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交往礼仪与敬老习俗-《春秋史》

西周时代民间十分重视相互交往，交往中有一定的礼仪或礼节，常见的如乡饮酒礼、乡射礼、相见礼、迎送礼、敬老和尊师礼等。春秋时继续保持这方面的习俗。

（一） 乡饮酒礼和乡射礼

乡饮酒礼是乡大夫饮宾之礼，也是百姓聚合交往的礼仪。孔子说：“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礼记·乡饮酒义》），也就是说乡饮酒礼是推行王者教化的礼仪。他又说：“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论语·乡党》），说明在乡饮酒礼中必须贯串敬老尊贤的宗旨。

根据《礼记·乡饮酒义》所载，其仪式过程大致是这样的：主人（乡大夫）亲自邀请宾（主宾）和介（陪客），众宾客跟从主宾到主人门外，主人在乡学门外拜迎宾客，宾客进门，作揖三次后到达阶前，彼此推让三次而后登阶，宾客先上台阶登堂。彼此揖让入席，宾南向坐，介东向坐，主人西向坐。先洗手、洗杯，主人斟酒献与宾客叫“献”，劝宾饮酒叫“酬”。第一次劝酒叫“旅酬”，以后劝酒叫“无算爵”。宾客在席上将主人献上的酱和酒祭神，然后饮酒。献酒、饮酒后，乐工走上台阶，登堂歌唱三首诗，主人向乐正献酒；吹笙的人进来吹三遍，主人又敬酒；唱与吹的人又轮流唱、吹三首，然后一吹一唱合演各三首。乐工退下，主人的属下举杯，表示众人可以喝酒了，于是司正监察饮酒的仪法。宾客饮酒后劝主人饮，叫“酢”，主人又劝介饮，介又劝众宾饮，按年龄大小顺序饮酒。宾客和主人不断相互谦让着敬酒、饮酒，不计爵数。宴饮结束，让老人先走，主人依照礼节拜送客人出门。

《诗经·小雅》中的《鹿鸣》、《鱼丽》、《南有嘉鱼》、《南山有台》、《菁菁者莪》和《国风》中的《草虫》、《摽有梅》、《相鼠》、《载驰》、《缁衣》、《蟋蟀》等诗歌，在春秋时大夫的宴会上常被采用，由此可推测民间的乡饮酒礼中也同样采用。

乡射礼是乡饮酒礼之后进行射箭比赛的礼仪，其内容与本章第二节贵族飨燕的射礼同，这里不再复述。

（二） 相见礼和迎送礼

西周士人初次相见，尤其是拜见尊长，要有介（介绍人）作介绍，并行贽礼，即送见面礼物。不同等级送不同的礼物，究竟送什么其说不一。有的说：士冬天用雉，夏有（干雉），下大夫用雁，上大夫用羔，诸侯用圭，天子用鬯（《仪礼·士相见礼》等）。有的说：诸侯用皮帛，卿用羔，大夫用雁，士用雉，庶人用鸭，工商用鸡（《周礼·春官·大宗伯》），妇女用椇、榛、脯、脩、枣、栗（《礼记·曲礼》）。至春秋时有了变化。《左传》庄公二十四年：“秋，哀姜至，公使宗妇觌（见），用币，非礼也。御孙曰：‘男贽，大者玉帛，小者禽鸟，以章物也。女贽，不过榛、栗、枣、脩。今男女同贽，是无别也。男女之别，国之大节也；而由夫人乱之，无乃不可乎?’”²⁷这说明原来贽礼的物品是不同等级的标志，现在混乱了，连妇女见面也送玉帛，用了过去诸侯的见面礼物。

接受贽要互相揖让，一次揖让后接受叫“礼辞”，两次揖让后接受叫“固辞”，三次（多次）揖让后接受叫“终辞”。士、大夫送见面礼后，主人要还贽给宾，臣下拜见国君，则不还贽。

