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设计：地域自然环境的结合

应该说结合自然的城市规划并非今人才有，从我国古代的城址选择中便可以看出古人对自然环境的注重。《管子·乘马篇》中便有：“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古人崇尚自然，在城市规划中，充分考虑城市与自然环境的整体关系，发挥自然山水在城市景观中的作用，形成了因地制宜的规划原则，总结出结合气候、地理、环境条件的择地、定向的规划方法。例如，清北京的“三山三海五园”、“城在山中，山在城中”的福州、依山而筑的南京、重庆，以及“人间天堂”的苏杭等。自然山水作为整个城市的生态核心，不仅在视觉上有着刚柔并济的效果，对于改善整个城市的生态环境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而在西方，不论在古埃及、古希腊或者古罗马，还是在中世纪、文艺复兴或者巴洛克时期，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城市规划中，都体现出了生态学思想。例如，许多古埃及的城镇都是沿河道发展起来的，人们往往依据风向、海岸走向、山坡地势及河流方向等因素修建城镇。古希腊时期的城市布局多为不规则形式，充分利用地形变化、山峦起伏，使城市建筑因地制宜，其中雅典卫城堪称典范，如图5-8所示。中世纪时期欧洲城市发展以“渐进主义”式自下而上发展，如著名水上城市威尼斯、山城锡耶纳（Siena）等。城市具有宜人的尺度，建筑群具有优美的连续感，色彩丰富，形体和谐统一。到文艺复兴时期，规划师阿尔伯蒂继承了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的思想理论，主张首先应从城市的环境因素，如地形、土壤、气候等，来合理考虑城市的选址和选型，而且结合军事防卫的需要来考虑街道系统的安排。这种思想继续发展，影响到后来的巴洛克风格。

图5-8 雅典卫城

随着现代生态学的发展，其影响波及科学研究和社会生活的纵深领域，加之与现代城市规划学科的相互渗透也愈加显著，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现代生态学引导着规划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发展。麦克哈格的《设计结合自然》一书便是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系统地总结了自然生态之于设计的重要意义，揭示出尊重和利用自然的规律，给建筑和城市设计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在城市规划中结合自然，能够减少冲突，增加协调，对城市的健康有序发展有着更重要的意义。

1.尊重自然生态

《黄帝内经》记载：“人与天地相参也”“人之合于天道也，与天地如一，得一之情，以知生死”。我们通常对“天地”的理解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感知到的大自然中一切的存在；“合一”通常可理解为融合、统一、整体、和谐。

我国古人在两千年前就已经把人与天地自然的关系在理论上提高到如此的高度，“天人合一”这一杰出的思想不仅是我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精髓，也对我国古典文学、艺术，乃至整个华夏农耕文明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一思想的启迪下，我国古人崇尚自然、敬畏自然，顺应自然，在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中谋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墨子言：“天之意不可不顺也。”孔子言：“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也正因为如此，中华文明在几千年的岁月长河中才能够克服种种磨难，一脉相传，源远流长，绵延不绝而发展到今天，没有像其他几个古代文明一样中途消亡。

然而，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人们对自然的敬畏之心也随之降低，“人定胜天”“改造大自然”一度成为人们征服自然的信条，而恰是这样的思维使大自然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人口激增、能源动力变化，尤其是工业革命之后的两百年时间以来，人类疯狂得向大自然掠夺资源，破坏森林以获得更多的用地，导致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最终也损害了人类自身的利益。另外，现代城市居民离自然越来越远，自然元素和自然风景在城市中日趋退化，取而代之的是由钢筋水泥组成的人造环境。鸟语花香、小桥流水的景象也逐渐成为一种抽象的图画。

