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 《春秋史》中贪利纵奢与避利节俭

《春秋史》中贪利纵奢与避利节俭

时间:2023-08-1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从上面有关诸国风貌的综述来看,时人的道德观念显然两极分化,贪婪和纯朴共存,好利和坚贞并立。羊舌鲋因贪利无度,最后为其带来杀身之祸。与贪利求侈之风相反,西周以来传统的避利节俭习俗在士人的道德风尚中仍占重要地位,这方面的杰出代表要数齐国的晏婴,郑国的子产、伯张和宋国的子罕等人。他执政时,接近卿大夫中的忠诚俭朴者,听从他们的意见,对骄傲奢侈者则依法惩办,使郑国节俭成风。

《春秋史》中贪利纵奢与避利节俭

管子·水地》描写春秋各国的道德风尚时说:齐“其民贪粗而好勇”;楚“其民轻果而敢”;越“其民愚疾而垢”;秦“其民贪戾罔而好事齐”;晋“其民谄谀葆诈,巧佞而好利”;燕“其民愚戆而好贞,轻疾而易死”;宋“其民简易而好正”。

从上面有关诸国风貌的综述来看,时人的道德观念显然两极分化,贪婪和纯朴共存,好利和坚贞并立。由于春秋时生产发展,各国经商之风盛行,商业日益活跃,商品意识开始渗入人们的思想,所以越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民俗中贪欲和争利之风越盛,正如《史记·货殖列传》所引当时的谚语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春秋时齐国是最先发展经济的国家,齐桓公的相管仲为了发展经济,提出“尚侈”的思想。他刚当政就向齐桓公提出自己“贱不能临贵”、“贫不能使富”、“疏不能制迈”,桓公一一满足了他的要求,使其为上卿,赐给市租,立其为仲父,所以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史记·管晏列传》及其《正义》)。他在治政上明确指出:“饮食者也,侈乐者也,民之所愿也。足其所欲,赡其所愿,则能用之耳。今使衣皮而冠角,食野草,饮野水,孰能用之?伤心者不可以致功。故尝至味而,罢至乐而(耳),雕卵然后瀹之,雕橑然后爨之”(《管子·侈靡》)。管仲这种要让百姓吃最好的饮食、听最好的音乐,满足他们的欲望和要求,以达到发展经济、巩固统治的尚侈主张,开创了春秋的一代风尚。越王句践也是采用范蠡、计然之计,积极发展经济和贸易,“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王霸’”(《史记·货殖列传》)。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统治者中贪婪奢侈的行为与日俱增。《诗经·唐风·山有枢》:“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乐,且以永日。”它唱出了贵族们追求享受,及时行乐的心声。春秋时贪利求侈的代表人物有晋国的栾黡、羊舌鲋;齐国的庆封、子旗、子良;郑国的伯有;楚国的子常等人。如晋大夫羊舌鲋带兵到卫国,向卫索取财货,还放纵手下胡作非为。连晋国大臣叔向都说:“晋有羊舌鲋者,渎货无厌,亦将及(祸)矣。”(《左传》昭公十三年)后来晋邢侯和雍子争田,久而不决,羊舌鲋代理断狱,按理雍子有罪,但雍子行贿,将女儿嫁给羊舌鲋,鲋反而判邢侯有罪,邢侯大怒,将羊舌鲋和雍子均杀死(《左传》昭公十四年)。羊舌鲋因贪利无度,最后为其带来杀身之祸。又如齐重臣庆封喜欢使用华丽的车子,又“好田,而嗜酒”(《左传》襄公二十八年),生活奢侈而放荡,甚至带着妻妾到下属的家中,互换妻妾,交相酗酒。后来,其政敌乘他沉湎于酒色之机,夺了他的权力。庆封逃到吴国吴王将朱方封给他,他在朱方重敛的财富竟超过了他过去的积累,后来楚王攻下朱方时,杀死了穷奢极侈的庆封(《左传》昭公四年)。再如郑大夫伯有,其人嗜酒成癖,家中筑了地下室,在其中日夜酗酒、击鼓奏乐,不理政事,后遭政敌进攻,逃到外地,酒醒后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左传》襄公三十年)。

与贪利求侈之风相反,西周以来传统的避利节俭习俗在士人的道德风尚中仍占重要地位,这方面的杰出代表要数齐国的晏婴,郑国的子产、伯张和宋国的子罕等人。

晏婴是齐国继管仲之后的名臣,他的行为正好与管仲相反。《史记·管晏列传》说:“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外出时乘着破旧的车子,驾着劣等的马(《晏子春秋·内杂下》)。齐景公赐给他六十城作为封邑,他不接受,别人说:“富,人之所欲也。何独弗欲?”他回答说:“夫民,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使无黜嫚,谓之幅利。利过则为败。吾不敢贪多,所谓幅也。”(《左传》襄公二十八年)晏婴的住房靠近市场,低湿狭小,喧闹多尘,齐景公要给他换房,他辞谢说:“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于臣侈矣。”(《左传》昭公五年)后来,陈桓子打败栾氏、高氏,分了他们的家产,晏婴劝他将财产交给国君,并指出:“让,德之重也。让之谓懿德。凡有血气,皆有争心,故利不可强,思义为愈。义,利之本也。蕴利生孽”(《左传》昭公十年)。

郑国大臣子产和晏婴一样,郑伯奖励攻进陈国的功臣,赐给高级的车子和衣服,还有六个城邑,子产不接受,认为自己功劳不够,郑伯坚持,他才接受三个城邑(《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他执政时,接近卿大夫中的忠诚俭朴者,听从他们的意见,对骄傲奢侈者则依法惩办,使郑国节俭成风。