在相见礼中必有迎送，凡主人的地位、名望、年龄相等或低于宾客的要在大门外迎接，主人高于宾客的在门内相迎，送客也一样。国君对臣下不行迎送礼，对外宾或亲自迎送，或派大臣迎送，视情况而定。凡是跟客人一同进门，每到一门口都得让客人先过去。迎客入门后，客从左边进入，主从右边进入。臣下拜见君主则从门右进入。在进入大门之前或上阶之前，相互都要“揖让”，所谓“三揖”、“三让”，不一定是三次，而是多次。上阶时，宾客由庭西上西阶而升堂，主人由庭东上阼阶而升堂。尊长的客人上堂要在先，主人在后，否则主人先登，客人跟着，一级一级地走上去。送客时也是按此次序下，并相互揖让。

（三） 敬老和尊师礼仪

敬重老年人是古代的传统。《礼记·王制》：“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飨礼，殷人以食礼，周人修而兼用之。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前述“乡饮酒礼”就是一种敬老尊贤的礼仪，规定六十岁的人坐，五十岁的人站着侍奉并听候差遣。六十岁的人有菜三豆，七十岁的四豆，八十岁的五豆，九十岁的六豆。此外，在三年“大比”（考核乡吏、选贤择能）、大夫宴饮贤者、州长会民众习射、党正进行腊祭时，都要特别招待老人饮酒，以示敬老。

尊师也是重要的风俗。西周时郊有“辟雍”（大学），诸侯国有“泮宫”（大学），乡设“庠”，里设“序”。至春秋时更出现了乡校，“郑人游于乡校”（《左传》僖公三十一年）。各级学校中的“师”原是文武兼备的官，以“六艺”（礼、乐、射、驭、书、数）教育学生。对于学校中的老师特别尊敬，每年2月天子率公卿亲自参加开学典礼。典礼结束后，就在学校里举行敬老尊师的礼仪。学生入学要行“释菜”之礼，就是用蘩等菜来敬老师，还要向老师行“束脩”之礼，即送给老师十条干肉作为见面礼。孔子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也就是说只要行了束脩之礼的学生，孔子没有不教诲的，可见孔子也是接受学生的见面礼物的。

（四） “孝”的提倡

家庭中下一代对上一代要尊敬，子女对父应尽“孝”道，已是西周的风俗。《诗经·大雅·下武》就强调“永言孝思，孝思准则”，要人们将孝作为行为准则，一刻也不离开孝行。《诗经·大雅·既醉》说：“孝子不匮，永锡尔类”，歌颂孝子的诚意无穷无尽。说明西周对“孝”的重视和提倡。

到春秋时代更加提倡“孝”。《左传》隐公元年记述了郑庄公表彰颍考叔尽孝之事。共叔段与其兄郑庄公争权，结果失败逃跑，庄公将支持共叔段的母亲武姜安置在城颍，发誓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不久庄公后悔，但又不能毁誓去见其母。颍考叔听到这件事后，就借献物去见郑庄公。庄公赏赐他吃饭，他将肉放在一边不吃，庄公问他为什么，他说：“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郑庄公感慨地说：“尔有世遗，繄我独无！”颍考叔问，郑庄公说出了自己的心事。颍考叔就给庄公出了个主意，让他掘个隧道，见到泉水，在隧道中与母亲相见。郑庄公照此而办，母子得到相会，恢复了从前的关系。当时“君子”评论说：“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竭尽），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这样颍考叔就成为春秋时代“孝子”的典范。

到了春秋后期，“孝”的礼仪和理论开始升华，孔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将“孝”看作治国、做人和“仁”的根本原则。孔子又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还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并提出“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论语·阳货》）。他的学生曾参也说：“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礼记·祭义》）根据这些立论，所谓孝道也就是说，作为子女要遵循一整套礼仪来敬重父母，父母在世时要竭尽全力侍奉父母，以父亲定的规矩去说和做，父母去世后依礼安葬并守孝三年，以后还要终身祭祀，子孙也要继续祭祀，以表示对父母的永远尊敬和缅怀，还要努力造就自己，最终达到光宗耀祖的目的。