现在，人类已经认识到了自然环境的重要性，明白对一个城市而言，绿色是不可或缺的。所以，要从规划入手，恰当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传承历史文脉，改善城市自然生态系统。在城市建设和开发的过程中注意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将自然纳入城市环境，使之成为城市生态服务系统的一部分。注重城市生态环境设计，构造与城市建设体系相平衡的自然生态体系。同时，我们要致力于区域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维护和培养城市森林生态系统，实施退耕还林，加强生态恢复。城市发展离不开自然环境，自然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遗产等都是城市发展不可抛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保护自然及人文历史资源，避开水源地、湿地、森林等生态敏感地区，尽量少占耕地，避开历史文物古迹和传统风貌地带等，形成完整的保护体系。自然界有着不可违背的准则，各种因素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我们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充分考虑各方面因素，分清主次矛盾，通过多方面的分析比较以选择最佳的发展方式。在城市规划过程中，还要注意人自身的发展，强化居民的生态意识，保护传统文化，促进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2.突出地方特色

城市的特色不仅仅体现在它的历史人文景观和城市建筑风貌上，还体现在地域景观的自然过程和格局，以及人类对它们的适应上；适应的过程就是文化的过程，时间使这种适应过程积淀为乡土文化景观或历史文化遗产。所以，解读和重塑城市风貌，必须从认识地域的自然过程和格局入手，也必须从人地关系、从当地人对土地的格局与过程的适应机制入手，并最终归于重建当地人地关系的和谐。

城市设计也应根植于所在的地方，对于任何一个设计问题，设计师首先应该考虑的问题便是我们在什么地方？自然允许我们做什么？自然又能帮助我们做什么？我们所常常惊叹桃花源式的乡村布局及美不胜收的民居，实际上它们多半不是设计师创造的，而是当地居民在其长期生活的体验中，在对自然深刻了解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与自然过程相协调的创造性设计。享誉世界的城市学家伊利尔.沙里宁曾经说过：“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里居民在文化上追求的是什么。”这段话深刻地揭示出文化是城市的灵魂。然而，我们也看到有些城市在建设规划中，忽略了自然山水特色，往往让人们“有山不见山，有水不近水”。

城市的形成源于“逐水草而居”的生存准则，每个城市都有其特有的自然环境和地貌。城市建设必须充分利用自然生态基础，和城市特有的自然生态环境相结合，体现城市的特点。每个城市自然生态环境各不相同，决定了各个城市布局的多元化。在城市规划的布局中只有充分考虑城市的自身特点，结合其特有的自然环境才能塑造出城市的景观特色。自然环境所具有的强大支配力往往影响着城市环境景观特色的塑造，感受自然环境景观也是认识城市的第一印象。例如，在厦门的城市总体规划中，就明确地将发展海湾型城市作为目标。厦门城市自然条件优越，城在海中，海在城内，素有“海上花园”之称。规划结合了其作为海岛的独特自然生态环境，重视自然海湾地貌特征，发挥自然环境条件优势，形成城市规划结构特色，如图5-9所示。

图5-9 “海上花园”厦门

3.发挥自然价值

（1）发挥自然绿地“天然肺”的作用

城市绿地能净化空气，调节城市小气候，被称作“城市之肺”。近些年来，我国城镇绿化工作成绩很大，但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突出表现就是不顾自然和经济条件，一味地追求洋化、美化，栽植大片进口草坪，引进大批时尚花木，不断地改造，频繁地更换等。而对城市中原始本土生长的自然绿地，往往不加以保护反而进行清除，再花钱费力建造大小不等、规则划一的人工绿地，这种摘掉“天然肺”换上“人工肺”的做法，既代价高昂，还影响到城镇绿地效益的发挥和生态建设的进行。

自然绿地作为具有本土特性的自然环境，我们应该加以利用和保护，尽量保存原有植被，尽力保持原始风貌。这样营造出来的绿色空间，能更充分地利用空气、光照、水分、土壤等自然因素，能产生更多的生物量、蕴含更多的生物多样性，其所具有的生态作用和环保功能，也肯定是那些中看不中用的人工绿地所无法比拟的。自然绿化的绿地，因其植物是自然选择的品种，所以比较适应当地环境，能够与自然环境条件形成良性循环。现在德国、瑞士、日本等国家的城市规划设计开始回归近自然状态。比如把原来河两岸的水泥打碎，重新恢复为泥地，日本甚至把本来拉直的河流再让它恢复成蛇形，河流的一转一弯，水流缓急不同，就会出现不同的生物。

