.com)

就在砸裕大的当天，日本帝国主义嗾使李景林派出军警进行了早有准备的大逮捕，天津各界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和总工会代表辛璞田、安幸生等十九人和几百名工人遭捕；同时，在日本人参与指挥下进行了血腥大屠杀，打死工人二十余人，伤百余人。这之后，许多工人失业，缺少衣食，其中一百三十五人得到党领导的中国济难会天津市总会的救济。

此后，天津处在白色恐怖之下，一切群众团体均遭封闭，党组织及其领导的群众革命团体及时转入地下，继续进行革命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