虽然春秋时代“孝”道开始理论化，但对“孝”的理解还不很一致。《论语》中孔子回答什么是“孝”，就有不同的说法。孟懿子问孝，孔子回答说：“无违”；孟武伯问孝，孔子回答说：“父母，唯其疾之忧”；子游问孝，孔子回答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夏问孝，孔子回答说：“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孔子对“孝”的不同说法，是回答不同的对象，从不同的角度谈的，说明当时还没有形成全面系统的“孝”道的伦理，但是经孔子及其弟子们对“孝”的大力阐述，奠定了后来儒家《孝经》理论的基础。

二、 衣、食、住、行的礼节和习俗

（一） 饮食礼节和习俗

饮食是人们生活的主要方面，中国历来对饮食十分重视，至西周时已基本形成一整套饮食礼仪和习俗，烹饪的技术和理论也初具体系，春秋时基本保持并发展了西周的传统，为以后秦汉大统一后的饮食文化奠定了基础。

春秋时的主食是“禾”（小米）、麦、“秬”（黄米）、稻米和“菽”（大豆）等。副食方面，荤菜有马、牛、羊、猪、犬、兔、鸡、鸭、鱼肉等，素菜有韭菜、蔓菁、萝卜、苦菜、荠菜、葫芦、苦瓜等，还有桃、李、杏、栗、枣、菱等瓜果。饮料主要是酒，分“澄”（清酒）、“醴”（糯米甜酒）、“鬯”（香酒）等种类。

宴饮入席坐次的礼仪已见前乡饮酒礼。此外尚有以下习俗：“席不正，不坐”（《论语·乡党》），入席后要坐得端正。用饭时，饭要放在左面，汤要放在右面。饮食过程中“食不语”（《论语·乡党》），不能讲话，不可扬饭（扬挥饭中热气）、摶饭（抓取饭食）、放饭（大口吞食）、流（大口喝酒或喝汤而从口中流出）、啮骨（啃咬骨头）。吃饭不能吃得过饱。

西周时烹调技术已相当进步，见于《礼记·内则》的就有如下方法：（1）淳熬：将煎肉酱放在米饭上，再浇以油脂；（2）淳母：用煎肉酱加于黍米饭上，再浇以油脂；（3）烧烤：烧烤煎炖乳猪或羊羔；（4）珍：烩扒牛和羊、鹿等里脊；（5）渍：香酒腌渍牛肉；（6）为熬：烘烤牛、羊、鹿等肉脯；（7）糁：牛、羊、猪肉三鲜煎饼；（8）肝：烤网油狗肝。以上合称“八珍”。

春秋时因地方经济发展，出现了具有地方风味的饮食。北方以小米为主食，肉食菜肴以西周“八珍”为核心。孔子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论语·乡党》），就是北方的风格。南方的楚和吴、越则以大米、小麦为主食，以鱼鳖为主要副食。《左传》宣公四年记载了楚国进献鼋给郑灵公吃。《吴越春秋》中记载伍子胥逃亡途中在楚国吃了渔夫供给的麦饭和鲍鱼羹，吃了吴国寡妇的米饭和盎浆。同书又记载专诸为了刺杀王僚，特意“从太湖学炙鱼，三月得其味”，后以炙鱼中置匕首刺死了王僚。这些史料说明，在南方无论贵族还是百姓主要食鱼、米。由此可见，春秋时南北方的饮食传统已经不同。

