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城市是一类脆弱的人工生态系统，它在生态过程上是耗竭性的，管理体制上是链状而非循环式；社会生态上也是不道德的。未来城市环境建设要实现城市生态安全至少要实现几个方面的转变：一是从城市绿化需求到生态服务功能需求；二是从面向形象的城市美化到面向过程的城市可持续性发展；三是从污染治理的需求上升到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需求；四是从对物理空间的需求上升到人的生活质量的需求。基于此，应考虑以下有关对策。
1.加强城市森林的绿色屏障功能
目前，我国城市生态安全状况令人担忧。90%以上的城市水源污染；40%左右的城市居民生活在高噪声的污染之中；酸雨污染面积不断扩大，有的城市集中区已成为世界酸雨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城市森林植被一直被看作城市之“肺”，其独特的生态服务功能，早已获得人们的极大关注。良好的城市森林不仅能有效地保持大气中二氧化碳与氧气的平衡，缓解热岛效应和温室效应，净化水体，而且能很好地稀释、分解、吸收和固定大气中的有毒有害物质，降低城市噪声和电磁波污染，从而大幅度提高城市空气质量。
2003年，SARS病毒在人口高密度和高流动性的一些现代都市蔓延，夺取了许多人的生命，从此以后，人们开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空气质量，更加关注城市生态安全。尤其是对那些长期生活在钢筋水泥丛林中的现代都市人来说，对环保和绿色的愈益依恋和热情追逐，正驱使他们为把自己的栖息地构建成全新概念的生态型城市，身体力行地付出努力。
正是基于此，大力发展城市森林，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已被提升到确保城市生态安全的高度，正日渐成为新世纪世界城市的发展方向。
2.建立与保护生物多样性与乡土生态环境系统
在大规模的城市建设、道路修筑及水利工程以及农田开垦过程中，毁掉了很多独具特色且弥足珍贵、被视为荒滩荒地的乡土植物生境和生物的栖息地。大地景观是一个生命的系统，是一个由多种生境构成的嵌合体，而其生命力就在于其丰富多样性。哪怕是一种无名小草，其对人类未来以及对地球生态系统的意义可能都不亚于大熊猫和红树林。
历史上形成的风景名胜区和划定为国家级省市级自然保护区的地区，尽管这些地区只占国土面积的百分之几或百分之十几，不足以维护一个可持续的、健康的国土生态系统，但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国土生态安全的最后防线必须加强保护。而城市中即使达到30%甚至50%的绿地率，由于过于单一的植物种类和过于人工化的绿化方式，其绿地系统的综合生态服务功能并不很强。相反，在被城市建设吞没之前的土地上，存在着一系列年代久远、多样化的生物与环境的乡土栖息地。这些地方往往具有非常重要的生态和休闲价值，保留这种景观的异质性，对维护城市及国土的生态健康和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中的物种、群落、生境和人类经济社会文化活动的多样性从各个方面影响着城市的结构、功能。我们要对其进行保护，充分发挥多样性能维护系统稳定的功能，不仅使城市生态经济系统得以完善地传接下去，而且使城市的文化遗产得以继承、传扬和发展。
3.协调共生与整体优化
根据生态经济学理论，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各组成部分具有共生互补关系。他们通过形成千丝万缕的生态链或生态网络关系，达到物质循环利用、信息准确传递、能量多级利用和优势互补的目的。因此，在生态城市规划中，应注重建立各部门、各行业间、城市人工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间的协调共生关系，实现城市经济发展的动态平衡、资源的多级利用和废弃物的循环再生，达到功能高效的目的。
此外，城市作为一个自然—经济—社会复合子系统，其整体优化原则是指其规划的目标不能局限于城市结构组分的局部最优，而是要追求整个城市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最佳效益，并与城市和区域的总体规划相协调。
生态经济系统都有一个生态阈限，只有当人类的经济活动不超过其耐受范围时，其功能才能正常运转，充分发挥其自组织功能。生态城市规划应以环境容量、自然资源承载力、技术承载力和生态适宜度为依据，既要充分发掘最佳和空余的生态位，又要不超越生态阈限，使城市的人口、资源、环境协调一致，形成一个稳定、高效、持续发展的生态经济系统。
城市生态规划区域分异理论认为，在充分研究区域和城市生态要素的功能现状、问题及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区域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以及城市现状，充分利用环境容量，搞好生态功能分区，以利于居民生活和社会经济发展，实现社会、经济、环境的协调统一。
4.切实把握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不仅仅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聚集，必须从战略角度研究由此产生的一些负效应，如近两年提出的城际“一小时交通圈”，其正效应是加快了当地物流、信息流、人流，刺激地方经济发展，但从其所带来的负效应来看，它破坏了处于生态平衡的原有生态格局，使“斑块”碎化。像高速公路和高压线路所形成的廊道本身就可能是一种危险的景观结构，它也可以引导天敌进入本来是安全的庇护所，给某些残遗物种带来灭顶之灾。廊道本身的构成不同，其作用也不一样。尽管它们对人类生产和生活来说是重要的运输通道，但对生物来说则是危险的障碍。在美国，公路是野生动物最大的杀手。
从全球的视角看，全球范围内臭氧层的破坏、温室效应的加剧、生物多样性的破坏等，都是关系到全人类城市生态安全的重大问题；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其拥有的符合二、三级环境质量地面水资源的人均占有量极限，则是关系到一个城市能否生存下去的城市生态安全的重中之重。