在城市的绿地规划中应该结合城市自然环境特色，将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与整个城市的景观规划相结合，使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相互融合，形成城市绿化特色。提高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将自然山林及原始自然绿地作为城市绿地的一部分，以发挥最大的生态效益和景观效益，从而改善城市呼吸系统，减轻城市“热岛效应”。

（2）将自然山水作为城市“名片”

城市形象是城市面向外界的名片，是城市特色的组成部分，城市形象的塑造受诸多因素的影响，而自然山水资源则是不可再塑的城市形象要素之一。杭州之所以被誉为“天堂”，得益于它的湖光山色。自然山水是构成城市的骨架，无论是我国古代风水学说，还是现代的山水城市理论都阐述了自然山水与人居环境的紧密关系。依山傍水，既是陶渊明笔下理想家园的模式，也是城市选址的重要依据。它虽然受我国传统风水学说“天人合一”及“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影响，但最主要的是从人的生理、心理角度来分析，居住在美好的山水间，的确是人类最原始也是最高的居住追求。

认识山水资源的重要性，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在城市建设中加以保护与利用。目前城市建设中由于对自然山水风景资源重要性缺乏足够认识而发生破坏性建设的现象。例如，浙江萧山在公路的建设中把一座好端端的大山劈成两半，而不到一年，萧山政府又用钢架试图把山脉连通，因为据风水学家说：断了这山脉等于是断了龙脉。然而自然山体一旦破坏是无法恢复其原来面貌的。自然山水是人类的天然财富，在我们的开发过程中应该对其进行保护。此外，我们也应该对自然山水进行合理开发利用而发挥其价值与活力，将自然山水作为城市的“名片”。例如，无锡市为充分发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山水优势，市区范围内的土地将按三个“三分之一”进行分配，即三分之一为自然山水，三分之一为城镇建设用地，三分之一为生态绿化用地（含生态农业）。山体及生态绿化用地，即为禁止建设用地，并通过无锡市禁止建设用地规划（见图5-10）对城市的自然山水进行了很好的保护。(www.xing528.com)

（3）注重湿地生态系统作用

众多湖泊与沼泽构成的湿地在维持区域生态平衡，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有着巨大的作用，被称为“地球之肾”。它可以直接作为水源被利用，补充地下水，有效控制洪水，防止土地沙漠化，滞留沉积物、有毒物及营养物质，同时作为交通空间也能提供方便的运输方式。所以，城市建设应对湿地生态系统保护、恢复、建设予以足够的重视。目前，土地退化已被公认是一个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湿地是宝贵的土地资源，但在人类活动和自然因素的影响下，导致湿地丧失和退化严重。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人类对湿地利用强度有所增加，其中人为的不合理开发活动和城市的扩张是导致湿地退化或丧失的主要原因。因此，加强研究湿地重建技术，恢复退化的生态系统，特别是处理好日益膨胀的城市建设与湿地保护的关系，对保护湿地和维护湿地的生态平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图5-10 无锡市区禁止建设用地规划图

湿地生态系统连通性高，易受到污染、过度捕鱼和水流量减少的威胁。管理好的湿地系统生产力高、生物多样性高、娱乐和旅游潜力高，也有助于调节微气候。需要通过建立保护区或控制捕鱼、狩猎和植被采集，来加强保护这些生态系统所必需的成分。例如，杭州的西溪湿地，河港纵横，苇花飘荡，清溪绵延，水网密布，犹如一幅江南水乡风情画卷，“芦锥几顷界为田，一曲溪流一曲烟”，如图5-11所示。然而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西溪湿地已被大量占用而变得面目全非，残留的少部分湿地也面临着房地产开发带来的迅速丧失的危机。从2003年开始，杭州市政府终于遏制了西溪湿地不断被房地产蚕食的掠夺性步伐，把仅留的1/6湿地开发成“湿地公园”，实施综合保护工程。这对于挽救湿地生态，维护杭州难得的景观资源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也促进了杭州的生态旅游发展。