西周以来饮食上的等级差别很明显。《礼记·王制》记：“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国语·楚语》也说：“国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馈，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鱼炙之荐，笾豆、脯醢则上下共食之。”宴会时的筵席则“天子之席五重，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礼记·礼品》）。贵族和庶民之间差距很大，只有贵族才能常吃肉，所以称贵族为“肉食者”（《左传》庄公十年）。贵族不仅常吃肉，还吃名贵的珍馐，楚成王临死之前还要吃熊掌（《左传》文公元年），晋灵公因熊掌不熟而杀了宰夫（《左传》宣公二年），鲁大夫文伯专门请人吃甲鱼宴（《国语·鲁语》）。与此相反，平民除了老人有肉吃外，一般只能吃素，连孔子的弟子颜回也只用一个竹箪吃饭，一个瓢喝水（《论语·雍也》）。《诗经·魏风·伐檀》写了劳动者诅咒贵族们不劳而获，庭中挂满了野味，而《硕鼠》则诅咒硕鼠吃他们的黍、麦、禾，说明劳动者只吃粮食，没有肉食吃。不仅如此，有的庶民连饭也吃不饱。如《左传》宣公二年记述了这样的事实：晋国大臣赵盾到首山去打猎，看见灵辄饿得很厉害，问他有什么病，灵辄说：“不食三日矣。”赵盾给他食物，他留下一半，问他为什么，他说：“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请以遗之。”赵盾可怜他，让他将饭吃完，再给他一筐饭和肉，让其带回去。由此可见贫民真是食不果腹。

春秋时代贵族不仅对烹调十分讲究，而且已对饮食卫生相当注意。孔子说：“食而，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论语·乡党》）即不能吃陈粮、不新鲜的鱼肉和蔬菜、变色和变味的食物；吃肉和酒要有限度；不吃市场上买来的酒和熟肉；每餐必须要有姜。当时，人们已懂得保存食物的方法，《诗经·豳风·七月》记述了每年十二月凿冰，正月藏物于冰窖的习惯。《礼记·内则》、《仪礼·有司彻》还记述了人们将肉烘干制成脯，有的加香料制成腶脩，以便储存的情况。据近几年考古发现，湖北江陵楚国纪南城和河南新郑郑韩故城遗址中都有作冷藏用的地下井建筑，反映此时人们已掌握了自然冷藏的建筑技术。

（二） 服饰习俗

春秋时代中原华夏族的基本外穿服装为上衣、下裳（裙）,《诗经·邶风·绿衣》：“绿兮衣兮，绿衣黄裳”，这是对当时服装的描写。另外，当时流行一种衣和裳相连的“深衣”（类似现在的连衣裙），衣裳中间有丝带相束，“淑人君子，其带伊丝”（《诗经·曹风·鸤鸠》）。《左传》襄公二十一年鲁国季武子赏赐邾国逃亡来的人“其小者衣裳剑带”，连最低级的随从也赏赐衣裳剑带，说明春秋时一般士人穿衣裳束带佩剑是常服。

当时人们内穿的短衣叫“襦”，《穀梁传》宣公九年：“或衣其衣，或衷其襦，以相戏于朝”，表明“襦”是贴身穿的内衣。下体穿袴，又称“褰”（不缝裆的裤）和“裈”（有裆的裤）。足穿屦（一层底，用葛、麻、革、丝制作），《仪礼·士冠礼》：“夏葛屦，冬皮屦。”裹足用“袜”或“韈”（用布帛、熟皮制作）。《左传》哀公二十五年：“（卫侯）与诸大夫饮酒焉，诸师事子袜而登席。”

山西长子县7号东周墓漆木俑服装图

外穿的还有长衣称“衫”，长衣内填充乱麻和丝绵的叫“袍”，这是冬时穿的服装。《诗经·秦风·无衣》：“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论语·子罕》：“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www.xing528.com)

男子头部一般都是束发，成年戴冠，女子是束发外加装饰。

春秋时贵族服饰繁复，等级严格。《左传》桓公二年对贵族的礼服装饰作了概括的叙述：“衮、冕、黻（韨）、珽，带、裳、幅、舄，衡、、纮、，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厉、游、缨，昭其数也。火、龙、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

贵族以象骨制的“揥”固定发髻，上罩以“冠”，用玉簪“衡”横穿发髻固定。祭祀用的礼冠称“冕”，冕分“衮冕”、“冕”、“毳冕”、“希冕”、“玄冕”多种。“衮冕”是天子、诸侯祭祀的礼冠。冕分两个部分，罩于头上者为“卷”，亦称“武”，覆于“卷”上的盖板叫“”，“”前后各下垂若干旒，天子、诸侯为十二旒，每旒悬五色玉十二粒，冕用丝绳“纮”系于颐颚下，用丝绳“”下垂玉“瑱”于两耳旁。贵族的礼服是用丝和细麻制作的，衣服上绘有彩画或织有文绣，其花纹为日、月、星、龙、火、山、华、虫，还有黑白相

