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四年十月,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这之后,冯把自己的部队改称“国民军”,并电邀孙中山立即北上。孙中山于十一月十七日离沪北上时,发表召集国民会议的主张,得到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支持。段祺瑞反对召开国民会议。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段祺瑞在北京被拥为“临时执政”。一个月之后,孙中山到京时,其对手已是奉系军阀张作霖支持下的皖系段祺瑞了。
十二月四日,孙中山由沪经日本到达天津,受到中共天津地委领导、动员和组织的天津五十多个团体的工人、学生、市民五万多人热烈欢迎。六日,孙中山原定在津演讲,不幸患病,邓颖超、马千里代表全市人民前往住地张园慰问。同日,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和天津市党部联合散发大量传单,号召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打倒军阀,统一祖国;拥护国民会议的召开,解决国家大事。八日,孙中山先生在天津发表宣言,指出国民革命的目的仍然为人民的利益,进一步指出军阀必然遭到失败的原因。他再次呼吁召开国民会议。十八日下午,天津举行了欢迎孙中山的大会,到会的有:国民党直隶省党部的于方舟、江著源,国民党天津市党部的史汉清,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崔物奇,反帝大同盟的安幸生,学术讲演会的邓颖超等五十余团体的代表。会上同时发起成立天津国民会议促成会,当场签名加入者有二十个团体。二十二日,天津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邓颖超同志当选主席。在党的领导下,还组织了讲演队,许多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街头宣传民主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等共产党政治主张,造成日益高涨的革命声势,吓坏了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法国驻津领事竟公开干涉,提出不许孙中山在租界内发表政治性的演说;英租界当局还非法搜查了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并派出巡捕干涉讲演队的活动。二十四日,段祺瑞政府公布“善后会议”条例,以抵抗孙中山召集国民会议的主张。三十一日,孙中山带病赴京,于方舟、江著源同志等代表全市百万人民到车站欢送,并派周同宇(恩寿)等人护送到京。天津人民的热情迎送,给了孙中山先生很大鼓励和有力支持。孙中山先生到达北京车站时,受到了中共北京地委书记赵世炎同志亲自率领的工人、学生、市民两万余人的热烈欢迎。一九二五年一月五日,继北京之后,中共天津地委发起的天津各界人民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由于方舟担任主席。该会设文书、宣传、交际各科,党团员居重要地位,一切文件均由党团员起草。天津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也开会致电孙中山。同时,地委派出党团员为骨干的宣传员队伍深入郊区和铁路沿线进行宣传,做了大量工作。各界人民群众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形成了一次声势空前的以要求召开国民会议为中心内容的人民革命运动。
为了反对三、四月间段祺瑞召开的分脏的“善后会议”,达到召开国民会议的目的,中国共产党联合国民党左派发起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三月一日在北京召开。到会代表二百余人,代表全国二十余省区,一百二十余个地方的国民会议促成会,由赵世炎等同志直接领导,天津代表于方舟、邓颖超、江著源参加,江著源当选为常务委员,邓颖超当选为执行委员。大会一致认为真正的国民会议,必须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对外代表人民利益反对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对内打倒一切军阀,解散其武装。(www.xing528.com)
正在开会期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不幸在北京病逝。共产党为此发表了《告中国民众书》,指出孙中山之死,自然是中华民族自由运动的一大损失,然而这个运动是不会随孙中山之死而停止的,要求全国民众继续为国民会议的促成及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而努力。这之后,在天津地委领导下,天津各界群众团体隆重举行孙中山先生追悼大会,地委负责同志在会上宣传了党的政策和主张。会后,组织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要求召开国民会议的游行示威,表达天津人民坚决继续为召开国民会议而斗争的坚强意志。同年,天津国民会议促成会被军阀李景林解散。
国民会议运动,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有力地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军阀政权,扩大了革命斗争的影响,加速了革命高潮的到来,使人民群众认识到,只有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中国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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