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观近几年城市化的进程，大学城的兴建在土地规划方面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研究城市土地资源规划，不得不涉及大学城及其新圈地运动引起的各种效应。随着全国教育改革的逐步深化，高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大，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步伐进一步加快，各类大学校外公寓、分校，新建、扩建和迁建校舍日益增多，形成了一批集中建设的集教学、科研、科技成果转化、生产及生活服务设施于一体的大学园区，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大学城。“大学城”对我国来说是一个新概念，20世纪末只是在少数大城市出现，到现在发展到县城都要建“大学城”。历经几年的时间，目前可谓方兴未艾、如火如荼。各地“大学城”建设被视为一种“时尚”，乃至地方政府的形象工程。同时，土地资源法制建设如何面对这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处理发展高等教育与保护土地资源的关系以及资源环境安全等问题，将成为各级政府、领导所面临的严肃课题。
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主线是城市化，而城市化的核心是重新发现土地的价值并加以开发和利用。一方面，土地的开发与利用为城市化的扩大准备了足够的地盘；而另一方面，由此也带来了土地价值的提升。当一些大、中、小城市为城市的建设、发展而感到土地和资金的不足时，一些政府便盯上了城区的民宅，要民宅“让路”，由各类开发商在这些“风水宝地”上建起了鳞次栉比的商品房和商用房；当老城区容量达到极限时，又不断扩大城市外延，于是郊区变城区，农村变城市，农业用地也就变成了城市用地。这种情势像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迫使一批又一批居民从原来的居住地搬迁出去，从而可以说形成了一轮由于房地产及一些其他性质的“开发”而引起的新圈地运动。这个“运动”固然推动了经济发展，但必须承认，它也诱发了层出不穷的矛盾冲突，而这些矛盾冲突又普遍都与漠视甚至侵害私有财产权的问题直接相关。由此可见，私有财产保护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个社会问题，不仅是理论问题，而且是现实问题。
这里所谓新圈地运动的“新”，是相对于英国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圈地运动而言的。一般认为，土地买卖是交易互利的市场行为，但是，“圈地”不是买卖交易，而是“强占”，“圈地”行为不是市场的经济行为，而是以特权或公权滥用为背景的权力行为。现有的研究表明，在英国被圈的土地大都不是已耕地，更不是房屋，而是非农耕的公地；在英国圈地运动中，只有很少的已耕地被圈，也只有不多的农民被赶出家园。常用来形容英国圈地运动恶果的“羊吃人”的说法其实是来源于非耕地被圈之后，周边农民断绝了柴薪、野菜、放牧及其他非农耕的自然资源，才使得一些农民背井离乡，另谋生路。相对于英国的并未大举圈占已耕地和建房地的“圈地运动”而言，中国的“新圈地运动”是有很大不同的。(www.xing528.com)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区的不断扩大，城市人口迅猛增长，城市楼盘和其他城市需求不断增加，政府和开发商不仅忙着拆旧屋盖新楼，还忙着“圈地”。地价的不断攀升使土地储备能力作为房地产商的核心竞争力之一，越来越显现其重要性。并且，一些地方还出现了盲目兴建大学城、创办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圈地势头；一些地方在小城镇建设中搞“天女散花”式的土地开发，造成土地低效扩张局面。可以说，中国新圈地运动主要是由开发区的商业房建设和其他性质的一些带有开发名义的项目所引发的，它首起于沿海地区，随即向内地扩展，其速度和规模都是令人惊讶的。何清涟指出：“中国特色的‘圈地运动’，首先兴起于广东，特别以深圳为基点，不断涌向珠海、汕头、广州以及整个珠江三角洲，各市、县纷纷建立‘开发区’，仿效深圳搞土地有偿转让，以此吸引外资。”
仅以1993年3月国家建设部的统计资料为据，截至当时，中国大陆县级以上的开发区已达6000多个，占地1.5万km2，比原有的城市用地面积1.34万km2还多出0.16万km2。而此后二十几年直至今天，开发区仍然在不断地增长，以致很多乡镇都纷纷建立起了自己的开发区。这轮方兴未艾的新圈地运动圈走的绝大部分土地都是已耕地和建房地，于是导致难以数计的居民房屋被拆迁，这使我们不能不沉思这样一些问题：在这轮运动中被圈走、拆迁的房屋，其中绝大部分又都是建在私用土地上的私有房屋，那么，这些被拆迁人的私有财产权利能够得到很好的保护吗？他们在这轮圈地运动中的生存境况如何？他们享受了足够的权益吗？他们合法的权利意愿得到了足够的满足吗？对诸如此类问题的回答，必然涉及公民财产权的保护问题。因而，以房屋拆迁为视角来看私有财产权的保护现状具有相当普泛的现实意义和典型意义。而大量的新建大学城均是侵占耕地乃至粮田，更是值得人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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