间的斧形图案“黼”，黑青色相间的亞形花纹“黻”。一般上衣为玄色，下裳为黄色，衣裳中间束丝织的“大带”和革制的带“鞶”，革带拴垂“玦”、“厉”等饰物，还佩有藻（玉器垫子）、率（佩巾）、“鞞”（刀鞘）、“鞛”（刀饰）。礼服前有皮革制的蔽膝“韨”，又称“”。腿上缠着布“幅”，脚上穿“舄”（皮、木两层底的鞋）。贵族女子的头饰除“揥”、“瑱”外，还有“副”（编发作假髻）、“六珈”（加于头上的六种玉饰）等。《诗经·鄘风·君子偕老》形容卫宣公夫人的头饰

绵袍

绵袍

衣

为“玉之瑱也，象之揥也”，“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反映贵族女子头饰的复杂、华丽，装饰起来如山一样稳重，如河一样宽广。贵族冬天穿皮衣，用狐、羊、鹿、熊等皮制成。《诗经·邶风·旄丘》：“狐裘蒙戎。”《诗经·桧风·羔裘》：“羔裘逍遥，狐裘以朝。”

裳和袴

楚冠三种

贵族的服饰颜色和搭配相当讲究，不能随便穿戴。《论语·乡党》引用孔子的话说：君子不用深青透红或黑中透红的布镶边，不用红色或紫色的布做平常在家穿的衣服。夏天穿粗的或细的麻布单衣，但一定要套在外面。黑色的羔羊皮袍，配黑色的罩衣。白色的鹿皮袍，配白色的罩衣。黄色的狐皮袍，配黄色的罩衣。平常在家穿的皮袍做得长一些，右边的袖子短一点。一定要有睡衣，要有一身半长，用毛长的狐、貉皮做坐垫。服丧期满脱下丧服以后，便佩戴上各式各样的装饰品。如果不是礼服，一定要加以剪裁。不穿着黑色的羔羊皮袍和戴着黑色的礼帽去吊丧。每月初一，一定要穿着礼服去朝拜君主。斋戒时，一定要穿布做的洗澡用的明衣。

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中断发纹身像杖镦

平民所穿的用粗毛和粗麻制的衣叫“褐”，最贫贱者甚至“无衣无褐”（《诗经·幽风·七月》）。雨天外出劳动，头戴竹制的“笠”，身穿草制的“蓑”，脚着草屦或木屐。

春秋时各国服饰虽然大体相同，但已有地方特色和民族差别。如齐人好穿黑衣，“晏子衣缁布之衣，麋鹿之裘”（《晏子春秋·内篇杂下》）。“有妇人出于室者，发斑白，衣缁布布衣，而无里裘”（《晏子春秋·外篇》）。有时齐妇女喜欢穿男装，据说齐灵公喜欢宫中女子穿男装，于是国都中的女子都跟着穿男服，灵公派人去禁止，被撕坏的衣服、剪断的衣带到处皆是，仍禁不住，晏婴就劝灵公在宫内先禁止女穿男装，国都中的妇女就不再穿男服了（《晏子春秋·内篇杂下》）。齐景公喜欢奇装异服，有时戴巨冠穿长衣，“为巨冠长衣”（《晏子春秋·内篇谏下》），“大冠若箕”（《战国策·齐策》）；有时穿五颜六色的衣裳，腰带镶玉石，帽子系着丝带，头发披散；有时穿用黄金做带，白银、珍珠、美玉装饰的大鞋子（《晏子春秋·内谏下》）。这一方面说明齐国贵族衣饰的奢侈，另一方面也说明齐地因纺织业发展，其服饰变化较多。又如楚国爱戴“南冠”，《左传》成公九年：“南冠而絷者。”南冠又称“獬冠”。除楚国外，陈国也戴此冠，“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南冠以如夏氏”（《国语·周语中》）。再如东南方的吴人，其服饰有更大的差别，《左传》哀公七年：吴人“断发文身，裸以为饰”，“以椎髻为俗”（《吴越春秋·寿梦传》）。近年在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出土的青铜鸠杖镦下的人像，其脑后盘有双髻，中间有发辫，应为“椎髻”之像。悬鼓环上五个跪坐像为裸体、髡顶，前有短发，散披于额前和耳上，脑后有双髻，中有发辫，脑部、背部、臀部、股部皆有图案花纹，这可能是吴人“断发文身，裸以为饰”的具体形象²⁸。

