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天津的早期传播及革命社团建立

在“五四”爱国运动中，天津和其他地方一样涌现出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热情地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天津的传播，表现为：进步青年阅读进步刊物，撰写马列文章，建立革命组织等几个方面。青年们很喜欢阅读反映新思潮的革命刊物，象北京的《每周评论》、《少年中国》、《新潮》，湖南的《湘江评论》，在天津吸引了许多读者。这些刊物，在大胡同中华书局和由王揆生、胡维宪协助办理的南开书报贩卖团都能买到。本地出版的《觉悟》、《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南开日刊》、《新生命》等进步刊物，也发表了一批闪烁着马克思主义光辉的文章，象《觉悟的宣言》、《社会主义与中国》、《中国的劳动家应该怎样去做》、《马克思劳动时间的主张》、《布尔什维司目和布尔什维克》、《劳动问题与俄国革命》等许多文章，都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周恩来同志不仅写文章、翻译文章进行宣传，甚至在狱中五次向难友们系统地讲读马克思主义，成为先进青年的杰出榜样。当时，李大钊、陈独秀曾来天津，参加社团活动，传播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工作。如李大钊有一次曾与天津的姜般若，胡维宪、章志等到河东某苏联同志家里研究开展革命工作。邓中夏同志也曾运用长辛店的工作经验指导天津的工人组织与斗争。天津一些进步青年，成了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通讯会员，经常往来京津，学习研究马列。

与此同时，天津先进青年建立了著名的革命组织“觉悟社”和“新生社”。“觉悟社”是以南开学校学生和直隶女子第一师范学生为骨干的。这个社留下的资料较多，人们都很熟悉。“新生社”也是在李大钊指导下于一九一九年九月建立并开展活动的，它的第一个活动地点在现建设路芸芳里二号，第二个活动地点在现泰安里三号。该社在一九二〇年四月一日出版过《新生》杂志，刊物的宗旨是：发表“新生社”的主张，介绍新思潮。这是一份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革命刊物。这个社的成员以省一中学生为骨干，有于方舟（兰渚，省一中）、王天麟、韩麟符（致祥，省一中）、安幸生（毓文，省一中）、卢㻷瑜、李小五、王隶华、王同华等十余人。后来，该社改组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出版了会刊。稍后，大约在一九二〇年冬，又由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改组为于方舟同志领导的社会主义团小组，主要成员有安幸生、李培良、卢绍亭、郝久亭等人。同时在天津建立的另一个团小组，即张太雷（原名张太来，又名春木）小组，地点在今建国道九十一号。这个小组重视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如组织团员开会学习，彼此交流对社会主义运动的看法，讨论革命理论问题；还把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出版的《共产党》月刊和《共产党宣言》介绍给群众，把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印成小册子在天津发行，影响很大。团小组刚建立一个月，就在天津出版了第一份关于工人运动的报纸——《劳动》（日刊，又叫《来报》），后来，遭到法租界巡捕的查封，还没收了大量马克思主义书刊。他们又将报社迁出租界，改出《津报》，继续斗争。除出版报纸外，团小组还派人到唐山等地开展活动，领导工人斗争，把马列主义的宣传与工人运动初步结合起来。天津最早建立的两个团小组的许多成员，后来成为党的最早一批党员和优秀干部。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后，在天津的许多革命者加入了团组织、党组织，在北京党组织领导下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宣传，开展工人、学生、妇女运动，为天津地委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这一时期，党在天津的工作可以概括如下：

（1）宣传马列，推动工运。党建立后很重视开展工人运动，办工人补习学校是一种重要的形式，这就把马列主义宣传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当时，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是其中的一个。天津是北方的重要工业城市，是北方党开展工作的重点地区。当时，李大钊、罗章龙等人常来天津开展工人运动，他们指导安体诚（存斋）、于树德（永滋）于一九二一年九月十一日在恒源纱厂附近的宇纬路东兴里建立了“天津工人工余补习学校”，并不断给以关怀与指导。这所学校的章程、图书募捐启事和附设的“五五书报代卖社”启事在津沪报纸上公布。学校有教员若干人，安体诚、于树德亲自任教。安体诚、于树德于一九二二年入党。同时，党组织又派吴某来校任教，加强了党的领导。学生有四十余人，除补习文化知识外，着重进行阶级教育，提高觉悟。值得注意的是，与学校发生关系的工人有数百人之多，所以一九二二年六月九日的上海《民国日报》称它是“天津工人运动的一道曙光”。这所工人学校，当时是党指挥天津工人运动的一个阵地。该校存在仅一年，就被查封了，有的教员被捕了，但毕竟为党培养了干部，推动了天津工运的蓬勃发展。(www.xing528.com)

（2）利用报刊，积极宣传。一九二二年底或一九二三年初，天津青年们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组织——马氏学会诞生了，负责人是崔溥（物齐）。马氏学会在一九二三年一月五日创办“唯一专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刊物”——《新民意报》的副刊《明日》。《明日》的出版宣言中写道：“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实在是改造社会的良剂，所以我们打算本着马克思底精神来解决社会问题。先组织这个《明日》作为我们发表言论的机关。”马氏学会还办了一个“马氏通信图书馆”，公布了借阅章程和书目，专门出借中、英、日文马克思著作，使更多的人从中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作马氏的信徒”，来“改造社会”。另一副刊《星火》也以相当多的注意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的情况，曾转载了李大钊的《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和《马克思经济学说》两篇讲演；还刊载和转载了有关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介绍苏联情况的许多文章。一九二一年三月至一九二二年五月，天津《益世报》连续发表了当时在欧洲勤工俭学的周恩来同志撰写的约二十万字的五十四篇文章；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年，天津《新民意报》副刊《觉邮》上发表了周恩来同志写的一些重要通信，其中有些文章热情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指出了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和十月革命的道路，阐述了社会主义革命不可避免的道理和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学说，表达了周恩来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坚强决心。这些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使天津人民汲取了宝贵的精神营养，大大鼓舞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意志。

（3）领导群众，进行斗争。这一时期，天津的党团员和革命同志，在北京地委的领导下，除了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宣传之外，还从事了大量的革命实践活动。一九二一年十一月，我国团组织重新恢复以后，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天津、塘沽等十七个地方建立了团组织。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二日，中共北方区委派党员来津，在天津工人工余补习学校内建立了以于树德、李峙山（毅韬）为书记部正副主任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支部，成员共十一人，其中包括李腾（水产学校学生）、觉吾（久大工厂练习生）、李培良（甲种商业学生）、李季扬（南开学生）、吕一鸣（高等工业学生）、安体诚（法政学校教员）等，从而加强了党对青年的工作，推动了工人、学生、妇女运动的开展。八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天津设立支部，加强了党对天津工人运动的领导。天津支部曾致电国会参众两院，敦促国会迅速通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提出的劳动法大纲，以拯救我国劳动同胞。一九二三年初，在邓颖超同志等领导下创立了“女星社”，其宗旨是“实地拯救被压迫妇女，宣传妇女应有的革命精神，并加入无产阶级革命”。随后，该社出版了《女星》旬刊，还开办了女星补习学校。与此同时，天津成立了女权运动大同盟天津支部。通过这些妇女组织开展了为争取妇女解放而斗争的工作。

综上所述，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在天津的迅速传播，逐渐武装了群众，涌现出一批为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的党团员和革命同志，积极从事工人、学生、妇女运动，在天津历史上开创了前所未有的革命局面，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为一九二四年春建立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作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