郑国大臣伯张也是个节俭者,他病重时决定把封邑归还郑伯,召集宗老族人立了后嗣,并让他们减省家臣,祭祀从简,除留下供给祭祀的土地外,其余都归公,并说:“吾闻之,生于乱世,贵而能贫,民无求焉,可以后亡。……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左传》襄公二十二年)

宋国大臣子罕也是不求利之人。有人得块美玉献给他,说这是经玉人鉴定的宝物。子罕却说:“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献玉的人叩头告诉子罕说:“小人怀璧,不可以越乡,纳此以请死也。”子罕明白原委后,让玉工雕琢,卖出去后使献玉者富有,再让他回归家乡(《左传》襄公十五年)。

从晏婴、子产、伯张、子罕等人的避利节俭道德观来看,他们提倡谦让,反对贪婪,并不是不要利,而是主张节制私欲,谨慎地使用自己的权利,使其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他们所以这样做,根本的目的是为了自己及其家族更长远的利益。从这一点看,不论管仲的尚侈还是晏婴的尚俭,在实质上是相同的。

春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有王朝以来的第一次大分裂时期,也是中国铁器时代开始的时期,又是宗族公社制向封建制转变的时期,所以,春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阶段。由于上层建筑的变化总是晚于经济基础,从文献和墓葬等考古资料综合起来看,春秋时代的文化,其早期基本与西周相近,至中后期才有明显的变化,至战国时代才全面更新。春秋的伦理道德风尚也是如此,它继承了西周的传统,又为战国的社会风尚开了先河,对主张尚武的兵家、主张尚侈经商的管子学派和提倡节俭苦行墨家都有影响,更在轻死重义精神培育下出现了慷慨赴死的荆轲等高尚人物。春秋战国的各种风尚,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起了奠基的作用。

1.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第二章《封禅说》认为封禅的传说出自齐人。

2.《周礼》成书较晚,包括宾礼在内的许多礼仪是否这样系统,整齐划一,很多学者都表示不信。但朝觐之礼在《诗经》、《尚书》中存在,这是没有疑问的。

3.《左传》哀公十七年:“诸侯盟,谁执牛耳?”杜预说:“执牛耳,尸(主)盟者。”

4.《史记·平原君列传》:“毛遂谓楚王之左右曰:‘取鸡狗马之血来。’”索隐:“盟之所用牲,贵贱不同,天子用牛及马,诸侯以犬及豭,大夫以下用鸡。”《礼记·曲礼》孔颖达疏:“盟之为法,先凿地为方坎,杀牲于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槃,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为盟,书成,乃歃血而读书。”“盟牲所用,天子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鸡。”

5.见黄展岳:《中国古代的人牲人殉》,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57页。

6.见黄展岳:《中国古代的人牲人殉》,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84页。

7.《左传》宣公十六年:“王享有体荐,宴有折俎。公当享,卿当宴,王室之礼也。”《左传》成公十二年:“晋郤至曰:‘世之治也,诸侯问于天子之事,则相朝也,于是乎有享宴之礼。享以训共俭,宴以示慈惠,共俭以行礼,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礼成,民是以息。’”

8.《左传》昭公十六年孔颖达疏:“礼云:‘大夫纳宾及庙门,宾升,大夫立于东夹南西面北上,士立于门东北面上。’孔张后至,盖宾入庙门乃始来,至,当从大夫适东夹之南西面位,张乃立于客间。宾入未升阶,立于西方,孔张入客行间也。执政御之,适客后,移立于客之西也。又御之适县间,适钟磬乐肆之间,盖又益西也。”

9.焦循《群经宫室图》:“盖五庙之制,自虞至周自天子至附庸皆同。”

10.《礼记·王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穀梁传》僖公十五年:“天子至于士皆有庙: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贵始,德之本也。始封必为祖。”

11.《国语·鲁语》:“夏父弗忌为宗伯,烝,将跻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

12.《礼记·王制》:“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

13.见《光明日报》1986年4月28日、7月13日的报道;《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www.xing528.com)

14.见《中国文物报》1998年6月28日。此墓时间约为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

15.《文物》1989年第9期。

16.《考古》1963年第5期。

17.《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

18.《文物》1956年第3期。

19.《考古》1980年第5期。

20.见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编:《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268页。

21.《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 6期。

22.《考古学报》1982年第3期。

23.《中国文物报》1998年6月28日。

24.以上所引殉葬墓资料据黄展岳《中国古代的人牲人殉》和有关的考古简报摘录。

25.韩伟:《凤翔秦公陵园钻探与试掘简报》,载《文物》1983年第7期。《光明日报》1986年5月2—4日。

26.山东省博物馆:《临淄郎家庄1号东周殉人墓》,载《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

27.《国语·鲁语上》和《穀梁传》皆载此事。

28.见《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发掘报告》,载《东南文化》1988年第5期。

29.见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被发、左衽”条。

30.《商周考古》,第243页。

31.见赵己泉:《武进县淹城遗址出土春秋文物》,载《淹城文博通讯》1989年。

32.《河南省淅川县下寺春秋楚墓》,载《文物》1980年第10期。

33.《太原金胜村251号春秋大墓及车马坑发掘简报》,载《文物》1989年第9期。

34.《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发掘报告》,载《东南文化》1988年第3期。

35.参见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中的《武士与文士之蜕化》。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