春秋时西北方的戎狄与华夏族的“束发右衽”服饰完全不同，他们是“被发、左衽”，《论语·宪问》记孔子之语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载：“初，平王之东迁也，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礼记·王制》也载：“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有的学者考证认为：“被发左衽”与现在西北地区的保安族、藏族妇女的服装相似²⁹。

（三） 居住习俗

春秋时房屋建筑均是夯土墙，在夯土分基上竖立抬梁式木架结构，屋顶普遍盖瓦。贵族宫室的房间较多，往往采用奇数。据《左传》、《仪礼》等文献记载，贵族的住房分为两种，一为“路寝”，一为“小寝”，又有“高寝”。住房布局往往是前为“堂”，后为“室”，堂左右为“厢”，室左右为房。堂前后各有露天的“庭”，庭中植树，周围有廊，廊中建有房室的称“庑”。室有“牖”（窗户）、“门”（双扇）、“户”（单扇）。屋外有檐，有大门。堂下有两阶，东为“阼阶”，西为“突阶”，分别为主人和客人上堂之用。

春秋各国的宫室普遍建造台榭，用以游乐、藏宝，也作军事、观象之用。《国语·楚语》：“楚灵王为章华之台。”《吴越春秋·句践阴谋外传》：吴王夫差“起姑苏之台”。《晏子春秋·内谏下》：齐景公筑路寝台。《韩诗外传》：“晋平公作藏宝之台。”《春秋》庄公三十一年：鲁庄公分别在郎、薛、秦筑台。当时各国台的名称繁多，齐有坛台、匏居台、五仞台、钓台、层台、五乐台、九重台、章华台等。楚的章华台是春秋时“天下第一台”，施工长达七年，“台高十丈，基广十五丈”（《水经注·沔水》），“阙为石廓，陂汉，以象帝舜”（《国语·吴语》）。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结合分析来看，这些台榭都是建在高大的夯土台上，以阶梯形土台为核心，逐层建筑木构房屋，借助土台，将聚合的单层房屋形成类似多层的大型建筑群。前发现的春秋建筑遗址都十分巨大，如山西侯马牛村古城的晋国都城宫室建筑基址，平面呈正方形，每边52米，高出地面6．5米。平望村古城的夯土台基分为上下三级，第一级长宽各75米，略高于地面；第二级高出地面4米；第三级东西长45米，南北宽35米，总高8．5米。又如湖北潜江龙湾遗址，东西长2000米，南北宽约1000米，在遗址东南部已发现台基十余个，在其中之一的放鹰台基上发现宫殿基础一座。这是目前已发掘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东周王宫遗址。有的学者认为此即是楚国著名的章华台遗址。