5.对城市问题实行综合决策
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与建设中有许多问题需要环境保护部门积极参与并与计划、经济、规划、水利、市政、园林、交通、港务等多部门协调决策，经常需要环境保护部门参与决策的问题有：(www.xing528.com)
1）总体规划中空间布局结构、功能定位以及城市外延发展的环境制约。
2）产业结构、支柱产业、工业布局与环境资源的关系。
3）能源构成与大气环境的关系。
4）电厂、水厂取水口的选址，污水集中处理排放口选址与污水排放方式。
5）城市雨水污水分流系统及城市污水处理厂的规划、布局。
6）城市河道、湖泊疏通与整治，环境水利工程的设置。
8）机动车辆总量控制与管理及路网优化布局。
9）固体废弃物处置与综合利用及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10）城市绿化与环境形象美化以及质量提高的关系。
6.实现城市生态安全的条件和机制
我国经历了最近20多年的工业化持续起飞，进入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具备了必要的经济实力，已经到了由破坏环境到治理环境、由亏蚀资源到培育资源的转折点。因此可以说，我国已经具备了实现城市生态安全的所有基本条件。
目前政府愿意承担更多的生态治理成本，能够具体组织实施城市生态安全工程，并在公共资金的投放运用中对各级公职人员进行严格控制监督；能够以市场化制度和政策让民众分享城市生态安全的效益，调动民众广泛参与的积极性，形成巨大的合力。因此，我们相信，只要坚持下去，历史将会显现，世纪之交的今天，是我国生态转危为安的真正转折点。在现实条件的分析中已经显现，市场化和法制化，应该是实施城市生态安全的双重机制。
城市生态安全问题的瓶颈，不是物质条件对发展的限制，而是影响人类使用生态环境资源行为的适当的鼓励和约束机制的缺乏。因此，要制定两套平行的生态环境政策。第一套依靠和完善市场，克服政府和市场缺陷，开发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积极联系，主要是依据市场稀缺性为资源定价，明晰自然资源产权，以消除不当干预，促使市场主体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第二套依靠和完善法制，用规章制度使损害生态环境资源的外部成本和培育生态环境资源的外部效应都“内部化”，迫使人们在经济决策、追求快速城市化时，考虑生态环境资源的价值，从而由直接责任者承担生态环境资源破坏的全部代价，或使培育生态环境资源的人得到更多的好处，以加强干预，促使市场主体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实现城市生态安全。
在经济一体化和我国经济多元化的今天，一切安全的基础都会归结到生态环境的安全，而城市的生态安全将会是自然生态环境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
因此，城市生态安全与军事、政治和经济安全相同，都事关全局，影响的不只是一个地区，一部分人群；它也不是微观主体或市场自发作用的领域；其作用因素的生成时间都十分长，需要预见和超前努力。国家安全的这四种要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军事安全、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是致力于城市生态安全的良好环境，城市生态安全是其他方面安全的载体和基础。我们可以从国外引进各种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在较短时间内提高我国经济和军事实力，但永远无法通过引进别国的生态系统，来提高我国的生态实力。城市生态安全的改善必须也只能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安全应该是全方位意义上的所有人的安全，永久的安全。
综上所述，将来厦门的城市发展建设应该重视生态性，按照生态安全建设指标体系标准，通过开创一系列更加有利于城市发展的新的建设方式和生态安全方式，从而真正建立起一个在景观建设、社会发展和城市经济发展等方面都安全的生态城市，真正成为在生态城市方面的优秀典范。
基于这一认识，本讲从厦门市的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出发，尝试利用“压力—状态—响应”概念框架，即压力（Pressure）—状态（State）—响应（Response）模型，它是由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UNCSD）提出的可持续发展评价模型，它为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利用此模型来构建一个指标体系来评价城市生态安全，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综合评价模型，并以此模型对厦门市2000年的城市资源生态安全状况与2004年的进行分析对比，得出的评价结果与实际情况相比，符合实际情况，可见该模型对评价城市生态安全状况是可行的。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生态安全指标因素的分析，总结在厦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生态安全建设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找出优势和不足，从而让城市向更加安全的方向发展。同时可以推广使用该模型对别的城市进行分析，从而总结经验得出有利于城市生态发展的建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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