4.伦敦城市规划中的自然因素

伦敦市有700万人，如果按大都市区来计算有1800万人。与纽约和东京一样，伦敦也是一个国际大都市，是英国政治、商业、金融、文化和旅游的中心，有着2000年的悠久历史。伦敦非常重视城市的自然环境对城市发展和城市居民的价值，特别强调城市自然环境的保护和建设。在大伦敦1590km²的范围内，建筑和硬质地面只占总面积的1/3，其余2/3的土地是由绿色空间水域构成。伦敦市中心既拥有海德公园、圣詹姆斯公园等大型公园，又有私人花园、攀缘绿化、阳台绿化等特殊绿地。城市外围更有平均宽度达8km的环城绿带，并通过楔形绿地、绿色廊道、河流等，将城市的各级绿地连成网络。

图5-11 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

（1）伦敦的绿带建设

在20世纪早期，伦敦便提出在城市周围建设环状绿带的思想，以阻止伦敦城区继续向外扩张。大伦敦区域规划委员会（Greater London Regional Planning Committee）在1935年第一次正式提出用绿带为未来发展提供开敞和休憩空间。1944年，在帕特里克·阿伯克龙比（Patrick Abercrombie）主持编制的《大伦敦区域规划》中继续推进了这种设想，规划在距伦敦中心半径约48km的范围内，由内到外划分四层地域圈，即内圈、近郊圈、绿带圈与外圈，如图5-12所示。同时，通过绿色廊道将内圈的开放空间与大伦敦边缘的开放空间连接起来，形成区域性的绿色网络。1955年，英国住房和地方政府部（Ministry of Housing and Local Government），正式以立法的形式将“绿带”建设作为一项重要的城市规划控制手段。1968年，英国新的城乡规划法实施后，绿带规划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结构规划（Structure Plan）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英国推行绿带政策有五个目的，包括阻止大面积建成区的无限制蔓延、阻止城镇的合并、阻止对乡村环境的入侵、保护城镇的环境和历史城镇的特别属性以及推动城市衰退区的更新，其中根本的目标是阻止城市蔓延，主要手段是保持土地的永久性开敞。从20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绿带的面积不断扩大，从最初的200km²，发展到了80年代的4300km²。绿带中的建设大多为相容性建设，绿带中的新开发建设活动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绿带面积的扩展速度。可以看出，伦敦的绿带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它的预期目标。

（2）伦敦的开放空间和绿色通道

伦敦从20世纪20年代起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开放空间规划，对城市的公共外部空间进行了系统的规划。在保持当地自然特征的基础上开发公共休闲用地，有利于提升其生态价值。在城市绿带建设的基础上，伦敦市政府通过征购土地，尽可能增加有植被的公园空间。特别是1976年后大伦敦议会（Great London Council，GLC）调整了开放空间规划，发展了不同类型的绿色通道，以保护大多数开放空间以及开发它们的休闲潜力。在之后1991年的《绿色战略报告》中又提出了一系列的叠加网络，规划了步行绿色通道、自行车绿色通道和生态绿色通道。不仅拓展了城市的开放空间，形成了一个绿色自然网络，又提升了开放空间的生态价值，对自然生境的破碎起到缓解和补偿作用。此外，由于英国在18—19世纪从非洲、亚洲、拉丁美洲获取了大量植物品种并随意种植，使得英国国土上外来植物泛滥，乡土植物消失，给英国人的健康和英国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带来了多种至今无法估量的负效应。20世纪90年代以后，英国的学者们呼吁走出异国植物园林建设的误区，代之以尽量顺应自然，让树林中长出野花野草，让街区生长着英国本地树种，让市民欣赏英国独特的乡土植物。