贵族的宫室台榭装饰华丽，穷奢极侈。鲁国公室“丹桓宫之楹”，“刻其桷”（《左传》庄公二十三、四年）。甚至一般士大夫的居室也十分豪华，齐国管仲“镂簋朱红，山节藻棁”（《礼记·礼器》）。“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棁”（《论语·公冶长》），朱熹注：“臧文仲，鲁大夫臧孙氏，名辰。居，犹藏也。蔡，大龟也。节，柱头枓栱也。藻，水草名。棁，梁上短柱也。”卿大夫不仅自己居室豪华，甚至给占卜用的大乌龟盖房子，房子的枓栱雕成山形，短柱上也画着水草。晋国也是如此，灵公“厚敛以雕墙”（《左传》宣公二年）；平公建“铜鞮之宫数里”（《左传》襄公三十一年）。齐景公更是“筑室于曲潢之上，高三仞，横木龙蛇，立木鸟兽”，“穷台榭之高，极池之深而不止，务于刻镂之巧，文章之观而不厌”（《晏子春秋·内谏下》）。《楚辞·招魂》对楚国的宫殿作了描写：“高堂邃宇，槛层轩些，层台累榭，临高山些。”楚纪南城出土了五件制作精细的错铺首（纽座）衔环式铜门环，季家湖“楚城”也发现了建筑物构件端部的铜质部件，说明楚宫室建筑往往以金属来装饰。

与贵族宫榭的华丽奢侈相反，一般百姓的居处非常简陋。一般国人居于闾里，野人居于棘围，以荆棘为门，“筚门闺窦”（柴门小户）（《左传》襄公十年）。孔子的弟子颜回也居住在“陋巷”（《论语·雍也》）。在山西侯马牛村古城晋国都城遗址中，发现一些竖穴式的长方形住房遗迹，其中小的地基只有2．2×1．5米，壁上抹有草泥，门内有台阶二级，可能是当时劳动者的陋室³⁰。

春秋时居室之内铺席和几筵（大席），有时设重席。人们席地而坐。做客或接待客人时，坐姿为两膝着地，两脚背朝下，臀部压在脚后跟上。客人到达时，主人请客人入席，经揖让后，客人入席就坐，主宾间相隔丈余距离。在平时坐的姿势为“居”，即蹲踞，脚板着地，两膝耸起，臀部向下不贴地。《论语·乡党》说：“寝不尸，居不容”，就是说睡觉时不能像死尸一样挺着，平时也不像做客或接待客人时那样坐着。

春秋时一般人就睡在居室席上，但贵族睡觉用床，如齐襄公时发生叛乱，叛者攻入宫中，“杀孟阳于床”（《左传》庄公八年）。又如楚令尹薳子冯“方暑，阙地，下冰而床焉”，反映出楚贵族生活的奢侈，夏天竟睡在地室中下面铺冰的床上。再如晋贵族赵文子所说的“床笫之言不踰阀”（《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这句成语的出现，反映了当时的上层社会中普遍以床作睡具。

（四） 交通习俗

春秋时代人们行走和乘车马行驶的道路都是夯筑的土路，统称“道路”，《左传》成公十二年：“道路无壅。”四通八达的大路称为“逵路”，《左传》宣公十二年：“至于逵路。”一般大路两旁植有树。

当时的交通运输，在陆上除了人力担、背外，就是用牛车、马车，所谓“服牛”、“乘马”，“负、任、担、荷、服牛、轺马，以周四方”（《国语·齐语》）。也有人力挽的车，“以乘车辇其母”（《左传》庄公十二年）。还有肩舆，即轿子。

河南固始侯古堆１号墓出土的屋顶式（ 复原） 肩舆

1978年河南固始侯古堆吴国句敖夫人墓出土了三乘漆木质肩舆，分屋顶形、伞顶形两式，全舆由底座、立柱、栏杆、顶盖、舆杆、抬杠等组成，系竹、木构成，底盘长134厘米，宽94厘米，通高123厘米，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代步工具。水上的交通工具为舟船。《左传》僖公三年：“齐侯与蔡姬乘舟于囿。”《吴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传》：“至江，江中有渔父乘船从下方泝水而上。”为了沟通道路，西周初已出现了架在河上的桥，据《诗经·大雅·大明》载，周文王娶亲时“亲迎于渭，造舟为梁”，说明其时已在河上架设浮桥。至春秋时已有固定的桥，《史记·刺客列传》记载晋国知伯的亲臣豫为了刺杀赵襄子，“伏于所当过之桥下”，这桥可能是固定的木桥。

