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魂观念与宗庙祭祀的转变：春秋史完整解析

夏商以来相信鬼魂的观念和对祖灵的崇拜在思想领域内占绝对的统治地位。至春秋时代，虽然人们依旧虔信鬼魂的存在，对祖灵也十分崇拜，但由于经济、政治时势的变化，在一些士大夫思想中开始出现不很崇信鬼神的观点，贵族的祖灵崇拜和宗庙祭祀也打破了以往的礼仪规格，呈现出“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

春秋时人们普遍崇信鬼神，相信人死了以后会变为鬼魂，如不加以安抚和祭祀，会对活着的人产生危害。据说公元前535年郑国在过去政变中被杀的原执政伯有的鬼魂作祟，郑人相互惊扰，有人喊“伯有至矣”，大家都奔逃，有人还梦见伯有说要报复杀他的仇人驷带和公孙段，两人果然先后死去，更造成郑人的恐慌。子产立伯有之子良止等人为大夫来安抚伯有的灵魂，才使闹鬼之事平息下来。子太叔问这样做的原因，子产说：“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吾为立归也。”后来子产到晋国去，赵景子问他这事说：“伯有犹能为鬼乎?”子产说：“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匹夫匹妇强死，其魂魄犹能冯依于人，以为淫厉，况良霄（伯有），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孙，子耳之子，敝邑之卿，从政三世矣。郑虽无腆，抑谚曰‘蕞尔国’，而三世执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冯厚矣，而强死，能为鬼，不亦宜乎!”（《左传·昭公七年》）从郑国闹鬼之事和子产的言论可看出以下几点：首先，子产是春秋时代有名的卿大夫，他的思想在当时比较进步，曾提出“天道远，人道迩”的主张，但就是这样的人还是相信有鬼魂的，由此可说明当时人们思想中虔信鬼魂的观念仍占统治地位。其次，子产的言论是在哲学上对形神关系的初步探讨，也是代表了时人有关鬼魂的理论，人们相信魄和魂不同，魄是附在人的肉体上的，魂是附在人的阳气中的，人死后魂气归于天，魄归于地。第三，人不善终，死后要变为厉鬼作祟，必须加以慰抚才能平息。鬼魂作祟力量的大小与他生时的地位和衣食有密切关系，生时地位高，势力大，衣食精美，变为鬼后就力量强大，否则就相反。

虽然崇信鬼魂的思想在春秋时仍占统治地位，但春秋后期在少数士大夫中虔诚程度有所下降，甚至不完全相信鬼魂，如孔子等，详见思想节。

由于人们普遍相信鬼魂的存在，加之对血缘关系的重视，因此我国古代对祖先鬼魂的崇拜和祭祀特别盛行。传说中国的祭祖自有虞氏开始。《礼记·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与文献资料相对应，中国的祭祀起源也从考古方面得到证实。最近辽宁出土了五千年前的红山文化女神庙遗址，它是早期人们祭祀的遗迹，由此证明在原始社会后期中国就开始了庙祀。

中国的建庙制度，据说也从有虞氏始，一直到西周，天子设“五庙”，即考（父）庙、王考（祖父）庙、皇考（曾祖父）庙、显考（高祖父）庙、太祖（始祖）庙（太庙）⁹。西周中期作了改变，为了保持对周文王、武王的祭祀，改为“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礼记·王制》）。七庙的布局有固定的制度，始祖以下祖孙同列，父子异列，按昭穆分左右，太庙居中，左为三昭（武王世室、显考庙、王考庙），右为三穆（文王世室、皇考庙、考庙），中间为祭庭，形成对称的祖庙建置。诸侯在西周只能设五庙，除太祖以外只能祭父、祖父、曾祖父、高祖父四代，大夫祀父、祖父、太祖三庙，士祀一庙或二庙（父、太祖），庶人无庙¹⁰。

