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武风与轻死传承的春秋史

春秋时，战争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因此各国崇尚武功之风盛行，渗透到了人们的生活习惯之中。

首先，各国统治者中多尚武之君臣。齐有桓公、管仲，管仲主张“武勇者长”（《管子·君臣》），将尚武精神作为国策。齐庄公更是“奋乎勇力，不顾于行义，勇力之士，无忌于国”（《晏子春秋·内篇谏上》）。晋之文公、襄公、景公、厉公、悼公都是一代枭勇之君，先后在春秋争霸战中纵横驰骋。楚国君主以武为荣，若无战功，就愧对先君和国人，楚武王和楚文王一生征战，最后均死在征途中。楚共王因鄢陵之战失败，临死时坚决要求大夫们给其定恶谥，以雪国家蒙受的耻辱。令尹子囊攻打吴国回来，临死时仍不忘战事，对继承者子庚谆谆交代保卫楚国在郢筑城之事（《左传》襄公十四年）。秦国穆公“修德行武”，“西霸戎翟”（《史记·秦本纪》），其后的康公、景公、厉共公均是屡建战功之君。吴、越之君更是“皆好勇”（《汉书·地理志》），吴王自寿梦至夫差，越君自允常至句践，都是能征惯战的君主，由于他们的战功卓著，才使吴、越先后北上中原称霸。

春秋尚武之风由上至下，已成为各国的风气。齐国“地广民众，兵强士勇”（《史记·张仪列传》）。“秦晋之兵，弯弓而带剑，驰上下，咄嗟叱坚”（苏辙：《蜀论》），“秦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朱子·诗传》）。吴、越之民“好用剑，轻死易发”（《汉书·地理志》）。

由于民间尚武之风盛行，也就产生了不少“轻死”、“重义”的侠义之士。吴有专诸、要离等死士。专诸感恩于吴公子光，不畏死，在鱼腹中置匕首，献食时刺杀王僚，并以身殉。要离为了吴王，不惜“执妻子焚之而扬其灰”，以取信于叛吴的王子庆忌，最后刺死庆忌，自己“伏剑而死”（《吕氏春秋·至忠》）。晋有程婴和公孙杵，为了掩护赵氏孤儿，先后以身相殉，成为一代忠烈的楷模。鲁有义士曹沫，为了报答鲁庄公的信任，在齐鲁会盟时，手执匕首劫持齐桓公，使其尽归侵鲁之地（《史记·刺客列传》）。齐有勇士庆舍，宁死不屈，与敌人同归于尽（《左传》襄公二十八年）。春秋时刺客勇士们大义凛然的行为，开创了中国古代侠义之士不畏死、重义气的传统，成为以后历代侠义之士的榜样，对中华民族高尚的献身精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于尚武精神的弥漫，各国君臣均酷爱武器，不仅生时习用，死后也往往以武器装备作为自己重要的随葬品。据考古发掘，春秋各国武器在随葬器物中均占可观的比例。如河南淅川下寺楚墓区内5座大墓共出土兵器129件，车马器（多为战车构件）347件，占随葬青铜器皿总数755件的63％³²。又如山西太原金胜村251号晋国大墓，随葬青铜器皿共1690件，其中仅武器就有500余件，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³³。再如江苏丹徒北山顶吴国墓出土随葬器物470余件套，其中兵器28件，车马器364件套，约占出土总数的77％³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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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武器的精华“剑”的出现较晚，据目前所掌握的考古资料，青铜剑最早出现在商末周初，西周时已经流行，至“春秋官吏各得带剑”（《史记·秦本纪》正义）。剑成为贵族官吏等级的标志。《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载鲁国季武子赏赐邾国逃亡来的人“其小者衣裳剑带”，连最低级的随从也赏给佩剑，说明中原士大夫带剑是当时的风尚。相对来说秦国此风流行较晚，到战国时“简公六年，令吏初带剑”（《史记·秦本纪》）。剑的广泛使用，促使春秋时铸剑业特别得到发展，尤其是吴、越两国，成为其时名剑的产地。《考工记》：“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战国策·赵策》：“夫吴干之剑，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匝，薄之柱上而击之则折为三，质之石上而击之则碎为百。”《左传》、《国语》、《战国策》、《荀子》、《吴越春秋》、《越绝书》所记的吴、越名剑有鱼肠、屡镂、湛卢、盘郢、钜阙、辟闾、步光、扁诸等。有名的铸剑者有欧冶子、干将、莫邪。有名的剑师有越女、袁公。因吴、越之剑精良，便成为各国统治者的珍藏、随葬之物，至今考古出土了吴王光剑、吴王夫差剑、越王句践剑、吴太子“姑发间反”剑及传世的吴王元剑、攻太子故发剑、吴季子之剑等二十把之多，成为春秋尚武精神的文物标志。

春秋的尚武精神来源于教育制度中，这是继承了夏商周的教学传统，当时的学校就是军训的基地，“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序者，射也”（《孟子·滕文公》）。《礼记·王制》：“耆老皆朝于庠；元日，习射上功。”《静》铭：“王令静（司）射学宫”。可见学校是习射的场所，“校”相当于后来的“校场”。从教学内容来看，“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周礼·司徒·保氏》）。这“六艺”中不仅“射”（射箭）和“驭”（驾车田猎）两项属于军训，“礼”中的“大射”、“乡射”（《仪礼》），“乐”中的《驺虞》、《貍首》等（《礼记·射义》）也都与射箭有关。由此可知春秋及其以前的教学内容以尚武为主线，所以培训出来的都是武士，并不是后来的文士³⁵。

此外，在日常生活乃至娱乐活动中也贯穿军事性质的比赛，如上文所述的乡射礼，就是乡饮酒礼后举行射箭比赛，人们以中“鹄”（箭靶）多为光荣。《诗经·齐风·猗嗟》就是专门赞美鲁庄公威仪善射的诗，说其“射则必中”。

总之，春秋尚武、轻死、重义的风俗是这一时代的重要精神，到战国时更加发扬光大，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的时代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