春秋时，邮递制度已具备，称为“传”或“驲”。《左传》文公十六年：“楚子乘驲，会师于临品。”成公五年：“晋侯以传召伯宗。”昭公五年：“楚子以驲至于罗汭。”哀公二十一年：“群臣将传递以告寡君。”昭公五年杜预注：“驲，传车也。”由此可见“传”或“驲”就是中国早期的驿车，用以传递信息。

古代贵族外出均要乘马车，一般不步行。孔子的弟子颜渊死，其父颜路请求孔子卖掉车子，给颜渊买个外椁下葬，孔子不肯，并说：“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论语·先进》）也就是说当过大夫以后不可以再步行外出了。正因为车子是贵族必备的交通工具，所以文献中对车子的描述较多而且详细。据西周和春秋的文献记载，当时的马车一般以四匹马驾车，《诗经·小雅·采薇》：“四牡业业”，《诗经·大雅·烝民》：“四牡彭彭”。也有双马或三马御车的。《左传》哀公十七年：“大子请使良夫。良夫乘衷甸两牡。”《诗经·小雅·采菽》：“载骖载驷。”骖为三匹马，车两旁的马也叫“骖”。通常打仗时以四匹马驾车，所以“驷”或“一乘”均指四匹马。这个时期车的结构已很复杂，名称繁多。车与马相联的纵木叫“辕”，当时都为单辕，辕又称“辀”。辕前端拴牲口的横木叫“轭”或“衡”。轭和辕相连的销子叫“”，小车上的叫“”，轭卡在马颈上的弯曲部分叫“”。车厢称“舆”，舆两旁的木板或栏杆叫“”，前面的横木叫“轼”。在行车途中向人致礼要扶轼低头，这也叫“轼”。舆后面的横板或栏杆叫“轸”。车上供上车拉手用的绳子叫“绥”。车轮的辐条一般为三十根，轮中心的有孔圆木叫“毂”，以穿轴，轴露在毂外的叫“”。舆和轴相连的部件叫“伏免”或“”。舆上用木立车盖，形似大伞。当时驾车是站着的，所以叫“立乘”，站在轼后，用马辔（缰绳）驾驭马匹。一车往往三人，尊者在左，御者在中，另一个在车右。这时的车子因用途不同而有不同名称：“栈车”是轻便车；“辎车”是载物或寝卧的车；“温车”是卧车，上有帷幔，设可开闭的窗；“安车”是小车；“传车”是轻快的传递用车。

春秋时代各国的水上交通已有相当的发展，由于南方水道交错，吴、越等国“以船为车，以楫为马”（《越绝书》），舟成为主要的交通工具。当时舟的种类较多，有原始的独木舟和竹木筏，江苏武进淹城春秋遗址先后出土了四条独木舟，大的长11米，宽0．9米，深0．45米³¹。《国语·齐语》：“方舟设泭，乘桴济河”，其中的“泭”和“桴”即竹筏或木筏。也有木板造的船，《诗经·邶风·柏舟》：“汎彼柏舟，亦汎其流。”柏舟就是柏木造的船。同诗《二子乘舟》：“二子乘舟，汎汎其景”，描写哥俩乘着木船，流向遥远的地方。

春秋时无论乘车还是步行，都有一定的规矩和礼节。乘车时，一定要先直立站好，然后拉着挽手上车；在车上不回头看，不很快地说话，不用手指划（《论语·乡党》）。当时步行分为：慢行叫“步”，快走叫“趋”，跑行叫“走”。对尊长者表示恭敬，就要“趋行”。《论语·乡党》描写孔子接待宾客的举动说：“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襜如也，趋进，翼如也。”走路要快步向前，姿态像鸟儿展翅一样，这就是“趋行”的要求。《乡党》又描述孔子参加诸侯的会见时走路“足蹜蹜，如有循”，即两脚要沿一直线走小步子才符合礼节。《论语·季氏》也记载了孔鲤两次“趋庭而过”，以回答其父的询问。在鄢陵之战中，晋将领遇上楚国君，立即跳下战车，脱去头盔，快步行走，行“趋行”礼（《左传》成公十六年）。看来“趋行”在习俗中是常见的，甚至战场上相见都不忘这种礼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