图5-12 伦敦的绿带规划

（3）伦敦的自然保护

伦敦具有完善的自然保护政策，议会规定土地开发不能影响自然保护，在任何土地开发获准前，都需要考虑大于0.2hm²的废物弃地、受损地和空地的自然保护和娱乐价值。城市自然保护规划强调自然环境对野生动植物生存空间和对当地城市居民的价值，优先保护那些不能在伦敦以外地方重建的区域，反对在特殊科学意义区、地方性自然保护区和其他生态敏感地区进行开发。在评估自然保护的重要性时，不仅考虑生物价值、保护濒危物种和保持物种的丰富度，也考虑当地居民的需求，并据此划定自然保留地。同时，规定相邻地区的发展不能影响自然保护地，并留出生物通道，形成开敞空间的网络结构，保持自然过程的整体性和连续性。目前，伦敦的自然保留地占土地总面积的近20%，主要分为四级：①都市自然保留地（Sites of Metropolitan Importance for Nature Conservation），其中包括泰晤士河保护区在内的33个特殊科学意义区和103个都市自然保护点，占伦敦总土地面积的9%；②区一级自然保留地（Borough Grade I）有315个，占伦敦总土地面积的5%；③区二级自然保留地（Borough Grade II）有490个，占伦敦总土地面积的3%；④地方自然保留地有484个，占伦敦总土地面积的1%。另外，还有废弃的墓地、垃圾堆场、铁路、水库和深坑等均作为半自然保留地，这不仅为野生动植物提供了重要的栖息生境，人们也能在这里直接体验自然。伦敦的自然保护和社区相连接，即使在建筑密集区也尽量保留自然区域，划出自然保留地。这些相对较自然的地方是伦敦大部分野生动植物栖息的重要场所，栖息地的管理不仅在于自然保护，尤其关心该地区中的半自然植被。因此，伦敦野生动植物数量可观，有100多种定期在大伦敦地区繁殖的鸟类，其中市区有30种，而环城绿带则超过80种。此外，还有狐狸、獾、鹿等哺乳动物。

值得指出的是，西方国家常常以野生动物，尤其是鸟类的出没情况作为衡量城市绿地建设和城市生态环境质量优劣的重要标志。因此，伦敦非常重视创造适合野生生物生存的生境。通过绿地的自然化、河流管理、人工野生动植物栖息地的创建等，创建能有效引进野生生物的栖息地。将景观地块创建与多样性生境相结合，形成自然的、生态健全的景观，为野生生物的觅食、安全和繁衍提供良好的庇护空间，增加总体物种潜在的共存性，形成大自然的绚丽风光与现代都市生活和谐地融为一体的城市风貌。

（4）伦敦的生态规划

20世纪80年代，大伦敦议会提倡开展生态工程项目，并对1976年通过的大伦敦发展规划（Great London Development Plan）提出修改，增加了生态这一章，并在其他各部分中相应添加了生态政策。比如提出：①市政当局应划出重要位置作为自然保留地，一些最好的地点应依法作为当地的自然保护区；②邻近地区的发展不应给这类自然保护区带来不利影响；③市政当局应该留出生物通道，形成开敞空间的网络结构；④在鉴定自然保护区重要性时，不仅要考虑其固有的生物价值，还要考虑其是否能带给当地社区潜在的灵活性和娱乐性；⑤限制那些由非感潮河流形成的冲积平原的进一步发展，为的是减轻这些河流的淤积效应，降低洪水暴发的可能性。

除了在规划决策中添加生态内容外，GLC倡导在现有开发过程中加入自然保护。在泰晤士河旁新居民开发过程中就保留了原有的自然风貌，尤其是一些蜿蜒的河道和小岛，许多水利工程的设计中也考虑了当地原有的自然情况，即使在建筑中心区也要考虑划出一定范围作为保留地。

总之，规划过程中由GLC提出的一整套自然保护方法包括多个因素。首先，是政策的颁布；其次，需要对整个伦敦的栖息地和物种源有个全面了解；再次，需要一些和城区相关的新标准来决定哪些地方对整个伦敦来讲是真正重要的，一些公众需求也应考虑进去；最后，要确保获得的信息有使用价值。从调查中获得的信息将指导市政当局确定生态的重要性，对特定栖息地和物种做出必要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