祭祀分“月祭”、“四时之祭”和“殷祭”等多种。“月祭”是在每月初一举行，又名“朝庙”。夏商时四时祭有不同名称，春夏秋冬四祭的名称分别为“礿”、“禘”、“尝”、“烝”，西周改春祭为“祠”，夏祭为“礿”（《礼记·王制》）。每五年和三年对宗庙的大祭（禘祭）和合祭（祫祭）通称“殷祭”。除了这些规定的祭祖外，凡是天子出征、巡狩、会盟等都要祭告太庙，并派遣祝史祭告其余的宗庙。返回时，又要祭告宗庙。

祭祀宗庙的祭品特别丰盛并净洁，祭祀的规格和祭者的身份等级有严格规定，不能错乱。周天子的祭品用“会”，相当于三个“太牢”（牛、羊、猪并用的祭馔）；诸侯用“太牢”；卿用“特牲”（一头牛）；大夫用“少牢”（羊、猪并用）；士用猪；庶民用鱼。

宗庙的建筑和祭祀的礼仪程序、服饰、旗帜、用具都很复杂讲究，等级分明，不能违背。据说为了表示节俭，太庙要用茅草盖顶，大辂用蒲席铺垫，祭祀的肉汁不放调料，主食不用精米。为了显示上下尊卑，从礼服、礼帽、蔽膝、大圭、大带、裙子、绑腿、鞋子、横簪、瑱绳到冠系都有不同等级，佩巾、刀鞘、刀饰、革带、带饰、飘带、马鞅都有不同的数量，服饰上的花纹颜色和所佩的铃鸾等声器都有差异（《左传》桓公二年）。因为礼仪繁复，祭仪要由精通礼仪的“相”来安排指挥。“相”即傧相，负责司仪和赞礼工作。卿大夫任相者称“大相”，土任赞礼者称“小相”。(www.xing528.com)

举行宗庙祭礼时，都有乐歌相伴。《诗经·周颂》中这类祭祖诗歌很多，《清庙》、《维天之命》为祭周文王的乐歌，《烈文》为诸侯助祭的乐歌，《昊天有成命》为祭祀成王的乐歌，《执竞》为祭祀武王的乐歌，等等。

西周只有嫡长子才有主祭宗族远祖和大宗（嫡长系统）祖先的资格和权利，其他后裔只能主持和参加小宗（非嫡长系统）祖先的祭祀。

春秋时代的宗庙祭祀仍沿袭西周的礼仪。《春秋》、《左传》中都有“禘”、“尝”、“烝”的记载。《春秋》：“闵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庄公。”“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庙，用致夫人。”《左传》襄公十六年：晋平公即位，“烝于曲沃”。二十八年：“齐尝于太公之庙。”

但是其祭祀的礼仪制度已不完全遵照西周，违反、僭越周礼的情况屡有发生。如鲁文公安葬其父僖公时没有及时制作神主，后祭祀僖公时，将其位升于前君主闵公（僖公兄）之上，违背了昭穆次序（《春秋》、《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文公二年）¹¹。又如鲁国季氏公然与国君同日祭祖，并用了天子、诸侯祭祖时的乐舞——万舞，将舞蹈者中的大多数拉到自己宗庙内去演出，使鲁昭公祭祖庙的舞蹈者仅剩两人（《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再如鲁国季氏的家臣阳虎想去掉“三桓”，取代孟孙氏，公然依次祷祭鲁国先公，在僖公庙举行禘祭，僭用了诸侯禘祭之礼（《左传》定公八年）。

祭祀宗庙的时间并不严格，按周礼四时常祭，秋祭为“尝”，冬祭为“烝”，但《春秋》桓公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同年“夏，五月，丁丑，烝。”《左传》襄公十六年：“春，葬晋悼公。平公即位……烝于曲沃。”《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十一月，乙亥，齐尝于太公之庙。”

公元前710年，宋殇公把缴获的郜国大鼎送给鲁国，鲁桓公将此大鼎放在本国太庙中供奉。此事遭到大臣们的反对，但鲁桓公不听劝阻，仍以贿赂之物祭奠祖先（《左传》桓公二年）。公元前614年，鲁国居然出现祭周公的太庙因年久失修而屋坏的情况（《春秋》文公十三年），这是诸侯中祖先崇拜衰落的反映。